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四）/金冲及

最困难的两年

《毛泽东选集》第3卷一篇题解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②(②《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第891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资料也称：“昭和十六、十七年属于‘解放区’最艰难的斗争阶段。”③(③《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46页。)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如此，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也是如此。

山东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左右的发展和经营，力量已有很大增加。为什么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又会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已难以实行“速战速决”式的长驱直人，而要回过头来着重考虑如何巩固他们对占领区的统治，作更长期的打算。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后方已构成日益巨大的威胁。百团大战给它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也使它感到震惊。1940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编印的《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中已写道：“共产军之机动游击战法极为巧妙而执拗，已逐渐成为我治安之最大障碍。”1941年1月，华北方面军召集所属兵团长会议。在方面军司令官“训示”中着重提出：“在华北，我军努力之重点，应集中于共产党、军一节，业经多次训示在案。”④(④《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99、667页。)1941年7月，日军以此后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华北地区与一般战场不同，任务单一，专搞治安整顿。”他又写道：“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⑤(⑤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7、325页。)他们在华北占领区(包括山东在内)自然将八路军作为主要对手，将更大力量放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上，无论规模之大和手段之残酷都远远超过以往几年。

第二，蒋介石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受到的压力有所减轻，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却被他看作心腹之患，于是加紧反共活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进到濒临破裂的边缘。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不顾一切地做出这样决绝的决定，是经过充分考虑，下了狠心的。徐永昌在1940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们这种考虑：“欲免其祸，迟早必出于一战。再迟恐至无能与战。至英美因此认我力量减低，但我力量不减时彼又有何真助于我？(即彼助我亦因彼需要。)俄国当然怀恨，但我此时终较共党力量伟大，彼今尚利用我困倭，如抑我扶共，此时尚感缓不济急。倭寇自喜我相煎，我利其或因此放心而提前南进。今日拒倭同时制共，虽不利然尚能制共以图存。他日我拒倭而俄助共以和倭，则我不惟不足拒日，且恐不能自存。”①(①《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477页。)可见他们用心之深、下手之狠。

下了这样的毒手，他们还不罢休。接着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和弹药，加紧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和物资封锁，企图把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军民困死。敌后抗日根据地由此在经济上也造成严重困难，这是抗战开始后几年来所没有的。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困难，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对山东说来，更突出的是日本侵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反摩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毕竟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给来犯者一定惩罚后便适可而止。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集中打击的依然是日本侵略军。1940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所属各兵团参谋长联席会议，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正判少将就该年作战实施要领做了说明。他对“讨伐目标”这样说：“共产军对我占领地区之进击，活动实甚猖獗，此将成为今后治安肃清上最大关心之问题。”“因此，次期讨伐肃清之重点，特别集中指向共产军，一心一意加以毁灭”。②(②《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446页。)可见日本侵略军在遭受“百团大战”前已将八路军看作“讨伐目标之重点”。

如果说日军在1940年所说“将成为今后治安肃清上最大关心之问题”还多少带有预言的意味，那么到1941年和1942年便在实际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上清楚地表现出这种重点转移。为了加强华北方面军，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从华中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三两个师团到华北，使华北日军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约30万人，还有伪军10万多人。其中，第十二军所属两个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位于山东和苏皖北部。他们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残酷“扫荡”“蚕食”，并在1941、1942两年内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些都是它所谓的“总力战”。

日军这时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新特点是：集中兵力，统一行动，有重点地进行分区“扫荡”，并以汽车、坦克和步兵组成机械化部队，千方百计迅速捕捉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力图围歼。他们所说的“蚕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依托交通线和据点，对根据地进行“边缘蚕食”；另一种是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根据地建立据点，进行“跃进蚕食”。此外，还采用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手段。

这自然给山东抗日根据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肖华把这两年的艰危和以往比较，写道：“1939年和1940年，敌人在山东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共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2次；到1941年和1942年则增加到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9次。至于千人以下的‘扫荡’和出扰，无日无之，平原地区尤甚。敌人的‘扫荡’办法一般多采取‘分进合击’，也采取反复平行推进的‘梳篦式扫荡’。在多次‘扫荡’失败以后，敌人又集中更多兵力，采取大纵深重重包围的‘铁壁合围’战术，到1942年又发展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拉网合围’是敌人在敌后进行‘扫荡’的顶峰。”③(③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183页。)

