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社会处（文/小 朝 海 涛 大源）

      历史的车轮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抚今追昔，回望波澜壮阔的上海解放，那段波诡云谲的峥嵘岁月早已成尘封往事。今天，透过解密档案以及亲历者的珍贵遗信、遗稿，许多湮没已久的历史真相逐渐被揭示还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既是对先烈的告慰，也是对历史的敬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1公安战线中的两套系统

1949年5月27日以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隆隆炮声停歇了，弥漫天空的硝烟散尽了，但是，敌我双方在隐蔽战线上的殊死较量仍在激烈的进行中。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设正副两位局长，李士英任局长，扬帆任副局长，下设秘书、人事、行政、刑警、消防、供给6个处及警务学校，下辖31个公安分局和103个派出所，全局警员共13870人。6月10日，市公安局任命各处正副处长及下属正副科长、股长。当月又组建警察总队，下辖3个步兵团和1个特科团。

 

▲扬帆1912—1999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上海市政协常委  

▲李涤非1921—2000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社会处一室主任兼二室副主任，同时兼任李士英为书记的机关党委委员，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

 6月2日，在市公安局内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处，那就是社会处，扬帆副局长兼任处长，同时任命社会处领导班子，如扬帆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社会处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一个月后，除保留扬帆副局长办公室编制外，社会处办公室撤销，社会处下设一室、二室和三室，室一级的编制下设有科、股或组，原社会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分别担任二室和三室主任或室副主任，并对外秘而不宣。社会处除了编制不同外，在运作形式上也很独特，局各个处、科、股都在局机关內上班，唯独社会处分置于机关之外，且对外不挂牌，干警经常身着便衣。此外，局内其他处、科等部门工作人员，既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甚至有旧警察局留用人员；而社会处却要求编制内工作人员必须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共产党员，且处内有自己的培训系统。

两套系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区别，是源于1949年5月初的一次筹备会议，当时接管上海的干部在丹阳集训时，召开上海公安局人事筹备会议，华东局决定，把公安系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民警局，一部分为政治保卫局。扬帆带领情报部门干部组建政治保卫局，李士英从山东和华东警校带来的人员接管上海旧警察局，组建民警局。上海解放后，扬帆领导的社会处下属一、二、三室和培训机构等，就是政治保卫组织。该组织设在公安局内，对外称社会处。社会处是战斗在隐蔽战线中的特殊部门，承担着国内外情报及反特重任。

随着上海的快速发展，社会处为隐蔽战线奠定基础后，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现在的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就是脱胎于当年的社会处。社会处主要筹建人之一的李涤非、郭曼果和钱明后来还曾担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何荦等人也曾在上海国安局研究汇编《华东情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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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中分局联络部始末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对敌工作的需要，党中央越来越重视情报、统战和政治保卫工作。1945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北移山东，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同时在苏皖地区成立华中分局，原华中局情报部、敌工部、华中军区联络部合并，成立华中分局联络部(驻江苏淮阴)，扬帆任部长，陈同生、任泊生为副部长，杨浩庐为秘书长。

扬帆是北京大学高才生，于1937年在上海入党，后转入新四军军部，从事情报工作。他长期战斗在情报战线，经受过“皖南事变”血与火的考验，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组织上把领导华中分局联络部的重任交给他是对他最大的信任。副部长陈同生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革命经历极其丰富，参加过广州起义，领导过华中局敌工部。副部长任泊生也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27年他刚年满18岁时就在武汉加入叶剑英领导的武昌军校教导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长期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曾以华中军区联络部部长身份加入华中分局联络部。扬帆领衔的联络部对机构设置和工作班子做了调整，联络部内设有：事业科，科长赵铮、副科长张卓如；交通联络科，科长何荦；材料科，科长钟望阳、副科长林平；总务科（情报），科长李涤非。调查研究室，主任曾一凡、副主任刘洪，室材料科，科长由新四军4师9旅政治部主任徐今强担任。

为便于全面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根据华中分局指示，把原先三个部资源整合起来，再从各部门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先后组成六个工作委员会，分驻各地，对敌区秘密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其机构大致情况是：

