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一年级万岁（作者/水手）

（一）

　　 老话说：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吉人自有天相”，不信请看。

　　 公元一九五九年，我爹从西双版纳造纸厂（实际是建厂筹备处）厂长的位置上调到思茅专署第一机械厂，当大厂长，那时咱就是堂堂的大厂长公子啰。不幸的是咱娘和妹妹们（那时还没有弟弟）及那个当时简陋的家还留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只有我跟随老爹到思茅上任。我走马上任的“府衙”便是思茅师范附设小学，简称“思师附小”。

　　 记得那是一个鸟语花香，阳光明媚的早晨，咱经老爹一翻精心操持，别提有多灿烂：上穿白布衬衣（当时最高级的越洗越白的一种生白布），下着可取下背带的蓝色小裤，脚蹬草绿色解放胶鞋，身背黄色牛皮比咱屁股还大直垂膝盖的那种革命战争年代政委同志常背的皮包--书包。

　　 老爸牵着我那纤细的小手，迎着初升的朝霞，大步走进从此荣辱与共十年寒窗的思师附小。我们看到诺大一个学校里学生寥寥无几，走到就近的教室探头看看，没人！连老师也没有！老爹奇怪地说：“怪！来的不算早啊。” 

　　 这时，我看见一个老头从我们后面走来，便忙拉拉老爹的衣角小声说：“后边有个人。” 老爹转身和来人打招呼：“喂，时间还早是怎么的，怎么没人哪？” 

　　 来人看上去五十来岁，头发杂白，乱草似地盖在头顶上,两片黑白参半的八字胡像从鼻洞里流出的鼻涕一样邋邋蹋蹋的爬在那片厚厚的并微微上翘的上嘴皮上,皱巴巴的一张小脸，五官撮撮地挤在一块儿。上身穿一件蓝色洗得发白特干净的布扣对襟褂子,下边穿一条裤脚很大可能是扭裆裤样的黑色裤子,脚踏两只刮哒鞋,边刮哒刮哒走着，边大声回答：“同志，不早啦！不早啦！老师、学生都集合到大操场开大会去啦，再等一下我要拷下课铛啦。”说着抬起左手向左上方指了指。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栋教室。老爹问：“操场在那后边？”他说：“哦，快去吧！往那个教室转过去就是。”老爹也“哦”了一声，拉着我自顾朝大操场方向急步走去。我急忙地倒腾着麻杆儿似的两条小腿力求跟上，还不时回头看一看那个“拷铛铛”的人。可能是咱的步伐不协调了，老爹拽了我一下，低吼一声：“快走。” 

　　 转过教室，哦哟，好热闹，人声鼎沸，叽叽咋咋，好大的一个大操场呈现在我们面前，大得从这边都望不到那边。操场前边有个土台子，两边插着几面各色大旗，中间放一张桌子，桌面铺一条红毡子，上面放着个话筒，桌子后的两边放了两排木条做的靠背长椅子，上面坐着一些大人。土台子前上方还横挂着一条红布，上面写着一些白字，我也不晓得写的什么东西。土台子正中间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哦，明白啦，这个土台子就叫“主席台”。

　　 主席台下站着成千上万的大小不等的“小猴子”（学生，是我妈对小孩的嬉称）。前边站着的几排“小猴子”看上去和我差不多一般大，并大多穿着新衣背着新书包，我想，可能和我一样是新来的一年级小学生。

　　 老爹过去和一个大人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过身和那个人一齐向我招了招手。我向来怕生，在家里出头露面的事大多是大妹去办，这下，一见有生人向我招手，我就扭扭着不愿过去。老爹唬下脸使劲招了一下手，我才极不情愿地磨蹭着过去。老爹一把将我拉过去，低声狠狠骂了声：“这小死孩”，而后，指着那个人对我说：“这就是你老师，快！叫老师。”我低着头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可能嫌我咕噜声太小，老爹低吼一声：“大点声！”吓得我一激灵，忙大喊了一声：“老师！”。

