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六）/金冲及

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变化，终于到来。

从1944年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山东战场局势发展的特点，可以借用时任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的一句话来概括：“从局部反攻到大反攻。”⑥(⑥《黎玉回忆录》，第181页。)

1944年最大的特点是：山东军区开始组织局部反攻，恢复与扩大根据地。这年春天，就制定了全年的作战总方针：在山东军区统一的战略指挥下，采取主要方向集中主力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大量歼灭和瓦解数量众多的伪军，孤立日军，以达到扩大解放区、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的目的。6月15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上发表文章写道：“由于全山东各地区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坚持斗争的地位大大改善了。军事控制的地区一般恢复到1940年的局面，掌握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支点，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缩短了，对敌斗争的自主权也增大了。”①(①《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1944年6月15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22页。)

1944年局部反攻对山东抗日斗争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是深刻的。范围几乎遍及山东全省各地区。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大部分地区都因部队抽走而采取守势。山东军区命令各军区根据各自情况，主动发动进攻。加上其他方面的因素，山东整个局势在这一年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里还是引用黎玉的一段综合性概说来代替分散的细节记述：

仅1944年一年，山东解放区就扩大了4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近千万。伪军在这一年中反正的达140余股，约1200余人枪。山东八路军已经超过15万人，民兵共有37万，实力远远超过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加强党政军建设，从1943年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后，各级机关、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山东分局统一领导下进行了整风审干、减租减息、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大生产、大练兵运动，使山东解放区更加巩固和强大。

减租减息运动，经过1943年的推动和1944年一年的努力，开始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有的县这一工作已扩大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地区已经进行查减村庄占所有村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有些地区甚至已达到百分之九十。查减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在封建势力压抑下沉闷了千年的中国农村活跃了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军民融成一体，人民真正感到了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1944年，沂蒙山区只十天半月的时间，就有1000人报名参军；1945年春节“拥军月”，山东全区有3万人参军，1944年2月至8月，仅渤海一个区报名参军的就达2万余人。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山东八路军、民兵积极投入了开荒运动，到1944年底，开荒面积据不完全统计即达34万余亩。为了丰产丰收，渤海区集中力量抓灭蝗蝻，这是一件功在华北的成绩。……工业生产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绩，纺织工业除鲁南刚恢复地区正在发展外，其余地区已经初步达到本区居民所需东西自足自给……由于这些发展，保证了战争军需，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彻底打破了敌人封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②(②《黎玉回忆录》，第182、183页。)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兴奋的生气蓬勃的图景!

日军因主力南移，1944年春在山东只留有2．5万余人，是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而伪军增至20余万人，是全国伪军最多的地区，很大部分是国民党军在山东降敌组成的，士气涣散，已无心作战。宋清渭回忆道：“日本鬼子到了1944年底的时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强大压力下，已经明显感到穷途末路、四面楚歌了。在各个战场兵力渐感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拼凑力量，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搜索性的‘扫荡’之后就草草收兵了，敌我双方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战斗。到了1945年的春天，敌人进一步收缩了兵力。”①(①宋清渭：《岁月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罗荣桓在《1944年的过去和1945年的到来》一文中扼要地回顾了山东这几年来走过的路：“我们经过了1941年到1942年的艰苦斗争，保存了自己，坚强了自己；经过1943年我们从严重的三角斗争中，争取改善了自己的地位；1944年，我们从坚持反对敌人‘蚕食’、‘分割’、‘封锁’中，开展了进攻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分散配备，使之被迫转变和采取了重点主义。”②(②《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1945年1月3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20、321页。)所谓“重点主义”就是指日本侵略者已只能重点守备剩下的几个孤立的点了。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出现令人震惊的豫湘桂大溃退的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全国产生相当引人注目的影响。

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的胜利中，山东处于突出的地位。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原总参谋长滕代远在1944年9月27日致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中赞扬道：“半年来，(八路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③(③《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239页。)

日方军史在谈到1944年山东战场形势时也写道：“中共之潜在势力仍稳定地扩大，到秋季以后，亦开始对日本分驻队进行袭击。”④(④《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704页。)

