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三）/金冲及

先讲山东战场的反“扫荡”斗争，这依然是斗争的主要内容。

根据武汉会战后经过调整的作战方针，日本侵略军在1939年9月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上将为总司令，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为参谋长。华北方面军是它所辖最大的战略集团。徐永昌在9月17日日记中已注意到中日战场上的这种变化，写道：“敌常以杂军换下精军置于后方，此殊可注意者。”⑦(⑦《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151页。)对山东影响更直接的是：“11月7日，日本陆军下达第十二军司令部编成的命令。”①(①《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95页。)它辖三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和骑兵集团主力，部署在山东全境和苏皖北部，司令部设在山东济南，很多年内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对手。

日本侵略军在山东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是1939年6月开始的。日方记载：“鲁南地区(胶济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山东省东南部地区)在徐州会战后，日本军未留驻兵力。”②(②《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271页。)山东纵队最初较多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国民党的石友三、沈鸿烈、于学忠等部也先后在这里驻军。日军在山东的“扫荡”首先从鲁南开始，接着向鲁西进攻。

他们尽力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拿鲁南来说，“占领了所有县城，逐步打通各县城的联系，并伙同汉奸，向山区侵入”。③(③梁必业：《一一五师在鲁南》，《忆沂蒙》(上)，第267页。)

日军这次“扫荡”的做法和以前有所不同。徐向前把它的特点概括为七条：“(一)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二)‘扫荡’是不平衡的；(三)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四)‘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五)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六)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七)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④(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3页。)

面对这些武器装备精良又十分狡猾的敌人，应该怎样应对？罗荣桓总结道：“当时，在军事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那就是搞分散游击战，还是搞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尤其在当时山东的主要山区已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掌握了，我处于敌顽夹击、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灵活的游击战。”⑤(⑤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3页。)

这些由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地方游击队等进行的战斗中，规模稍大的有苗山战斗、大郝家埋伏战、梁山伏击战、冶源战斗、五井战斗、泰山反“扫荡”战斗、总破袭战、孙祖战斗、白彦战斗、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不久，1939年5月11日，师机关和主力部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和中共鲁西区委等3000余人，被日伪军8000余人合围在方圆不足10公里的肥城县陆房山区。经过终日奋战，胜利突围。这次战斗，一一五师等部伤亡20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包括日军大佐联队长等50多名军官。这是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占领区第一次遭受这样大的打击。泰西区武专员在战后说：“陆房这一仗，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开了鲁西的局面，而且也鼓舞了老百姓的抗日信心，奠定了鲁西根据地的抗战基础。现在每天都有无数的小伙子要求参加八路军。”⑥(⑥张仁初：《陆房突围》，《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444页。)不过，这次战斗还是被动的突围，而不是主动的出击。

比陆房突围影响更大的，是这年8月由一一五师主动发起的梁山伏击战。

梁山就是《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在宋朝是一个面积很广的湖泊，以后湖水日益枯涸，成了一个盆地，中间只有不大的几个小丘。一一五师正在创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7月底，日军从津浦铁路线抽调第三十二师团一个大队和伪军一部共400余人出发，在8月1日渡过运河，向梁山方向进犯。一一五师特务营和骑兵连将日军诱人独山庄伏击圈，在此设伏的第三营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日伪军多次突围未成，激战到3日晨共歼日伪军4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长田敏江大佐以下300余人，俘日军13人，缴获炮3门、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150余支、战马50匹，创造了在兵力相当、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8月4日，日军调集5000余人、汽车100余辆、坦克30余辆分两路对运西地区进行“扫荡”，一一五师独立旅利用青纱帐同它周旋，日军处处扑空，又不断受到打击，只得在月底撤回。

罗荣桓对这个战例作了分析：“如梁山战斗，假若光看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几门炮，这只能说明在军事作战上的成绩。仅看到这一点还很不够，主要应该看到在当时大家对平原作战还缺乏经验，这次作战后增强了胜利信心，感到在平原和山地一样可以作战，消灭敌人。这样，就把某些战斗的战略意义突出出来了，军事斗争就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①(①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1页。)

