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思茅东风“五七”中学（下篇）作者/水手

七

就这样，我们所谓的思茅东风“五七”中学一排三班，在其连长李崇宽老师及其无限关怀我们的各级“首长”们的关怀下，终于安顿在了莲花乡的最边远山寨“丫口田”生产队。

记得，那时候刚收割完水稻，粮食已入仓，正值农闲时节。生产队主要农活就是修理田埂、铲田埂，把田埂因老鼠打洞损坏的部份补好，以便水田蓄水。把田埂边的草铲除到水田里沤肥料。

这些活计在当时的思茅农村基本都属于妇女们的活计，男人们那个季节里大多数无所事事，或下河摸鱼，或上山砍柴，或进到深山老林中去捕猎。

说到捕猎，就不能不说说我们丫口田生产队的队长了。“那时，我们见到的丫口田的队长，是一个五官不齐的中年汉子。脸的半边有个大疤，从眼角向嘴唇歪斜着，眼珠往外鼓出。一只手只能弯曲着，手掌还没了三个手指，只保留了拇指和一个食指。刚到丫口田看到队长，同学们都感觉很恐怖，尤其是女同学。但随着相处时间的延伸，大家渐渐对队长的了解，不但消除了由队长相貌带给来的恐惧心理，而且渐渐的产生了对队长的敬佩和爱戴。

队长是莲花乡丫口田的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边纵部队。解放后复原回乡，就一直当任莲花乡丫口田的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队长。他的伤是在五、七八年饿饭时期带领村里群众进山狩猎被老熊爪咬伤的。

到丫口田的第二天，队长就带领我们下大田开始了铲田埂。

那天吃完早饭，同学们按规定，大家向老乡家借了锄头，一齐聚在村头男生居住的公房（仓库）旁，等待着队长带大家去大田里。

队长来了，几个女同学总往后稍，男同学争相往前簇拥着队长往丫口田深处走去。从村子到大田还有近两公里路的距离，沿着山下小道从密林岩边蜿蜒行进。路上队长告诉大家，铲田埂时的注意事项，一是要注意田埂边草丛里可能会铲到“蛇、老鼠”之类的东西，要大家不必怕，铲草长得茂密的地段先“打草惊蛇”，把那些小动物撵走就是了。二是铲田埂时要注意安全。队长说的话不知道走在后边的女同学听到没有？反正我们走在队长身旁的男同学基本都听到了。

“哦哟，还有蛇乃改，怕哪样抓来烧烧吃。”

“你敢抓乃改？招呼着蛇干着一口就麻烦啦！”

“你不会见着蛇么先帮它干死掉再抓改？笨啦！”

陈献礼和武维鹏你一言我一语的争执着蛇的问题。

蛇！武维鹏突然大叫一声，并拿锄头往路边草丛里搅动。这一声怪叫把大家吓得不轻，女同学大多吓得回头就跑，男同学大多提着锄头围拢过去，哪点！哪点！蛇在哪点？“呵呵呵，我是吓陈献礼乃。”武维鹏笑着说。

“吓哪样吓，陈献礼么不有吓着，老子们着你核着一大跳，日疯掉改！”苏瑞诊骂给武维鹏一句。

说闹间，队长对大家说：“前边有一颗酸哆依，是糯乃哦，想吃么快点跑！”。酸哆依！那可是我们这些城里的半大孩子特喜欢的东东。男女同学蜂拥向前，奔酸哆依而去。七八月间正是各种果实成熟的季节，大家或树上打，或树下捡，装满了衣兜，塞满了裤包，啃着酸酸甜甜的酸哆依向着大田进发。

来到田边，队长再次强调了注意事项。并分配男同学铲草茂密一方的外田埂，女同学铲草较少一点的内田埂。

郑惠琴不解的问队长：“哪边是内田埂，哪边是外田埂？”队长用手指着靠上一方从上到下坡度较大的田埂说：“那边是外田埂，杂草多，会藏着麻蛇、老鼠，让男生去铲”。又指着靠田下边一方的田埂说：“这边草少的叫内田埂，你们女同学来铲。”同学们争先恐后脱掉鞋子挽起裤脚下到大田里挥锄干了起来。

蛇！蛇！蛇！张明敏扔掉锄头没命的在水田里大喊大叫的在狂奔起来。在他旁边的张小懦也跟着惊慌失措的乱跑乱跳。大家齐齐的望向他们那边。哦，还真有一条手指粗细的红脖子蛇窜进水田里抬着头在弯弯曲曲的游动着。

