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思茅东风“五七”中学（上篇）作者/水手

一

时间在新中国大地最动乱的年月里，闹闹哄哄的滑到了1968年。那一年文革进入到了，大动乱、大夺权、大换班阶段。在老人家“革命委员会好”的鼓励下。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当时成立的第一个“革委会”，之后，各地仿效。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热烈庆祝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社论称这种现象为“全国一片红”。1968年9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地处西南边陲的思茅小镇原“思师附小”，文革开始后的“思茅东风小学”。在动乱中，在所谓学校的造反派们，把老一辈学校领导赶下了历史舞台后，在欢欣鼓舞的胜利声中，也夺取了学校大权，成立了“思茅东风小学革命委员会”。

好像在哪年的八九月间思茅东风小学革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结合学校在校学生情况（六六年六七年文革开始滞留小学的学生情况）决定了创办思茅东风“五七中学”。

那是老人家在1966年5月7日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是这样的：“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这样，“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没有贴“五·七”标签的单位，也在走“五·七”道路。《五·七指示》在当时确实成了治军、治民、治国的纲领。

所以“五七”成风、成时髦，成方向。思茅东风五七中学也就在大夺权后的思茅东风小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应运而生了。

二

建立于东风小学基础上的“五七”中学，面对的招生对象是，因文革停止升入中学继续学业的，滞留于小学的六六级、六七级小学毕业生。

这些学生本应该在他们六年的小学学业结束后进入中等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但由于文革的冲击，在中国大地上一切可供学习文化知识的学校、学府均被“革命”所停摆，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指，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这一活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扭曲成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事件。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记得66年文革开始后，思茅思师附小改名为“思茅东风小学”。原书声琅琅，风平浪静的校园也和全中国一切校园一样，掀起了一股“停课闹革命”的恶潮。

在对文化领域的“批判”，在批判吴晗、邓拓、廖默莎三家村黑店的基础上，大字报，大批判，各色传单，小道消息铺天盖地满天飞。学校的领导被革除了对学校的领导权，教师被革除了教学权。学生们发了狂似的摘弃了红领巾，戴上了红袖箍（红卫兵、红小兵袖套）。说是：“拿起笔做刀枪，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喔嚯，就这样，为时一年多的，贻害一代人的，“停课闹革命”开始了。当然了，作为“东风小学”应届毕业生的学生娃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当时还处于十一二岁的孩提时期。“停课”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停课”？更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关心的在乎的是；放假了！不用上学了！自由了！。所以与中国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被称为；自得其乐的“逍遥派”。

直到1967年10月14日。这一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 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小小的思茅城，大大地小学校。新生要入学，老生要毕业。思茅各中等学校都还停顿在“革命”的停摆中。如此这般也就催生了在小学基础上的思茅“五七”中学的诞生。

东风“五七”中学有6、70个学生，基本都是由原思师附小（东风小学）66、67级小学毕业生组成。学生自愿报名，学校领导机构批准。

说实在的，至今为止，我也只知道“五七”中学里就只有那么三个老师。一位是学校的领导，黑黑瘦瘦的，戴一副眼镜，长着一双躲在镜片后边嘀溜乱转的眼睛，样子凶巴巴的。就是我《入少先队》一文里说到的那位“眼镜黑三”。文革前，原来的他是学校66级某班的班主任，现在成了学校的领导，看来其人“革命性”不一般哦，他姓李，我的本家，大家叫他李老师。一位是、、、、、、听说、、、、、、原来是学校的一名校工，负责烧开水，摇上下课铃声的。个子不算高，胖胖的，壮壮实实，朴朴素素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和蔼可亲，他姓许，我们管他叫许老师。再一位是，黑瘦黑瘦的，早先在学校没大见过，嘴好像有点豁豁着，人挺好的，他姓罗，大家称他罗老师。

我们这些被文革搁置在家里疯野了一年多的小学毕业生，当听说学校成立“五七”中学的消息，真是大有久旱逢甘雨，百爪挠心，渴求甘露之感。纷纷报名申请要求加入“五七”行列。

