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于东风小学基础上的“五七”中学,面对的招生对象是,因文革停止升入中学继续学业的,滞留于小学的六六级、六七级小学毕业生。
这些学生本应该在他们六年的小学学业结束后进入中等学校继续他们的学业。但由于文革的冲击,在中国大地上一切可供学习文化知识的学校、学府均被“革命”所停摆,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指,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这一活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扭曲成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事件。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记得66年文革开始后,思茅思师附小改名为“思茅东风小学”。原书声琅琅,风平浪静的校园也和全中国一切校园一样,掀起了一股“停课闹革命”的恶潮。
在对文化领域的“批判”,在批判吴晗、邓拓、廖默莎三家村黑店的基础上,大字报,大批判,各色传单,小道消息铺天盖地满天飞。学校的领导被革除了对学校的领导权,教师被革除了教学权。学生们发了狂似地摘弃了红领巾,戴上了红袖箍(红卫兵、红小兵袖套)。说是“拿起笔做刀枪,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喔嚯,就这样,为时一年多的,贻害一代人的“停课闹革命”开始了。当然了,作为“东风小学”应届毕业生的学生娃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当时还处于十一二岁的孩提时期。“停课”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停课”?更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关心的在乎的是;放假了!不用上学了!自由了!。所以与中国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被称为自得其乐的“逍遥派”。
直到1967年10月14日。这一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小小的思茅城,大大的小学校。新生要入学,老生要毕业。思茅各中等学校都还停顿在“革命”的停摆中。如此这般也就催生了在小学基础上的思茅“五七”中学的诞生。
东风“五七”中学有6、70个学生,基本都是由原思师附小(东风小学)66、67级小学毕业生组成。学生自愿报名,学校领导机构批准。
说实在的,至今为止,我也只知道“五七”中学里就只有那么三个老师。一位是学校的领导,黑黑瘦瘦的,戴一副眼镜,长着一双躲在镜片后边嘀溜乱转的眼睛,样子凶巴巴的。就是我《入少先队》一文里说到的那位“眼镜黑三”。文革前,原来的他是学校66级某班的班主任,现在成了学校的领导,看来其人“革命性”不一般哦,他姓李,我的本家,大家叫他李老师。一位是……听说……原来是学校的一名校工,负责烧开水,摇上下课铃声的。个子不算高,胖胖的,壮壮实实,朴朴素素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和蔼可亲,他姓许,我们管他叫许老师。再一位是,黑瘦黑瘦的,早先在学校没大见过,嘴好像有点豁豁着,人挺好的,他姓罗,大家称他罗老师。
我们这些被文革搁置在家里疯野了一年多的小学毕业生,当听说学校成立“五七”中学的消息,真是大有久旱逢甘雨,百爪挠心,渴求甘露之感。纷纷报名申请要求加入“五七”行列。
说心里话,当时我真就没有指望能在“五七中学”里学到什么真正的文化知识。只是抱着一种因文革闲置家中多时,无所事事,闲极无聊的好奇心,再者那时年龄渐长,孩提时期的玩心渐少的心情,投报的。还有就是我那高我一级的妹妹也投报了,一种不再甘愿落后于人的自尊心的驱使。再就是我那“走资派”的老爹和老妈,看着我成天游手好闲,惹事生非,打架斗殴(参加武斗)怕给他们惹出什么大麻烦,也极力的撺掇着我投报。
好嘛!报是报了,但到出版公布时一看,没有我的大名,人家没有批准。一问,说是名额有限,一家只能进一个。哦嚯,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心想,不去不去吧,继续找个小工做做也不错。没成想,我那老爹这时比我还急,竟然跑到学校去找了学校革委会的领导,硬是把我说成了“五七”中学里的一名战士。真搞不清,当初他为什么非要让我“一年级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