“我来我来”，陈献礼像发现大元宝一样高兴的奔蛇而去，手起锄落，将蛇斩为两节顺手提在手中，嫣然一个除魔大英雄一般挥舞着死蛇。

“拿开点！拿开点！整得一条小蛇诈哪样诈，等下出来条大家伙老子整给你瞧。”王本柱鄙视的对陈献礼说。陈献礼把手里的蛇一挥扔了出去，嘴里还不服气的说着：“大蛇出来么看哪个敢抓活乃、、、、、、。”话没说完就听得一声：“烂杂种，往哪点丢啊！”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那条蛇差点扔到杜普生身上，是杜普生被吓得在叫骂。

“唉、唉、唉老猫不要骂不要骂，挨蛇拿来等下我烧烧分你吃跌”。陈献礼笑眯眯的说。

“吃你个大头鬼，占得不有甩在我身上，不是么你着啦”杜老猫说着也笑了起来。

向这样的小闹剧，在丫口田铲田埂劳动期间每天都要上演几出。只是后来习以为常，同学们都不大在乎那些什么蛇呀老鼠的了。

值得高兴的是在田埂基本铲完的最后一天。队长对大家说：“明天带大家去爬莽过山捡椎榴果玩”。大家高兴地又蹦又跳。

莽过山海拔多少没人知道，反正我们爬到莽过山顶看见了普洱的“西门岩子”。那天清晨同学们穿上了适合爬山登高的秋装，小伙子、小姑娘们带上了心爱的挎包跟着队长向莽过山峰顶跋涉而去。

一路上大家歌唱着，欢笑着，顺便采摘着心爱的酸哆依、橄榄果，捡拾着椎栗、榛子，待到山顶小挎包以都是满满当当的了。

八

欢乐中也有那么一些不堪回首。作为十三四岁的半大孩子，正是吃长饭的时候。在当时计划经济，国家处于动乱，市场供应匮乏，农村农民的生活条件更是艰难，自给自足都很难保证，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必须加以杂粮才能基本度日。要去奢求更多的营养油脂那时做梦都难求的了。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标准口粮的供应每人每月只有24斤口粮的供应，一天也就折合8两米，哪里够吃。加之油水不足，贫下中农家里佐餐的基本就是青菜白菜加酸腌菜，更大大的提高了同学们的饭量，久而久之这一负担有的贫下中农家庭也确实难以负担。

有这么一件尴尬的事叫我记忆犹新。一天，吴宝兰、宋卓建等同学，同吃、同住的贫下中农找到队长说：“他们家准备出门走亲戚要离开一段时间，让队长重新给安排几个学生的吃饭问题”。

我当时也在场，就不知趣的说了一句：“不怕不怕，你们克么，给他们自己煮饭吃就得啦。”

话才出口，队长就悄悄拉拉我，对那家人说：“不怕不怕，你们克嘛，他们几个的吃饭问题我来解决，都克我家吃就是啦”。

很久以后我和我的同学们才回过味来，人家不是真要走亲戚。而是我们同学的饭量太大，人家承受不起， 才找的推辞继续“接待”的理由。今天吴宝兰等同学们回忆起来真是叫人尴尬不已，也才真的体会到了作为老共产党员的队长的胸怀与情操。

还有那么一件今天说来让“男子汉”见笑，与对那时的“五七”中学大佬们的极为不满的事。

丫口田距离学校大佬们居住的老黄寨，有着近三公里的田间、林间小道。今天想想，真不知道那些大佬们当时怎么想的，隔三差五的要召集各班开什么捞么子会。开会还专选在晚饭后时间，把居住在各村寨的班头们召集去。

这就是说，我、蒋浩、张明敏必须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冒着被虫叮蛇咬老虎吃的危险摸黑前往参加会议。

记得，那时每当接到大佬们会议通知，我心里总是不自然的放嘀咕，就怕半夜三更返回时的叫人毛骨悚然的夜路。每次我和张明敏一人在前一人在后，总是把蒋浩夹在中间。大家手里总是，一只手拿着手电筒，一只手提着棍棒以防不测。心里那个忐忑啊，今天真的难以形容。说实在的，这对十三四岁的城里孩子真不是件轻松的事。也真不知道，当时“五七”中学以李崇宽为首的大佬们是怎么想的？

可能也有这些种种的原因，学校决定自己建盖校舍。

校舍建在我前面说到的“大青树村”大路对面山坡下那片平缓的坡地上。

建校舍一经决定，各班按照规定做起了各自的准备工作。伐木、平整建房地基，采集各种建房必需用具，如捆绑的藤条，建屋顶的稻草，做床用的大竹子。

记得，捆绑用的藤条，是老队长带着我们从山箐沟里砍来的一种叫鸡血藤的藤条，藤条砍断后会流出红色液体，故叫鸡血藤，听说此藤可做药。鸡血藤砍回后还必须破开顺丝撕成条状，放在河水里浸泡、清洗、搓揉方能做捆绑么物的绳子用。那些天，每到晚上同学们就围坐在一齐撕藤条，搓揉被河水浸泡过的藤条。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绳索建房捆绑用，也因为我们没有钱去买建房用的钉子、铁丝等等。今天想着那一双双为建房被藤条浸成色的小手，那一道道伤痕屡屡小手，真真的叫人心酸。