说心里话，当时我真就没有指望能在“五七中学”里学到什么真正的文化知识。只是抱着一种因文革闲置家中多时，无所事事，闲极无聊的好奇心，再者那时年龄渐长，孩提时期的玩心渐肖的心情，投报的。还有就是我那高我一级的妹妹也投报了，一种不再甘愿落后于人的自尊心的驱使。再就是我那“走资派”的老爹和老妈，看着我成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打架斗殴（参加武斗）怕给他们惹出什么大麻烦，也极力的窜捏着我投报。

好嘛！报是报了，但到出版公布时一看，没有我的大名，人家没有批准。一问；说是名额有限，一家只能进一个。呕嚯，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心想，不去不去吧，继续找个小工做做也不错。没成想。我那老爹这时比我还急，竟然跑到学校去找了学校革委会的领导，硬是把我说成了“五七”中学里的一名战士。真搞不清，当初他为什么非要让我“一年级万岁”。

 三

开会啦，在学校的礼堂里。闲赋了多时的学生娃和老师们齐聚一堂，祝贺小学里的“五七”中学的胜利成立！庆祝大家终于有正事可干了！

人们三呼万岁后，“五七”中学的领导李老师做了开学贺词与报告；赞美了“五七”指示的英明伟大。并尊尊教导同学们要以“五七”指示为指导：“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办好我们的“五七”中学！同时宣布了：“五七中学将走出校门，走进农村，走到贫下中农中间去，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完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改造。”哦哟，我想的好笑，啊个时候，我们这些连小学毕业证都不有拿着的小学毕业生，知识是哪样都还晓不得，咋个说，就成了知识分子了说。

接下来是按军队建制设立“五七”中学建制。东风“五七”中学按连建制编制，分为两个排，六个班。连长就是领导“眼镜黑三”李老师。一排长是许老师，排副是我们原来班级的空地军干子弟张明敏同学。二排长是罗老师，排副是腿脚不方便的黄建元同学，绰号黄老(掰bai)。学校说：“这种就是学军了”。

我被分配在一排三班，分班后让各班自己选出班长副班长。

记得我们三班有男女同学大概是12名。

女同学有：蒋浩，（绰号胖冬瓜，家住思茅地区邮电局，父亲是南下干部，思茅邮电局局长，老家是山东烟台的。）吴宝兰，（家住合办处，是我们家的邻居。）宋卓建，（小名大毛，家住商业局，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同事同乡，她们是多年的很要好的朋友和四川老乡。）杜普生，（绰号老猫，家住合办处，父亲是思茅地区商业局长。）郑玉琴，（绰号郑三炮）周惠琴，他们的具体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男同学有：李明、苏瑞诊。王本柱（他与我原来就是很要好的同年级的同学、朋友，也是造反派炮兵团一派的打武斗的战友。）张小懦，（绰号，老疙瘩，歌唱的很好，曾在一次六一儿童节活动中演唱《哈瓦那的孩子》而出名。）武维鹏，（家住地区医院，父亲是医院的工人。）陈献礼，（好像家住思茅地区法院。）后来把副排长张明敏也分配到了我们班，随我们三班行动。（家住飞机场部队，父亲是空军地勤部队干部）。呵呵呵，这一窝同学里，我与张明敏是原来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同学。

我们班选举班长时，大家一致选举女同学蒋浩为班长。蒋浩：矮矮胖胖的，同学们善意的称她“胖冬瓜”。六六级小学毕业生，学习出了名的好，尤其语文写作是她的强项。

我入伍后的一段时间与她通过一些书信，主要是文化交流罢了。大多数是请她为我这个当时的白字先生批改作业，或是向蒋班长汇报一些本人在部队的种种情况。反正也就是体现那些小年轻人走出校门进入部队的自我炫耀的小资情调罢了。值得记录的是，三十多年的退休后，在她的老家烟台，我们又有过一次久别的邂逅。