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曾达斋（袁殊）。对军统分子及蒋军被俘人员进行争取教育工作。第二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云鹏。对安徽地方实力派、徽帮、地方团队、土顽开展工作。1946年冬转华东军区宿北前线政治部领导。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徐楚光（后牺牲）、副主任郭润身。对原汪伪军政人员及蒋军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曾策反军统南京潜伏站站长周镐，积极发挥了地下尖兵作用。1947年1月，因周镐（后牺牲）在南京被捕，徐楚光撤回解放区，第三工委撤销以后成立第六工作委员会，由郭润身担任主任，保留了三工委的骨干，1948年转华中工委领导。第四工作委员会，主任张荫棠（少武）。对苏北淮海地区帮会、土顽进行工作。第五工作委员会，又名海州办事处。主任管海平。向江苏海州、灌云、沭阳一带地方团队、土顽、帮会开展工作。1947年春归华中工委领导。后来又成立新二工委，主任唐晓光、副主任蔡辉。负责对安徽地区及商界进行工作。后归华东局国区工作部领导。

扬帆为部长的联络部搭建起庞大的面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情报和策反网络，构建了分层次领导的组织架构，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情报工作干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组建，完全可以溯源到这个时期，社会处的很多室、科、股级干部都是在联络部时期就担任了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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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报统战一肩挑的社会部

1946年10月，华东局建立社会部。部长舒同（兼），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扬帆领导的联络部并入华东局社会部，增加了工作范围，扩大了情报网络。

1949年1月，为适应战争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华东局报请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将华东局统战部与社会部合并，组建新的社会部，由华东局常委舒同任部长，梁国斌、胡立教、李士英、扬帆任副部长。社会部领导班子配备得更加强大有力，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特殊战线——情报和统战工作的重视。新组建的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和统战工作相结合，各类社会资源获得了充分整合和利用。

为充实加强华东局社会部机关办事机构，山东省公安总局机构也并入华东局社会部，公开机构和隐蔽机构相结合，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在社会部设二室一处（秘书）及华东警官学校、华东军政训练班和归俘学校。扬帆兼任第一室主任，配置与中央社会部直接联络的电台和报务、机要干部。一室下设三个科和三个办事机构：外勤科，科长王征明，副科长樊作楷、郭曼果、李又村；内勤科，科长何荦；材料科，科长钟望阳。三个办事机构分别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由纪纲任主任；滨海沿海办事处，由李涤非任主任；大连工作委员会，由赵铮任主任。

 

▲王征明1923—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三室主任，上海市公安局咨询委员

这个时期的社会部任务是为解放苏南、上海，以及接管大上海作准备，这些配备的干部主要是准备进入上海接管国民党警察系统和情报部门。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社会处组建时的一些骨干领导就已经在这个名单中了。这些科长（主任）、副科长在情报、统战和反特工作岗位上经过多年的历炼，不仅经验丰富，也积累了许多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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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毅：为接管上海立了大功

为解放全中国，部队陆续向长江边集聚，渡江战役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1949年1月中旬，中央社会部给华东局和华东局社会部发出关于沪宁情报工作的指示，特别指出：“要准备我军接管大城市必要的情报”，并附发《京（南京）沪调查提纲》。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扬帆负责领导完成此项时间急、工作量大的艰巨任务。

接到命令后，扬帆立刻率领一室的情报、材料干部约60余人，先行离开山东青州安家庄，经济南、徐州等地，一路南下，于1949年2月下旬抵达江苏淮阴。解放大军已经饮马长江，随时准备突破长江天险。扬帆的任务就是要在大军渡江前把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概况材料编印出来，以供入城接管之用。时间紧迫，60多人显然人手不够，于是在当地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又从华中党校先后调集熟悉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共党员约40余人，先后组织100多人，其中许多是从上海、南京撤退出来的地下党员，他们对当地社会状况有着一定了解，因暴露了身份，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的危险，党组织只得把他们撤回了解放区。

这批同志与社会部一室材料科同志，历时一个多月，日以继夜、争分夺秒，胜利完成了情报编印工作。这份材料按照政府、军事、党派、社团、财政经济、金融、公用、工务、教育、卫生、交通、官僚资本企业、国民党中央军政驻南京、上海和杭州等机构、国际性的单位等部门系统，从历史沿革、人员、地址、电话号码到有名人物的公馆都有详细记载，甚至连上海各区的保长名单都有，共30多册。对特务和警察等特别系统还有专册。资料封面署名“江南问题研究会”。该资料分别在大军渡江和上海解放前，分发给军以上单位和相关参与接管的干部学习。