正是采取了这种游击、破袭、麻雀战等手段，不断打击日伪军，是敌强我弱条件下最有效的克敌制胜的作战方式。徐向前总结道：“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几乎天天进行，不可胜数。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余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0000名，伪军25000余名，破坏公路12000里，铁路500余里，击落敌机3架，击毁兵舰1艘，汽艇7只，炸毁汽车86辆，火车头36个，列车车厢162节。这些胜利，充分显示了敌后游击战的强大威力，显示了我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一次次的新‘扫荡’均告破产。我军愈战愈强，在战术思想、指挥艺术、战斗作风、组织纪律性等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样，就为我们向更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6页。)

可以看出，日本侵略军对山东人民反抗斗争的“扫荡”和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民反“扫荡”斗争，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时在山东作战的黎玉等写道：“徐向前和朱瑞同志一进入山东，就遇上日寇对山东发动的第一次大扫荡，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在华北敌酋植田大将的指挥下，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鲁中山区扑来，妄图一举围歼我分局和山纵首脑机关。朱瑞和徐向前与山纵领导同志决定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使我军主力多次灵活避开了敌人的合击，经过一个多月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0年，日寇在山东周围集结了两个师团、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和八万多的伪军，以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不断向我进行疯狂扫荡。分局和军政委员会及时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战略方针，领导军民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打法，积极捕捉战机，不断打击、消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日寇的二十多次扫荡，同时利用敌人的扫荡间隙，积极开展攻势，恢复和发展根据地。”③(③莫文骅等：《功勋卓著，永垂不朽——纪念朱瑞同志牺牲三十五周年》，郑建英编：《怀念朱瑞》，中央丈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发展，本来力求1940年底以前解决中日战争。这个计划自然无法实现。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年8月起，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河北各地和主要交通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多人，破坏大量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给了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④(④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杜1991年版，第224页。)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一、八路军截断山西各铁路之行动，对敌军精神与计划上必受一打击。二、八路军对抗战之态度表示积极。”⑤(⑤《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8月1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为了配合百团大战，从8月起，一一五师动员鲁南军民对日伪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徐州北段、陇海铁路东段进行大破袭，连克几十个据点，歼灭日伪军1500人左右。山东纵队所属各部队向当地日伪军发起攻击，袭击莒南、日照以及沂蒙山区的青驼寺、北大寨、所孝庄等日伪军据点，毙伤日伪军400余人。

在抗日战争中，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八路军包括在山东的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如果不能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不断以坚决而有为的军事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不可能得到民众如此热烈的拥护和支持，也谈不上如此迅速地在敌后建立起并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

再来看山东地区的反摩擦斗争。

日本侵略者这一大敌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的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摩擦和反摩擦斗争，原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看到并力求避免的。抗战开始后初期的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的演讲中说：“因为中国今天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①(①《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1938年2月1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90页。)这个目标，就是合作抗日。3月，他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②(②《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丈集》第2卷，第113页。)5月，他对抗大一大队成立的演讲词中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已经证明了的。”③(③《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时讲演词》(1938年5月4日)。)

在山东，中国共产党正是努力这样做的。

当日军大举入鲁、韩复榘挟重兵不战而退时，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大义凛然地在聊城通电全国，决心留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并陆续收编大批游击武装，成立30多个支队。1937年10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张霖之到聊城，以省委代表的身份领导鲁西、鲁西北党的工作。省委又先后派赵健民、齐燕铭、张维翰、张郁光等和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等300多人到范筑先部工作。

1938年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回山东时面交范筑先。黎玉回忆道：“毛主席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对范筑先进行鼓励和慰勉，肯定了他在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鼓励他坚决抗战到底。”“当我亲手把毛主席的信交给范筑先的时候，近六十岁的范老高兴异常，非常激动地抖动着双手和花白胡子，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与此同时，我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武汉版的《论持久战》一书，分别送给范老和张郁光等同志”。④(④黎玉：《毛主席让我带信给范筑先的经过》，《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222页。)不幸的是，在他们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包围了聊城，由于敌众我寡，聊城陷落，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光荣殉国。

