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日子（上篇）文/邢光

1970年11月，北去的列车载着我当兵的愿望驶向远方…

11月4日，我刚15岁零10个月，背着行囊，告别送行的爸爸、妈妈、阿姨、姐姐，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上去郑州的列车。因羡慕在春季征兵中参军的同学，我放弃有可能直接升高中的机会，一意去当兵，这种强烈愿望支配我，冲淡了临别的伤感。5日晨，我独自从郑州转乘开往商丘的火车，去找在商丘军分区任宣传科长的四叔，之前，爸爸已与四叔说好，让我去参加体检，争取在12月冬季征兵中参军入伍。

1969年初，中国与苏联两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在黑龙江中苏边界的乌苏里江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回击了苏联边防军队的武装挑衅，可能因为此，1969年、1970年实行了每年春季与冬季两次征兵。

四叔四婶在商丘军分区家属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为我铺了床铺，在等待和参加体检的近一个月里，四婶不仅要照顾出生不久的二儿子小进，也悉心照料着我。

与我同样情况去商丘军分区的子弟有十几个，体检前，军分区司令部军务科的参谋先对我们进行了一次目测。那时，我的个头已接近一米七零，但年纪小，透着稚气，我担心目测不过，就有意将脚踮起一点，想略显高点，面部表情也故意沉一点，显老成一些，其实也多余，因为还有比我矮小的。我们一起去军分区所辖的宁陵县人民武装部进行体检并办理征兵（入伍）手续。我们头天离开商丘，当晚睡在宁陵县人武部，十几人并排挤在一个大土炕上，冬天了，几乎是和衣而睡，凌晨时静脉抽血，白天作各种体检。我身体合格被武汉军区后勤部征召入伍。

12月4日，我穿上还未配戴帽徽领章的军装，乘上被征用的卧铺专列回驶郑州。记得也是早晨到的郑州，兵站为我们准备了早饭，就在火车站的站台，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吃了参军后的第一餐，五花肉炖大白菜。

 穿上军装与四叔及小进的合影

随之，我与一批新兵换乘货运闷罐子铁皮火车，我只知道被武汉军区后勤部征召，内心期待着能回到武汉当兵，那不仅仅是在家人的身边，而且还可以在同学面前炫耀。哪想闷罐列车经一天一夜于第二天清晨直接抵达襄樊。十几辆大解放牌军用卡车一字排开，将我们这批新兵拉到了地处襄北的武汉军区后勤部襄樊基地兵站（番号为0244部队，正师单位）农场，开始新兵连训练。

           在新兵连架起行军锅煮毛衣

空旷的农场，无遮无掩，寒风凛冽。清晨则更是冷，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小兵，还有女兵就围在水塘边刷牙洗脸，水没那么清亮，不说年纪小，就是从城里来到这里也难以适应。

新兵训练无非是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投弹训练，其次如早操跑步、紧急集合训练等。在早操跑步和紧急集合训练中女兵是出丑最多的。早操要求快速集合，女兵不是来不及系鞋带，就是扣错了扣子。紧急集合中女兵的笑话就更多，特别是夜间紧急集合不许开灯，所以女兵有穿错衣服、穿反了鞋，更多的是背包打得不牢，跑着跑着背包就散了，很是狼狈。

我的训练成绩都不错，自动步枪射击，九发子弹打出81环，平均九环以上。手熘弹也可投掷20多米远，基本达标，这也是经过训练才能取得的成绩。但在手熘弹实弹投弹中出现了险情。一位新兵因投出的手熘弹在空中的弧度太小，就像是砸在地上一样，只投出了几米远，带兵的排长大声呼喊我们卧倒，并迅疾将那位新兵按倒在战壕里，从而避免了伤人事件发生。印象中那位投弹失误的新兵比我大，多读了年把书，稀稀拉拉地有点怪里怪气，从接触起，我就对他有种反感，果然，怪人出怪事。他挨了严厉批评。

训练之余，新兵连的这些“劳动力”被拉到襄樊火车站去卸闷罐火车皮的军用物资。一次卸电线电缆，至少是30公斤一卷，一次卸水泥，一袋50公斤，十五、六岁的小兵一样的扛着。幸亏我有这个头，不然真难以消受，可我的身高一直一米七零，没再长高，我想一定是当新兵扛活给压矮了的。扛完水泥满脸、满身都是灰，我们才得以有机会被拉到襄樊铁路局机务段的大澡堂子洗了个热水澡。