那时，女儿在烟台大学念书。退休后无所事事的我与老伴一起到烟台小住，百无聊懒中决定开个小吃店，聊以打发闲极无聊的时光。

说来，叫人高兴的是，开业的前一天，接到老同学蒋浩的电话；她将在开业当天带领全家前来祝贺我们的“云南过桥米线店”开业大喜。

那次能够在烟台与蒋浩同学重逢真是一个巧合。原来听说她考上了重庆什么大学，后来结婚就定居在了重庆工作。蒋浩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父亲是山东烟台人，是与我的父亲一起从山东南下云南的同志，在思茅邮电局做领导工作，后来离休回到烟台养老定居。

这次我们到了烟台，父亲找出蒋浩父亲在烟台的地址和联系电话交给了我，让我代他去看望一下老同事、老朋友、老战友。

之前我电话联系了蒋老前辈，说了父亲的名讳。老前辈激动地邀请我们到他在烟台干休所的家里做客。当时他是忘了还是不知道我与他女儿蒋浩是同学，所以并没有告诉我蒋浩当时正从重庆来烟台探亲，正好也在家里。

那天我和老伴、女儿，带着父亲让我们转送蒋老前辈的礼物，前往蒋老前辈的家。

进了家门，我们向蒋老前辈道了问候，蒋老前辈让我们在客厅里坐下后，向厨房里喊了一声“浩啊！给客人沏茶”。随着“唉”的一声，从厨房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她走到客厅中央就停住了脚步，大声的，惊喜的叫了起来：“哎呀！李明，是你啊？”

我听到蒋老前辈叫的那声“浩啊”时，就有些纳闷了，但没敢肯定她叫的“浩”就是老同学蒋浩。

我激动得语无伦次的啊、啊了两声说：“怎么是你啊？你不是在四川重庆吗？怎么在家里？”她说：“我退休了，回来看望老人的，你们是来烟台玩的吗？”我向蒋老前辈和蒋浩及我的老伴、女儿做了关系介绍，大家高兴的一起道喜贺巧。

我和蒋浩同学聊了很多大家分别后的情况，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饭。临走时我告诉了她我开云南过桥米线店的开业时间，也就有了她要带领全家人来贺喜的一幕了。

叫我至今都深感遗憾的是，小吃店开张那天，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老同学蒋浩一家三口加两个姐妹共五人到了。我不好意思的说：“老同学自己找地方坐吧，尝尝我的手艺。”说完这话自顾自地忙活去了。

这一忙忙到中午二点以后，客人才渐渐的稀疏下来，我也才昏头昏脑地喘过一口气来。这时女儿告诉我，蒋阿姨他们刚才回去了。我呀的叫了一声，一拍脑袋说：“忙晕了，忙晕了，慢待老同学了。”女儿说：“不但慢待，人家一家人在这里忙前忙后的帮着收碗洗碗，吃没吃到米线都不知道呢。”我哎……的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苦笑着说了一声：“遗憾啊”。

言归正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选成了班副。这一动议是王本柱提出，其他同学附议的。在我极力婉拒中，排副张明敏一锤定音，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三班副班头的历史重任，与蒋浩搭档成为了东风“五七”中学一排三班的正、副班头了。

 四

建校、分班完毕的不几天后。学校通知同学们说是：“五七”中学要走开门办学的新方针，走向广阔的天地，走进农村，面向贫下中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把“五七”中学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作为东风“五七”中学第一期的我们这些“五七战士”，准备到思茅莲花乡生产大队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里建立我们的新学校。

莲花乡，地处思茅城的西北部，距思茅城大哟12公里。那时属于思茅地区，思茅镇，南屏公社所辖下属的一级大队。从思茅城通往莲花乡仅有一条可与秦始皇时期五尺道相媲美的泥泞道路。沿着发源于思茅洗马河的思茅河畔，从老昆洛公路三家村岔口岔入，道路顺着夹在两山间蜿蜒曲折通往莲花乡大队所在地“老黄寨”。