记得，我们人小力薄，伐木后抬不动，大家就用绳索顺山往下拉，用滚木垫在大木料下边一点一点的挪动，硬是把所需木料弄到建房工地。

记得，那些日子，每天一大早，同学们饭后不用催促，各自带好绳索扁担集聚在村头，向着建房工地出发，顺路在大田里捆上一大捆稻草，把它们担到建房工地准备做建盖屋顶所用。今天回想起来，那时没有一个同学偷奸耍滑，没有一个同学不是尽其所能。我的同学啊！是你们用自己弱小的肩膀挑起了与你们年龄不相称的担子！是你们用你们自己的脚走出了与那个时代不相称的路！是你们用你们的小手写出了与你们年龄不相称的大大的画卷！

记得，我们太弱太小，没有能力伐更多的木做围墙。我们找到了一种用细而直的树条作围墙的办法。我们怕别的班级与我们争抢小树条，我们使出了孩提的聪明与奸诈，把所能砍伐到的小树条藏在山里等着最后一次性的运往工地。

记得，我们把大竹子破开做成床板。

记得，我们把烂泥拌稻草糊在墙上遮风挡雨。

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同学们不分彼此，不分男女，同心同德共创辉煌，终于建成了我们的校舍。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知道，只有那一双双小手知道。

莲花乡校舍建成后。我们又建了学校的厨房、厕所。我们告别了丫口田的乡亲们和我们尊敬的老队长。

学校放假两天，各自回家搬来了自己的口粮交给学校统一开伙，每天还必须缴纳三毛钱的菜金。大家还开垦了菜地，种上了蔬菜和很多的南瓜。

记得，从那以后，我们的“五七”中学的学生生活就算在无所事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

为什么说；“无所事事”？

因为校舍建盖完毕后，理应是开始文化知识的学习了。但我们一无教室，二无课本，三无教师。学生们有的只是毛主席的著作、语录与诗词。所以成天的坐在草坪上，篝火旁孜孜不倦的，无所事事的聊以度日。

记得，有那么一天的夜里一点多钟，同学们被一阵哨声吵醒。大家被集合在宿舍前的草坪上。只见“眼镜黑三”阴生恐怖的站在大家面前，两眼闪着苍白的绿光，声音极其低沉恐怖的对大家说：“刚接到劳改农场通知；有两名越狱犯越狱后朝莲花乡方向潜逃过来了！据分析很可能就躲藏在我们学校的后山上。上级领导命令我们“五七”中学协助解放军对后山进行搜查，对逃犯进行追捕。”还说：叫同学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等等等！煞有介事一般的，吹的满嘴白沫子掀天的。

呵呵呵，那时还真把我们那些小娃娃们给唬住了。可以看出，同学们一个个神情紧张，兴奋不已。在“黑三”的一声令下，各班钻入了黑沉沉的森林之中，披荆斩棘，咕噜跟斗的进入了搜查与抓捕逃犯的战斗之中。

我们三班在蒋浩班长的带领下，由我打头苏瑞诊断后，也一头钻进了黑蒙蒙的森林里。

“啊哟，戳着我乃脚啦”

“叫哪样叫，着逃犯听见逃跑掉你负责该？”这是张小懦和武维鹏在对话。

“拉我一下，拉我一下，我要滚下克啦”吴宝兰带着哭腔的向走在她前面的宋卓建求援。

“快点，快点，这个张明敏笨死啦，走快点嘛！”杜老猫不耐烦的催促着张明敏。

“莫要催啦，我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再催会死人的。”张明敏半死不活的说，引得大家一阵大笑。大家说说笑笑摸黑爬到了山顶，各班也相继的爬了上来。而后顺着一条通往山下的大路稀稀拉拉的回到了驻地。只见“黑三”和几个学校大佬们悠闲的在草坪上聊着大天，待同学们到后。“黑三”向大家公布说：“今天是场演习，旨在考验同学们的战斗意志与精神”！

“喔唷，挨老子脚底板都戳出血来，还说演习。认得么悠着点。”

“冒失我就滚下山克啦，危险啦！”

“怪不得不见他们老师跟的克爬山！”牢骚怪话从学生群里不时的发出。

记得，我们还开了一次联欢晚会。联欢会上各班依次表演节目，记得杜老猫的山东快书“剃头”最为精彩。

记得，就在那以后的不久，我的同学，我们的副排长张明敏家出了意外事故。弟弟被修机场的推土机压死了，张明敏回家奔丧，从此离开了我们，至今毫无音讯。

记得，为了所谓“革命”的需要，其实是“站队划线”在康生、谢富治挑起的云南一派镇压一派的反革命错误路线的需要下，“五七”中学一批学生被“黑三”李崇宽抽去搞所谓的“边陲风雷”演出。