在新兵连哪能洗澡，为此，我深受其害。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床铺睡，一个班12个人齐刷刷地睡在房间的泥巴地上，地上铺着稻草，再铺上军用棉褥。我因从河南入伍，一同入伍的当然都是河南兵。有些天我怎么全身痒痒地，像有虫子爬，果然，衣服上有了虱子，白嗤嗤的，老也弄不掉，而且毛衣上最多，我可犯愁了。他们建议我用高温消灭，所谓用高温就是用开水煮。这样，我处于两难境地。这件大红颜色的新毛衣是我的老阿姨亲手为我织的，我与老阿姨感情很深，在我还未出生时老阿姨就来到我们家，并带我们度过文化革命中最困难的几年；我要当兵，老阿姨特意为我织了件贴身穿的新毛衣。如果用开水一煮不就煮坏了？可不煮又不行。一个休息日，我约了班上一位小河南兵，在离开驻地不远一点的地方挖了一个土坑，将扛去的行军锅支起来，捡了些柴禾将水烧开，将那件新红毛衣煮了…。心里是疼痛的感觉，毛衣那样一煮，不仅红颜色败了色，保暖性也差了，辜负了老阿姨的一片心。现在想，如果不煮，放些天，虱子是不是会饿死。

新兵训练就要结束了，要举行会餐。连队将白面和带肉的饺馅分配到各班，各班自行组织。和面、包饺子都没错，问题出在了煮饺子上。各自挖坑、安行军锅也没问题，关键在煮，有的班成功地吃到了饺子，可我们班失败了，煮出来的不是饺子，而是面片或叫面疙瘩，饺子全煮烂了，我们全班也就吃了一顿肉菜面糊糊作为会餐，而以此告别了新兵连生活。

131野战医院俱乐部电影放映员

大概看我来自大城市，有点文雅，分配我到131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放映电影。131野战医院驻扎在光化县，即现在的老河口市，抗日战争时期，老河口曾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司令部所在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实施大规模加强“三线”（依边疆、沿海等划分一线、二线、三线战略防备区域）战备建设战略。襄樊、十堰一带驻有大量铁道兵、工程兵部队，主要进行襄（襄樊）渝（重庆）铁路的修筑等，相应配备了后勤兵站及所属野战医院、油料仓库、军需被服仓库、军械仓库等。

131野战医院下辖三个野战医疗所，院司、政、后机关及第一野战所占用了县医院大楼及附属建筑，另两个野战所部署在县城关周边。野战医院同时也为老百姓接诊。政治处设在一个小院里，俱乐部就三个人，解主任、李红、我。除一般性工作，我们主要是放映电影，使用135毫米的提包放映机，我初学时，是在房间里架起机器对着墙放映，主要是掌握装卸放映机、装片、放映操作等技术要领。

妈妈1967年底作为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成为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在部队放电影从妈妈那索寄电影放映的专业书籍轻而易举，很快，妈妈为我寄来了专业书籍。在解主任和李红手把手教学下，我很快掌握了放映要领，并随他们下到各野战医疗所放映电影，有时也到周边部队慰问放映，同时，自制幻灯片放映，宣传部队好人好事。

李红跟我说起她家在西安，父亲是老红军，干部级别是八级。她性格豪爽，有点假小子味道，不时喝点酒，导致胃不太好。后来她早我一年复员，安排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工作，后来也做过播音。我复员以至多年后与她还有交往。我听到过几次她后来的播音，声调变软了，改变了风格，如同当年李谷一开启的轻声唱法，李红播音的这种声调后来竟蔚然成风。她与七四三五军工厂的胡发云结为伴侣，我去过他们当时在大东门的小家作客。胡发云后来成为湖北的多产作家，著述颇丰，没想到李红却英年早逝。

解主任是广东人，由部队转业后分配至武汉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所属武昌人民电影院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我任省文化厅电影处副处长、处长，与解主任还有工作交往，我很尊重解主任，但也看出解主任多少也流露出一些尴尬之色。

