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始末（原创/田海涛）

前言：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成立一个特殊部门——帮会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活动在上海的青帮和洪帮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上海解放后，帮会工作委员会完成特殊历史使命。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前后虽然只存续了两年多时间，但其为上海解放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上海战役，新政权即将在上海建立。但是，反动势力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基地，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及外围组织约有100多个，职业特务分子5000余人，外围分子更是多达1.53万人。国民党政府败逃前，大批敌特分子竟采取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纷纷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千方百计隐藏下来，形成庞大的暗网，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新政权的重点任务就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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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国民党特务与帮会流氓大本营

1949年5月11日起，潘汉年在北平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接见，告知他即将担任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在周恩来和刘少奇召集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关切地问潘汉年：“上海解放，青红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刘少奇曾领导过中国工人运动，亲身经历过“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对上海滩反动帮会势力的破坏性有切身感受。

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既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众多帮会组织兴风作浪、欺压百姓的码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论是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是蒋介石的反动集团，都曾努力争取和利用帮会势力。特别是蒋介石曾经借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反动帮会势力，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组织，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幸存的共产党人和组织纷纷转入地下斗争，革命一度进入低潮。

在上海的各种封建帮会组织中，尤以青帮和洪帮为大，青帮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有沪上“三大亨”之称，其徒子徒孙人数众多，号称几十万门徒。红帮（又称洪门）号称全国最大帮会，在军、警、特、宪等部门高层都有非常多的门徒，其中势力最大的属“五圣山”门派，掌门人是向松坡。

经历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惨痛后，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帮会被反动当局操纵和利用后，对革命事业有着非常大的破坏作用。因此，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开始注意在上海的帮会势力中开展分化争取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帮会中的工作进一步拓展，取得很好的成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得道多助；相比之下，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失道寡助。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促使上海的一些帮会首领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为中共进一步开展帮会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民国青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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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会成劝工大楼惨案帮凶

促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帮会工作的直接动因，是1947年2月9日发生的“劝工大楼事件”。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定《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政府将大量战时剩余物资向中国倾销，一时间美国商品在华倾销泛滥无度，上海首当其冲，使尚未恢复元气的上海民族工业又遭摧残，许多工厂纷纷减产以至停工倒闭，大批职工失业。上海倒闭的工厂达1600余家，失业职工16万人，一时社会动荡不安。1947年初，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发动一场能够把各个阶层群众团结起来，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群众运动。上海百货业职工首先提出“挽救工商业危机，反对美货倾销”，中共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要求百货业工会立即领导群众，有组织地开展爱国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准备，2月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组建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黄浦区南京东路328号劝工大楼百货业工会会址召开，郭沫若、邓初民、马叙伦、马寅初等应邀到会演讲，分析厂商倒闭原因和如何挽救民族工商业策略。会场内座无虚席，各界代表约400余人，群情激奋，气氛热烈。正当会议举行时，国民党当局指使近三百名特务和帮会流氓分子冲入会场，手持铁尺、榔头、木棍，狂呼乱吼，见人打人，见物砸物，直冲主席台。与会职工和会场纠察立即在主席台前筑起几道人墙，一面抵抗，一面保护郭沫若等著名人士和女职工撤离。现场鲜血淋漓，大量职工被打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劝工大楼惨案，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

中共中央上海局及时深入地研究了惨案教训，认为敌特收买帮会流氓分子破坏工运、学运活动猖獗，对群众运动打击很大，如果不改变这个被动局面，进步群众就很难被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因此，党组织决定与敌人作针锋相对地斗争，开展瓦解流氓帮会分子的工作。上海局很快决定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指派1927年参加革命、长期经受严酷地下斗争考验的张执一同志，负责组建和直接领导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

▲张执一（摄于20世纪5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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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帮会工作委员会迎接新上海

1947年4月，中共上海局正式成立帮会工作委员会，任命田云樵为书记，由了解和熟悉青帮、洪帮组织体系的顾叔平、金龙章任委员，协助田云樵开展工作。确定帮会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开展斗争，壮大革命力量，瓦解敌人，迎接上海解放；主要任务是，开展对青帮和洪帮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使他们控制的门徒不为国民党特务效力；同时，尽可能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为党收集情报和作一些掩护工作。