莲花乡大队下辖；莲花寺、大青树、老徐寨、老黄寨、丫口田、上那么田、下那么田、老彭寨、苦竹林、澜坝、扎贵寨等11 个自然村，也叫生产队。

学校通知每个学生必须自己携带行李及一应生活用品。每人必须带足一个月的菜金和粮票。

记得；出发那天一大早，“五七”中学70多师生齐聚学校大操场。真是大有壮士出征，八面威风之感。“眼镜黑三”李老师，庄严肃穆的，简明额要的，下达了向莲花乡出发的进军令。队伍在“五七”中学迎风招展的大旗引领下，雄赳赳气昂昂的沿着思茅唯一的大街，向着我们的“五七”建校地“莲花乡”出发了。

大街上的人们大多驻足相望，我想，其间肯定有不少“五七”战士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遥遥相送吧。唉，此时此刻，我也大有一种西出秦关无故人，壮士一去不回还的英豪之感。

待走出思茅大街，沿公路下了思茅运输总站大坡后，队伍的精气神在烈日炎炎的烘烤下大打了折扣。这时，我才有时间和兴趣研究我们这一支“五七”队伍。

呵呵呵，平心而论，我们的队伍大可与当年的“土八路”媲美。看那五颜六色的，大小不一的，捆得横七竖八的被包，歪歪斜斜的背在、挎在、提溜在“战士”们的身上、肩上、手上。很多同学除了被包外还提着大小不等的格式手提包，竟然有一名女同学还带着个黄色的小皮箱，不知道都装了些什么，看样子还挺沉的，累得满头大汗。这时的队伍已是走得稀稀拉拉，东倒西歪的了。

当然，继续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还是大有人在的。很多同学一是做到轻装上阵，二是感觉平时在家里不是那么的娇生惯养，属于那种劳动型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的，再就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就好多了。

鉴于这种情况，“眼镜黑三”李老师，不失时机的发出了请同学们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号召。

一开始是各班里，男同学帮男同学，女同学帮女同学，大帮小，强帮弱，东西少的帮东西多的。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记得是哪一个班的一位女同学，被包没捆好还是被包带断了，被包散了架，急得一屁股坐在路边抱着散架的被包行李哭了起来。这时许老师跑过去，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助她重新把被包打好。当许老师要把那位女同学的被包加到自己身上时，五班长，人称“老母牛”的伸建荣同学走上前去从许老师手里接过那位同学的被包说：“许老师你以为三位同学背着被包了，这个我来背吧。”

可能是在模范行为的感染下，同学们打破了男女生界限，大家多是以班为单位男女生互相帮助起来了。

我们三班最弱势的就数吴宝兰和班长蒋浩，还有张小懦。记得，吴宝兰的被包不大，打得也方方正正，就是杂七杂八的带了不少的东西。有挎包、手提包、还有个用网兜装着的脸盆、牙具什么的兜兜，显得很累赘，把个小小巧巧姑娘家家的累得脸红筋涨走一步摇三摇的。我和王本柱从她手里接过了她的手提包和那一兜杂物。班长蒋浩，不知道是特怕冷还是怎么地，背了一个特大的被包，被包差不多与她同大，把她那胖胖的身躯几乎埋到了被包里，咋一看，不知道是她背着被包还是被包背着她。加上手里还提着一个手提包，更是辛苦万分了。班里的大块头苏瑞诊把她的被包接了过去，找了根木棍连同自己的被包一齐一担挑了。张小懦主要是人小力薄，在大家的鼓励帮助下也坚持走到了目的地。

其实向苏瑞诊一样聪明的挑夫行动，立马就在队伍里仿效开了。各班足双成对的找来木棍，形成了一条挑夫大军，蜿蜒在崎岖的山道上。

十二公里的路程，对于那时年仅十二三岁负重行军的学生娃还真不是件轻松的事。队伍从早晨8点多钟出发，一直走到下午将近5点钟，才稀稀拉拉的走到了目的地“莲花乡”的大队部所在地“老黄寨”！

到了老黄寨大家都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歇歇脚了，可以吃口饭喂喂自己肌肠咕咕的肚子了！殊不知，莲花乡大队部老黄寨只不过是我们“部队”的一个集散地。大家到了老黄寨歇下来不多时。“眼镜黑三”就向大家宣布了每个班进驻的村寨。