从1944年冬起，渤海、鲁南、胶东、鲁中等军区八路军相继发起攻势作战，解放了大片地区。其中，许世友指挥的胶东军区歼灭了总兵力达1．8万余人的山东最大的一股叛军赵保原部；鲁南军区击毙了投敌的伪第十军军长荣子恒，消灭了伪皇协军王洪九部。

1945年5月，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3万人的兵力，以滨海、鲁中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山东军区立刻组织反击。经过20多天奋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山东沿海地区的企图，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但日军继续向山东增兵，增加到10万人，仍企图控制山东海岸线，防止盟军登陆。

根据新的形势，山东分局和军区下决心，集中兵力实施5、6、7三个月的夏季攻势，把攻势范围扩大到山东全区，还争取了伪军1．5万多人反正。经过3个月激战，进行了10多次较大战役，歼灭日军300余人、伪军3万余人，几个战略区连成了一片，还控制了大段的海岸线。

这三个月的反攻十分重要。罗荣桓曾评论道：“山东形势基本好转，但是形势的根本好转，还是在完成了1945年上半年的三个月作战计划以后。三个月作战计划主要是开辟胶济路东段的两侧地区，以打通和扩大渤海和胶东，以及他们同铁路以南的联系；再就是夺取临沂、费县，使胶济铁路以南的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联成一片，以便在大反攻时腾出手来向大城市进军。”“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较好的是胶东、渤海和鲁中，执行得不好的是滨海，他们对临沂、费县重视不够，没有把主力摆在临沂”。“我们经过了5、6、7三个月作战，基本上完成了预定计划，打通了几个战略区的联系，创造了最后反攻日军的有利阵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主动了，抽出了很大兵力参加大反攻。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我们就编成了50个团，这是执行三个月作战计划的结果。否则，大反攻来了，我们的兵力还没有集中起来，内地的敌占据点还没有肃清，那就被动了”。⑤(⑤《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5、586页。)

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11日，山东分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做出《关于调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领的紧急指示》。16日，山东军区将所属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共有正规军21万人，分五路实行大反攻。还有10万民兵和10万兵工随军配合行动。“至大反攻结束时，山东从陇海路以北(包括江苏一部分)、津浦路以东、北至河北省黄骅(燕山)、南皮、景县等地，除铁路沿线极窄的一条外，全部为山东解放区所辖，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约2800万人口。包括冀南、苏北部分地区在内，山东解放区完全辖制的县有65个(津浦路以西30多个县从1940年下半年划给冀鲁豫边区，未计在内)，铁路沿线几个敌占城区内，亦有我地下党组织，置敌人于火山口上”。①(①《黎玉回忆录》，第186页。)

山东《大众日报》在8月14日发表社论写道：“胜利并不是突然的。抗战一开始我们就坚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一天一天我们从苦斗中接近了这一个目标，今天的胜利，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努力奋斗的成果。”②(②《日寇无条件投降与我们的紧急任务》，《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5卷，第834页。)

终于盼到这一天的到来，而新的任务又立刻摆在人们面前。

抗战胜利不久，为了尽快解放东北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在10月至11月，山东军区所辖精锐主力8个师及其他部队共7万人，由罗荣桓率领，分两批开赴东北。留在山东的主力和基干武装还有20余万人，并迅速补充，扩大地方部队，组建新的正规军，投入下一时期的斗争。

几点认识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战后历史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罗荣桓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山东人民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贡献是很大的，出兵总数在百万以上，现在山东籍的干部遍布全国，有好几个军是从山东发展起来的。山东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定地跟着党走，到抗日战争末期，山东是比较大的一块根据地，有一千几百万人口。所以对山东人民的功绩应有足够的评价。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华中的收缩阵地，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进行东北以及对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③(③《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80页。)这个评论是富有历史眼光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山东抗日根据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的基本队伍在很长时间内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两部分力量组成的，分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这种状况在其他抗日根据地都不存在。它们共同浴血奋战，又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不同特点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

山东纵队是抗战初期日军侵占平津后大举南下、进入山东，然后再迅速向南推进、造成后方空虚的情况下，由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以本省的地下党员、青年学生、贫苦农民和一部分由平津南下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在遍及全省各地发动起义而形成的抗日武装，它的优点是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较高的文化水平、熟悉山东各地的实际情况和风土人情，是山东人民的子弟兵，不足之处是最初还缺乏实际的政治锻炼，更缺少武装斗争所必需的军事知识。