▲田云樵（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田云樵1931年就加入共产党，在地下党山东省委工作过，经受过白色恐怖的考验；1937年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过，随后在八路军和新四军担任过军事干部，在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浴血奋战过，特别是他在八路军时，曾经做过地方民运工作，在山东微山湖地区成功争取过当地势力最大、横跨八个县、人数多达数十万人、具有民间地方武装性质的帮会组织“红枪会”与八路军一起携手抗击日寇。张执一还特别了解到，田云樵和方寺（原名张朝素，1941年时，年仅16岁初中毕业就前往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奔赴抗日前线，6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夫妇在1945年底，从新四军盐阜地区派往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方寺的父亲张瑞堂是上海著名富商，与帮会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都有生意合作，且张杜两家相邻而居，他们的子女既是街坊邻居，又是世交。张家对田云樵夫妇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能够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也便于田云樵在上海有合法身份站住脚并周旋于帮会高层人物之间。田云樵夫妇从新四军盐阜地区来上海时，护送他们的交通员中有青帮大佬顾竹轩的侄子顾叔平。帮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田云樵就吩咐顾叔平做其叔叔顾竹轩的工作，让他控制众多门徒不被敌人利用。

金龙章是湖北人，早年加入洪门，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央直辖第一混成旅任旅长，抗战期间在新四军五师抗击日寇。他与洪帮首领向松坡熟悉，又同是湖北老乡，由他负责联系向松坡。金龙章还与青帮头领李志慎熟悉，经常走动。田云樵又吩咐金龙章负责青帮头领李志慎的争取工作。会议决定先争取这几位对象认清形势，不做国民党当局反共鹰犬，同时注意发展其他帮会关系。

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在张执一的领导下，除了田云樵担任书记，顾叔平和金龙章担任委员，组织上还先后配备瞿乃忠、王大超（解放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任科长，后在潘扬冤案中迫害致死）、刘钊（解放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等同志来参与帮会工作。瞿乃忠在新闻报馆工作，与南市青帮头子周金龙有比较深厚的交往，安排他去做周金龙的工作，最终使周金龙摆脱国民党特务纠缠。王大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打入日本特高科，当过副科长，曾为中共搞到过很重要的情报。抗战胜利后，他又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熟悉各方面情况。刘钊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曾经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过，经受过白色恐怖考验，是资深情报工作人员，且对上海本地情况熟悉。可见，张执一把这些合适的人选充实到帮会工作委员会，是通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最佳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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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策反红帮首领向松坡为我所用

经张执一牵线搭桥，金龙章具体联络，田云樵代表帮会工作委员会结识了洪帮首领向松坡。田云樵耐心细致地向他分析国内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劝阻他不要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所控制，不要参与破坏进步群众的各项运动，要尽可能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解放事业做贡献。

向松坡，号海潜，湖北大冶人。他早年以帮会（洪帮）身份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护法运动，曾经是兴中会、华兴会会员，隶属辛亥革命主将黄兴部下，参加过武昌起义，在洪门中根基颇深。1917年孙中山任命其为湘鄂联军总指挥。1923年，向松坡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是洪帮五圣山帮主。1936年，40多个洪门团体为克服各山头互不联系、在社会上影响不大的弱点，在上海成立洪门联合团体——洪兴协会。当时上海洪门中，向松坡的势力最大，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理事长。洪门成员中有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李济深、范绍增等，以及下级军官、特务、警宪等。

▲华兴会成立合照

1946年10月，向松坡在上海参与筹建由青帮、洪帮和国民党特务组织参与的“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与杜月笙、杨虎三人担任协会常务理事，保密局少将特务徐亮担任书记长（实际负责人）。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指示徐亮，组建该协会的目的“是团结全国帮会分子，勿受共产党利用，进而协助政府反共工作，并作为保密局外围，深入社会各阶层各职业界做情报工作”。蒋介石甚至亲自接见徐亮，面授该协会的工作原则。郑介民在抗战前参加过洪门，与向松坡拜过兄弟。

国民党特务机构在蒋介石授意下，千方百计控制帮会，控制“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使其达到反共目的。而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则针锋相对，根据“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中成员的政治情况和不同表现，分别对待，分化瓦解，争取部分帮会首领，尤其是争取洪帮主要首领向松坡，促使他们保持中立，或为我所用。

帮会工作委员会在张执一的领导下与向松坡保持密切联系，精诚所至，向松坡终于被争取过来，他不仅不再助纣为虐，而且反过来为革命工作，约束他的众多门徒不得做危害人民群众的事。此后两年内，向松坡还向田云樵提供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如1948年元旦，蒋介石被迫伪装下野，这一消息就是向松坡最早提供的。蒋介石对几个战区指挥官的调动，部队的换防调动等，有的也是向松坡事先主动向田云樵报告的。