日军在山东的这种残酷扫荡，几乎遍及山东各地，时间也持续不断。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两次：一次是1941年11月2日至12月28日的鲁中山区大“扫荡”；一次是1942年10月26日至11月中旬的鲁中区“扫荡”。这两次“扫荡”的重点都是沂蒙山区，那是八路军在山东的心腹根据地。如果把这两次比较一下，不难发现日军1942年“扫荡”使用的兵力和时间远少于1941年，而八路军的战斗力、作战经验和军民关系大大优于1941年，这是在这一年间敌我力量消长发生的明显变化。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醒目的“拐点”，很值得注意。

对日军的“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在应对上是有一定准备的，对自己存在的不足，也有冷静的估计。1941年4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致电已离开山东的徐向前、郭洪涛、张经武，谈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应对力量仍感不足：“自你们去后之一年半中，由于中央、北局、军委、集总领导之正确与全体同志之努力，山东一般工作至去年秋间大致已开始其初步的优势。但其不平衡、不巩固，不但在外部不易改变，即本身之努力与继续坚持性亦不够。”“除我们努力不懈继续发展、强调巩固外，因干部缺乏，每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山东干部之弱，自分局起比华北各地一律低下一级至两级。山东地方之广大、干部之稀少，在极度遽速发展下，不得不更加口口分局，因此也更见薄弱与缺乏”。①(①《朱瑞关于山东工作情形致徐向前等同志》(1941年4月12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183页。)山东抗日根据地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发展得那样快，山东的地方又那么大，干部缺乏，存在不足确实是他们所说的“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经过郑重考虑，在1941年8月做出指示：“为了保持华北、华中联系，必须加强山东。我军在山东力量近八万人，而作战指挥至今尚未统一。中央和军委认为，加强山东方面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为加强山东的先决条件。”②(②《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1941年8月1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425页。)为此做出决定：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为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将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值得注意的是：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靠拢后，山东分局是“暂时”组成的，并不是最后确定的；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新合组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可见中共中央已在考虑由政治和军事经验更加丰富的罗荣桓来负责山东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个考虑是恰当的，实施的步骤是稳当的。

指示发出的第二天，山东分局立刻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报告：对“统一山东领导的决定完全接受”，“为建立分局集体领导，并发挥分工作用，分局八月的会议决定分工如下：(1)陈主财委会，(2)罗主军事，(3)黎主政府工作，(4)朱主党的组织”。③(③《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指示>的报告》(1941年8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426页。)值得注意的是：陈光本来是一一五师的代师长，分工却主管过去不由他管的财委会，当前最重要的军事工作由罗荣桓主持；朱瑞虽仍是山东分局书记，却没有规定主持全面工作，只是“主党的组织”。领导山东全局的责任更多地转向罗荣桓，情况正在过渡中。

这时，山东的军事局势，从总体说，仍是敌强我弱。1941年年初，日军把鲁北、湖西作为“扫荡”的重点，企图割断津浦铁路东西的联系，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还不能构成全局性的威胁。这年7月，日军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大将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开始精心地全盘策划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行动。11月初，日军驻山东的第十二军得到从其他地区的增援后，集中3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为主力，加上第三十三师团一部和伪军，共5万多人，由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指挥，发动对鲁中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日军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大将在行动时亲自到临沂督战。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日军“扫荡”的目标是消灭中共在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

针对日军的意图，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直属队转移到鲁南地区；山东纵队直属队转向泰山区；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向包围圈的外围，待机作战；鲁中军区、各军分区以及县区武装就地坚持斗争；活动在鲁中区附近的部队对驻地日伪军发起攻势，牵制他们前来增援，以配合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1941年冬对鲁中山区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期为所谓军事的铁壁合围(即军事的疯狂合击战、搜索战)，企图聚歼我主力于根据地内，使我根据地失去屏障。此期甚短，共约十日。我应付方针是主力分散跳出合围圈，保存力量，并发动外围战，以分散敌人，减弱根据地的压迫。”①(①《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668页。)

