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五）/金冲及

1942年的山东工作中，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刘少奇到山东视察，提出必须大大加强群众工作，切实实行减租减息。

刘少奇是从苏北新四军回延安时在3月上旬途经山东的，在山东共停留了4个月。他在这里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同山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多次谈话。他分析国内和山东的形势，鼓舞大家必胜的信念，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联合和斗争的关系，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着重谈了群众工作问题。

中共中央书记处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过，山东工作的严重弱点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的斗争，使群众运动的基础直到今日还薄弱得很”。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鲁苏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28页。)

刘少奇直截了当地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他明确地指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首先是由经济斗争逐步吸引人民群众转到政治斗争，改善了群众生活之后，再逐步地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使他们参加政治工作，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抗战”。肖华写道：“我真正比较深刻地领会和掌握关于群众运动的方针、策略、方式、方法，是从这里开始的。”③(③肖华：《艰苦岁月》，第38-41页。)

刘少奇的讲话，在山东分局领导层中引起巨大震动。他们不仅完全接受这样尖锐的批评，并且下了决心，立刻坚决地付诸行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已养成的优良传统。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该决定一开始就写道：“分局总结了山东四年工作，着重指出由于山东全党同志上下忽视与轻视群众工作，不甚关心群众利益与改善群众生活，尤其对减租减息工作，没有引起全党一致的注意，这是造成山东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基本群众没有足够发动，影响到一切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陷于软弱无力，各种工作陷于停滞的基本原因。”“为了更广泛的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错误，克服脱离群众与孤立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首先成为自麦收到年底这一时期的第一位工作。山东全党的领导及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均须围绕着并贯彻的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分局将以这一工作为今后检查各地工作的基本标准。对这一工作的任何轻视、忽视与敷衍，以后毫无成绩的地区，定受到严厉的责备”。①(①《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1942年5月4日)，《山东党史资料丈库》第9卷，第173—175页。)

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中有着关键意义的重大转折。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但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实行，往往只强调合理负担而没有很好地抓减租减息。他们有的是忙于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而忽视这项有根本意义的工作，有的还担心这项工作如果处理不当会妨碍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久后到山东工作的薛暮桥回忆道：“山东各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的认真进行，严格讲来直到1942年才开始。在这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进行。有的地区虽然在1940或1941年就实行二五减租，但其收获不大；后来环境恶化，就连这样所得到的一点小小收获也大多消失了。”②(②薛暮桥：《减租减息中的思想检讨》，《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g年版，第219页。)山东如此，其他不少地方也是如此。

怎样实行减租减息？怎样发动群众来完成减租减息？山东分局在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制订出详细的补充规定。如：“要按原租额(未实行五一减租前的租额)减去租额百分之二十五，即四分之一。”“废除超经济剥削，如拉官工(无偿劳动)、送礼及地位不平等”。“战前债务，由政府布告所交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二倍者本利停付”。“抗战到息借条例颁布的日期已按分半减息者，约按分半计息”。“雇农工资应一律改为粮食工资制，其最低工资应逐渐达到三百斤粮食，平均工资应为四百五十斤”。“减租减息工作概由党委直接领导，各级党委须以主要力量做这一工作”。“在这些斗争和工作中，建立农民对农救会及积极分子的信仰，然后成立并加强农救会，作为发动减租减息运动的核心”。“在开始工作时，须切切实实了解当地群众的切身问题是什么，必须首先替群众解决这些切身问题，才容易进行减租减息的工作”。③(③《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补充指示(一)}(1942年5月4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第176—179页。)

这些措施，切切实实地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解除或减轻了多年以来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沉重负担，使他们真正感到共产党同他们是一条心的。减租减息的这种做法，又使农民看到了自身团结的力量。

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就这样在齐鲁大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了。拿鲁中地区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决定和指示，从1942年5月下旬起开展这一运动，区党委决定以莒南、临沭两县为实施中心县，抽调两百多人组成工作组前往试点。进村后首先向群众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和决心采取的措施。当群众发动起来后，工作组在群众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党支部、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民兵组织，民主选举了村长，在广大佃农中开展“谁养活谁”的教育，面向地主讲解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欢迎他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接受减租减息。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在全区各县推开。“到年底，鲁中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局共减租粮149372斤，减息粮25343斤、款15072．8元，增资粮505473斤、款4875元。减租减息的初步胜利，一方面，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对巩固鲁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④高克亭：《鲁中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回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521页。)

