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不平凡的人生》第一集“一年级万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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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2年国庆节的前夕，也就是9月2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昆华医院里，一位母亲产下了一个不足月的，七不成八不就的男婴。男婴皱皱巴巴，瘦小丑陋，先天不足。   

母亲、医生和凡见过初生男婴的人们都感觉此孩无生存希望。

可怜这位伟大的母亲，临产前从千里之外的巴蜀之国，追随丈夫南下滇边。只为了一个国，一个家，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为之贡献一生的国与家。哪怕是不公正的人生诬陷刚擦肩而过，哪怕是无法选择的阶级烙印的存在与无奈。她义无反顾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这个党的事业，选择了背井离乡，选择了蛮荒之地的滇边之路，追随共产党，追随理想信念，追随自己的丈夫。

不足月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躲过了死神的追捕，和母亲一齐坚强的度过了他的婴儿时期。

他们母子追随南下父亲的脚步，跟随滇边马帮的步伐，踏进了瘴气迷茫的滇西南古镇——“思茅”。

幼年时期，我的家在滇西南颠沛流离着，忽而思茅，忽而普洱，忽而磨黑，忽而西双版纳。我跟随父母流离于上述地区的幼儿园、托儿所。当然了还有我亲爱的妹妹们。

听妈妈开玩笑说：“在我三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在普洱县委会居住。那时偌大一个县委会只有我们兄妹俩和老杨叔叔家的女儿杨建新三个孩子（杨建新后来是我五七中学的同学，好像比我小一岁吧。说实在，‘五七’中学时我还真有些佩服或小小的崇拜她，因为她会扎针灸。）”还说：“小杨建新那时候老是追着我叫‘小爱人’。”呵呵呵，现在老了老了，回忆往事真是又好笑，又好玩，又为儿时的天真无暇而温馨，不好意思了。

今天回忆那些岁月，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存在感；总觉得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儿，这些当时的“小官二代”们，好像是因为父辈们从枪林弹雨里走来后，在洗弃一身征尘时，高兴之余的产物。要不然我们兄妹几个怎么就相差那么一两岁呢？

幼儿园、托儿所里的日子阳光灿烂。但常常感觉几个月见不到父母的面。人们说，“那是父母们为新生的共和国忘我的奋斗的年代”。我说；“那是他们无奈的抛家离子、死而后己的年代”。那时人们都叫我“小毛”。

直到六岁时，家方才基本安定于云南省思茅专区的首府思茅镇。那一年我有了自己的书包，有了自己的学校，更有了“一年级万岁”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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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万岁（一）

　　 老话说：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吉人自有天相”，不信请看。

　　 公元一九五九年，我爹从西双版纳造纸厂（实际是建厂筹备处）厂长的位置上调到思茅行政专署第一机械厂，当大厂长。那时咱就是堂堂的大厂长公子啰，不幸的是，咱娘和妹妹们（那时还没有弟弟）及那个当时简陋的家还留在美丽的西双版纳，只有我跟随老爹到思茅上任。我走马上任的“府衙”便是思茅师范附设小学，简称“思师附小”。

　　 记得那是一个鸟语花香，阳光明媚的早晨，咱经老爹一翻精心捯饬，别提有多灿烂：上穿白布衬衣（当时最高级的越洗越白的一种生白布），下着可取下背带的蓝色小裤，（叫背带裤，当时很时髦的）脚蹬草绿色解放胶鞋，身背黄色牛皮比咱屁股还大直垂膝盖的那种革命战争年代政委同志常背的皮包--（书包）。

　　 老爸牵着我那纤细的小手，迎着初升的朝霞，大步走进从此荣辱与共十年寒窗的思师附小。我们看到诺大一个学校里学生寥寥无几，走到就近的教室探头看看，没人！连老师也没有！老爹奇怪地说：“怪！来的不算早啊。” 

　　 这时，我看见一个老头从我们后面走来，便忙拉拉老爸的衣角，小声说：“后边有个人。” 老爹转身和来人打招呼：“喂，时间还早是怎么的，咋没人哪？” 

　　 来人看上去五十来岁，头发杂白，乱草似地盖在头顶上，两片黑白参半的八字胡像从鼻洞里流出的鼻涕一样邋邋蹋蹋的爬在那片厚厚的并微微上翘的嘴皮上，皱巴巴的一张小脸，五官撮撮地挤在一块儿。上身穿一件蓝色，洗得发白，特干净的布扣对襟褂子。下边穿一条裤脚很大可能是扭裆裤样的黑色裤子。脚踏两只刮哒鞋，边刮哒刮哒走着，边大声回答：“同志，不早啦！不早啦！老师、学生都集合到大操场开大会去啦，再等一下我要拷下课铛啦。”说着抬起左手向左上方指了指。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栋教室。老爸问：“在教室后边？”他说：“哦，快去吧！从那个教室转过去就是。”老爹也“哦”了一声，拉着我自顾朝大操场方向急步走去。我急忙地倒腾着麻杆儿似的两条小腿力求跟上，还不时回头看一看那个“拷铛铛”的人。可能是咱的步伐不协调了，老爹拽了我一下，低吼一声：“快走。” 