日军对这次“铁壁合围”行动的期望很高。日方的战史写道：“本作战乃系以歼灭沂蒙(沂州、沂水、蒙阴)地区中共党军，铲除其根据地，同时与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相配合，借以大为提升治安肃清之成效为目的。”“此项计划，在其规模上，殆可匹敌于方面军直接指导之晋察冀边区肃清作战”。②(②《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903、904页。)那时，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在靠拢后集中在相近的狭小地区。肖华写道：“敌人首先袭击了我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紧接着又以精兵30000，在坦克、飞机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驻地留田(临沂北50余公里)一带猛犯，同时在沂河以东隐蔽地布置了强大兵力，准备诱歼我向东转移的兵力。”③(③肖华：《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忆沂蒙》(上)，第106页。)

他们准备在第二天天亮时发起总攻。情势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罗荣桓冷静地判断：“日军‘扫荡’，妄图围歼我们山东的指挥机关，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我们乘机插到他们大本营临沂地区，他们是料想不到的，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④(④肖华：《尊敬的良师，可亲的长者》，《回忆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决定乘黑夜朝日军大本营方向突围，再转到便于机动的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他经过侦察，在11月6日拂晓，指挥党政军领导机关近5000人从日伪军包围的缝隙中，迂回曲折地越过三道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一人伤亡，胜利突出重围。原在沂南县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也在6日天黑后突围。

“第二期为‘清剿’战并配合其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即将主力撤回，扩大包围区，部署兵力，广竖据点(约六十余)，以利经济的彻底破坏与政治的欺骗麻醉，辅以军事的穷搜摸索，以根绝我一切抵抗，企图完全打碎我根据地，使我主力无所依托。此期甚长，约三个星期。我应付方针为主力部分分别回转，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插入点间隙间活动，以小的游击动作对付敌人搜索、破坏与伪化活动，广泛组织与恢复游击小组或分组十人至几十人的特务小队以打击敌伪汉奸的宣传活动，并团结群众进行战时锄奸工作，以支持政权镇压奸细叛徒。

第三期为第二期‘清剿’战的延长。敌人主力他调，为防我反攻，守备兵团仍集中使用，控制我重要出口、大道、河口与进行轮番合击，以打击我暴露部队”。“此期约半个月。我应付方针为相当集中兵力，以营为单位互相呼应配合，以地方零星小部队实行打击伪军投降派及小股日军，以迫使其后退与集中，减少敌伪疯狂活动。对地方则开始有计划的整理组织，恢复领导，及整理与建立各基点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游击小组、自卫团等)”。①(①《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668页。)

这是日军在山东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反映出一场比较完整的八路军反“扫荡”斗争的发展过程。经过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打击，加上日军兵力受太平洋战争的牵制，担负“扫荡”的日军最后不得不在12月下旬收缩撤退。

在这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共作战150多次，歼敌2000多人，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但最初对日军这次“扫荡”的规模、残酷性和持续性还是估计不够，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不小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多人，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Hans•Shippe)、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一一五师敌工部部长工立人、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蒙山支队政委刘涛等牺牲，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1．4万余人，被抢走粮食160余万斤。一部分群众中也出现过一些消极以至抱怨的情绪。

朱瑞严格地检查道：“这一年斗争中，由于我们领导上犯错误，未能及时转变方式，着重依靠群众，分散荫蔽，深入下层，厉行对敌斗争，加强巩固建设工作，故削弱甚大。尤以年终(11月5日起一12月底止)沂蒙大‘扫荡’，更空前的打击及震动了我们。但这一打击，同时也警觉了我们，开始在思想及领导上去检讨自己，指出了我们领导上犯有脱离群众的官僚倾向，对敌斗争的和平倾向，领导上的不民主，作风上的机会主义、太平麻痹、英雄主义等。这一检讨开始了分局领导的转变。”②(②朱瑞：《忆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下册)，第781页。)