一班、莲花寺。二班、六班、老黄寨。三班、四班、大青树。五班、老徐寨。这就意味着除二班、六班驻老黄寨，不用再跋涉外，其它班们，都还得继续往自己所分配的村寨奔波。娃娃们在吵吵闹闹中互相挽扶着，互相帮衬着，向着自己班所在村寨艰难的走去。

所幸，我们班和四班要去的“大青树村”离老黄寨不远，一会就走到了。

到了大青树，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们，把我们三五成群的领回了自己的家。我和王本柱、陈献礼被一个吴姓老大爹带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有个老大嬷，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是姐姐，比我们小不了多少，记得，长得很秀气，也很腼腆害羞，来了我们这些男孩子更是躲得远远的，在厨房里帮着老大嬷为我们做饭。男孩是弟弟，不大点的孩子，很懂事。嫣然一付一家之长的派头。吴大爹眼睛不好，嘴里老含着他那长长的大烟锅子，烟锅头是一个黄铜的什么零件，听他说：“是解放前从掉到大山里，小黑江边的，一架飞机上弄来的飞机零件。”呵呵呵，这个问题我感兴趣了一辈子，曾经一有机会就四处打听，也查了一些资料。想弄清小黑江边的飞机残骸是怎么回事？但终无结果。

那天晚饭后，不知疲倦的我们还跟着老人的小儿子，那个小男孩去树林里用手电筒照树上歇息的小鸟玩，还真差点抓到一只。小男孩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如何拦坝捕鱼，还有每年春雷响起以前怎么拿产卵鱼的知识。想想真是其乐无穷啊！

 五

一觉从甜甜的梦中醒来，淡淡的炊烟缭绕在就寝的老吴大爹家“伞片房”的小楼上。（这是一种贫困时期思茅农村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用山里很直溜的松树，伐木回来后，再锯成尺匀小段，用刀劈成薄薄的木片，权当建盖房屋房顶的瓦片所用，所以，所建造的房子，叫“伞片房”。）这是我们走进农村，与贫下中农结合的第一夜的居住寓所。

走出老吴大爹家的房门，迎面袭来的是轻轻的薄雾，透过轻纱样的雾帘，一篇宁静山乡美景的诗情画意映入眼帘，竹林、炊烟、篱笆墙、牵牛花，几只毛绒绒的小鸡在鸡妈妈的咕咕声中争抢着地上的小虫。

信步走向村边那颗象征“大青树村”的大青树下。举目翘望，眼前群山翠绿，鸟语花香，山下一条小河踪踪流水，波光粼粼。小河的对岸，大山的脚下，是一片绿色的处女地，星星点点的长着一些矮小的灌木丛。哦，这就是后来我们建学校的校址。

村边一条马路，一头通往莲花大队部的“老黄寨”，一头连接着回家的路。

李明、李明吃饭啦！王本柱站在老吴大爹家篱笆墙的门口叫唤着我。哦，来啦、来啦。走进家门，饭菜已摆上了桌。红米饭、炒青菜，外带一碗酸菜汤，食欲大开，连干了三大碗。眼见饭篜见底，不敢再吃了，再吃贫下中农就要饿肚子了。吴大爹还一再说着：多吃点‘多吃点，不够再闷点。呵呵呵，说得我都感觉脸发烧了。

这时门外传来蒋浩的声音：“李明！连部来通知，叫克老黄寨开会！还有张明敏！”

“哦，给是大家都克？”我问了一声。

“不是，其他同学不克，只叫我们三个和四班的陈兵和李亚克，我克叫张明敏和陈兵还有你姐姐”。蒋浩一边说，声音一边远去，是叫张明敏他们去了。追随着声音我屁颠屁颠的追了出去。

(呵呵呵，一直以来，在”五七”中学，大家都把李亚当做我姐姐看了，基本不知道我那“一年级万岁”的经历，所以对我的称呼也就有了“李二”一说。）

路上，我问走在前面的张明敏：“知道去开什么会吗？”“不知道”张明敏回答着我，转头问蒋浩：“你知道吗？”