　　 转过教室，哦哟，好热闹，人声鼎沸，叽叽咋咋，好大的一个大操场呈现在我们面前，操场大得从这边都望不到那边。操场前边有个土台子，两边插着几面各色大旗，中间放一张桌子，桌面铺一条红毡子，上面放着个话筒子，桌子后的两边放了两排木条做的靠背长椅子，上面坐着一些大人。土台子前上方还横挂着一条红布，上面写着一些白字，我也不晓得写的什么东西。土台子正中间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哦，明白啦，这个土台子就叫“主席台”。

　　 主席台下站着成千上万的大小不等的“小猴子”（学生，是我妈对小孩的嬉称）。前边站着的几排“小猴子”看上去和我差不多一般大，并大多穿着新衣背着新书包，我想，可能和我一样是新来的一年级小学生。

　　 老爹过去和一个大人说了些什么，然后转过身和那个人一齐向我招了招手。我向来怕生，在家里出头露面的事大多是大妹去办。这下，一见有生人向我招手，我就扭扭着不愿过去。老爸唬下脸使劲招了一下手，我才极不情愿地磨蹭着走过去。老爸一把将我拉过去，低声狠狠骂了声：“这小死孩”，而后，指着那个人对我说：“这就是你老师，快！叫老师。”我低着头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可能嫌我咕噜声太小，老爸低吼一声：“大点声！”吓得我一激灵，忙大喊了一声：“老师！”。

　　 其实这位我的第一任老师是男、是女，到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更不用说姓甚名谁了。

　　 老师向我点点头指着一队“小猴子”的后边，对我说：“快去，站到小同学后边。” 我走过去站在队伍后面，转过头来见老爸又和老师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冲我喊了一嗓子：“好上啊，我走啦”。就这样，老爹把我交给了一个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的老师......走了！

　　 烈日炎炎似火烧，老子心内如汤浇。零丁洋上可怜虫，一代天娇被火烧。 这就是当年老爸“一嗓子”把咱丢给老师一走了之以后，咱当时相当一段时间的真实“寒窗”写照。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是什么时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

　　 机械厂，什么地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企业！老爸，什么人？厂长！一厂之长啊。忙！没白、没黑、没日、没夜的忙。再说了，谁又敢不忙呢？那年月的运动，邪虎！老爸又是心直口快，天不怕，地不怕，爱憎分明，认准个理十条牛也拉不回头的典型山东大汉性格。因此，当然的，一贯的老运动员非他莫属了。好在凭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任凭各种帽子戴上、摘下，摘下、戴上，反正属于那种“打不死”就要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人。咱小绿豆，能排上老爸的议事日程吗？于是，“自由战士”、“孤胆英雄”、“逃学大王”、“一年级万岁”，一个个“光荣称号”当之无愧地载入了那一段咱光荣的史册。

　　 那天老爸走后，我站在那里再也没人理会。操场上闹闹哄哄的，主席台上走马灯似地换着人大声地讲话，嗯、啊、这个、那个......突然我的小腹一阵紧似一阵，要撒尿啦！这个信号咱再小也明白，并知道不能整在裤裆里，要上厕所去尿，这是上托儿所就知道的道理。可是咱怕生不敢说，又不敢跑，急得在那里捂着小鸡鸡一扭一扭的，嘴里还不停地哼叽：“急死啦！急死啦！要尿在裤裆里面啦”。

　　 正当万般无奈的时候，老师发现了我的动静：“嗨！你扭哪样？” 

　　 “我尿急！”我小声颤颤地说。

　　 “什么？”老师没有听清大声地问我。

　　 “我、要、撒、尿！”我急得大叫了一嗓子。旁边的“小猴子”们好象吓了一跳，齐齐地往我这边望过来，台上讲话的那个人好象也吓着一下，说话都打了一下“咯噔”。

　　老师楞了一下，哭笑不得地说：“尿急吆就撒去，叫哪样叫”。

　　 “在哪点撒？”我小声问。

　　 “喏，那边，厕所。”老师用手指着操场后边对我说。

　　 “哦！”我答应一声，扭头挤出人群往前一看，哇！厕所还远哦。撒开麻杆小腿捂住小鸡拼命地向厕所奔去。

　　 从厕所出来已是一身轻松，悠哉游哉慢慢走来。“哇！蚂蚱！”一只鬼头绿色大蚂蚱，肯定是两层红翅膀的（我把蚂蚱分为内翅是红、是青、是灰三种）。抓住它，“放风筝”（用线拴住蚂蚱的身子让其飞起）、“打铁”、“磕头”（用手抓住蚂蚱后脚，蚂蚱实际是挣扎，身子一上一下称为“打铁”或“磕头”）“拉车”（用一根线、拴个火柴盒之类的物件，掐去蚂蚱后腿让其拉着爬行，称为“拉车”），太好玩啦。

