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机关的人和事 | 田海涛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前后大事记》，1948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根据全国解放形势发展，为了争取国民党政府上层文武官员和知名人士脱离蒋介石集团控制，策动人员打入敌方内线，搜集敌方各种重要军事情报，创造条件策动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义，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同志担任书记。

 

▲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机关旧址

在策反委员会的成立过程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喜上加喜  婚房掩护机关

策反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策反人员要有很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要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善于同被策反对象交流沟通，获得对方的认可；要有对我党策反政策的了解掌握，并能用春风化雨般的解读感染对方的能力；要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在危急关头可以得到必要的掩护和帮助。当然，策反人员更要有勇于献身，敢于与魔鬼打交道的坚定信念，策反工作最终是要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一旦策反失败往往就会被敌人抓捕，有许多英烈就是牺牲在策反过程中。 

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同志1926 年参加革命， 经历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过， 在狱中坚贞不屈。抗战期间在新四军五师 15 旅任政治部主任，他在发展襄南、恢复襄西、挺进江南的抗日斗争中战功卓著。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准备解放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市政府，刘长胜为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后来形势变化了，党中央取消了这次解放接管上海的行动。但是张执一就此进入上海，从事统战、情报等工作，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身经百战，足智多谋，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尤其是他有极其过人的记忆力，被称为党内“活字典”之一。

 

▲张执一和王曦夫妇

策反委员会还有三位委员，他们是田云樵、李正文、王锡珍。这三位委员都是入党 10 多年，经历过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考验，拥有出生入死不畏艰难的对敌斗争经验。他们各自都垂直领导着一批分层、分级相互没有横向联系的地下党员，多条线、多渠道地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他们还各自联络社会上一些高层人士、国民党将领等，既是他们的工作对象，也是他们的社会掩护体。

 

▲王锡珍和刘毓兰夫妇

张执一领受组建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任务，他考虑到过去是靠孤胆英雄点对点开展策反工作， 现在成立了策反委员会，要靠系统性地、群体性地、有组织地开展工作，要建立一个机关联络点，这样便于系统性的领导。

1948 年初秋的一天，田云樵向张执一汇报，他发展的地下党员张朝杰与女朋友叶佩仪热恋了很长时间， 现在想要结婚。按照规定，党员结婚必须得到组织的批准。张朝杰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他的女朋友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没过多久，张执一告诉田云樵，同意张朝杰与叶佩仪结婚。原来，叶佩仪也是中共党员，是由李正文和陈蕙瑛夫妇领导的，叶佩仪也向她的领导提出结婚申请， 叶佩仪虽然与张朝杰热恋，但是她没有透露半点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秘密。这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当他俩互知对方也是共产党员，可以顺利结婚了，真是意外之喜， 喜上加喜！田云樵夫妇和李正文夫妇也非常高兴，他们发展的党员结婚对象竟然都是党内同志，爱人加战友， 志同道合，琴瑟和谐。尤其巧的是，田云樵和李正文是地下党的两个情报系统，田云樵兼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但是都归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领导。 

 

▲张朝杰和叶佩仪夫妇在策反委机关前

张执一正想要建立策反委员会的机关联络点，而张朝杰与叶佩仪要结婚，双方家庭都是富裕的大户人家， 可以借此利用新房作为机关联络点。张执一要求田云樵负责办理此事。田云樵立刻与张朝杰商谈，由张朝杰出面向母亲要钱租房作为结婚新房。而张母已在家里为儿子准备了婚房，张朝杰就以房间太小为由，然后按照田云樵的要求四处找房。最后，经田云樵一一现场勘查， 看中了复兴中路 485 弄 11 号三楼的公寓房。此房南面阳台视野开阔，楼下情况尽收眼底，家里装有电话，便于快速联系。此房地处现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口，与万宜坊等弄堂相通，弄堂有几处出口，在紧急情况下非常便于撤离。张执一在田云樵的陪同下查看了准备顶下的房子，也感觉很满意。张朝杰说服母亲给了他们 40 两黄金，顶下了该处房子。