山东抗日根据地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说减租减息运动对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不是夸张之词。1942年12月山东分局宣传部转发的《接受鲁中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叙述日军对鲁中山区第二次“扫荡”的情况时写道：“群众对我党与民主政府的拥护，对干部的亲热，对伤病员的爱护，都是上次‘扫荡’所不能比拟的。在上年曾不断发生排斥工作人员、不愿同工作人员在一起、甚至有送礼的事件发生。今年不惟没有这些现象，而相反的大家见了工作人员都觉得有了依靠(这当然也因今年的干部与上年不同了，多数干部能领导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了)。”

它又讲到民兵的极大重要性：“在这次武装斗争中，我们特别巨大的收获，是群众对民兵的信仰的空前的提高与军民关系的良好。临蒙公路两边的游击小组把垛庄的敌人几乎完全封锁起来，公路附近村庄群众都说‘亏了民兵，不然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儿了。’他们曾经发起慰劳——豆腐、白菜，还有肉，民兵谢时，他们就说‘我们心里不安啊!’中心地区因为民兵掩护群众逃难，博得群众说：‘没有民兵，这次咱也跑不出去了。’类似的事情是很多的。”民兵是武装起来的农民，也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后备军，民兵的态度和表现，也正是军民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体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深刻变化？它接着写道：“第一个原因，当然由于我们减租减息工作的成绩，由于我们基本群众在根据地已经初步发动起来，又由于在沂蒙区减租、增资、借粮等斗争政策掌握的还比较稳(当然也有过左的现象，过去已检讨)，特别是还粮问题，在‘扫荡’前期已大部完成。因此各阶层情绪都很高涨，这是这次‘扫荡’群众情绪特别好的第一个基本原因。”“其中，减租增资后，在9、10月中马上转移工作中心为突击民兵和整理地方武装，以准备反‘扫荡’，因此民兵在沂蒙广泛的发动起来，民兵的教育与组织也有了初步基础，今年很少插枪逃跑，即使有的被围时插枪，但突围后即马上拿起来，而且始终情绪好，这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①(①《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印发(接受鲁中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1942午12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丈库》第9卷，第474、476、480页。)请注意，这是70多年前留下的真实记录!

1942年过去了，山东敌我力量的消长日益明显。日本侵略军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认真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以后，这把钥匙打开了群众心里还存留的锁，一切都变样了，各方面的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从最困难的时期走了出来。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进入1943年，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五年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重大转折。德、日、意法西斯势力从气势汹汹的进攻转为开始被迫退缩，他们的走向失败已成定局。如何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应对战后的新局势，成为放在人们面前需要及早考虑的头等重要任务。

在国内外局势如此迅猛发展面前，山东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性便十分突出出来。毛泽东总是看得很远。1942年7月，他就致电还在山东的刘少奇：“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须先计及之必要”。①(①毛泽东：《关于掌握山东问题的指示》(1942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420页。)

那时日军驻山东的总兵力约4万人，山东伪军近17万人，居华北各省之首。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就达30万人左右。”叛军将领见到冈村宁次时往往对他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②(②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27、328页。)他们继续频繁地对中国军队进行“扫荡”和“蚕食”。

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来看，尽管在这以前最困难的时期中，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部队减员四分之一，但深入观察，就会看到这些缩减只是一时的，许多具有决定意义、将要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却已悄悄地发生根本变化，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为什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力量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1943年3月，北方局给山东分局的指示，对山东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根本变化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把它概括为四点：“(一)有相当强大的武装，这些武装基本上是统一的、团结的，而且和山东人民有着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是我党今后斗争坚持的一个重要保证。(二)民主政权的上层机构，县以上已经相当的普遍建立起来，民主政治制度已在开始创造，进步法令的颁布与初步的执行，已为多数民众所拥护，民主政权的威信在民众中开始有了相当的提高。(三)自中央土地政策颁布后发动基本群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山东党的注意，并在若干地区(滨海、鲁南、沂南等地)收到了相当大的成绩，使广大基本群众对我党有了比以前进一步的认识和爱戴。(四)我党我军在五年来的艰苦斗争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对山东今后坚持是有意义的。”③(③《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山东工作的指示》(1943年3月1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72页。)