　　 我放低身子，轻手轻脚慢慢接近这只“大鬼头”。快啦，快啦！气都不敢喘，猛地向前一扑，哦嚯！没有按着，飞喽。“猫咬尿泡空欢喜”，新衣服整得一身的草。

　　 “ 散会！”突然听见喇叭里一声喊。

　　 哦哟，我抬头一瞧，背时啦，会场那边乱哄哄的，“小猴子”们排着队开始各走各的了。这回蚂蚱也顾不得啦。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一边喊一边飞快地向我原来站的那个队伍跑去。等我跑到，队伍已经开始开拔了，一队接一队。傻眼啦！咱是哪一队呢？不管，反正都是一样大小的“小猴子”，咱也没在乎哪一队，跟上就走。这一走，坏啦！“走”出一个史无前例的“逃学生”，走出一个“一年级万岁！” 

　　 我跟着队伍走到一间教室的门前站住，老师在前面叨叨絮絮地说了些什么，然后拿个本本开始喊名字，喊到一个，小猴子就进教室去一个。喊一个，进去一个，一个、一个......怎么不喊我？喊啊！我叫“李明”。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个本属于我，但很陌生的名字。以前大人们都喊我“小明”或“小毛”，“李明”这个一直延袭到今日的名字，是我临进校门前老爸才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告，并一再叮嘱我切记切记的大号，可直到“小猴子”们都走光了，老师也没有叫一声“李明。” 

　　 我眼巴巴地看着老师走进教室，关上了门。我眼直了，头大了，嘴瘪了，眼泪顺着瘦小的脸颊流了下来。李明！李明！谁也不喊李明。

　　 哼！不要老子。我一跺脚，走人！没人喊咱，咱站这里丢人现眼不是？走！“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一跺脚，一走，何等的英雄气慨，何等的潇洒凌云，大有壮士一去不回还之感。从此，“自由战士”、“孤胆英雄”、“逃学大王”李明横空出世了。

　　 一个学期，整整的六个月，一百八十多天，咱是日食三餐，早出晚归，天天去“上学”。可就是一天教室也没进过，教室的门朝哪边开咱都不知道。

　　 哎，告谁谁都不信。有人会问：“谁都不管你吗？你爸、你妈呢？” 

　　 实话告诉你：“我爸、妈不是不管我，那要管得着啊。咱爸自从把我送到学校的那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去。他交给我一个装有满满饭菜票的盒子后对我说：“好好念书，下学回来我不在时就自己拿上票到食堂吃饭去，晚上自己洗洗脸、脚上床睡觉，早上起早点别迟到了。”（其实，学校离机械厂蛮近的，最多三分钟的路程）如此这般地交代之后，就很少再见到老爸的影子了。老妈那时带着两个妹妹远在美丽的西双版纳，鞭长莫及。因此，咱不就成了零丁洋上一叶小舟了吗？不就成了自由自在的小家雀了吗？

　　 早起挎着个空空如也的大书包出门，满世界地瞎逛荡 ，以蚂蚱、蛐蛐、青蛙、家雀、小鱼、小虫，还有那些满街跑没上学的或是和我一样有学不上的“鼻涕筒”们混在一起，海阔天空好不开心。咱后来的一些“本事”就是那时攒下的。

　　 你别说，咱打小就不傻，聪明着那！玩是玩，可逃学从没忘了自己的身份，玩的功夫从没忘了随时瞭着点学校。只要见“小猴子”们成群结队的一出学校那大门，就知道错不了，那准是放学啦。我也该打道回府吃饭去啦，一天也没错过。

　　 哈哈，就这样还时不时的找老爸打点秋风，讨点小钱到街上啊、校门口小摊上啊，淘换点诸如葵花子啊，炒花生啊，酸多依啊，什么的解解馋。

　　 当然啰，打秋风，讨小钱，得有艺术，不能直接说买吃的，得说买本子或是老师让买什么什么的才行。这样还一举两得，既讨到了钱又告诉了老爸，咱，您那儿，乖乖的，好学生一个！

　　 咳，好景不长，可能就是学期结束前后吧，老师不知怎么的找到了老爸，真相大白了。接下来就可想而知了，暴怒的老爸第一次结结实实地拾掇了咱一顿。再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咱坐到了教室里的课桌前。但那些“先辈”们一点不友好，不但不“团结”咱一齐进步，还编了歌编排咱，什么“逃学生，屁股打两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