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寨回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恶化”。所谓的文化革命升级成了,“革”革过命的老革命们命的“革命”。那些所谓的革命群众,一夜之间着了魔似的,把曾经领导他们革命的、建设的,各部门的、各单位的、各级政府中的领导们揪了出来,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说是,要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这样干,说是“听说上面有人说了;那些曾经革命的老革命们,是一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唱反调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所以必须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呜呼!我们这些红五类们,家里父母几乎都属于这类要被“革命”的对象。所以,一时间,树倒猢狲撒。所谓的32111式战斗队也就自然的作鸟兽散了。
陈八一的父亲是思茅地委书记。余宁的父亲是地委组织部长。首当其冲的,西南边陲小镇思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魁祸首”。他们两位同学从此不知龟缩到了何处?哎!天涯何处不芳草。多年后得知,陈八一后来参了军,做了一名解放军军官,退休后生活在山西太原市。余宁听说在省气象局工作,退休后生活在昆明市。
我们这些父母在各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狗崽子们。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也消声匿迹了。
失学在家猫着的我,成了机关里的孩子王。成天带领着我们机关大院里十几号狼崽子们,打鱼摸虾,掏鸟窝,上山打柴,下河游泳,闹得那些革命群众不得安宁。
合办处里有一群天不怕、地不怕、作恶多端、屡教不改的小鬼头。
他们的把戏玩得让大人们气愤不已、膛目结舌、哭笑不得、望尘莫及。
他们大都和我一样,是父母们打完战,吃了几天饱饭,觉着日子好过了,是考虑传宗接代的时候,而造就的一帮大小公子哥们。
他们有商业局长的公子“大老黑”及其表哥杜占红,副局长的两位公子“洪军、洪强”,合办处副主任的大小公子“白宁、二毛、三巴萝”,杨科长家的俩少爷“杨刚、杨建”,理发师的儿子“鼻涕筒,琼芳”,老杨瞎子家的三个小子“李元强、大杨、二杨”,文龙海家的“文大、文二”,张宝贵家的“张红、小弟”,再就是后来的我们的头儿,蒋匪帮投诚人员马科长马凤喜的俩双胞儿子“马红明、马红亮”(回族)。我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军师!在一定场合取代头儿领导全盘,被大人孩子们称为“老李”。
在我们最灿烂的那段人生岁月里,小伙伴们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上学同去,下学同回。上山砍柴、下河摸鱼、偷奸使诈、打架斗殴,水里火里无不是成群结队,明火执杖,呼啸于思茅半个城区。搅得四邻不安、鸡飞狗跳。哎!小伙伴们哪,你们如今在哪里?可好吗?真想你们,真想那灿烂的岁月。近半个世纪了,祝你们幸福安好!
悄悄告诉你,那时的我还有意无意的憋坏,发动那些鼻涕筒,专门找那几个所谓造反派头目的麻烦。不是把他们家的玻璃碎了,就是往他们家锅里放上臭鱼烂虾、死耗子。反正,谁组织斗了我爹,我就弄谁家。呵呵呵,作用嘛,还是有点!
当然了,大家在一起还是以玩为主、兼做别样。请看我儿时的几个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