陈毅对此项工作极为赞赏，表扬编纂这套资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大功”。这套资料编纂人员中的一部分后来南下上海，进入“社会处”工作。

 

▲当时社会处的一个办公地方在桃江路，原路名叫靖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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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入城纪律教育和接管培训

扬帆带领内勤科长何荦和报务、机要干部到淮阴后，马上架设电台与中央社会部保持联络。当时，华东局社会部发出“集中南京、上海、杭州情报工作的关系移交给社会部或扬帆处”的通知。一批经受过长期考验的情报人员开始从各个条线奉调，先后向扬帆处报到，组织上全力以赴加强社会部人员配置。何荦在淮阴做接收有关部门转来工作关系的人事档案工作，如有派出人员或工作关系前来，则有李涤非、郭曼果负责接待。各个条线奉调过来的情报人员，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有着成熟的工作经验，他们也是未来“社会处”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

▲郭曼果1911—1997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副主任，公安部华南办事处主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国安部咨询委员

 为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扬帆还组织精兵强将，组建扬州工作站，站长赵铮、副站长王宁，面向镇江一线开展情报和策反工作；六合工作站站长李涤非（同时兼任江淮军区交际处处长）、副站长王济普面对南京工作；靖江工作站站长王征明，参与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部队起义工作；南通工作站站长刘大庸、副站长杨云，以及石祝三、罗晓路对上海开展工作，各个工作站均配置电台和机要人员。同时，又派徐楚光下属栗群、周镐去策动孙良诚部的投诚。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局社会部随大军南下，到镇江与常州之间的丹阳驻扎下来。解放上海，对于人民解放军而言已是倚马可待之事，没有任何悬念。与军事问题相比，党中央和华东局领导所思考的大事，是如何做好前期准备，确保接管好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为此，华东局在丹阳，把干部集中起来，进行入城纪律教育和接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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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处基本队伍：“168人反特工作队”

华东局社会部进入丹阳后，从山东等解放区调集来680余名公安干部，800余名警校师生，会同扬帆带来的60多名情报干部，一起组成接管上海警察局的基本队伍。华东局决定，一旦上海解放，即以社会部人员组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由陈赓（后随部队南下，未到位）担任部长，指定李士英、梁国斌和扬帆参加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分别担任副部长。社会部将他们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和行政，编成5个工作队。根据接管分工，扬帆所领导的168人反特工作队，就是社会处基本队伍。

这支队伍人才济济，可谓各路精英，有中央社会部指派人员，如1932年入党、在文化战线享有盛誉的杜宣（原名桂苍凌），在北平奉李克农指示，参加南下工作团，加入到接管上海的行列之中。后来作为社会处成员，他主要参与了对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东方经济研究所”的接管。还有国民党原将领，经共产党策反，他们弃暗投明，也进入扬帆领导的部门。如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兼预备干部总队长贾亦斌少将，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策动下，加入共产党，于4月上旬率领近四千人在嘉兴起义。他们在向天目山挺进途中，遭到蒋军重兵围追截击，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对当时蒋介石内部的心理打击是很大的，使得蒋介石想用这批经过培训的预备干部重建百万军队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后贾亦斌随扬帆进入上海，在社会处任培训部副主任。另有国民党63军参谋长宋健人少将。宋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后失去组织关系，63军被解放军围歼时被俘，经战俘团甄别和安排，化装成士兵逃回蒋军，继续留在国民党部队。他曾与国民党将领贾亦斌、段伯宇、段仲宇和刘农畯等一起秘密策划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后经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介绍重新入党。

策反委员会在段伯宇、段仲宇配合下，还策反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伞兵三团起义，为了将起义部队准备在解放区连云港登陆的情报送达我方，策反委员会田云樵安排宋健人只身穿过重重封锁传递该情报。宋健人完成任务后重新归队，解放后在“社会处”三室任主任秘书。此外，在丹阳，根据上海反特需要，经中央社会部和华东局批准，还吸收了一些编制外特情人员，如胡钧鹤、徐汉光和孙洵等，他们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或新四军，后被捕叛变，投靠了国民党以及日伪，现在又主动要求将功赎罪，协助公安局，提供潜伏特务的线索。这些特情人员被带到上海后，组建情报委员会，归“社会处”二室控制使用。