蒋浩笑着说：“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我笑起来：“是啊，长官都不知道我们小兵怎么知道？”

张明敏急得脸红红的争辩道：“哪样长官，哪样长官，你原来还是我们的班长哦，你才应该是长官！”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的长官轮着你啦。”我说着侧过头看见蒋浩望着我在窃笑，就说：“不对吗？”

“对对对”！蒋浩连声附和。并望着我道：“原来你就是你们班的班长啊，以后应该多帮助帮助我哦”

“是了嘛，是了嘛”张明敏附和着蒋浩。

闲话中我们到了老黄寨大队部。陆陆续续参加会议的各排各班头们都到齐了，会议开始。

由“眼镜黑三”李老师总结了昨天的行军情况。啰哩八嗦的讲了一大堆，也不知道有不有人在好好听，反正我是记不得说了些什么东东。最后说：“今天我们要重新调整各班的村寨驻地。”还说：“四班、三班都在大青树太挤啦，要调出一个班到“丫口田”克”。

大家都转头望着坐在后边的我们四班三班的几个头。我看着蒋浩问：“丫口田---在哪碟”？她瘪瘪嘴，意思是、、、、、、。

只听得“黑三”说：“丫口田从老黄寨出去还有两三公里山路。你们两个班商量一下，看哪个班过去？任务很艰巨哦，要发扬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勇战斗作风，去迎接新的战斗！”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其实我们心里谁也不想再去辛苦跋涉了。还放嘀咕：“老黄寨不也是两个班吗？怎么不叫他们去？”想是那么想，可谁也不敢说。因为，“黑三”都说到：“要发扬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勇战斗作风，去迎接新的战斗！了”那个时候的小青年谁不是一腔热血啊！

听得张明敏一声断喝：“我和三班去！”哦嚯，在班头们热烈的掌声中，丫口田！三班！一锤定音！

六

会后，返回大青树，一路上我和蒋浩都在埋怨张明敏那张倒霉的快嘴。四班两位捡了便宜的班头远远的跟在后边不知道怎么偷着乐呢。

散会后憋着气的我，出了老黄寨就冲着张明敏放开了炮：“老兄，你是急哪样急，克丫口田抢屎吃改？商量都不商量就冲的克！给是你不会累改？这回么你回克挨大家交代克，老子到晓不得咋个挨大家说！”一肚皮的怨气连珠炮似的对着张明敏放了出去。

“唉、唉、唉当时我也是看着大家都不说话，再说四班副是你妹妹，看着你也不好说。我又分配跟三班在一起，不带头表态也不好，所以、、、、、、”张明敏话没有说完就被蒋浩截了过去：“算啦、算啦，定都定啦，想想回克咋个跟大家说”。

张明敏有点内疚的说：“由我去和大家说吧”。“咋个说？你克说你想当英雄抢着克丫口田叫大家跟着你克辛苦改，不着大家骂死才怪乃！？”我没好话的把张明敏怼了回去。

“我克说，我克跟大家说好些。就按李老师乃话说：大青树两个班挤不下，把我们班调整到丫口田去。不要说是张明敏抢乃任务，要不然真不好交代。”想想也是，还是班长蒋浩说的对。把责任交还给“眼镜黑三”何乐而不为。我和张明敏看着蒋浩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回到大青树村，把全班召集在大青树下。蒋浩按路上商量的，向大家宣布了连里的决定。会场一下炸开了锅。苏瑞诊气冲冲的说：“凭哪样着我们班克？叫四班克不得改！”张小懦说：“欺负我们班人小改？”“是啦，杂种些咋个不叫老黄寨的分一个班克?阿两个班乃人牛高马大乃，不敢叫改？”武维鹏附和着张小懦叫道。

“嗯，我倒是走不动啦，要不然你们克，我留在四班算啦”吴宝兰更会打算。“呵呵呵，怪鬼乃嘛，你想跟李亚在一齐么就直说，说哪样乃走不动？”宋卓建笑嘻嘻的对吴宝兰说。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我看到大家气氛转好，就不失时机的对大家说：算啦，去丫口田，就去丫口田！离啊些杂种远点不心烦。大家回去准备一下，打好被包，收拾好东西来大青树这里集合。记着把吃饭的钱和粮票交给吃住的贫下中农家。