1948 年 11 月，为避免邻居怀疑，使他们名正言顺地搬入此房，策反委员会为张朝杰和叶佩仪在锦江川菜馆举办了公开而又神秘的婚礼。婚礼上没有双方的长辈和亲友，也没有同学和同事，只有张执一、田云樵和方寺（原名张朝素，张朝杰妹妹）夫妇、李正文和陈蕙瑛夫妇以及王锡珍（化名陈约珥）。

 

▲李正文和陈蕙瑛夫妇及儿子

婚宴结束后，嘉宾们又去“闹新房”。就在这新房内，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机关成立。张执一宣布：书记张执一，委员王锡珍、李正文、田云樵。机关党支部书记为陈蕙瑛，成员为方寺、叶佩仪、张朝杰和刘毓兰（王锡珍的夫人）。具体分工为陈蕙瑛组织大家学习和过组织生活，对外还担任《现代妇女》杂志编辑工作；方寺除了继续联系黄森、冯尔泰、黄桦和陈宝森等一些地下党员外，还负责机关交通、情报传递等；张朝杰和叶佩仪负责掩护机关安全、保管文件、情报、资金、电台、寻找及剪贴报刊上有关信息，以及书写劝降信寄给国民党高级军官。刘毓兰没有参加婚宴，会议上确定她担任机关交通技术工作。

张朝杰夫妇均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在大学时参加编辑进步学生报《约友》，由此相识相恋。为了机关安全， 张朝杰夫妇在延安西路一家饭店里又举行了一次婚礼， 请了同学、朋友参加，在婚礼上声称即将离沪蜜月旅行， 为他们二人隐蔽在策反委机关施放烟雾。

张朝杰夫妇利用新房作为策反委机关，在机关里保存着秘密文件、资金，甚至还保存过电台。

慎之又慎  机关安然无恙

策反委员会机关成立后，安全工作一直是每个成员心中最为重视的大事。一般联络点都要在阳台或窗户外设置安全信号，但这是高级公寓区，周边没有邻居在阳台或窗户外放置东西。为此，安全信号通过电话来设置， 来机关之前，先打电话问“大头（银元）卖掉了没有？” 如果回答“没有卖掉，美钞卖掉了”就表明安全，如果回答“卖掉了”表明出事了。

田云樵与方寺育有一儿一女，住在现在的瑞金一路靠近淮海中路的一条比较宽阔的弄堂里。田云樵的职业掩护是公司经理，平时西装革履，装扮为成功的商人。方寺为了便于从事秘密交通，对外是自由自在的阔太太的形象，家里请了保姆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张执一经常去田云樵家，布置工作、收取情报或秘密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因此，田云樵家在面对弄堂的后厨房窗口处一直挂着一个不起眼的旧篮子，里面经常放一块咸肉或腊肉，这就是安全信号，如果有紧急情况，必须第一时间撤掉篮子。

 

▲田云樵和方寺夫妇

有一天，方寺与大哥张朝汉一起回她的家，刚走进弄堂，方寺就很警觉地发现安全信号没有了。她赶紧拉住大哥的手，大声说道：“我们忘记买香烟了，现在去买几包烟。”

方寺一边注意着弄堂进进出出的人，一边与大哥转身走出了弄堂。张朝汉是不抽烟的，他立刻明白妹妹是搞秘密工作的。他们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方寺特意选择靠窗的位置，不断观察外面的情形。过了一会儿，方寺观察到外面没有敌特活动的迹象，就让大哥再坐一会儿，她回家看看。方寺回到弄堂对面悄悄地观察， 她很纳闷，为什么安全信号被撤除了？她看见家里的保姆出来倒垃圾，旁边没有陌生人。她就招呼保姆过来， 只见保姆手中的垃圾就有这个旧篮子。原来，保姆看旧篮子里没咸肉了，篮子又脏又旧就准备当垃圾扔掉。一场虚惊！方寺马上告诉保姆，把篮子放回去，就要去买咸肉了，篮子还是要用的。解放以后，张朝汉经常说起这场虚惊和妹妹敏锐的应变能力。