　　 其实这位我的第一任老师是男、是女，到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用说姓甚名谁了。

　　 老师向我点点头指着一队“小猴子”的后边，对我说：“快去，站到小同学后边。” 我走过去站在队伍后面，转过头来见老爹又和老师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冲我喊了一嗓子：“好上啊，我走啦”。就这样，老爹把我交给了一个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的老师......走了！

（二）

　 烈日炎炎似火烧，老子心内如汤煮。零丁洋上可怜虫，一代天娇被火烧。 这就是当年老爹“一嗓子”把咱丢给老师一走了之以后，咱当时相当一段时间的真实“寒窗”写照。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是什么时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

　　 机械厂，什么地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企业！老爹，什么人？厂长！一厂之长啊，忙！没白、没黑、没日、没月的忙。再说了，谁又敢不忙呢？那年月的运动，邪虎！老爹又是心直口快，天不怕，地不怕，爱憎分明，认准个理十条牛拉不回头的典型山东大汉性格。因此，当然的，一贯的老运动员非他莫属了。好在凭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任凭各种帽子戴上、脱下，脱下、戴上，反正属于那种“打不死”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人。咱小绿豆，能排上老爹的议事日程吗？于是，“自由战士”、“孤胆英雄”、“逃学大王”、“一年级万岁”，一个个“光荣称号”当之无愧地载入了那一段光荣的史册。

　　 那天老爹走后，我站在那里再也没人理会。操场上闹闹哄哄，主席台上走马灯似地换着人大声地讲话，嗯、啊、这个、那个......突然我的小腹一阵紧似一阵，要撒尿啦！这个信号咱再小也明白，并知道不能整在裤挡里，要上厕所去尿，这是上托儿所就知道的道理。可是咱怕生不敢说，又不敢跑，急得在那里捂着小鸡鸡一扭一扭的，嘴里还不停地哼叽：“急死啦！急死啦！要尿在裤挡里面啦”。

　　 正当万般无奈的时候，老师发现了我的动静：“嗨！你扭哪样？” 

　　 “我尿急。”我小声颤颤地说。

　　 “什么？”老师没有听清大声问我。

　　 “我、要、撒、尿！”我急得大叫了一嗓子。旁边的“小猴子”们好象吓了一跳，齐齐地往我这边望过来，台上讲话的那个人好象也吓着一下，说话都打了一下“咯噔”。

　　老师楞了一下，哭笑不得地说：“尿急吆就撒去，叫哪样叫”。

　　 “在哪点撒？”我小声问。

　　 “喏，那边，厕所。”老师用手指着操场后边对我说。

　　 “哦！”我答应一声，扭头挤出人群往前一看，哇！厕所还远哦。撒开麻杆小腿捂住小鸡拼命地向厕所奔去。

　　 从厕所出来已是一身轻松，悠哉游哉慢慢走来。“哇！蚂蚱！”一只鬼头绿色大蚂蚱，肯定是两层红翅膀的（我把蚂蚱分为内翅是红、是青、是灰三种）。抓住它，“放风筝”（用线拴住蚂蚱的身子让其飞起）、“打铁”、“磕头”（用手抓住蚂蚱后脚，蚂蚱实际是挣扎，身子一上一下称为“打铁”或“磕头”）“拉车”（用一根线，用个火柴盒之类的物件，掐去蚂蚱后腿让其拉着爬行，称为“拉车”），太好玩啦。

　　 我放低身子，轻手轻脚慢慢接近这只“大鬼头”。快啦，快啦！气都不敢喘，猛地向前一扑，哦嚯！不有按着，飞喽。“猫咬尿泡空欢喜”，新衣服整得一身的草。

　　 “ 散会！”突然听得喇叭里一声喊。

　　 哦哟，我抬头一瞧，背时啦，会场那边乱哄哄的，“小猴子”们排着队开始各走各的了。这回蚂蚱也顾不得啦。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一边喊一边飞快地向我原来站的那个队伍跑去。等我跑到，队伍已经开始开拔了，一队接一队。傻眼啦！咱是哪一队呢？不管，反正都是一样大小的“小猴子”，咱也没在乎哪一队，跟上就走。这一走，坏啦！“走”出一个史无前例的“逃学生”，走出一个“一年级万岁！” 