“我不会打被包”!吴宝兰叫起来。

“我帮你打，我帮你打”。郑玉琴自告奋勇的对吴宝兰说。

“你来时候咋个打乃”？宋卓建问。

“我家哥帮我打乃晒”！吴宝兰还整出句昆明马普来。大家笑着奔自己居住的地方而去。

我和王本柱回到老吴大爹家，向大爹说了要去丫口田的事。“啊么么么，克哪样克，就在我们这点不得改！，才住一天就走么老实舍不得了嘛。”吴大爹说。

不怕，二天我们路过大青树还会回来看你乃。我们给大爹家每人交了一斤粮票，五角钱。

本来按我们的标准应该是：一天两顿饭八两粮票，三角钱。因为那时我们的粮食供应是每月24斤，按每斤米0、13元计算，加上菜金就每餐四两粮，0、15角钱计算了。所以交那些也算是孩子似的善心了。

告辞了吴大爹我们到大青树下集合，同学们基本都到齐了。按昨天来时的老规矩大家互相帮助，苏瑞诊不知道从哪里找了根扁担，一头挑着自己的被包，一头挑着蒋浩的被包。我们几个男同学也基本把女同学们手里的东东都接了过来，或用棍子挑，或提、或背。高高兴兴的朝着丫口田出发了。

丫口田距离老黄寨大约三公里。从老黄寨出去就没有“五尺”道了，得顺着田间小路，越小河，穿密林，从小溪畔，箐沟边，一路蜿蜒曲折的顺山沟而下。那是一个不大的，有着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隐蔽在茂密的杂木树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每家都有一个用木栅栏围着的小院子，木栅栏上爬满了牵牛花或是小月季花。当然了，房子也都是干打垒的或是用树干劈开做墙的“伞片房”，但大多数都是有上下两层的那种，有点像泰族人家居住的“吊脚楼”。不同的是泰族人家的吊脚楼下是养牛、养马、养猪的，楼上才是人居住的。而在丫口田人们大多是居住在楼的下边，楼上一般用于堆放农具、粮食等么物。

路过老黄寨杜普生领头唱起了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大家大声八气的唱起来，我感觉是在向谁谁谁在示威一样一样的。四、六班一些同学跑来为我们送行。但始终没有看见“黑三”和老师们的出现，我当时想，他们可能是不好意思吧？多想了，多想了！

从老黄寨下去就进入了大片的田埂路中。田里稻谷刚刚收获，一股稻草的清香扑鼻而来，让人神清气爽。路边的青蛙噗噗的往田里跳着，蚂蚱嗤嗤的漫天飞舞着，稻田里这里那里的游动着小鱼、泥鳅什么得，真是一片诗意浓浓多彩的田园风光。

突然，哎呀一声，打破了陶醉行进间同学们的美梦。接着是一阵哈哈哈，嘻嘻嘻的大笑声。原来是干精巴瘦的陈献礼不知怎么七跳八跳的滑到了水田里。武维鹏一边笑一边说：“杂种给是想拿鱼改？要拿鱼么脱脱孩子（鞋子）嘛”“唉，说你嬷个头，你下来拿嘛！”陈献礼哭笑不得的回敬道。

大家在欢乐中越过田野，趟过小河，穿过密林，在饱览了无限风光后来到了目的地“丫口田村”。

丫口田的贫下中农们可能知道我们要来 ，早早地就在村口翘首相望了。并可能是生产队上，早已按户分配好了同学们的食宿。

我们一到，贫下中农们就把大家按男女分配领回了自己家。

女同学都是吃住均在被领回的贫下中农家里。

男同学都统一安排住在生产队的仓房的楼上，仓房里还装着收回的谷子和生产队的农具。吃饭就到安排好的各贫下中农家里去吃。呵呵呵，这样的安排真是正合了我们这些男孩子的普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