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岛河再教育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这一天以后的一段日子,我们这些小劳工又被应招回到了学校。但所谓的“复课”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有用的知识。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非法”的闹革命,却让我学会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主义的非法行为。
回到学校后,龙老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班主任是一位部队长官的家属;三十多岁年纪,白白净净脸盘,人长得到也端正。但真不知道她给我们教授了些怎么?如今脑袋里怎么也没记录下。只记住了她领导着我们到思茅的南岛河乡,去接受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到南岛河接受再教育的是我们五年级的,五二班和五三班,两个班。这为我以后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因为在那里,我结识了五二班的“革命者们”。
说实在的,南岛河再教育,给予了我心灵,很深刻的触动。真没想到!尽然在新中国成立近二十年的时候,我们的主人翁“贫下中农”还在吃糠咽菜!我真对那些大喊“文化大革命好”的革命口号感到疑惑。
在南岛河村的生产队长家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到了“康菜饭”。(菜是芭蕉根、和山上採来的黄筋果与黄筋根)对于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学生那只是一周,对于南岛河的农民们,那可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康菜饭”。比起“忆苦饭”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社会主义吗?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下中农主人翁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赐予他们的美好生活!
在南岛河接受再教育期间,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只学会了一句至今也弄不明白的口头禅“鲁达”。呵呵呵,那时候凡在南岛河接受再教育学生娃们,不论男女生皆会张口就来一句“鲁达”!老师也不列外。
有道是,天性无忧无虑的学生娃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寂寞,都有自得其乐天性。
在南岛河期间,我和五二班的张凯东、王本柱,毛晓利还有我们班的张明敏、李葛、潘佩、余宁住在生产队长家的小楼上。
小楼是用茅草盖顶,竹篱笆做墙,牛粪糊的楼板和围墙。
队长美其名曰的告诉我们:“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牛屎糊的墙不易生虫、腐烂。”
呵呵呵,不生别的虫,只长“跳蚤”!哎呀,在队长家楼上的夜晚真是度日如年啊!跳蚤们被我们甜美的鲜血喂养得肥肥胖胖,我们被跳蚤们糟蹋的黄皮寡瘦。
那几天要不是借助了张明敏从家里带来的杀虫药,我们可能就难保持人形了。
今天,只要回忆起在南岛河的经历,人们都忘不了我与麂子赛跑的精彩场面。
那天中午,大家在田里刚干完活,准备收工。突然一条麂子从山上往田里飞也似的飞奔而来。同学们大声的惊叫,我第一时间拔腿就朝着麂子前方公路斜插过去。麂子冲过了公路,跳进了公路对面的水田。跟随麂子,我也跳进水田。麂子在离我不到三公尺的前边艰难的跋涉着,我在麂子后边同样艰难的挣扎着。麂子走过了水田,越过了小河,上了对面的山坡。它回头看着坐在小河边的我,仿佛在说:“来啊,老李!我们继续进行山地越野赛!”呵呵呵,那时见到的同学都应该记得飞人李明吧!能 “把麂子追得“吐血“的不是飞人是什么?”
也是在南岛河。准备回思茅的头两天,在跳蚤们恶毒的攻击下,我们从南岛河村搬到了前面一个村子,与那里住着的同学们汇合。
那天的早晨,吃罢早饭。大家各自拿着从农民家借来的锄头,准备到玉米地里去为玉米苗锄草。
当走到名副其实的“南岛河”边时。只见河里的游鱼们,一个劲的,不要命的往河的两岸跳上来。
鱼们的好客行为,使得同学们的天性大发。丢了锄头,跳下河,不分男女拾鱼忙。
五六米宽的河道,近十米长的距离内,有一股水流无声地流动着。这股水流流经的地方,鱼们欢快的跳跃着,学生娃们争先恐后的,欢天喜地的,捡拾着、抓捕着、争抢着这些傻傻的鱼们。当然,少不了闻讯而来的贫下中农们,他们背着背篓,拿着簸箕,呼朋唤友,追赶着水流的潮头,撵着跳跃的鱼们而去。那一天的晚上贫下中农家,家家灶火红,鱼飘香。同学们也得到了美美的回报。因为,大家把自己抓到的鱼都交给了自己居住的贫下中农家。
只有我,只有我收留了一条四五斤重的大跳坝鱼(这个品钟的鱼,只有思茅的江河里有)。我把它捕到以后,开肠破肚,在强烈的阳光下,摆放在田里凸出大石头上,晒成了鱼干,准备带回家孝敬老爹
无奈,被眼红的那位部队长官家属老师,在临出发返回思茅前一分钟,强行威胁。把鱼干放生草丛中,随天地而去了。
后来才知道;鱼跳原因,是因为,上游的六十二部队医院清洗什么药瓶子,瓶子的里药液,打搅了鱼们的正常生活。才使得它们忘乎所以的纷纷离水出逃。
谢天谢地!我们及贫下中农们,还有那些思茅买了,农民们拿到集市售卖的鱼的民众们,没有沾上六十二医院药水的光!