　（三）

 我跟着队伍走到一间教室的门前站住，老师在前面叽叽喳喳地说了些什么，然后拿个本本开使喊名字，喊到一个，小猴子就进教室去一个。喊一个，进去一个，一个、一个......怎么不喊我？喊啊！我叫“吴明”（化名）。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个本属于我，但很陌生的名字。以前大人们都喊我“小明”或“小毛”，“吴明”这个一直延袭到今日的名字，是我临进校门前老爹才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告，并一再叮嘱我切记、切记的大号，可直到“小猴子”们都走光了，老师也没有叫一声“吴明。” 

　　 我眼巴巴地看着她走进教室，关上了门。我眼直了，头大了，嘴瘪了，眼泪顺着瘦小的脸流了下来。吴明！吴明！谁也不喊吴明。

　　 哼！不要老子。我一跺脚，走人！你不喊我，咱站这里丢人现眼不是？走！“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一跺脚，一走，何等的英雄气慨，真有壮士一去不回头之感。从此，“自由战士”、“孤胆英雄”、“逃学大王”吴明横空出世了。

　　 一个学期，整整的六个月，一百八十多天，咱是日食三餐，早出晚归，天天去上学，可就是一天教室没进过，教室的门朝哪边开咱都不知道。

　　 哎，告谁谁都不信。有人会问：“谁都不管你吗？你爸、你妈呢？” 

　　 实话告诉你：“我爸妈不是不管我，那要管得着啊。咱爸自从把我送到学校的那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去，他交给我一个装有满满饭菜票的盒子后对我说：“好上念书，下学回来我不在时就自己拿上票到食堂吃饭去，晚上自己洗洗脸脚上床睡觉，早上起早点别迟到了。”如此这般地交代之后，就很少再见到老爸的影子了。老妈那时带着两个妹妹远在美丽的西双版纳，鞭长莫及。因此，咱不就成了零丁洋上一叶小舟了吗？不就成了自由自在的小家雀了吗？

　　 早起挎着个空空如也的大包出门，满世界地瞎逛荡 ，以蚂蚱、蛐蛐、青蛙、家雀、小鱼、小虫，还有那些满街跑没上学的或是和我一样有学不上的“鼻涕筒”们混在一起，海阔天空好不开心。咱后来的一些本事就是那时攒下的。

　　 你别说，咱打小就不傻，聪明着那！玩是玩，可逃学从没忘了自己的身份，玩的功夫从没忘了随时瞭着点学校。只要见“小猴子”们成群结队的一出学校那大门，就知道错不了，那准是放学啦。我也该打道回府请饭去啦，一天也没错过。

　　 哈哈，就这样还时不时的找老爹打点秋风，讨点小钱到街上啊、校门口小摊上啊，淘换点诸如葵花子啊，花生仁啊，酸多衣啊什么的解解馋。

　　 当然啰，打秋风，讨小钱，得有艺术，不能直接说买吃的，得说买本子或是老师让买什么什么才行。这样还一举两得，既讨到了钱又告诉了老爹，咱，您那儿，乖乖的，好学生一个！

　　 咳，好景不长，可能就是学期结束前后吧，老师不知怎么的找到了老爹，真相大白了。接下来就可想而知了，暴怒的老爹第一次结结实实地收拾了咱一顿。再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咱坐到了教室里的课桌前。但那些“先辈”们一点不友好，不但不“团结”咱一齐进步，还编了歌编排咱，什么“逃学生，屁股打两针”。

（四）

　可能为此，母亲草草结束了在西双版纳的工作，带着妹妹们来到了思茅。

　　 母亲，一九二七年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开县大慈山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中。姐弟四人，她排行老大，有大弟，二弟，妹妹。