中共山东分局从这次战斗中总结出两条教训：“第一，中心总结在于作风问题，如斗争中的和平倾向和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即一切工作仍停留在前一阶段的粗枝大叶的毛病上，即如不管平时或战时，不管环境的顺利和逆转，工作上仍多千篇一律，照旧行事。”“第二，中心总结在于对华北敌后战争敌我形势与‘扫荡’严重性认识不够，事先未能认真迎头接受山西及其他各地的经验，‘扫荡’仓促到来又未能周密布置，这些更助长了认识上的和平倾向及反‘扫荡’动员中的形式主义”。③(③《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牟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669页。)罗荣桓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在领导上过去对于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这些教训，对各级干部都有切肤之痛。部队正是在这种实战经验教训的磨练中逐步成熟和生长起来。

这一年，罗荣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他认为，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不能采用过去常用的“诱敌深入”的方法。主力部队不是置于根据地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日军根据地的边沿区，在弄清敌人动向后，乘它包围圈尚未紧缩而有较大空隙时，选其弱点，翻到它的后方去，打乱日军的部署，粉碎它的“扫荡”。这一战术，对以后夺取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战争全局各方面的处境日益不利，兵力更显不足，军心日趋涣散，一时难以组织起大的“扫荡”作战，在山东以至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更侧重于采取“蚕食”政策。6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政治部联合发出指示：“目前敌人正根据‘解放东亚’、‘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等口号，以政治伪化、军事清剿及经济上的配给制度，对我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全面的蚕食阴谋。这——方面说明我们目前之处境正是破晓前的黑暗，另方面又说明我们以全力展开反对敌人政治、军事与经济的斗争，配合正面作战，正是目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①(①《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政治部对敌之蚕食政策的指示》(1942年6月1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225页。)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表面上还在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继续发动“扫荡”和“蚕食”，其实却在一天天走下坡路了。这就是指示中所说的“破晓前的黑暗”。

这年秋后，日军“开始普遍‘扫荡’，由鲁西、鲁中、胶东而冀鲁边、清河、鲁南、湖西，均已‘扫荡’过。惟‘扫荡’兵力不甚大。‘扫荡’鲁西、鲁中、胶东敌伪均在两万以下，除胶东‘扫荡’约两月外，时间均不长(鲁中半个月，鲁中五天，其余三四天不等)”。②(②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60页。)

由于有了1941年冬反“扫荡”中的经验教训，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形势的估计更加冷静。从1942年8月开始，罗荣桓连续发表《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对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估计和今后的任务》《克服在执行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等文章，提出：“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很细腻的组织我们的一切力量，发挥出对敌斗争的创造性，坚强我们外围游击区的工作，向着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纵深点面控制有不牢固的环节，使我们有条件地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他们的虚弱。这是我们当前对着敌人斗争的方针。”③(③《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1942年8月)，《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38页。)

八路军的行动，特别着重在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使日军穷于应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优势。鲁南的铁道游击队便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对伪军也展开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取得明显成效。

10月26日到11月中旬，日军再一次发动一场规模较大的对鲁中山区的“扫荡”。这次“扫荡”，是日军分别对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万人以上的全面“扫荡”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侵略者面对江河日下的战局时力图挽回颓势的一次无力的挣扎。

在山东，他们采取更狡诈的方法：先施放烟幕：在清河区寿光以北地区和鲁中的泰山地区进行“扫荡”，再以2000多人的兵力向渤海区佯动，以坦克、汽车多辆朝这个方向开进，这几路日军都公开暴露，行动极缓慢，有意散布“扫荡”渤海区的假情报，引诱沂蒙山区的山东军区主力来援。它的真正目的是：集中日军第十二军的两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一部共1．5万余人向沂蒙山区进行“扫荡”，并在沂蒙山区的南墙峪设伏，打算将赴援滨海地区的山东军区部队合围，力图将它一举全歼。山东军区看破了他们的计谋，及时跳出合围圈，其他部队经激战后在黄昏也分路突出重围。为了策应山东军区机关突围，一一五师指挥鲁中地区各部队广泛出击，牵制并分散日军兵力。11月中旬，日军计谋落空，被迫撤出沂蒙山区。这以后，他们又以1．5万余人的兵力，采取“拉网”战术，企图消灭八路军胶东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八路军大部也突出重围，向滨海地区转移。在八路军内外线部队的打击下，日军原来策划的作战目标一一落空。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不得不抽兵南下，兵力更加不足，被迫在12月底撤回原据点。