山东沦为敌后以后，被割断在豫北敌后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还有石友三、高树勋部。石友三东北籍，原隶冯玉祥部西北军，是个一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旧军阀。但七七事变后，他曾继吉星文团坚守卢沟桥近20天。在他的部队中有一些共产党员(他的秘书是中共秘密党员陈壮猷)，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的张友渔也曾由北方局派到石友三家中讲学。因此，中国共产党仍尽力争取他合作抗日。石友三也表示愿与中共合作，在1938年初派在石部的秘密党员张克威到延安同中共中央联络。3月间，张克威回到石部，带来毛泽东给石友三的亲笔信。“毛泽东同志赞扬石友三决心留在敌后抗战，并表达了我党同他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信中还说：应你的邀请，我派了十多名干部到你的部队帮助工作。他们如有违反统一战线的行动，可以随时派遣回来(大意如此)”。①(①张友渔等：《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迷》，《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8卷，第223页。)4月初，在武汉的周恩来介绍张友渔到石友三部队，担任六十九军政治部部长。6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又派匡亚明来石部担任副部长。不久，石友三率部从豫北进驻鲁中的莱芜、蒙阴、新泰、沂水一带。6月初，石部扩编为第十军团，石友三升任军团长，张友渔、匡亚明升任军团政治部正副部长。石友三还取得鲁南行政长官的名义。在一段时间内，石部多次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合作，对日伪军队作战。

7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刚由中共山东省委改组成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1．对石友三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2．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局部摩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之方针。”②(②《毛泽东、胡服致郭洪涛并告朱彭电》(1938年7月22日)。)

就在7月间，石友三在新泰县龙廷镇召开协商会议，国民党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郭洪涛，范筑先的代表等一百多人出席会议。秦启荣等因意见不合中途退席。但共产党、石友三和地方实力派仍达成两项协议和三项君子协定。“三项君子协定是：(一)彼此不搞摩擦；(二)不能互相瓦解部队；(三)不许向友军扩张地盘”。石友三还把土肥原派来说降的说客当众枪杀，并宣称：“我石友三要当汉奸，就是三尺孩童也有权杀掉我。”③(③张友渔等；《我党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概述》，《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8卷，第225页。)

可见，中国共产党争取同石友三合作抗日是有诚意的，并且收到了实效。但石友三毕竟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随着蒋介石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把重点转向反共，石友三的政治态度发生重大变化。193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石友三为晋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部移驻河北省南宫、冀县一带。石友三随即免去张友渔的军团政治部部长职务，撤去中共派在石部的人员，同八路军加紧摩擦，局势陡然逆转。他此前的那些进步姿态，其实不过是脚踏几只船、抬高身价、待价而沽的表演而已。1940年6月，石友三直接同日本侵略军勾结，派他的弟弟石友信等到开封同日本驻军司令官佐佐木签订“防共协定”。12月1日，他到高树勋军部时被扣留处决，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石友三部转往河北后，国民党在山东的反共急先锋是沈鸿烈和秦启荣。沈鸿烈在抗战前是青岛市市长，韩复榘被处决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游击总司令。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1940年7月致蒋介石的通电中写道：“自去岁‘扫荡’以来，沈主席曾无数次命令鲁南各军进剿职部，曾无数次密令捕杀共产党员，曾密令各地封锁职军给养，曾嗾使督导团破坏民众团体，更曾密令对八路及共产党人‘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以致自去年6月至11月中，职军被进攻达90多次，被杀共产党员及职部军人达1350余，扣去人员达812人，缴去枪械达2057支，对职部军人家属之烧房、罚款、污辱、掳掠钱财更不胜计。”①(①《八路军一纵山纵为沈鸿烈指使部属进攻八路军给蒋介石的通电》(1940年7月16日)，《山东抗根据地》，第39页。)他的主要打手是秦启荣。

秦启荣，黄埔军校六期生，30年代初曾任山东民众训练总干事、国民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复兴社山东负责人。沈鸿烈担任省主席后，发表秦启荣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秦启荣本人除党、团、特活动外，重点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纵队司令名义发展武力，拉拢招收地方散兵游勇、土匪、流氓和欺骗一些爱国人士。1938年，他拼凑的乌合之众约有两万多人，专在淄川、临淄、博山、安邱、泰安一带活动搜缴民间枪支，抢劫人民粮食、财物，以致广大群众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当时这一带传言：‘秦家防地，天比别处高’(意思是地皮刮深了)!”②(②徐叔明：《我所知道的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0卷，中国文史出版杜2002年版，第409页。)秦启荣的反共摩擦活动，自1938年4月起，不断暗袭强夺，杀害八路军干部。1939年3月30日，他更指使所属王尚志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