在0244部队宣传服务队

1971年5月，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前往襄樊，参加基地兵站组建的文艺宣传服务队。文艺宣传服务队既演出文艺节目，同时下部队演出时也携带缝纫机等开展后勤服务，为干部战士补衣修鞋。

我在131野战医院实际上只待了三个来月，然而离开时还是依依不舍。本来，从城里来的兵文化程度高一点，又是男兵，在女兵特多的野战医院还是很难得的，放一段时间电影后我没准会被推荐到上海或西安的军医大学深造学医，有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就很是知识分子了，是不错的出路。

在新兵连我并未表现什么文艺天赋和才能怎么会选我参加文艺宣传队？大概是因为带新兵的章干事，他被抽掉到宣传队后把我要了去。我什么都不会啊，就让我学习扬琴演奏。宣传队住在樊城离兵站机关（当时占用了刚建好的襄江大楼，即现在的襄江商场）不远的一家建筑公司的院子。宣传队就好像是一个地方单位融入了社会，我就跟着襄樊棉纺织厂宣传队的杨琴演奏员学习，不久就能进行基本的演奏，但主要是在小乐队里打节奏、压拍子，偶而出点旋律，数滥竽充数型，毕竟，大家都那个水平。

“文革”文化匮乏的年代仅盛行八个样板戏，宣传队排演了《红灯记》、《沙家浜》的一些折子和唱段。记得演铁梅的女兵叫陈念林，肯定是1953年出生，因纪念斯大林逝世而得名，皮肤白白的有点胖，演李玉和的男演员喜欢她，有点粘粘糊糊追求她的劲，我在宣传队属小字辈，看不懂队里大一点男兵女兵的这些事，只是模糊有些感觉。 在宣传队驻地房顶做样子拉手风琴

下部队慰问演出主要是到基地兵站后勤保障的那些部队。七、八月间，一次我们到了驻扎在随县的高炮七十一师的两个团，晚上慰问演出，白天就摆开摊子为战士补衣修鞋。女兵用缝纫机补衣，男兵修鞋。正值夏天，战士要修的多是塑料凉鞋，鞋带、鞋帮断了、脱了，我们就用土法、燃起煤炉，用烧红（热）的旧钢锯条“焊”接。虽做的是些很小的事，但体现了后勤基地兵站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七十一师宣传干事将我们文艺宣传服务队下部队基层服务的好人好事拍成照片登载在《解放军报》和《湖北日报》上，《湖北日报》登的那张正是我为战士修鞋的一张。我看到就写信给家里，觉得是荣誉，而丝毫没有为在部队修鞋而不好意思，是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感。

还有一项服务是为战士拍一点照片，回到襄樊驻地洗印后再回寄。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章干事承担的，我也帮助做了很多事，而章干事更多的是带一位叫姚洁的女兵来做。很巧，姚洁是我汉口天津路学校同一届的中学同学，在文艺宣传服务队我们成了战友。姚洁皮肤很白，脸部轮廓很好，高挑的个子，但不太注意将身板挺直，眼睛也近视，人比较憨直，但给人的印象总好像精神面貌不振，思虑重。章干事当然喜欢这样带着女兵在暗室里洗照片，常常废寝忘食。姚洁后来也是战士复员到了北京。若干年后她成为很多中国人都知晓的人物。1999年法轮功甚嚣尘上，中央果断处置，在北京逮捕了法轮功北京总部的几个骨干人物，彼姚洁即此姚洁也。我另一位中学同学长年在北京，与姚洁保持着联系，他告之姚洁已出狱在家。

八月间，基地兵站供应（财务）处在襄北农场举办了一期直属部队财务(出纳)培训班，文艺宣传服务队推荐我参加学习，因为要经常下部队基层，离开驻地就会发生经费支出，需要一位队员一肩挑、担负经费管理工作。在培训班学习了近一个月，当时部队财务实行的是收付记账法，简言之，经费收入（即上级拨款）应记在付方栏，向上级报决算（还款）应记在收方栏，而就是这样一种相反的收付关系让许多农村兵（事务长）学员怎么也掌握不了。我是学得很清白的一位学员，测试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才16周岁呀。