从南岛河回到家后,我就大病了一场。可能是那条“跳坝鱼”成精了,怨恨我没有把它带回思茅。鱼啊,别怨我!要怨就怨、、、、、。
二、加入文革中的武斗
随着文革动乱的发展,随着小爬虫们争权夺利的斗争。思茅、云南,乃至全中国走上了两派酷似于“军阀混战”的局面。那些利益熏心的“革命”狂热者,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干着抢班夺权的勾当。狗咬狗的战争,同胞相残的争斗,在权力欲驱使下全面的展开。
人们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组织。哪一派都自称:“自己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是造反派的红色组织”。都指责对方是:“保护资产阶级路线的保皇派,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右派”。
他们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各地挑起大规模武斗。在我们西南边陲小镇思茅也不例外。
思茅的两大派组织,一派称为四二零派。系列为云南八二三造反派兵团组织。其组织成员,大多来自云南各地院校学生,文革早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一派称为井冈山派。系列为云南炮兵团造反派组织。其组织成员,大多来自云南各机关干部、职工,各工矿企业工人,各农村农民群众。
八二三组织,自称革命最彻底的组织。提出,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以歌唱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歌曲《葵花向太阳》为战歌。
炮兵团组织,自称革命最听毛主席话的组织。提出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决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他们以“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为战歌。
八二三派,攻击炮兵团派为保皇派组织。
炮兵团派,打击八二三派为妄图彻底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牛鬼蛇神组织。
我及我们那一小撮父母被列为打倒对象的,思茅各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儿子们。理所当然的加入了炮兵团组织名下的,思茅井冈山造反兵团。
我们有;我、张凯东、王本柱、毛晓利、大杨、曾光汉、沈建荣、余宁等,还有思茅军分区干部子弟;李葛、丁建国、潘佩、等等。大家虽然都不在什么组织,但共同的心愿,共同的观点,臭味相投,心照不宣的走到了一派。
后来,在军队不得介入地方两派组织派别的军委命令下,军分区子弟们消无声息的回避了。有的人变成了同情者,支持者,撤到了斗争的第二线。
只有,我、张凯东、王本柱、毛晓利、大杨成为了忠实的炮派追随者和战斗者。并参加了思茅城最激烈的武斗。
在思茅城,炮兵团组织属于弱小派别。常被八二三派压制打击。武斗中也常是被追打的一方。但八二三的文人们,总能颠倒黑白,反咬一口,把武斗冲突的罪魁祸首,嫁祸于实力弱小的炮兵团组织。并把自己描写成,受害者的角色。这也是我们这窝小鬼头最气愤,最激励我们参战的因数之一。
记得那一天,思茅城两派“革命”群众,召开批判原思茅地委书记陈杰同志的批判大会。
由于批判大会上,四二零的造反派,(八二三派)在大会中对陈杰同志进行武斗。井冈山造反派(炮兵团派)有人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惹怒了蓄谋已久,准备对井冈山造反兵团大打出手的四二零某些激进分子。一场思茅大规模的八二三派,围攻炮兵团派的,武斗开始啦。
大会撒会时,各派带离会场。一路上,先是两派相互就“文斗、武斗”问题的辩论。辩论逐渐升级为摩擦,摩擦升级为两派大打出手。
炮兵团派人少,不敌八二三派,打起来后,逐四散奔逃。八二三派就势追击,并包围了井冈山造反兵团根据地,师范学校。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寡不敌众,最后撤到师范学校三层楼的教学大楼内。
当时,我、张凯东、王本柱、毛晓利、大杨跟随武斗双方一路打到师范学校。呵呵呵,我们总在追击的八派后边,用弹弓射击他们的后卫。
打到师范学校后,我们藏在学校的外围,不适的对着围攻教学大楼的八派勇士发射弹矢。战后,很多八派勇士们头破血流,大多都是我们的杰作。
那一夜,我们几个没有回家。我们去了当时炮派的大本营,也是指挥部;地委会,小会议室。思茅炮派的大佬们,那一晚基本都集中在那里,静观着形式的发展,谋划着今后的对策。他们一点也不回避我们几个小鬼头。因为,我们成了他们的侦察兵和通信兵,他们都看见了我们的无畏与战斗意志。
呵呵呵,我和王本柱那天在侦察师范学校战况时,差点被八派勇士抓到。由于我们的机灵,在防空洞里躲藏了起来,才躲过了他们的搜捕,得以安全脱身。
哎,后来,后来的后来。1968年8月21日。康生,以相面术把赵建民诬陷为叛徒。
然后由谢富治宣布将赵建民逮捕入狱。这一关就是八年。炮派,这个拥有300多万人的群众组织,由于保了大叛徒赵建民,执行了“云南国民党特务组计划”一夜之间,被宣判了死刑。
8月初,中央决定派潭浦仁到云南主持工作。他在昆明军区的八八讲话,下关的一二九讲话中,公开支一派,打一派。公开提出“以人划线”的政治方针。血腥的开展“云南划线运动”。
在这场史无前列的划线站队运动中,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建民“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14000多人被迫害致死。致伤、致残者不下百万。家破人亡、离子撒的不在少数。
这就是,后来的,后来。我们几个孩子被所谓“五七中学”,以李从宽为首的“革命”派们。以站队划线,站错队为由,进行游校示众的理论根据,与参加炮派“造反革命”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