山东纵队负责人张经武、黎玉联名发表告全国父老、军政当局、救亡团体通电，叙述了这次惨案的经过：“上月30日我第三支队交通营，派两连武装护送60名干部南下受训，迨达淄川同古村，即通知同古太河一带之秦部请准假道，不料彼辈包藏祸心，阳允所请，暗事伏击，造成空前未有、令人骇汗之悲惨事件，致我三支队政治部鲍主任、吕营长等人当场牺牲，团长潘建军及一部同志或遭残杀，或被囚禁，迄今渺无踪影，百余名热血抗战志士，无端遭此囚杀，良堪痛心，噩耗传来，悲愤交集。”“我八路健儿何负于国家？更何负于友军？而一再摧残，逼人者斯之甚!时至今日，为抗战前途计，为国家民族计，对此抗战逆流不得不彻底纠正，电呈国府，严惩祸首，呼吁全国主持正义，俾此案迅速解决，以平士气，而固团结，不胜愤慨待命之至!”③(③《张经武、黎玉关于国民党秦启荣等部破坏抗战问题的通电》(1939年4月1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11、412页。)

4月10日，北方局向郭洪涛、张经武、黎玉作出指示：“在我党各方面开展反摩擦斗争中，山东范围内，对此等顽固之极之徒与处心破坏团结之行为，在有利情况下给予严格打击是必要的。否则，此等事件将对我不利。”指示对如何开展反摩擦斗争仍留有余地，写道：“同意你们对此次事件之方案，但应注意：甲，只打击秦部，尽可能分化争取或孤立其他数部。乙，在有利条件下打击并歼灭其一部，作此事谈判之优势根据，一般不宜扩大。”④(④《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对山东顽固派斗争策略的指示》(1939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第180页。)20日，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对秦启荣进行反击，歼其一部，收复太河地区。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十分重视。在5月19日对山东工作指示：“山东今后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⑤(⑤《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1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02页。)中共中央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徐永昌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军委会开会讨论八路军问题。”“原因去岁以来八路军由第二战区范围内自由溢出。初以其击敌，也感忽视之。继因其组织民众，成立政治系统，处处妨害国军及妨害冀鲁皖省政”。⑥(⑥《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69页。)可见国民党当局已不将是否有利于抗日放在第一位，而在酝酿和准备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6月10日，“又在军委会讨论八路军问题，任潮(李济深)、为章(刘斐)主画给较大区域以安之，陈立夫、朱留仙(当为朱骝先，即朱家骅——引者注)以为不当”。⑦(⑦《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74页。)把国共关系问题提到军委会讨论，可见国民党当局已把这个问题看作需要用武力解决了。徐永昌在日记中也感叹道：“中央对军事、政治工作不自努力，遽进而日求对付八路军，是真舍本逐末。”①(①《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84页。)6月29日日记中又写道：“晚8时在辞修(陈诚)寓，又集议对八路军办法，无聊极。”②(②《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87页。)

这年8月，秦启荣又连续指挥制造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在淄河流域集中4000余人围攻共产党领导的部队10余天。从这年6月至12月，共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多次，杀害军民1350多名，扣押干部战士1000多人。山东纵队忍无可忍，由张经武、王彬指挥山纵第一、三、四支队，在几天内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地区，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救出部分被俘人员，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缴枪2000余支。秦启荣率领残兵败将西逃，无法再成为一支反共的重要力量。

1939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为副总司令)率东北军第五十一、五十七军约两万人，从大别山区和苏北进驻鲁中和鲁南。

八路军对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合作抗日的军队仍有区别地对待。于学忠和沈鸿烈都是原东北军将领，但两人不同。于学忠有爱国心和抗日的要求。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夜曾写信给他说：“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③(③《致于学忠》(193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时，留下手令：他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蒋介石对他一直心怀疑忌。抗战开始后，他曾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英勇作战。调山东后，他对所部第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说：“我们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即不离：因为你和他太近了，他就把你溶化了；你若是离他太远了，他就用武力解决你。”他又说：“我们在鲁苏战区采取的策略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取中立立场，团结友军，不打内战，坚决抗日救国。”④(④牟中珩：《我所知道的于学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于学忠部内也有一些秘密的共产党员。谷牧就是于部第一一二师的中共师工委书记，公开职务是旅部中尉书记兼战地工作团主任。⑤(⑤《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6页。)

中国共产党也认为于学忠是中间派。徐向前写道：“于学忠是原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蒋介石一面利用他，一面排挤他，他明白，我们更明白。因而，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对我们态度强硬些，但并没有说过八路军多少坏话，是留了回旋余地的。这就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属于我们的争取对象。”⑥(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9页。)