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主力发展而来。他们经历过土地革命、五次反“围剿”、长征和抗战开始后进人山西对日作战的长期锻炼，有着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军事经验。不足之处是对山东情况最初了解不多和不少工农出身的指战员文化水平较低，兵源也有待补充。

这两支队伍汇合在一起，恰好起着互补的作用。双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山东徂徕山起义时，名称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正副司令员不是由本地干部担任，而是由黎玉主动到北方局请求调来的红军军事干部洪涛、赵杰担任。山东纵队成立前，黎玉又主动前往延安请示工作，并要求增派干部。中共中央决定派郭洪涛、张经武等200多人前往，以郭洪涛代替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张经武为山东纵队指挥，江华任纵队政治部主任，黎玉改任纵队政委，主要领导职务大多由延安派来的干部担任。以后，中共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去山东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和山东纵队合署办公，没有发生过山东地方干部排斥外来干部的现象。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随着这两支部队在很长时间内生死与共地协同作战，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完全形成统一指挥，但彼此的了解越来越多，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融为一体，是很自然的。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这两支部队的相互关系一直十分重视。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给徐向前、朱瑞、黎玉、江华并告陈光、罗荣桓等的电报中对山东纵队作了很高的评价：“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他又在电报中要求这两支部队相互学习，并进行大规模的干部交流，写道：“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地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与一一五师靠近的部队，可与一一五师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一一五师对于拨二千五百人给山东纵队，应当郑重其事地组织。对所拨干部与战士，应当给以很好的教育与解说工作”。①(①《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1939年12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00、501页。)

这两支队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40年5月24日，徐向前、朱瑞致电毛泽东等：山东纵队先后编入一一五师之武装约1万人。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经常组织指战员到邻近的一一五师参观和接受轮训。一一五师也经常派人到山东纵队去参观学习和帮助指导工作。8月9日，朱瑞致电中共中央：“为统一领导、便于应付新情况，前屡电建议山纵归一一五师建制，切实统一指挥与加强领导，应即刻实现。”②(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第330页。)

各方面的条件已日趋成熟。8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准备发展方向，因此极力加强山纵，提拔山东本地干部，使山纵正规化是你们的共同任务。”“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③(③《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1940年8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56、557页。)明确“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这是一个重要决策，使山东实现一元化领导加快了步伐。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9月16日，一一五师在费县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上对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用“争、插、挤、打、统、友”六个字概括了工作中的成绩。为了加强两支部队的团结，他还作了十分严格的自我批评：“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④(④《罗荣桓传》，第230页。)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积极的，是为了达到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目的。会后，一一五师师部向北转移到沂蒙山区，同山东分局靠拢。

山东纵队的军事指挥人员，本来大多是从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调去的。两支队伍又经过大规模地交流干部和战士，开展相互学习的互动，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它们在党的领导下最终经过整编，实现一元化领导，就到了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的时刻了。这在那些当时常见的某些人把军队看作个人或某一派系私有的地方是难以想象的。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反“扫荡”和反“摩擦”的军事斗争，而前者是主要的。这两种斗争的性质不同。正如毛泽东在1941年5月、也就是皖南事变刚发生四个月时所说：“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①(①《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

当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使用将重点转向占领区后方，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扫荡”和“蚕食”，企图消灭一切抵抗力量。山东纵队也好，一一五师也好，军事斗争的重点都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这种“扫荡”和“蚕食”上。如果不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广泛游击战争，人民武装根本无法在敌后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了。

日本侵略军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着优势，但它是非正义的而且手段残暴的战争，本身就起着激起广大民众起来反抗的强大动员作用。人力物力的不足和国际局势对它越来越不利。后来，它在山东已处在处处被动挨打的地位，只能控制一些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了。