扬帆在丹阳集训时，预先将人员划分为军统、中统、反动党部、东方经济研究所（军统外围机构）、社会局、特务企业等接管组，让各组分别熟悉这些组织机构的人事、地址及重要人物的住所等情况。根据接管方案，人员入城时各司其职，工作有条不紊。可以说，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的雏形和基本队伍的架构在丹阳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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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解放大上海  接管旧警局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解放上海战役，这是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中的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接管上海的干部队伍也迅速向上海推进。

5月25日和26日，在阵阵炮火声中，扬帆带领华东局社会部反特工作队分批乘火车从丹阳进入南翔站，马上换乘上海地下党已经准备好的汽车，直接驶入徐家汇附近的交通大学，当夜集中在学校体育馆待命。

一到交通大学，扬帆和梁国斌、李士英等人马上与上海地下党领导策反工作的沙文汉和领导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等同志取得联系，两支战斗在不同战线的力量胜利会师，紧急商讨安排有关旧警察局以及国民党在沪各特务系统的接管事宜。

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旧警察局的党委（简称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等同志也与社会部接管旧警察局的领导取得联系。警委在旧警察系统中，已有党员近500人，建立了20个党支部，他们又通过发展工作关系等方式，联系了非党警察约2000人，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数量，当时的旧警察系统有警员一万多人。局长毛森感觉到局内肯定有共产党的活动，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有如此大规模的共产党群体潜伏其中。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等带领一批干部，进入福州路185号旧警察局大楼，正式接管旧警察系统。新政权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李士英任局长，扬帆任副局长。

当解放大军进入上海时，旧警察系统除了局长毛森及其极少数亲信骨干潜逃外，超过90%的警员都留了下来，新政权吸收他们，一起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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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组建社会处 兵分三路亮剑

5月28日在接管旧警察局的同时，扬帆分管的反特工作队，从5月28日起，分别查封和接收国民党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党员通讯局、蒋经国的青年救国团、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东方经济研究所等在上海的各个国民党机构和外围组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还清查并接收主要特务头子的公馆20余处。但是，反特工作队所到之处，皆人去楼空，档案材料也荡然无存，在丹阳准备的接收材料所标明的主要特务分子和组织架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或逃亡，或有组织的潜伏在大上海茫茫人海之中，伺机在社会上掀起暗杀、爆破、扰乱社会治安、蛊惑人心的阵阵浊浪。社会处即将面对的都是精心组织、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不甘心失败且随时准备与新生政权作殊死搏斗的敌对分子。

扬帆受命组建社会处，并兼任处长，这个部门的名称源于中央社会部，主要职责是肃反、锄奸、反谍、情报、秘侦等，其工作性质在业内和社会上被称为“隐蔽战线”。它是保卫新政权的盾，是斩断敌对势力罪恶黑手的剑。

社会处基本班底主要由三部分干部组成：一是扬帆从丹阳带过来的168人，其中有来自华东局社会部一室的情报干部74人；二是田云樵带来的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部分人员，约18人；三是解放前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如潘汉年、吴克坚等系统的情报人员约20人。

 

▲田云樵1909—2003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主任，上海市机电一局顾问

市公安局成立之初，根据丹阳华东局会议精神，设立扬帆副局长办公室（以下简称扬办），主任由李涤非担任，下设秘书机要科和经营科，秘书机要科科长何荦，科员石祝三、张开、李琼和吴真等，赵铮任经营科科长。社会处内设办公室，由王征明任主任，田云樵、郭曼果任副主任。一个月后又进行编制调整，撤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编制，改为社会处下设三个室，室下设科，科下设股。

第一室（行政）管理全处人事、供给与总务。主任李涤非（后由石光接任），副主任瞿道明。下设三个科：人事科科长由瞿道明兼任，副科长黄景荷；财务科科长赵子辉，还设有总务行政科。

第二室（情报）负责情报收集、管理特情以及材料分析汇总。主任田云樵，副主任郭曼果、李涤非（兼）。下设四个科：秘书科科长刘燕如，副科长张应谦，下设人事股、财务股；一科科长邵洛羊，副科长舒忻，负责与群众团体、大中学校等社会各机构联系，收集敌情；二科科长王仁卿，副科长沈子球，及股长周之友（周幼海）等，负责管理使用特情，收集特情情报，下设情报委员会；三科科长杨云，副科长干戈，负责情报登记、整理、汇编敌特情报材料。

