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南下江南——我所知道的沂蒙干部南下史(2015.2.4文)_随笔

最近，我（注1）很高兴的看到烽火HOME网站以崭新的版面建立了，并且里面还专门设置了南下栏目。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啥为南下，南下是指建国前的1949年初抽调干部随军渡江南下起直至50年代初，从山东等老解放区向长江以南的新区调配干部的一段历史。南下是许多老干部们当年紧随着解放军部队渡过长江到江南地区去建立新政权的历史过程。干部南下不是去做接收大员，干部南下是为建立新中国而去冲锋去陷阵，去流血去奉献。1949年至今六十五年过去了，当初南下的干部最年轻的也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而其他年龄大的大多数人都已驾鹤西去。还有，我们不能忘记当年牺牲的那些南下干部，那些牺牲的烈士们，他们长眠在江南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了。

一、南下干部的由来与背景

1948年9月后，人民解放军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了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中共中央估计：未来两年内，新解放区五级政权及大城市共需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闵家庄会议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并且每个区党委也要求所属各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 到新解放区就直接一个中队接管一个县。为了便于行动，南下干部实行军队编制及军事化管理，统一着军装，配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全国各地区的新解放区及即将解放的其他城市和地区，都需要大批干部去管理。沂蒙地区必须抽调大批干部随军行动。鲁中区党委接连下达了几次调干通知，从调干的情况看，任务重、人数多、时间紧迫，多是限期到达集中地点，此次调动涉及面广，所有县区、部门都有份。按不同的工作系统如公安、民政、组织、宣传的干部调动，人数也不算少，比较集中的一批是1949年2月，鲁中区党委接连下达了调干通知，按全省统一要求，二地委（沂蒙地委）组成一个地委级的领导单位，说定由原地委组织部长刘夏峰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原军分区参谋长张耀辉担任军分区司令员，高复隆任组织部长，吕子仪任民运宣传部长，程鹏专员仍任原职，下属组成7个县委班子，配备了各机构的主要干部，每个县有一百多人，都是主要骨干力量，调动和配备人员耗费了许多心思和力气。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预定目标地区是浙江省的余杭（即杭州）地区。沂蒙南下大队队长是张耀辉，政委是刘夏峰，程鹏是政治主任。

二地委对于即将南下远行的同志们热情欢送，分别进行了耐心的交谈，他们被上级选中到新区工作，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有些生活上的顾虑，主要是担心水土不服、不习惯南方气候和交通、怕蛇咬蚊叮，还有的怕吃大米饭。为此，有的人带上一包家乡的泥土。这次调干体现了艰苦奋斗、节俭朴实的好作风，从各县区到地委都没有大吃大喝、赠送礼品，也没有出现借调动拿走公家财物的事情。至于同志之间，多年的战友分别，自然要加个菜、喝杯酒送行，这在正常的情理之中。有条件的地方，同志们还照相留念。当时照相机非常少，有照相馆的地方也不多。调干时间虽然紧，但都计算出适当时间安排这些同志回家乡向自己的父母、妻儿和亲友们告别，拜托村干部和亲友照顾家庭。这些都是使调干安心南下的必要条件。到了出发的时间，这些沂蒙山的“土”干部们背上背包坚定地走上了新的征途，体现了沂蒙儿女的英雄气概。南下干部中年龄最大的程专员说道：“这一次去呀，是要终老在江南喽。”

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往往冲破了预定的计划，据不完全的材料，沂蒙调干除了安排到浙江、上海、福建、江西、安徽外，还有的随刘邓大军到了四川、云南；还有的随四野南下到中原各省，有的还到了广东。沂蒙的干部随着解放大军走向全中国。据了解，这些调动的干部一般都安心各自地区的分内工作，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基本上没有发生不辞而别跑回江北的情况。以后因身体、年龄等原因，只有极个别人通过组织手续调了回来。

从山东各地、县抽调的南下干部，进华东局党校训练后，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设4个支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渡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按兵团司令部及各干部大队党委事前的计划，凡随军南下干部一律随二、三梯队渡江，战役发起后，各中队、小队已分编于各自的师、团、营、连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从镇江、无锡直奔湖州、杭州。

5月2日，我解放大军兵临余杭，3日杭州宣告解放，4日临安等地区解放，沂蒙南下大队被布置在临安地区，成立了九地委。沂蒙南下大队这支久经考验的队伍布置在临安地区，就像一道屏障把省府杭州与蒋介石的老巢给隔开，这也是上级对我沂蒙干部的信任。沂蒙南下纵队一支队二大队的领导班子,是1套地专、分区机关和11套县级班子，奉命接管杭州周边和组建第九（临安）专区及其所属临安、余杭、富阳、新登、桐庐、分水、于潜、昌化、孝丰、安吉、武康等11个县。沂蒙南下大队到达临安后按部就班展开工作，在各县区地点建立了地方政府机构。后来浙江省委领导根据当时形势，认为本地干部熟悉本地的情况，地委正职还是由本地干部担任为好，以体现南方和北方干部的团结，并上报华东局批准后，重新进行了人事调整。浙江省委1949年9月18日发布了通知，原金萧支队的张凡为临安地委书记，原地委书记刘夏峰调整后任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副政委兼专区专员（50年3月）。

