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
时间滑到了1973年。
那一年的春节前,连里派我和一些同志去403厂接回大修的车辆。
一行人到了厂里。除我之外,别的同志都如期接到了自己的车。而我的车,厂里说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出厂。经带队领导与连里联系,决定我留在昆明等待车辆修好后再接回连队。
我被安排在昆明西站大旅社住下等待。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好几天。在没有接到连里其它命令之前,我也只好勉为其难苦苦地熬着、等待着。
在等待的十几天里,我几乎每天乘五路公共汽车前往在昆明五里多的403厂了解、催促厂方加快对车辆的修理。
遗憾的是在那个抓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哪怕是军工单位也逃不脱革命优先的命运。我看到厂里的工人们每天上班前,首先是雷打不动地对着毛主席像的顶礼膜拜式的早请示,下班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必须做所谓的晚汇报。工作期间大多喝茶,聊天,看报。一天里真没多少时间在顾及那些等待上前线的车们和兵们。
也就是那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幼稚、罪恶”的想法。感觉“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些的为好。同时感觉这样的革命后面一定隐忍着一股改天换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的洪流”。
呵呵,真是聪明绝顶的“一年级万岁”的预言家。因为那一年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为中国的复兴,为我的预言奠定了隐忍勃发的基础,只是人才难得,伯乐更难得。
更为遗憾的是,在那十几天的好几个日日夜夜,我染上了严重的感冒病毒。
作为远离组织,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小兵,大有世界末日灭顶之灾之感。
一阵阵的忽冷忽热,一阵阵的天旋地转。把我,一名瘦小的解放军战士,抛弃在了洋洋都市中的,大旅社的,阳光温暖的大门台阶下,任由那阳光的余温抚摸。
冥冥中我喝下了一杯热乎乎的,泛着青草芳香的茶汤。
待到我魂归体魄才知道我被一位游方老郎中救了。并知道他是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被称作资本主义尾巴的“尾巴”,或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投机倒把份子。
哦,假如没有这根“尾巴”,没有这一投机倒把份子……。真不敢想象那些社会主义的身躯,那些革命先锋们,会为我这个落难的人民子弟兵献出“尾巴”似的温暖吗?真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救我的那位摆摊卖草药的老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只知道喝下了那杯热乎乎的药汤后迷迷糊糊的坐在太阳下,直到晚风吹醒梦中人。
谢谢你,我的救命恩人!谢谢你老草医!
把车接回连队后不久。部队接受了为昆明军区在安宁县、八街镇、一六街、大龙洞村的大山里秘密构筑地下指挥部坑道的任务。
团里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加上司政后机关各部部分人员投入任务的具体实施。
我连抽调了一个排近三十辆各种车辆的兵力装备,投入协助执行任务的保障工作。
也不知道连队首长出于何种考虑。把我从班里调出,随执行此次任务的运输排一起前往施工工地大龙洞,做排里的后勤保障工作。说白了,就是“排司务长”工作。(呵呵,应该连才设司务长!)有意思的是,我这个“排司务长”只领导一个兵。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兵居然是我的老乡安德学!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安德学,我的老乡,战友。我们从小就是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发小,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他的父亲是一位思茅邮电局的老工人,邮电局就位于父亲所在单位,我的家的后街。所以两单位的孩子们平时就走得很近,玩在一起,打在一起。故,我和安德学也就算是鼻涕筒发小的玩友了。
我们一起参军。我从学校走来,他从思茅无线电厂进来。我们一起来到运输连,我分配做了汽车兵,他分配做了炊事兵。应该说都是兵,只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但在世人眼里,这个不同,在运输连这样的技术兵种窝里就大了去了。所以老安的思想包袱从到了炊事班当上炊事兵后就一直很重。
说心里话,安德学是一块做驾驶兵的好料。他从小就喜欢与机械打交道,尤其对驾驶汽车感兴趣。还在家时就跟着父亲耳闻目睹的学了不少的汽车方面的常识,包括驾驶基础。
遗憾的是连队的伯乐们没有人尽其才的相中他这匹骏马,而把他用为拉磨的傻驴。
把我和他搭配在一起来执行这次外勤排的后勤生活保障任务,真是长官们的绝招。如果我是领导也会这样去安排的。这样的搭配,一是解决了工作中相互配合的矛盾。二是解决了连队后勤人员少工作任务重的难题,在任务重兵力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最好的用兵之道的矛盾。这样一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连队长官们就不用担心外勤中两人世界的配合问题了。
于是,我和安德学就组成了我连这一外勤后勤保障部门。我管理财政,负责外勤排来往账目和领取采购物资。老安专管一日三餐,还是主营他的火头军。当然了相互配合是长官们把我们俩凑在一起的初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说实在的,那一年,我们在大龙洞外勤排的工作生活是很滋润的。我们轻松愉快的完成着任务,心情舒畅的过着自由自在的部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