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不平凡的人生》第二集（十二）复课参加文革中的武斗

随着文革动乱的发展，随着小爬虫们争权夺利的斗争。思茅、云南，乃至全中国走上了两派酷似于“军阀混战”的局面。那些利益熏心的“革命”狂热者，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干着抢班夺权的勾当。狗咬狗的战争，同胞相残的争斗，在权力欲驱使下全面的展开。

人们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组织。哪一派都自称“自己是革命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是革命造反派的红色组织”。都指责对方是“保护资产阶级路线的保皇派，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右派”。

他们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各地挑起大规模武斗。在我们西南边陲小镇思茅也不例外。

思茅的两大派组织，一派称为四二零派。系列为云南八二三造反派兵团组织。其组织成员大多来自云南各地院校学生，文革早期受压制的知识分子。一派称为井冈山派。系列为云南炮兵团造反派组织。其组织成员大多来自云南各机关干部、职工，各工矿企业工人，各农村农民群众。

八二三组织自称是革命最彻底的组织。提出，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以歌唱战斗英雄“麦贤德”的歌曲《葵花向太阳》为战歌。

炮兵团组织自称是革命最听毛主席的话。提出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决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他们以“抬头望见北斗星”歌曲为战歌。

八二三派攻击炮兵团派为保皇派组织。

炮兵团派打击八二三派为妄图彻底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牛鬼蛇神组织。

我及我们那一小撮父母被列为打倒对象的，思茅各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儿子们。理所当然的倾向于炮兵团组织名下的思茅井冈山造反兵团。

当时思茅东风小学的，我、张凯东、王本柱、毛筱利、大杨、曾光汉、沈建荣、余宁等，还有思茅军分区干部子弟李葛、丁建国、潘佩等。大家虽然都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团体，但共同的心愿，共同的观点，臭味相投，心照不宣地走到了一派。

后来，在军队不得介入地方两派组织派别的军委命令下，军分区部队子弟们消无声息地回避了。据说是上了“八一”小学初中班，有的人变成了同情者，支持者，撤到了斗争的第二线。

只有我、张凯东、王本柱、毛筱利、大杨成为了忠实的炮派追随者和战斗者，并参加了思茅城最激烈的武斗。

在思茅城，炮兵团组织属于弱小派别，常被八二三派压制打击。武斗中也常是被追打的一方。但八二三的文人们，总能颠倒黑白，反咬一口，把武斗冲突的罪责，嫁祸于实力弱小的炮兵团组织。并把自己描写成受害者的角色。这也是我们这窝小鬼头最气愤，最激励我们参战的因素之一。

记得那一天，思茅城两派“革命”群众，召开批判原思茅地委书记陈杰同志的批判大会。

由于批判大会上，四二零的造反派（八二三派）在大会中对陈杰同志进行武斗。井冈山造反派（炮兵团派）有人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惹怒了蓄谋已久，准备对井冈山造反兵团大打出手的四二零某些激进分子。一场思茅大规模的八二三派，围攻炮兵团派的导火索就此引燃。

大会散会时，各派带离会场。一路上，先是两派相互就“文斗、武斗”问题的辩论。辩论逐渐升级为摩擦，摩擦升级为两派大打出手。

炮兵团派人少，不敌八二三派，打起来后，逐四散奔逃。八二三派就势追击，并包围了井冈山造反兵团根据地师范学校。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寡不敌众，最后撤到师范学校三层楼的教学大楼内。

当时，我、张凯东、王本柱、毛筱利、大杨跟随武斗双方一路打到师范学校。

打到师范学校后，我们藏在学校的外围，不时地对着围攻教学大楼的八派勇士发射弹矢。那一夜，我们几个没有回家。我们去了当时炮派的大本营，也是指挥部，地委会，小会议室。思茅炮派的大佬们，那一晚基本都集中在那里，静观着形式的发展，谋划着今后的对策。他们一点也不回避我们几个小鬼头。因为，我们成了他们的侦察兵和通信兵，他们都看见了我们的无畏与战斗意志。

呵呵呵，我和王本柱那天在侦察师范学校战况时，差点被八派勇士抓到。由于我们的机灵，在防空洞里躲藏了起来，才躲过了他们的搜捕，得以安全脱身。

哎，后来，后来的后来。1968年8月21日。康生，以相面术把赵健民诬陷为叛徒。

然后由谢富治宣布将赵健民逮捕入狱，这一关就是八年。炮派，这个拥有300多万人的群众组织，由于保了大叛徒赵健民，执行了“云南国民党特务组计划”一夜之间，被宣判了“死刑”。

8月初，中央决定派潭浦仁到云南主持工作。他在昆明军区的八八讲话，下关的一二九讲话中，公开支一派，打一派。公开提出“以人划线”的政治方针。血腥的开展“云南划线运动”。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划线站队运动中，云南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执行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帽子，遭到诬陷迫害。这就是，后来的，后来，我们几个孩子被所谓“五七中学”，“革命”派们以站错队为由，进行游校示众，与参加炮派“造反革命”的结果。

作者李明完稿于玉溪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