当时，在山东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且把它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此时那样重要？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9月1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这令人想起解放战争快要胜利时，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道理正相类似。怎样实现“领导一元化”？该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④(④《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26、427、436页。)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个决定规定的“一元化领导”，重点是放在党和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上，要实现党组织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这对各抗日根据地是同样适用的。而山东抗日根据地又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军队有着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这两大支，人数相近，有着各自的组织系统，虽然一直协同作战，却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这是其他根据地所没有的。

山东纵队是在山东土生土长地发展起来的。一一五师是1939年从山西省西南部的吕梁山区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山东的。这年5月，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朱瑞统一指挥山东境内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军事行动，但没有将两支部队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它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历史原因：一一五师东进山东的部队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需要承担战略性的野战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2月曾提出一一五师分三步向东进军的意见：第一步，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在河北敌后活动，“如证明大兵团在乎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第二步：如第一步有利，“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但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①(①《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1938年1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57、158页。)朱瑞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也说：“一一五师到了山东，受领的任务及最后任务，不是在山东建立根据地，受领的任务是准备参加大别山会战，一一五师受领的是大踏步的运动战的任务。”②(②《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10日)。)

可见中共中央对一一五师东进的最初设想，虽提到“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尽可能持久”，但只是把它看作过渡性的“第二步”，最后还是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这样，它同土生土长的山东纵队能够密切协同作战也就够了，没有考虑把这两支队伍统一编制的必要。

1939年4月，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充分肯定平原地区游击战争的可能性：“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③(③《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17页。)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判断。对一一五师来说，也使它大举进入原定三步走的第二步成为可能。

陈光、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是在1939年3月1日渡过黄河故道进人山东省鄄城县境的。14日，师部到达东平县境，同中共鲁西区委、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随后，经北方局同意，一一五师师部与中共鲁西区委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陈光和中共鲁西区委书记张霖之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斗争。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归第一一五师指挥。双方相处十分融洽，跨出了局部统一指挥的第一步。

6月25日，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朱瑞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干部会议上报告，强调：“苏鲁皖边区当华北和华中的枢纽，是华北的第二支点，与太行山区同样重要；第一一五师要发展鲁西、鲁西南、皖北，山东纵队主要是巩固山东，相机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南发展。”④(④《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315页。)可见在他心目中，这两支部队既要密切配合，在承担的任务上又有所分工。

这两支部队一时没有统一起来，还有着现实的原因：山东地域广阔，山纵所属部队最初大多在日军侵入时，就地建立起分散的抗日基地。日军又尽力用铁路、公路等交通线和众多碉堡、炮楼将这些抗日基地分割开来，交往不便。一一五师人鲁后最初主要在鲁西、鲁南一带活动，同山东纵队的不少抗日根据地相隔较远。长期的不同环境、不同经验，容易造成彼此间不同的作风、看法和人脉关系，这是自然的，并不是出于某种排他性的宗派之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点时间才能做到水到渠成。

这种情况下，由于两支部队相互没有隶属关系，机关驻地分开，领导人有时对问题有不同看法，仍常会出现一些作战指挥不统一、相互协调不够好等问题，这在一段时间内在所难免，但终究是不利的。

到1943年，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领导人对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已逐步形成共识。彭雪枫、黄克诚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三、第四纵队在淮北、苏北地区取得巨大成功，八路军和新四军已胜利会师，不再需要一一五师继续南下。在并肩对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蚕食”的浴血奋战中，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将士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认识不断增长，已结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再加上交流干部和相互参观学习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已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刻。

这年2月25日，彭德怀等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报中央军委，对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提出具体意见：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军区(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军区机关。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后的人事安排意见：拟以黎玉为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为师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玉、罗荣桓、朱瑞为中共山东分局委员，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3月5日，彭德怀等复电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做出任命。随后，新的山东军区辖胶东、鲁中、鲁南、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分别由许世友、王建安、张光中、杨国夫、黄骅、陈士榘任司令员，由林浩、罗舜初、王麓水、景晓村、王倬如、符竹庭任(或兼任)政治委员。整编后，进一步实现了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正规化。在干部的配备上，做到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山东军区精简整编和实行统一领导机构的工作基本完成。