向松坡还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合作，派智松堂的汪云山等秘密加入民革组织。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也开始与中共合作。向松坡这些活动，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因为早期军统（后为保密局）早已派人打入五圣山。1949年初，向松坡的亲信提醒他已被保密局监视，向回答:“不要管他!”仍与李济深和共产党来往，准备弃暗投明。蒋介石鉴于洪门势力大，尤其是五圣山的人马遍布各地，不敢贸然行事，遂令毛人凤一定要让向松坡离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向松坡被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将其本人和家属劫持押上飞机送往香港。

到香港后，向松坡已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仍密派王智圣回上海寻找田云樵，表示不为国民党所用，拥护人民政府，他希望能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秘密潜回上海。1953年，向松坡一家被迫迁往台湾。向松坡在台湾除参加洪门活动外，并不参加其他政治活动。后向松坡又离开台湾，回到香港，病逝在香港，终究没有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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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竹轩（1885-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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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青帮大佬顾竹轩

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顾竹轩名气虽不及杜月笙、黄金荣，却也是称霸一方的“海上闻人”。

顾竹轩，字如茂，江苏盐城唐家湾（今属建湖）人。因家境贫寒，顾竹轩16岁便离乡背井，来到上海谋生，在闸北飞星车行拉车。1914年，车行德籍老板回国，遂将车行低价转让给了他，从此，他便成了小老板。顾竹轩深谙“人在江湖走，必须有靠山”的真谛，年近20岁时，他便拜同乡、青帮大字辈刘登阶为师，很快在苏北籍人力车夫群体中崭露头角，树立了威望，便开设香堂，收徒几千人，成为上海滩青帮首领之一。由于数千徒子徒孙多以苏北籍为主，遍布社会底层，因此顾竹轩有着强大的江湖凝聚力，号称“苏北大亨”。

成名后，顾竹轩一路顺风顺水，势力快速扩展，独资或合资开设了同庆舞台、德胜茶楼、天蟾舞台等实业，先后担任闸北商团会董、闸北保卫团副团长、苏北旅沪同乡联合会副主任、苏北难民救济协会副主任及上海市参议员等职。

顾竹轩有政治头脑，也有民族气节，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秘密地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时，顾竹轩施以援手，救助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姜维新，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3年，顾竹轩派人掩护中共盐阜区党委敌工部长喻屏夫妇从上海前往延安，事后自己遭到日本宪兵队关押。1945年，顾竹轩送幼子顾乃瑾参加新四军，还先后帮助新四军干部林立、尤鸿贵等在沪治病，为新四军购买西药等物资；也掩护过顾叔平、周学文、杨进、朱俊欣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田云樵先后两次从新四军盐阜地区派往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一路上，组织上都安排了顾竹轩的侄子顾叔平作为护送和接应的交通员。田云樵第二次在顾叔平、吴杰、李通等四位交通员护送下顺利到达上海，安顿下来后不久，在顾叔平的引荐下，专程去天蟾舞台拜访顾竹轩，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是顾竹轩心知肚明，知道自己的侄子和朋友是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来上海的。顾竹轩在二楼经理室热情地接待田云樵，并表示田云樵他们如果遇到麻烦，尽管到天蟾舞台经理室来避一避，帮会大佬的办公室是没有人敢随便造次的。

不久后的一天，田云樵在街上发现自己被特务盯上了，他不露声色，不紧不慢的前往天蟾舞台。在天蟾舞台门口，顾竹轩的门徒毕恭毕敬地引领田云樵入内，盯梢的特务只得悻悻然离开。田云樵机智地利用顾竹轩的声望，化险为夷。

 

▲昔日天蟾舞台

帮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顾叔平负责开展一系列争取、团结这个上海滩“苏北大亨”的工作。顾竹轩很爽快地答应对侄子的工作给予必要的帮助，于是顾竹轩在天蟾舞台二楼的经理室成了帮会工作委员会最安全的碰头场所。