浙江是国民党蒋介石经营多年的模范省，除了1948年底在浙东成立了金萧支队等共产党领导的少数游击队外，基本上是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之下。浙江匪患严重，国民党的特务游击队有一千余人，武装土匪活动猖獗。反动会道门组织相当庞大，一贯道、同善社人数众多，有道坛327只，道首、道徒2.6万人。当时各县的伪自卫大队，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时，慑于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不得不伪装投诚归顺，在解放军主力部队离境南下后，又重新纠集在一起，有的把队伍拉到山里，有的继续伪装，开展猖狂破坏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度恐慌。

6月，临安从县“起义的武装大队”内部破获一起内外勾结，企图组织武装暴乱妄图消灭我临安县级机关的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组织”。他们开始时伪装投诚归顺起义，蒙蔽某部个别同志，仍以原建制原装备，全部配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以天目（县）大队名义，而且各中队分别驻扎在我县机关边上。当时老百姓看不懂、敢怒不敢言。国民党的匪徒们多次的袭击了我各县区政府机构。其中吕国华匪部便在於潜县制造了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六二八”反革命武装暴乱，最后被我击退。在“六二八”事件前后，於潜县共有19名干部战士和群众遭土匪杀害，有3人受伤。逃跑中吕匪一股在下埠溪伏击客车一辆，打伤群众2人；另一股攻占太阳乡政府，打死南下干部1人。第九专署专员程鹏前往於潜慰问，车行至对石乡军地里，遭遇柯志强匪部伏击，专员程鹏战斗经验丰富，听到枪声立刻跳车滚到路沟里，但仍腿部中弹负伤。

7月间，於潜县潜川区政府、波前区政府、临安县青云区政府、横畈区政府、板桥乡政府等又先后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

看到共事多年的沂蒙战友的负伤和牺牲，刘夏峰，高复隆，张耀辉等临安地委领导悲痛万分，心急火燎，一面布置加强防范，一面向上级汇报情况，要求采取措施。

据统计，临安地委下面各县区前后牺牲的沂蒙南下干部达70多人，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些英烈们是为共和国的建立而献身的。

说起沂蒙的干部素质特点：是政治立场坚定，革命信心坚强，都是铮铮铁骨。有一次我方人员被袭击，绝境中个别的原本地干部人员放弃了抵抗，而我一位南下干部拼死跳入河中，最后负伤冲了出来，没有软蛋的。

据此情况省军区和军分区接受了於潜血的经验教训，依据约法八章的规定，命令“起义的武装大队”该组织人员全部放下武器，并进行彻底改编。临安县机关干部和县城衣锦镇的居民得以幸免于难。

1949年6月，解放军浙江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遵照华东军区关于“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的剿匪方针和省委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对全省剿匪斗争作出军事部署，将全省划为4个清剿区，临安地区为第二清剿区。会议还针对天目山区土匪集中、匪患严重的状况，将三县确定为重点清剿地区。会后，浙江军区陆续向有关县派出剿匪部队，进行重点清剿。通过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至1949年10月，三县共歼灭土匪15股、890人，缴获各类枪支325枝及大批弹药，土匪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擒获，股匪基本剿灭。此后由公安、人武、民兵、群众负责长效保平安。

二、南下干部建立的历史功绩

1、接收旧政权，建立人民政权。2、建立人民武装，巩固新生政权。3、开展剿匪反霸、稳定社会秩序。4、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5、开展生产自救，减灾渡荒。6、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有益的启示

山东南下干部初到江南时，遇到的困难很多：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治安情况严峻，经常遇到土匪扰乱，各项工作开展难度大。但是，在省委、地委的领导下，团结和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取得成效。时至今日，虽然已过去60多年，有许多好的经验仍值得借鉴，对现实工作有不少启迪。

（一）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是南下干部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撑。南下干部，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极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南下前，他们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以高度的阶级觉悟，自觉参加革命队伍，培养成为当地的县、区脱产干部，有的还担任县、区委书记、区长，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展开斗争。他们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胜利有坚强信心，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信念。南下后，他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复杂的环境，与武装匪特和反革命分子展开斗争，团结和依靠群众，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完成各项艰巨任务。究其原因，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干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武康县长杨在浩生前在回忆稿中写道：“当时县里秩序很乱，逃往山里的国民党残匪、土匪恶霸、反动道会坑通一气，为非作歹四处作孽，一些留遗的旧公职人员、乡公所保甲长也在消极对抗，多数群众也在观望。南下干部接管政权后，立即深入到各乡发动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废除保甲制，组织农会和民兵队伍，与武装大队一起狠狠打击敌匪的嚣张气焰。通过剿匪和“镇反”斗争，稳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人心，进而尽快恢复生产，提高了党的威信。在工作中，我们有一股战胜困难的勇气，有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定政治信念，是做好工作的精神力量。