那以后没过多久，莲花乡“五七”中学就寿终正寝了。说是要回校复课闹革命去。

从莲花乡“五七”中学基地“撤退”的前一天的晚上，真是一个不夜的晚上。大家知道要“撤退”的消息后高兴得狂欢了一夜，点燃了大堆的篝火，把能烧毁的东东都投入了篝火中。把能吃的东西，包括地里的南瓜全都摘来一锅煮。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三五成群的“撤离了基地”全然不见了来时的雄赳赳的沙飒英姿，也不知道体弱的同学是怎么回到家的。

留下一片狼藉，不知道由谁人去善后。犹如美帝从越南西贡的撤军一般狼狈可憎。这就是我经历的莲花乡“五七”中学的最后结局！

 十

时间回到1969年。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从国家角度出发是一个多事之年。对于思茅东风“五七”中学来说，也是一个不平静之年。那一年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悲喜，它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大开端。

那一年的年初，“五七”中学从莲花乡回到了校本部。说是回校复课闹“革命”。

其实复课也就是名义上的事了，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在一个以小学名义创办的所谓中学，一无师资，二无教材，何为复课？顶多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在时髦的红宝书万能的指导下努力的天天读罢了。当然了，其中也穿插着学了几个英语单词，几句时髦的单词用语。还有就是简单的物理、代数、化学什么的，要不然更不知道何为复课了。

说到“闹革命”，那道是有点名副其实的了。但“革命”的对象总让人感觉像是摆错了位置，好像有点“以夷制夷”，挑动学生斗学生的感觉。哦，不是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1969年度的“五七”中学的及东风小学的事件！

那一年的四月里，中国共产党的九大胜利召开。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但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党的九大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这就是非常时期在非正常状态下召开的党的九大。

九大后作为思茅东风“五七”中学学生的我们，在学校的组织下天天在学习，领会九大的政治报告。

那一年的元旦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一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会议把斗争矛头对准了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等问题，在会内会外掀起揪斗干部、游街示众的浪潮，打响了“划线站队”的战役。会后，在各级革委会和中共核心小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云南全面开展“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运动，制造了“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等一大批假案，逼供追查，滥施酷刑，使云南广大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云南当时的总人口2300万，直接遭到迫害的就有138万7千多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万7千多人，被打伤致残6万1千多人。[25]在这些数字下，可以想象，浸沾了多少人家的血泪。读之触目惊心，思之痛心疾首。

这样，在思茅小小的东风小学的“五七”中学也不例外的卷入了这场旋风之中。

那时我就纳闷了，在历时三年的文革运动里，作为思茅东风小学的十二三岁的学生们基本没有介入过学校什么运动，说实在的，也不知道所谓的学校里的运动是怎么回事。在突如其来的站队划线运动中，莫名其妙的就有那么一些“革命小将”，不知道受谁的挑动指使，竟然把一些学生娃当做所谓“站错队”对象，进行批斗、游校示众、办什么学习班。当时也就十三四岁的孩子，怎么就相互下得了手去做同学自相相残的勾当！让所谓站错队的同学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上砖头去游校示众，那些幕后指使人，那些不懂事的跟着为非作歹的孩子们、同学们，你们今天想想如此对待那些当时的孩子们，你们的同学们，你们于心何忍！今天想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五七”中学啊！我的思茅“五七”中学。这就是你留给我的一生的切肤之痛！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准备打仗。成为了中国大地上的当务之急的重中之重。

五七中学中，年龄在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同学们及一大批军干子女中间燃起来一股当兵热。

那一年的年底，我及我的一些“五七”中学的同学在学校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后记

在东风“五七”中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这些原66、67级毕生，在那个前途茫茫，四顾无着的岁月里，确实应该感谢“五七”中学的成立！同学们确实应该反思我们那个时代的得失。这也应该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种馈赠。吴宝兰同学今天感慨的说道：“我不太记得那么多的细节，但是只有个印象，乡下的日子对于我这个当年才12岁的独生女来讲过于艰苦了一些。饭吃不饱，农活干不动，晚上睡农民家跳蚤咬。加上当时我脸上和身上生了黄水疮，回城看病拿了一种擦在脸上干了后有白粉的药。有一天白天刚擦完，好像有老师来找，我出门还吓人家一跳。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还挺心酸的。不过正是有了小时候经历过的这些苦，以及参加工作后下乡劳动和演出，才成就了我在异国他乡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是感谢小时候吃过的苦。”

我们都是当年的亲历者，我们走过来了，在夕阳西下的今天，我更懂得了珍惜，更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和同学的友情。

祝我的“五七”同学健康长寿！

李明完稿与2019年10月21日玉溪润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