反摩擦斗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只要你愿意合作抗日，都以合作的态度来对待，不希望发生为亲者痛、仇者快的摩擦活动，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但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的疑惧太深了，看到八路军在敌后抗日中得到发展，便觉得是对自己的严重威胁，总想限制以至消灭它。山东、苏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抗战初期在日军猛烈攻势下，大部分已经西撤，只有一小部分(如沈鸿烈、韩德勤部)来不及撤退，被切断在敌后，以后又收编了一些流散士兵和地主团练。他们在抗击日本侵略方面没有多少作为，却层出不穷地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残杀正在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将士。对这种从背后捅来的刀子，如果不加以有力的制止，同样也无法继续在敌后生存和发展抗日斗争。因此，八路军不能不严正地宣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有有效地制止这种暴行，才能维持团结，不致造成完全破裂。

进行反摩擦斗争需要十分慎重，本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原则，严格区别对待。在斗争中，又要尽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在山东，对范筑先、常恩多这样的爱国人士，共产党一直给以坚决而有力的支持。即便像石友三这样反复无常的军阀，当他一度表示愿意合作抗日时，同样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没有排斥和打击他，而当他同日本勾结时便坚决给予打击。对于学忠这样持中间态度的人，采取团结和争取的态度，但对他提出的某些无理要求仍断然拒绝。后来，于学忠部被国民党当局调离山东。而对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八路军便坚决打击。秦启荣就是在勾结日本侵略军攻击抗日游击队时被击毙的。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成为伪军的，以山东为最多，如吴化文、荣子恒等。由于他们投降日本，为群众所唾弃，在山东始终不成气候。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在山东能控制的只有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的胶济铁路全线和津浦铁路南线附近狭长地带，其他广大地区都已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这种格局是山东抗日战争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四)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是一个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过程。山东的地方干部在这方面更缺少经验。许多问题是在摸索前进中逐渐弄明白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跨出新的步子。大体上，迈出过这样几步：一是组织武装部队，二是建立政权，三是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减租减息)，四是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四步，并不是后一步代替了前一步，而是在前进中发现必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重要内容，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而成熟的建设大型根据地的做法。这几步，往往相互渗透和交错。

第一步，组织一支武装部队。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①(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3页。)因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期主要工作在军事活动方面是很自然的。

从山东实际情况来看，这的确也是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的最好时机。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正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进入山东。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退。日军只是推进到鲁苏边境才遇到李宗仁率领的第五战区官兵顽强抵抗。他们有限的兵力正集中投入徐州会战，后方极为空虚。而八路军此刻刚从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作战，主力一时不可能来到山东。而山东也没有像南方不少省那样存在遗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这个首义的责任便落到山东省委身上。

几乎赤手空拳的山东省委没有错失这个有利时机。他们看到：山东民风刚直强悍，老百姓有强烈的爱国心，不愿做听人宰割的亡国奴，民间又有不少流散的枪支弹药，只要登高一呼，指明斗争的方向和办法，许多人是愿意跟着党起来投身抗日武装斗争的。山东省委毅然决定：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号召，在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且由省委直接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泅水地区的徂徕山起义。

他们的办法是：“通过党员分工，对每个党员要求至少动员二至三人参加抗日游击队，有枪带枪，无枪借枪。每个党员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串联和发动。”“县委动员出来的大都是青年学生和青年农民，听说要上徂徕山拉队伍起义，他们带着土枪、大刀、红缨枪纷纷跟随我们上徂徕山。在农村动员出来的，真是子弟兵，不是兄弟、爷们，便是至亲近邻”。②(②《黎玉回忆录》，第121、124页。)山东省委还向北方局请来几个红军干部，对他们进行突击军政训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并且对日军打了一个伏击战。

这样的队伍虽然简陋，但它是山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队伍，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夺取了先机。

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对他来到山东前省委领导的这场全省大起义这样评论：“抗战开始，山东没有我们八路军，但是地下党同人民结合发动起来相当普遍的人民的武装起义，这不仅是武装斗争，而且应该说是一个人民运动。这时群众运动是一个高潮，是山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高潮。”③(③《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10日)。)

第二步，建立政权。当有了一支武装部队以后，就需要建立政权。这样，才能将当地群众和社会秩序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帮助群众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使部队的兵源、粮源、财源得到保障。