学习了财务，马上就被派上用场，在宣传队兼做起事务长的事（事务长是专职管理伙食的），管理队里的账目，不仅如此，竟还让我负责采购，每天买菜。我哪会买菜，尤其是买肉，根本弄不清腿肉、里脊肉、五花肉，好几次买回了母猪肚子下的肉，大家怎么也咬不动，可也无法怪谁，我还得硬着头皮干，在部队只有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没有什么条件可讲。

一次在大街上骑着三轮车去买菜，在那个铁桥下正巧碰上到襄樊出差来宣传队驻地看望我的妈妈，我好像有点脸红，觉得到部队却做些买菜做饭的事，但妈妈鼓励我，让我安心做好领导安排的每一项工作。队领导接待了妈妈，并表扬我工作上劲，学习认真，勤于读报，且读过的报还都整理得好好的，妈妈十分高兴。

1971年9月与妈妈在襄樊的留影

十月中旬的一天，队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通知全体集中听传达文件，兵站政治部来了宣传处长，楼道、会议室外增加了配戴枪枝的值勤哨。原来，发生了九.一三林彪叛逃、坠机蒙古事件，部队逐级传达，这才到我们这一级。确实骇人听闻，处于那个年龄阶段我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分析，只有一种直觉，毛主席受到了某种嘲弄，这样高层的党的领导人发生了这种事，令自己信赖党中央的朴素感情多少受到了伤害。

似乎这种背景下，政治发生了一些松动，几部内部参考影片陆续放映，我们看到了日本电影《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等，可能由于林彪事件再次警示人们要防止战争，看看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用武士道精神教育青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然，《山本五十六》中日军惨败瓜岛、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座机被击落身亡，得到应有的下场。

“以兵代干”在兵站机关代理财务助理员

1971年底，文艺宣传服务队撤销。兵站当时举办财务培训班的老师是兵站供应处的助理员，肯定是他举荐，我这个培训班的优等生直接被调到兵站供应处做出纳工作，身份是“以兵代干”。部队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不带“长”的干部分别是参谋、干事、助理员。在兵站供应处，除我都是排、连、营级干部，处长正团。可一些助理员曾叫我老邢，我真是少年老成吗？也许在这些干部面前我毕竟拘谨，不苟言笑。无独有偶，多年后，我在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资料室做资料员与一位老师同住一室，他也称我为老邢。我反思过，但也闹不明白，我性情耿直、率真、与人为善，是否有难让人接近的地方。

襄樊基地兵站担负着为在襄阳、十堰地区进行三线建设的部队和驻军如铁道兵第一师、第十三师，工程兵第五十二师（八十年代初，铁道兵、工程兵两个兵种全建制撤销了），高炮第七十一师的两个团，陆军8222独立师等十多万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包括军费、被服、油料、武器弹药以及医疗服务。兵站供应处主要是经费管理，一方面承担兵站机关本级财务，如工资、津贴发放，日常开支、差旅费报销等，所以作为出纳会有一些现金结算；一方面承担十多万部队的军费预决算和拨款，同时也负责当时实行的干部、战士军用布票和汗衫背心票证的发放。经费预、决算上对武汉军区后勤部，下对各部队。

兵站机关占用了在樊城中心城区刚建好的、本用做百货商场的襄江大楼，俨然一个部队大机关的派头。我在其中工作，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对于现金出纳，我是一丝不苟，每天都做到账款相符。一天快下班了，清理现金时发现差了20多块钱，我一个月的津贴才七元钱哪，就是赔也赔不起的。但因现金发生笔数并不多，我一笔笔回想，最后找到一位报销差旅费的助理员追回了多给他的钱，但也没声张这事给人以难堪，他或许是无意的、或下意识的，也可能是一念之差，不至于大做文章。这样，自始至终经我手的现金毫厘不差。

我运用参加财务培训班学到的知识，也参与制定对各部队的经费预、决算。记得当时铁道兵一个师一年的经费预算是100多万元，这样，在按季度拨款时，基本按分解数即每季度拨付三、四十万元。大多情况下，季度拨款时，我这个出纳直接用异地转账方式就将经费划出去了。现在同事开玩笑说我30多年前“挖了第一桶金”，真是天方夜谭，那可是要军法从事的。