（二）坚持依靠群众，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南下干部做好工作的基础。南下干部人数少，工作多，人生地不熟，要完成任务，只有靠群众。那时，县委、县政府的干部，除了开会和集体学习住在机关，基本上都在农村工作，吃住在农家，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开会宣传党的政策，进行形势教育，干部与群众关系密切。经常说“干部与群众是鱼水关系，把干部比成为‘鱼’群众比成为‘水’，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干部住在农村、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每餐饭都按规定付给搭伙费，干部成了农民的贴心人。村里发生什么情况，阶级敌人有什么动向，都能及时向干部报告。南下干部韩书荣在回忆中说：“当时我们掌握匪特的动向，主要靠群众报告，出动剿匪时也是由民兵参与，离开了群众就办不成事”。南下干部朱林先在回忆中说：“我在山里工作，单枪匹马，靠群众保护，有一天深夜到区委开紧急会议，从村到区委走10多里山路，几个民兵陪着走路，防止土匪袭击，才安全到达区委，因此，可以说，依靠群众是做好工作的基础”。

（三）领导以身作则，工作认真负责，做好表率带好队伍，是南下干部做好工作的保证。当时担任县委书记、县长、部长、科长等领导干部，都是站在第一线，做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处处带头，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非常和谐，“革命队伍親如一家”。因此，团结一致战斗力很强。在工作中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依靠，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奋斗。每个干部组织观念强，对执行上级指示不折不扣，对分配的工作坚决服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

四，南下调干尾声

1951年夏，经当时主持华东地区工作的陈毅同志提名调刘夏峰到华东中央局人事部任干部管理处处长。到了华东中央局报到后的工作就是调配干部，进行华东局管辖范围内六省一市的干部调配，因为新区还需要干部，老区的干部还是不断的调配南下，山东的干部又往江南输送了很多。一直到1954年中央看到大区域的管理已不符合形势要求，而撤销了华东中央局，南下调干工作才打上了句号。

五，结尾

今年的十月一日是共和国建国65周年的纪念日。十月一日对我家来说也是特殊的日子。记得家母把那缴获自日寇少佐的望远镜交给我时说：“你好好保管吧，当年你父亲就是背着它下江南的，我们是从六圩子上船渡江南下的......”听了老母亲的回忆叙述，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家父那年41岁，背着望远镜，身边跟着警卫员老田和小江，通讯员老韩牵着那匹缴获自孟良崮74师的乌骓马（注2），带领着大队的沂蒙英雄儿女们离开家乡，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南下，向南，向着长江以南，踏上了新的征途...... 转眼65年过去了，我总想写点什么，以誌不忘沂蒙的先辈们。

沂蒙的英雄儿女，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一，铭记1949年2月山东集合的沂蒙南下到浙江临安的部分干部名字

刘夏峰张文淑夫妇，程鹏曹桂珍夫妇，张耀辉，高复隆，吕子仪，陈侠夏静夫妇，王耐成，魏鉴清，刘勉之，刘峻芝，翟作标，牛树祯，陈继先赵富平夫妇，袁浩(蔡建华）夫妇，王士武刘仲明夫妇，田民增，江文治，韩法成，尹作让王淑华夫妇，王茂松，安成夫，杨泮星，翟翕武，张世贤，杨在浩，吴安平，韩书荣，朱林先，牛景羲，吴茂臻（在嘉兴硖石工作）刘敬宗,李茂生,刘泽明,彭宝......

二，铭记各阶段从山东/鲁中、沂蒙等地南下及调干的部分各级领导干部名字

王一平，景晓村，王芳，霍士廉，秦昆，秦海春老方同志夫妇，刘木易，李元贞，徐健刘贞钜夫妇，王少才段继英夫妇，姬玉甫李靖夫妇，刘云峰王英夫妇，黄秀垣，张惠刘成敏夫妇，杜善福张桂槐夫妇，候亦斋，刘次恭，马子成，董镇，安善平，黄仲华，张洪林，王传斌......

（注1）本文原作者根据几位沂蒙老干部，如王传斌，尹作让等的回忆录进行了摘录，南下的历史背景参考了浙江老宋新浪博客中的《中共华东局大批干部下江南》片段，还有德清县史志<山东南下干部进入德清武康两县的情况综述>等文章作参考而写成，如有不当处请指正。

（注2）那匹乌骓马原本是74师拉炮车的一匹好马，当年在孟良崮山上歪辟裂了蹄子受了伤，后被解放军缴获，走路一瘸一拐的，家父看这是匹好马，就用自己的一匹红马和解放军换过来的。那马后来经马匠的修理，修去了一部分裂蹄，等后面的蹄子长出来后，那马走路平稳体力好，果然是匹好走马。

照片 022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