蒋介石历来对军权和政权这两件事抓得最紧。他在韩复榘被枪决后，任命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沈到山东后，就在八路军所驻地区任命了一批专员和县长。而山东党内也有些人认为沈鸿烈是“合法”的省政府主席，他所任命的专员、县长似乎也不便不承认，而对根据地民众自己选出的专员、县长反觉得有点不“合法”。徐向前回忆道：“山东的游击战争，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政权建设工作，还没有跟上去，是个薄弱环节。就拿鲁中、鲁南来说，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刚去，感触最深的是吃饭问题，‘叫花子要饭’，部队走到哪里，要到哪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政权在谁手里呢？在国民党手里。除了敌占区外，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的人，听于学忠、沈鸿烈的，不听我们的。处处卡我们，不仅不供应八路军粮食、衣物等，还威胁群众，限制群众同八路军接触。他们作威作福，鱼肉乡民，苛捐杂税之多，令人咋舌。有的还与日寇、汉奸暗中勾结，干卖国勾当，袭击八路军。”①(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1、642页。)这确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继续前进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华北各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态度鲜明地指出：“我抗战阵营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摩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摩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同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八路在三省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位于抗战之最前线，成绩卓著，功在国家”。“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决不能枵腹作战”。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各地摩擦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3、24页。)那种一度出现的错误倾向得到纠正。

1940年8月，山东成立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职权，黎玉任首席组长，实际上行使省长职权。这样，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有了自己的政权机构。

第三步，大大加强和改善群众工作。1942年刘少奇过山东时着重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强调了切实执行减租减息的工作。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一个重大进展。朱瑞在中共七大上就这个问题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回想到少奇同志说的发动群众的四个基本原则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群众自觉性。民主、民生不是不靠群众自觉而能够取得的。当时我们的武装打下了政权，才取得了民选方式。那时的民选，不是老百姓选举，而是党的活动分子选举。做了一点民生工作，叫‘五一’减租，也不是靠群众得来的，而是用法令达到的，不巩固的，极其狭小的，脆弱的，不是群众性的。”“另外还做了一些枝枝节节的工作，忘记了群众的肚子饿，要吃饭，只注意到群众头上要剪发，妇女包脚难看要放脚。青年工作搞起来了，就是搞运动会、野火晚会，提倡青年活泼、青年作风，而农民工作没有被强调。我们做过了这样一些工作，概括起来说，都是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形式主义的，是靠法令、条例，是靠军队打天下的方式，而真正发动群众自觉的起来斗争，是很少的”。③(③《朱瑞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10日)。)他的自我批评是严格的，也是很深刻的，能给人以启示。山东的工作，在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后确实进一步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第四步，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思想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这在胜利快要到来的关头更加重要。

正如罗荣桓所说：“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首先要统一指挥。”①(①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丈库》第16卷，第4页。)所以，这项工作从1943年3月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就开始了。3月16日，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山东军区及一一五师各直属机关已实行合并办公，改为山东军区，并与分局合并，统一所有主力及地方武装之领导与指挥。对外保留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名义。”②(②《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关于师部、军区与分局合并向集总、军委的报告》(1943年3月1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76页。)以后，随着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发展，内部的团结越来越紧密。到抗战胜利时，就很难区分哪支部队原来是什么，彼此已很难区别了。

至于山东省委和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在八年抗战中有过几次调动。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做出重大贡献，解决了一些当时在发展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对加强团结十分重视。他们也有过各自的失误或不足，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的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③(③《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罗荣桓在谈到如何写山东抗日战争的历史时说：“抗日战争中山东哪些人犯错误，根本不必提名，但原则问题要谈清楚……我们根本不必谈是不是路线问题，只写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就是了，至于犯错误的具体细节，谁说的、谁作的等等都不必写。”④(④《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579页。)这不是为了宽容，更不是主张什么都模糊其词，而是因为这些都是前人在为革命而探索前进时，对一些复杂的新问题一时缺乏正确认识所造成的。应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但不能要求前人对后人弄清楚的问题都早就弄得一清二楚。这样比较公道。

回顾八年抗战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的业绩，而且也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启迪。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卷，“前言”，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②(周恩来：《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233页。

③贾石亭：《党创立时期山东地区的一些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7页。)

④赵健民：《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的前后》，《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396页。)

⑤《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常子健的履历》(1934年10月2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445页。)

⑦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