中共中央及军委也致电徐、朱、陈、罗，指出对沈鸿烈、于学忠部应采取不同方针。电文说：“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摩擦，故须于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是其最坏之一部)之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⑦(⑦《中央、军委关于对沈鸿烈于学忠部应采取不同方针的指示》(1940年2月11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228页。)

因为于学忠是有着两面性的中间派，双方对有的问题也有意见不一致和发生矛盾的地方，主要是在八路军建立地方政权问题上。徐向前曾代表八路军同于学忠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他进行争取，以便孤立沈鸿烈。于学忠客气地讲了要联合抗日，强调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徐向前回忆道：“接着，他的话题就转入政权问题。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谈判回来，我们仍按自己的办法干，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拿八路军没办法”。①(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7页。)

反摩擦斗争中对国民党在山东的各派系如何区别对待？中共中央在1939年12月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指示：“在反摩擦中，应当利用国民党各部分彼此间的各种矛盾，打击最坏的，孤立次坏的，争取较好的。因此，对秦启荣及一切类似的反动力量，应取坚决消灭、毫不妥协、毫不犹豫地方针，在其部队中进行内部瓦解工作。对沈鸿烈应孤立他。对于学忠及东北军应多方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但对其无理要求，应严正拒绝，不可让步。对中间分子如老同盟会及公正绅士等，应联合之，并发动其积极性。”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29页。)

东北军内部情况也相当复杂，并且前后发生过重大变化。事情主要发生在驻军沂蒙地区的第五十七军(辖两个师，一个师长是常恩多，一个师长是霍守义)。军长缪澄流思想顽固，到山东后就同沈鸿烈相勾结，不时向八路军挑衅。他多次讲：“我们喊抗战喊了几年了，抗得怎么样？地方一块块失掉，军队到处受损失，我们是上当了，上了共产党的当!”③(③《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1940年9月，他秘密派代表同日本上尉参谋辛修三商谈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共。第三三三旅代旅长万毅是谷牧在东北军介绍入党的秘密共产党员，得知信息后立刻告诉有爱国思想、对蒋介石不满的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常恩多极为愤怒，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准备逮捕缪澄流，但被叛徒告密，缪澄流脱逃。这就是造成很大影响的“九二二”锄奸。以后，经过一些曲折，1942年8月3日，常恩多在病危时决定把部队拉出来，改称“东北挺进军’，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万毅不久后担任八路军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这已是后话了。

对蒋介石来说，他在山东的军事部署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并没有嫡系的中央军在那里。战前山东的军事由韩复榘控制。抗战爆发后，韩率部不战而退，日军长驱南下，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是在陇海铁路一线防御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继续南撤，蒋的嫡系部队没有一支能像八路军那样深入山东敌后作战，更谈不上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留下的只有一些杂牌军(包括东北军等地方部队)。这个弱点到此时便暴露出来。1939年下半年，蒋介石考虑派黄埔出身的李仙洲率3个师开入山东，但迟迟无法实现。其原因，徐永昌在1940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解释：“余[以]为国军不敷分配，如李仙洲奉命援鲁，一年不能出发。”④(④《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340页。)徐永昌讲的是事实。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只能用在有自己后方作依托的防御作战上，没有能力深入到环境极端险恶的敌后，长期生存并打开新的局面。这是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摩擦活动没有形成更大规模的重要原因。

1940年夏秋间，山东党的领导机构有较大的变动。5月间，遵照中共中央来电，徐向前回延安，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郭洪涛在回忆录中记载：“9月山东分局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参加党的七大代表，我被选为代表之一。我去参加会议期间，分局书记由朱瑞同志代理。”⑤(⑤《郭洪涛回忆录》，第161页。)10月，郭洪涛、张经武率领山东代表团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次代表大会后来延期到1945年召开)。

到这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各方面已经初具规模。这是三年多前、也就是抗日战争开始时难以想象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对这时的状况作了简要的概括：

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扩大了鲁西、清河、鲁中、鲁南、胶东、湖西及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开辟了苏鲁豫皖和苏皖边区根据地，党员发展到11万人，建立起中共鲁西、清河、鲁中、鲁南、胶东五个区委和湖西地委；成立了省战工会，建立起鲁西、清河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十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扩军和整军计划，第一一五师发展到7.6万余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初步实现了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全体武装党军化。①(①《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编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黄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这为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未来两年艰难岁月的考验作了重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