策反委委员王锡珍联系的地下党员王亚文奉命策反国民党中将张权起义，张权将军联络了原国民党 132 师师长李锡佑将军等一批国民党将领，共同策划了起义计划。

1949 年 5 月 15 日上午，王锡珍、王亚文和张权碰头时，约定次日起义前在张权家附近的咖啡店碰头，王锡珍有东西交给张权。16 日上午，王亚文按照约定到了咖啡店，却没见到另两位，他等了一会，还是没有人来。王亚文就去张权家看看，他估计离起义只有几小时了，张权可能太忙无法出来见面。当他走进弄堂，看到张权家的阳台上晾着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被面，弄堂里也有形迹可疑的特务。王亚文赶紧佯装轻松地慢慢走出弄堂，就在此时，王锡珍迎面走来（他稍晚到咖啡馆，进去未见张权和王亚文，就往张权家赶来）。王亚文马上悄悄地跟王锡珍说：“张权家出事了！弄堂里有特务！”王锡珍压低嗓门回答：“你先走，我不能停。”

王锡珍仍旧不紧不慢地往弄堂里走，他径直走到弄堂里一处公共小便池，一边解手，一边透过矮墙仔细观察张权家四周的情况。除了一进弄堂就能看到醒目的红被面晾在张权家的阳台上，弄堂里还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东张西望，可以确定都是特务。王锡珍如同住在附近的街坊邻居，慢悠悠走出弄堂，特务们一点也没看出破绽。

到了安全处，王锡珍问王亚文，你怎么知道张权家出事了？王亚文说，我特意关照过他，如果发生危险， 在阳台上挂块红布示警。

原来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国民党 132 师中校情报科科长张贤向汤恩伯告密。李锡佑与张权住在同一条弄堂， 15 日上午，张权的太太胡雪影亲眼目睹特务抓捕了李锡佑，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傍晚时分，张权回家看看老母亲是否转移妥当，一进弄堂，特务一拥而上，将其带走。胡雪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非常沉着，强忍丈夫被抓的悲痛，在特务们的眼皮下拆洗一床被子，按照丈夫事先告知的秘密安全信号，在阳台上挂了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被面。正因为这安全信号及时挂出，王亚文和王锡珍才与危险擦肩而过。解放后，王锡珍和刘毓兰夫妇到机关联络点看望张朝杰和叶佩仪，王锡珍站在阳台窗户旁，指着前面万宜坊说：“我家就住在那里，可以看到你们阳台，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我可以马上知道。”

组织上对机关联络点的安全监控是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旦机关出问题，王锡珍夫妇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王锡珍的夫人刘毓兰从没来过机关联络点，没有邻居认识她，连张朝杰和叶佩仪也不认识她，如果机关联络点发生问题或被敌特查抄，刘毓兰过来打探就不会暴露身份。

策反委机关曾经遇到过一次紧急情况，机关停用了10 多天。4 月的一天下午，张执一偕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之一沙文汉来到机关，他告知张朝杰和叶佩仪， 他与李正文要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今后策反工作由沙文汉领导。交代完工作，张执一就直接去了码头，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当时，策反委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张执一联系的一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遭严刑拷打没有招供，特务就用枪逼他的司机，开车到“胖子客人”回家的地方。张执一从来没有让司机送到家门口，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就下车了。特务就到警察局查户口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他们一家家去搜查，查到张执一家时， 张执一已经及时转移到香港。

由于策反委员会的成员严格遵守地下秘密工作的组织纪律，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机关联络点直至上海解放都没有发生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策反委机关目前唯一健在者、97 岁的方寺感慨地回忆起当年获取敌人大量情报，策反敌陆海空部队多起成功的起义。岁月如流，那段峥嵘岁月离我们远去了，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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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浦江纵横》2021年6月刊

作者：田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