当时，根据党的指示，田云樵要求顾叔平利用顾竹轩的帮会关系，参加竞争榆林区（旧上海建制）副区长一职。在竞选过程中，顾竹轩手下几个大徒弟，为竞选区长发生了矛盾，顾叔平及时向组织汇报相关情况。田云樵指示顾叔平当“骑墙派”，两派都不参与，不要牵扯进去，保持中立立场，争取主动。同时，他指示顾叔平请顾竹轩分别向区里知名人士、保长、区民代表以及青帮众徒打招呼，拉选票，使顾叔平顺利当选。不久，国民党市党部还委派顾叔平为榆林区国民党区部执行委员。顾叔平利用这一职务，第一时间了解到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治动态，并可以直接获得诸如国民党军警殴斗枪战、舞女上访民政局、警察局镇压学生运动的计划等重要情报。

帮会工作委员会不仅在外围联络、争取青帮、红帮的一些首领，在获得张执一的批准下，田云樵还安排顾叔平打入帮会内部，设法控制部分帮会组织。顾叔平经叔父顾竹轩牵线搭桥，拜胡静安为先生，正式加入青帮。顾叔平又通过顾竹轩的大力铺垫，请客吃饭，结交了很多帮会头面人物，在帮会这个圈子里周旋得风生水起。他还与江宁区（旧上海建制）区长吴仲达、《前线日报》馆馆长马树礼（后曾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结拜为兄弟，笼络友情，发展关系。与此同时，他也开设香堂，收300多名青年作学生，成为他嫡系青帮门徒。这些学生分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的还在国民党军警重要部门工作。通过这张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为上海地下党及时掌握第一手情报资料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顾叔平有个青年学生名叫江海荣（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招待所即大沪饭店负责人），在市警察局加油站工作，他在顾叔平的要求下，利用这个外人看来不起眼的岗位，摸清了市警察局车辆的数量和车号，还与汽车司机拉关系，每当汽车来加油，他就主动与司机搭讪，询问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从而巧妙地搞到了许多国民党抓人或有重大行动的情况，甚至还探询到特务头子、市警察局长毛森的一些行踪。顾叔平还通过他的门徒，以踏三轮车作掩护，到上海四周察看敌人碉堡的位置和数量。得到这些情报后，总是争分夺秒，在第一时间报告田云樵。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颁布发放身份证的通告，封锁了户籍，这一招严重影响到地下党同志在上海的出入行动。经顾叔平的努力，设法搞到了一个身份证专用公章和一批空白身份证。当解放上海战役在上海外围展开时，党组织急于要派遣一批同志进入上海，为解放上海作内应，可是市内敌人严格检查市民身份证，对无证者不是逮捕就是拘留。在此紧急关头，顾叔平按照张执一和田云樵的指示，快速为这些同志顺利解决了入城用的身份证。

正是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苏北大亨”顾竹轩按照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要求，再三叮嘱麾下众多苏北籍青帮成员“夹着尾巴做人，不得寻衅滋事”。后来的事实表明，人多势众，喜欢打打杀杀的苏北帮果然俯首听命，没有给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添乱。1949年8月，上海召开第一次各届代表会议时，顾竹轩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陈毅市长还亲自到天蟾舞台看望顾竹轩，并且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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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头目养育烈士遗孤

1947年10月，帮会工作委员会委员金龙章向田云樵书记汇报，说有个青帮女头领叫李志慎，手下有多达数百人的门徒，她想面见中共地下党负责干部。金龙章特别向田云樵介绍，这个女帮主虽然身在江湖，但是政治上还是很有想法，思想上也有靠拢共产党的愿望，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帮助中共做一些工作。

听了金龙章的汇报，田云樵觉得事关重大，需要亮出共产党员的身份，但这种直接暴露身份，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敌人圈套，甚至危及组织安全。经张执一慎重考虑后，同意田云樵亮出身份与李志慎见面。由金龙章安排，田云樵登门拜访了李志慎。

李志慎祖籍湖北，原名李孟君，其丈夫是青帮头目，在青帮中深耕已久，很有势力。夫妻俩很早就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就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为中央特科设立的专用电台作过掩护。夫君因病逝世后，李志慎接过帮会权柄，当了掌门人。交谈中，除了向田云樵承诺管束门徒，不做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反共打手外，李志慎重点透露了一个长期埋藏在内心的历史情况：

1929年，李志慎领养了一个“孤儿”。当时，这个小男孩才出世几个月，又瘦又弱，浑身长满疥疮，还患有严重眼疾，非常可怜。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与李一纯的儿子，名叫蔡林。