　　 母亲自小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她幼年丧父，靠母亲勤俭持家，精心耕作、经营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及受亲戚族人的资助，五、六岁时即进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进入开县民国小学堂念书。毕业后考入开县女子中学，在校学习期间，多接受先进思想并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发起的“反迫害、反饥饿、反抓丁、反苛捐杂税”的反蒋运动。于一九四八年初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初由组织调派到开县敦好区征粮队，进行清匪反霸、征粮、建政工作。工作积极，作风泼辣，敢想敢干，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一九五二年元旦与父亲在重庆结为伉丽，并调重庆川东行政干校工作。同年九月随父亲南下云南，并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昆明市昆华医院生下了我。

　　 后来母亲回忆往事时经常提到；“我的出生因为不足月，所以出生后又小又瘦连奶都不会吃。” 

　　 我长大后，当年见过我的人都会惊奇地对母亲说：“啊呀！这是小毛啊，你真还把他养大了，真是不敢相信。” 

　　 再后来听父亲说：“你母亲生产你时不足月的原因，是你母亲怀着你时，在‘五反’运动中遭到诬陷、批斗、开除团籍和公职等多种折磨造成的。”还说：“当时到昆明刚生下你时，起名叫‘考验’，但随后又觉得不好，即，虽然孩子在胎儿期就随同母亲一道受了许多折磨，可是经申诉，很快就得到了昭雪，是在恢复了团籍和公职后生的，这应当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故又立即改叫‘晓明’。” 

　　 母亲生下我不到两个月就因工作拉着产后虚弱的身子随父亲转战千里，赶往当时的“思普区”地委所再地普洱县，继而到磨黑，而后落脚于思茅工作。

　　 千里转战听着威风凛凛，但对怀抱才满月的孩子，拉着产后虚弱身子的母亲来说，那可不是容易的事。

　　 昆明到思茅570多公里，现在乘汽车一天即到，乘飞机只用一小时，在公元一九五二年可不是这么回事。那时昆明到思茅的公路，只通到墨江县，而且是初通的毛路。从墨江出发，距思茅还有三百多公里，全得翻山越岭沿古老的茶马古道进入思茅。

　　 母亲抱着我，乘父亲战友的汽车到达墨江，而后就是步行、骑马、坐轿，一路风餐露宿，历时半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普洱县。最后思茅专员公署成立后，我们的家才基本安顿到思茅”。

　　 母亲，几十年含辛如苦，几十年风风雨雨，为革命鞠躬尽瘁，为儿女呕心沥血，熬白了头，熬干了泪。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换得我吴家一片温馨！那歌里唱的那什么什么天大地大不如谁谁的恩情大，海深河深不如什么什么的恩情深，爹亲娘亲不如谁谁亲，那纯粹一个政治大摆呼。我要向全世界大喊“天大地大不如父母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爹娘恩情深！”“人间纵有千般好，唯有母恩忘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才是真正世界的最强音！妈妈，儿想念您啊！。

（五）　 

 妈妈及妹妹们来到思茅后，我和老爹总算有个象样的家了，我也正式地被“管制”了起来。

　　 老爹还是成天的忙。总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在家里总是很少见到父亲，也总是听到母亲说：“你爸爸到哪里哪里下乡去了，到哪里哪里开会去了”。家里总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母亲的呵护下簇拥着母亲，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中不知不觉地成长着。

　　 母亲工作很忙。六十年代初的商业部门，被大跃进的东风吹得七荤八素，一会儿商业、百货、供销大合并，一会儿分开各干各的。那时，像母亲一样有较高一点文化素质的工作人员还是不多。所以，分分合合的那些烂账，加上日常的工作业务，忙得母亲整夜整夜地加班。再加上我们四个“小猴子”，真不知母亲是怎样代着我们熬过那个年代的。不过我心里明镜似地清楚，由于我的淘气，给母亲乌黑的秀发增添了几多银丝，给母亲秀丽的脸庞增加了几多皱纹。