▲周之友周幼海，1922—1985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二科股长

 第三室（侦审）负责侦查、抓捕、审讯、关押等行动工作。主任王征明，副主任刘友谅。秘书科科长宋健人，侦察科科长王济普，副科长先后有钱明、王大超、王以伟、王宁、宣铎、苏路等；审讯科科长刘大庸，副科长陈汝周（陈一峰）；测向科汪声鸣（从二室调入）、聂民杰、陈超；侦行大队队长戴旭东（后分别由林庆荣、陆德荣接任）。

社会处还管辖一些过渡性的临时机构，如“东方经济研究所”“肃反干部训练班”“特情人员训练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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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以特反特” 创建“情报委员会”

根据对敌隐蔽斗争需要，由饶漱石提议，经华东局批准，在社会处二室二科编制以外，专门设立“情报委员会”。为贯彻华东局和市委尽快肃清反特分子的目标，社会处采用“以特反特”的辅助方法，加速情报收集，以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情报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于向我方秘密自首的原共产党叛徒——后成为国民党特务或汉奸；或原国民党特务以及党、政、军高官，他们各自都掌握一定的人脉关系和特务组织的活动规律，由于是秘密自首，没有暴露身份，很多潜伏特务还与他们往来。这些人为反特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途径，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情报委员会由胡钧鹤（胡静波）任主任、徐汉光任副主任，孙洵任秘书。他们积极联络潜伏特务，现身说法，促使潜伏特务秘密自首，交代组织关系、潜伏任务和情报线索。据统计，截止到1951年4月，仅仅从秘密自首的敌特中发展的特情人员就超过1000人以上，发现各种敌特线索约4000起，侦破专案约470起，占同期破案总数的45%，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

情报委员会所使用的人员均非公安人员，不列编制，不穿制服，不配武器，不参加公安局内部活动，办公室和联络点也在市局外另觅，经费由公安系统特别开支，在机关内部称之为“特情”人员。这个委员会是一个非常特殊又极其隐秘的部门，由田云樵、郭曼果和李涤非直接掌控他们的工作状况，从严使用，扬办具体协调情报汇总和分析立案。

为顺利开展工作，情报委员会下面还成立了一家“中信”贸易公司，上海总部由孙洵兼任总经理，在香港的公司由我们党的好朋友高国政先生担任经理。

鉴于形势严峻，情况特殊，扬帆严格规定了情报委员会的纪律：第一，只许动口，不许动手，特情人员只有建议权，没有侦察行动的职能；第二，每人必须每日详细撰写工作日志，不许互相传阅，直接交报扬办，由扬帆亲自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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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三室互动 力避“冤假错”案

社会处肩负着特殊使命，为巩固新政权，入城即投入到反特最前线。在与敌特作殊死搏斗中，获取情报显得尤为重要。就情报来说，来源也是非常广泛的，一是广大市民对新政权充满信任，自觉参与检举揭发的运动中；其次在公安局日常处理社会治安问题的过程时引发出来的线索；三是在已捕的敌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新案情；四是上级部门和领导安排的任务；五是和各省市之间的情报交换得到的信息。这就要求社会处工作效率要不断提升，部门之间的配合更要十分默契，同样，内部工作流程也要顺畅并高效。显然室的工作职责是明确的，室与室之间的配合也在程序和制度上作出严格的分明，室与下属管理的科的分工也同样严谨。扬帆特别重视证据，严防出错案。在他的领导下，社会处初期创立工作取得了非常显赫的成绩，也为以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得到了中央公安部、华东局以及上海市委的高度赞赏和表彰。

在每天大量的情报汇编中，扬帆会根据具体案情制定针对性措施。如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即会安排三室负责侦查，随着案情发展必须要实施抓捕时，则由三室采取行动。通过对嫌疑人的审讯，案件还要反馈到二室再行甄别真伪和价值评估，扬帆办公室掌握着案情的侦破节奏以及如何扩大战果的时机。这个机制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办案成效，同时预防和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出现。如二室情报有误，在三室的审讯中就会显现出来，三室的行动与二室的情报不符，同样会与情报来源对不拢。扬帆办公室掌控案情所有环节，扬帆的工作作风非常细致，特别是对重大案情的布局与实施，他更是亲力亲为。