据蔡林的生母李一纯后来回忆，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为了行动方便，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我把刚刚八个月的第二个孩子蔡林，请同志转送给了别人”。在1985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1931年初，蔡和森奉命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于8月被敌人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刘宗华将蔡林送李志慎处，请她帮助找人抚养。李志慎曾经是蔡和森和李一纯的房东，她知道蔡和森被杀害了，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仰慕，决定由自己领养这个小男孩。她视蔡林如己出，精心抚养，母子俩感情非常亲密。

▲李一纯（1899-1984）

田云樵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张执一汇报，并由张执一迅速报告中共中央。不久，中共中央电复说明，蔡和森当年确实有一个儿子留在上海，并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尽力保护好这个革命烈士后代。毛泽东当时获悉这一情况时，还对蔡林的生母李一纯说：“等到胜利，你一定要将他带来见我！”

田云樵马上将中共中央的要求转达给了李志慎。此后，李志慎对这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倍加呵护。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酷的时候，她先后两次把蔡林转移到浙江嘉兴和青海西宁躲藏。上海解放前夕，有许多人劝李志慎离开上海，去香港或其他地方，但都被她谢拒了，她舍不得离开自己养育了20年的孩子。为防止发生意外，田云樵精心安排，及时将李志慎和养子蔡林隐蔽在汾阳路上的白崇禧公馆。田云樵利用已经被策反的国民党部队，武装进驻公馆，国民党特务组织也就不敢轻易窥探公馆了，李志慎和蔡林由此被秘密保护起来。上海解放后，组织上很快把李志慎和蔡林接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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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听命 管束门徒 迎接新社会

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通过内外结合，深入帮会，宣传党的政策，既注重争取青、红帮首领，也面向社会底层帮会成员做工作，有些工作是直接与帮会首领接触联络，有些工作是通过第三方间接进行的，如帮会工作委员会通过开锦江川菜馆的董竹君了解掌握青帮大佬杜月笙和杨虎的情况。田云樵从新四军盐阜地区到上海时，组织上就指派他直接联系董竹君，他知道董竹君在抗日战争前就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曾经不顾个人安危，掩护过很多党的高级干部。由于杜月笙、杨虎喜欢去锦江川菜馆吃饭，与董竹君走得很近，田云樵就安排董竹君做杜月笙和杨虎的工作,甚至潘汉年也亲自做杜月笙和黄金荣的工作，这些大佬都向共产党表态，管束门徒，绝不与人民为敌，不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同流合污。

上海战役打响前，杜月笙多次婉拒蒋介石邀请，于1949年4月与王晓籁、金廷荪等离开上海，移居香港。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既不去台湾，也不留在上海，但是，他告诫上海的门徒不得充当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反共爪牙，不得欺压百姓，要服从共产党的管教。

上海战役打响后，黄金荣听从潘汉年托人捎来的劝告，断然拒绝跟随国民党逃跑,留了下来。为了表示悔过自新，他将自己的部分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了中共地下党。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大屠杀，对中共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海一解放，他就表示从此安分守己，“再也不问外面的事情”。

杨虎更是认清形势，积极靠拢共产党，为共产党也做了一些事。如吴克坚情报系统得到中央指令，要求地下党营救被国民党当局软禁并准备杀害的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吴克坚约请杨虎出手营救，杨虎夫妇立刻精心安排，组织力量，在田云樵系统人员的配合下，顺利救出张澜和罗隆基。

解放大军进驻上海之初，头等大事就是要安定社会秩序。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帮会组织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帮会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地下党其他条线的共同努力下，采用“控制帮主，管住一帮，发动群众，教育门徒”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改造，上海的帮会被人民政府彻底取缔了。老百姓安居乐业，扬眉吐气，充分感受到新社会的新面貌与新气象。

上海解放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帮会工作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解放后，田云樵带领一部分地下党员进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扬帆领导的社会处任职，继续战斗在隐蔽战线。1955年受潘扬冤案牵连，蒙冤十载，平反后，在上海市机电一局党委顾问岗位上离休。顾叔平被调入工业战线，后来担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金龙章进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社会处，1956年被调往湖北省，直至1962年调回上海，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直接领导帮会工作委员会的张执一被调往北京，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帮会工作委员会从成立到完成历史使命，虽只有短短两年多一点时间，且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慢慢被湮没，但是，其为上海解放所做出的贡献，必定被镌刻在上海解放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END

本文选自2022年第1、2期《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