1972年1月至2月，在严格加强部队训练、加强战备的形势下，部队实行野营拉练，训练长途行军、野营能力。兵站机关也不例外，几乎全体出动，在寒冬雪天里野营拉练，我们背着枪和背包，最多的一天走了九十多华里，这是我平生一天走路最多的。我虽年纪不大，但兵站机关还有女干部和女通讯兵，我的耐受力总比她们强，特别是宿营，又冷又不方便，很艰苦，但都挺得住。

拉练途中，一个清冷的早晨（大约是1月7日），大伙都站着吃馒头喝稀饭，广播喇叭中传来了哀乐，陈毅元帅逝世了。大概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逝世的党、国家和军队中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因此给人很大震撼。那时部队中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大家都传抄一些在公开出版物中看不到的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诗文、格言、家训等，如毛主席对干部子弟提出的要求：“个人的历史，必须要由自己来写，任何人也无法代笔。父母的功劳不等于自己的功劳，父母的职位更不能说成自己的骄傲和特殊的本钱，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对革命传统的继承应该越好，就要保持老一辈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的作风。”以及毛主席给他侄子的亲笔信和《思想作风十条》等；如周恩来总理说的：“你们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你们应该特殊的是在学习和政治上的特殊，走在青年学生的最前面”；这也都成为我思想的旗帜和行为的戒律。陈毅元帅《赣南游击词》中“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啼知了，满身沾野草……”以及“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等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著名词句等我都抄有。陈毅元帅在“文革”中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刻，听到陈毅元帅逝世的噩耗亦为之动容。后来得知，毛主席在病中亲自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当时还传抄了一篇鸿幅巨制的抒情长诗《我们时代的人生――给青年伙伴们的话》，三章，约1000多句，也有叙事性，虽带有文化革命红卫兵的历史印记，但也不乏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豪迈：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就在这个历史的站台上，

我们这一代来到了人世间，

开口啼哭

就伴合着新时代的奔啸，

张眼阅世

就看见了新时代的风烟；

……

这样的时代

不是在引我们走英雄的道路？！

不是在教我们续先烈的史卷？！

……

走一段弯路

才懂得什么叫前进，

喝两口苦水

才体会什么是困难，

在自身错误中学习斗争

才理解‘尖锐复杂’，

在深刻教训中阅读马列主义

才领会‘物极必反’；

……

前人 比我们艰苦－光荣，

后人 比我们幸福－可羡，

但是 我们－我们

根本不会懊脑晚到的出生，

要是有人问我们

你的一生是怎样渡过？

我们照样可以骄傲地回答!

……

你可以挑选自己的理想

现实却只同意由它将你挑选，

理想总是那样让人激动

现实却往往冷冷淡淡，

你越想得轰轰烈烈

现实越显得平平凡凡，

你越迷住顺利美满

现实越安排曲折坎坷，

你越以为自己高大

现实越说你非常一般；

……

假若你没有理想精神

你现实的舟

就会在苍海迷茫，

合不上时代的拍节

又套上庸卑的锁链，

你的骨骼会总是弯着

你的灵魂会染上污点；

假若你没有现实精神

你理想的太空不过虚无缥缈，

做不成一件小事

还总是将一切抱怨，

你蔑视一切

终将蔑视自己，

你雄心勃勃

终将心灰意懒；

……

为理想付出的

不要向现实索取，

向现实付出的

更不要以为

它应该连本带息向你偿还，

为理想献出自己的心

就必须向现实交出自己的力！

……

谁的人生一马平川？

要顺 只有桃花逐水，

要平 只有漫步庭园，

也有人

寻找过醉里的乾坤日月

壶中的杏树桃源，

这样的生活

醉生梦死 麻木迟钝，

这样的幸福

痛苦于醒 安然于眠。

……

撇开那 清清树荫

莫依在 岌岌危栏，

带着你坚强的意志

走万水千山，

我们 有的是青春活力

撒在哪里都是露，

开在哪里都鲜艳！

我们 有的是革命的乐观

冲到哪里都是美，

飞到哪里都是欢！

悲哀 永远不属于革命者！

……

这样的诗文现在读来亦令人感到鼓舞，觉出它蕴含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