在这次反“扫荡”中，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多次，歼日伪军2000多人，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再次保存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有生力量，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党政军人员伤亡1400多人，群众被杀3000多人，被抓10000多人，鲁中根据地缩小一半。

山东分局宣传部印发这次战役经验教训，指出日军这次“扫荡”的新特点：“鲁中区是山东的心腹根据地，曾经去年五万敌人‘扫荡’的考验，今秋敌人为配合其‘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我鲁中区进行疯狂‘扫荡’，虽其使用的兵力与‘扫荡’的时间远逊于去年，但其阴谋之毒辣则有过之无不及。”“敌这一企图经我在旋崮顶部队坚守给敌严重打击后，各部胜利突围，敌聚歼计划完全破产”。①(①《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印发{接受鲁中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的通知》(1942年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470．471页。)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以后很难再发动起大规模的军事攻势。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这两年间比较缓和。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斗争中需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时，反共最力的石友三、秦启荣等已先后失败，于学忠抱着中间派的态度，而且接连遭受日军打击，实力削弱。朱瑞等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于学忠先后遭受三次‘扫荡’，伤亡甚重。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1942年这一年内从17万人减至9万多人，一年之间锐减一半，故内部颇呈动摇涣散。”②(②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60页。)蒋介石准备调遣入鲁的李仙洲又迟迟没能开入山东，国共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苏、英等国都不愿看到中国发生内战，对蒋介石也起着制约作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左、陈、刘称：“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蒋介石虽已派李仙洲之侯镜如第二十一师(不是派何柱国)进至陇海路北，策应鲁于、苏韩，该部亦正在设法推进(现仍在涡河以南)，但困难甚多，既阻于彭(雪枫)部，复阻于日寇，不易达到目的”。“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③(③《毛泽东关于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给朱瑞等的电报》(1941年4月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167页。)

总的说来，这两年国共关系在山东并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日军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田副正信中佐在手记中也写道：“国共相克之情况就全般性而言并不显著，惟小部队之间却非常激烈。”④(④《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906页。)朱瑞、陈光、罗荣桓在1943年1月28日给刘少奇并报中央的报告中写道：“1942年是摩擦较少的一年，过去反我最厉之地方友军正逐渐改变态度，主要原因是抗战形势有利我党我军疏通工作的推动。敌人压迫更甚，友军无以自保。”⑤(⑤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60、61页。)

那时，还有一个不能不重视的事实：山东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1941年春天，鲁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灾荒，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广大群众没有饭吃，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逃荒。没有外逃的群众，只能靠野菜、树叶和草根充饥。”⑥(⑥狄井芗：《忆鲁南三大事变》，《忆沂蒙》(上)，第488页。)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山东分局开展的“抗战第五年的山东十项建设运动”中提出“建立自给自足供给后方的经济建设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财政供给政策”等。罗荣桓叮嘱部下：“别忘了我们一一五师刚到鲁南吃黑豆、吃垛垛(是一种口成团的地瓜秧、烂梨掺和一点苞米面的摊饼)的艰难日子。要转告鲁南区党委，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要下力气组织他们生产。饿着肚子是不能坚持长期抗战的。”⑦(⑦陈沂：《像罗帅那样对革命对同志》，《回忆罗荣桓》，第421页。)

1942年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方针后，山东战争工作推行会也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定》，强调要“缩小编制，减少单位”。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归一一五师统一指挥。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9月9日，山东分局又做出《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指出这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非常不够。它要求：“(一)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二)精简的目的不简单在减少几个人员，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的工作，科学的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三)精简政策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一切为了达到减轻人民的负担，储蓄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坚持长期斗争”。①(①《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1942年9月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362、363页。)

山东纵队实行地方化和精简编制后大大提高了地方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理顺了部队的领导指挥体制，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主力连队和区县武装也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它也为下一步在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创造了条件。精兵简政还明显地有助于减轻政府开支和民众负担，有利于坚持长期抗战。这些都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