　　 还记得，每逢父亲一回家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节日了。因为那时家里孩子多（六0年又有了弟弟），当时又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父亲从乡下或是外地开会回来，总是会给我们带回一些稀罕的玩具和见了就让人流口水的吃食和水果。我第一次吃的苹果就是父亲从昆明开会带回去的，可香啦！如今想起来，现在的苹果怎么也吃不出当年那苹果的味来。不舍得吃，一个苹果啃了两天。自己的那份很快就吃完了，接下来就是千方百计地把弟妹们舍不得吃，藏着“过冬”的那份骗来或是偷来吃掉。当然喽，每次总要引发一场风波，自然也总是以咱“吃一顿细面条”而告终。在这类问题上咱在“吃面条”时总是虚心接受，过后那就是屡教不改啦。

　　 在学习、逃学问题上也是如此。老娘回来了，管得严了，总得到学校坐坐.但放纵了的“野马”总是难收缰。老娘早上牵着手把咱送到学校交给老师，不是老娘前脚走咱后脚就开溜了，就是憋上两几节课再逃跑，反正听不进去，“小猴子”们又不友好，坐那受大罪。为这，老师没少“家访”，老娘没少教育。记得那时母亲问我：“你不好好读书，长大去干什么？”我总是理直气壮的回答：“当兵！”“当兵就不要文化啦？”母亲问。“当煮饭兵。”我还恬不知耻地回答。“我看你当喂猪兵吧！”母亲总是生气地说。哎！想一想那时咱也真是一名老运动员啦，死猪不怕开水烫。

　　 说来也巧，行船偏遇顶头风。

　　 长大后，常听母亲念叨：“那时你读书不行也不能全怪你，读书不行吧，还偏偏遇上一个疯疯癫癫的疯老师教你”。（我知道这是母亲在宽儿的心，免得在人前一提起上学的事怕让我尴尬。）我说嘛，“一年级万岁”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喊出来的。哎，是不是有点象猪八戒倒打一耓耙的味道？

　　 记得那是一九六一年，按理我应混到小学三年级了，遗憾的是那年期末考试，咱以“优异”的成绩一“跃”而又成为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按老爹的话说咱这是羊群里出了头驴--高人一头。嘿嘿，竟和咱二妹妹“三毛子”混成了同一届的“小猴子”。本来老娘是想让咱退一步“海阔天空”，别跳级，不升也就罢了，原地踏步留一级和大妹妹“小亚”共创辉煌算了。可咱那说一不二的老爹非得让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行。唉！沧桑如海，残阳如血，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年级“万岁”！

　　 别说，这样一来，为塑造咱的人生道路还奠定了新的基础。要不然，在席卷中国大地的那场大浩劫中，我能逃脱被罚上山下乡的厄运吗？我能从军吗？我能从警吗？我能安安稳稳地退休，舒舒服服地享受共和国的阳光雨露吗？当然，也许那样也不排除会去做总统的可能，但我更满足今天的我。这是福还是祸？

　　 我就纳闷，现在的孩子们成天背着个比我那时大得多得多的书包，除了念书，他们还能干什么？佝偻个身子，带个小眼镜，小老头、小老娘们似的。开口老成得让人吃惊，成天三点一线，上街总得拽着爸妈的衣襟，十好几岁还嗲声嗲气。天性哪去了？变了吗？变的如此弱不禁风。

　　 咱经过“万岁”，好多啦，好歹也是“羊群里的驴”，从学习到体力怎么也比‘小羊羔’们高一截。可能由于是“老革命”吧，咱余老师（女，我真正的启蒙老师）一上任就封了咱一个“体育委员”的官衔。嘿，上课喊“起立”，下课喊“再见”，带着‘羊群’们做操、排队、集合都是咱的差事，可神气啦。这领头羊的差事，咱一直混到所在班级散伙那一天（当然三年后又换了个男老师，姓龙）。打那以后，“逃学”那羞人倒志气的事，咱可是再也没干过。咱不到校，谁带“小猴子”们“一二一”？那学习也不好意思再落后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事又不是咱的专利。从此德、智、体还加上个玩，咱是全面发展，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