社会处的成员都是精兵强将，都是经受过革命年代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是非常具有战斗力的。新政权建立之初，机构设置精简，社会处完全承担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该处就是今天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雏形。鉴于社会处的行为对外都是秘而不宣的，至今，在上海公安博物馆内仍无法看到当时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这是隐蔽战线的一大特点。

11事了拂衣去  深藏功与名

面对敌特猖狂进攻，社会处与驻军一起全力以赴打击各路潜伏特务和不断派遣过来的武装特务。

国民党特务机关从舟山群岛基地，派遣武装特务潜入上海及其周围的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平湖、太湖等地，纠集一批残余反革命分子打着“反共救国”等旗号，组成武装特务组织，制造谣言，抢掠财物，对社会破坏性极大，使得人民群众惶恐不安。1949年的8—10月，武装特务活动异常猖獗，公安机关在解放军配合和全市人民支持下，采取军事清剿和侦查破案相结合，将猖狂一时的武装特务活动迅速打下去，破获案例164起。

1950年初到当年5月中旬，舟山群岛解放。这段时间是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獗的时候，大肆轰炸上海，从台湾和舟山群岛派遣大量武装特务潜来上海，以上海为中心，联络、指挥江、浙、皖、鲁等省的土匪武装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此期间，公安机关经过侦查，破获案例152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以香港、澳门为新基地，加紧对大陆派遣特务，在社会上传播“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谣言，使得上海周边地区的残余特务、流寇纷纷到上海寻找海外关系，挂钩联系。这一时期，在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浪潮中，破获案例413件。

与此同时，社会处在反潜伏电台方面也成果累累，1949年6—8月，连续破获国民党各系统特务机关布置的潜伏电台案31件，缴获电台35部，捕获潜伏特务117人。此外，还破获潜逃来上海的国民党保密局布置在苏州、无锡和安徽明光等地的6个潜伏电台。

在破获国民党暗杀行动案件中，社会处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成功捕获图谋暗杀上海军政首长、民主人士、文化名人、起义将领和重要自新人员等的杀手，如刘全德、邱信、朱山猿、封企曾、钱邵元、董超等。因此，上海解放初期，没有发生过一起军政首长、民主人士等重要人物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成功的案例，源源不断派遣过来的杀手们都是在行动前就被逮捕了。社会处的情报工作成效卓著，既令敌特分子闻风丧胆，又使得他们对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恨之入骨，甚至他们还制定了暗杀情报部门领导人的周密计划。可惜，他们把田云樵、郭曼果和李涤非误以为是一个叫“田郭李”的人，正因为国民党特务机构连我们情报部门领导人的身份都摸不准，他们所谓的暗杀“田郭李”计划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在反间谍活动方面也是社会处大显身手的领域，先后捕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特务分子近千人。其中有著名的大案，国民党保密局上海台罗炳乾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潜伏站焦建和案、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雷德蒙案及英国间谍李岫案等。

在遏制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派遣的杀手猖狂进攻之余，社会处不断进行防守反攻，巧妙地利用反特过程中的机遇，采取“逆用”“暗用”“秘派”等战术主动出击，把情报和反特工作演绎得出神入化，以至于将国民党台湾情报当局都蒙骗了好几年，为我方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金家让案的暗用，诱捕和歼灭了浙江、江苏太湖流域多股武装匪徒和上海周边地区的“反共游击队”。通过主动出击的“暗用”和“逆用”，先后发现武装特务活动线索70余起，这些线索除转交有关省市地区公安机关侦破外，上海公安直接侦破25起。此后，上海附近地区武装匪特逐渐“清零”，自1949年上海解放至1955年潘扬案止而告终。

1950年2月，华东局社会部宣告撤销，各省“市”社会部亦相应撤销，上海市公安局也着手撤销社会处，开始内部机构及人员调整，改组为政治保卫处，先后成立政保一处反境外间谍、政保二处国内保卫、政保三处技术侦讯、政保四处邮检、政保五处外勤等。同时，各区、县公安分局也先后设置政保机构，配备政保干部。原社会处的工作范围和职责进一步提升，政治保卫和反特使命得以延续和扩大，工作范围和覆盖面也更加宽广。同年6月正式宣布扬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社会处完成撤销工作。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社会处”这个只存在一年左右的名称，就此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这段历史的后人也就越来越少了。

左起：赵铮（1915—2010），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科长，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钱明（1915—2006），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科长，国安部咨询委员；何荦（1917—2015），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科长，《安徽日报》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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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2022年第4期《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