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1日致电北方局及华北各分局，决定朱瑞等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①(①《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378、388页。)这样，罗荣桓便正式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

新组成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如何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当时担任山东分局常委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回忆道：“1943年中，敌人对山东之‘扫荡’、‘蚕食’更加频繁，其目的在于巩固其过去‘扫荡’、‘蚕食’成果，企图继续压缩、分割、进而各个击破，最后摧毁我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内敌人对我津浦路以东各根据地进行的带战役性的‘扫荡’、‘蚕食’共约50次，计千人兵力者26次，二千人者7次，四千人者1次，五千人者3次，万人以上者2次，共使用兵力在16万人左右。按地区言，清河、鲁中最为紧张。以季节言，以春秋两季为主要进攻时间。”②(②肖华：《艰苦岁月》，第170页。)

1943年上半年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大批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军，包括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游击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一一二师副师长荣子恒、第五区专员兼保安第四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率部投敌，所部编成伪军。在此情况下，于学忠难以在山东立足，愤而不等蒋介石派遣入鲁的李仙洲部接防就率余部离开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抗日战史》写道：“我军事委员会基于事实，乃命鲁苏游击战区各军放弃鲁南、鲁北各根据地向皖北转移。迄是年(1943年)8月，国军逐陆续撤离鲁苏地区。战区总司令部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奉令撤销。”①(①《抗日战史》第13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编印，第128页。)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的人力兵力毕竟有限，随着战争局面日益扩大，各方面都要应付，缺乏训练的新兵在部队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日本侵略军的力量用得快到尽头了。肖华说：“在敌人蚕食的过程中，又暴露了他不能克服的弱点，即兵力不足，前紧后松，前实后虚，蚕食方向此起彼落。敌人进攻时伪军留守，便于我乘虚打击。分散守备，使兵力更加分散，便于我军各个击破。一年来，我们反蚕食斗争攻打敌人据点，时常延长至三四日，敌人虽想增援，但兵力不大，要想集中兵力，又需相当时日，这就使敌人常常出于被动。”②(②肖华：《艰苦岁月》，第175页。)

这年3月间，蒋介石又派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从皖北进入鲁西和鲁南，代替于学忠部。八路军向李部表示欢迎和慰问。李部反向八路军发动袭击，抢占战略要地。八路军被迫反击，李部只得撤回皖北。

沂蒙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原是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主要阵地。吴化文等部降日后，日军力图占领这一地区。山东军区立刻展开争夺战，有效地取得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山东军区还广泛发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组织武工队到敌占区，打击敌伪军，并对伪军进行争取和瓦解。八路军内部，开展了整风学习，全面进行反攻准备。

日本侵略军这时已败象毕露，失却几年前那股气势汹汹的劲头。日方战史写道：“到了昭和十八年(1943年)精锐兵团逐次调往南方，由缺乏对中共作战经验之警备队接替。”“另一方面，中共之军事、行政、经济政策开始逐渐有了成果，‘解放区’之建设有了进展，更由于其拿手之游击战及地下工作，有如水流之渗透一般，在日军占领区内逐渐扩大势力。尤其原来在华北境内之中国中央军，在此一年之前几乎均归顺日军或被击溃，局部所形成之军事上三足鼎立(日军、中央军、中共党军)的局面崩溃，结果使得中共得到渔翁之利”。③(③日本防卫厅战吏室编，黄朝茂译：《大战期间华北“治安”作战》，“前言”，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2页。)黎玉这样评论：“1943年日军虽然出动频繁，但从山东全局的情况看，战争形势已较前两年大为不同了。一方面是由于日军士气低落，作战盲目性大；另一方面我军在对敌作战中越战越勇，越战越精，敌人的‘扫荡’往往得不偿失。”“日军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改变政策，收缩兵力。此后，我军开始了主动进攻，而日军则基本上处于守势了。”④(④《黎玉回忆录》，第172页。)

这年下半年还有一个插曲：国民党当局企图乘日军虚弱而控制山东。他们把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又派黄埔一期的李仙洲部进入山东。李以一个师先人鲁南。八路军最初当李部同日军发生冲突时曾给予支持。李部却与收编的土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部结合，攻占八路军驻地。八路军交涉无效，只能奋起自卫反击，阻滞李部人鲁。李部撤回皖北。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⑤(⑤《罗荣桓传》，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