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的日子（下篇）文/邢光

1972年三、四月间，为在夏季来临前将军用布票和军用汗衫背心票发到干部战士手中，处里派我出差到武汉，去武汉军区后勤部供应部领取军用布票和军用汗衫背心票。头天晚上在襄樊乘汉丹铁路火车清晨到汉，要求当晚就返程。这是我当兵离家近一年半后第一次回汉、回家。到汉的当天上午我就去位于汉口黄浦路的军区后勤部办完了公事，下午在家见到了爸爸、妈妈、老阿姨、姐姐和两个弟弟。当晚，老阿姨、姐姐送我到六渡桥电车站，我从武昌火车站赶乘返襄樊的火车，行色匆匆，已顾及不了那些与家人见面又离别的伤感。有趣的是，我领取的十多万部队的军用布票和军用汗衫背心票足足塞满了一大旅行包。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完成这样的任务领导也放心得下。好在那年头社会治安还好，但我还是格外小心，故意表现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将装满军用票证的大旅行包枕在头下，一人睡一条长凳上（不够坐卧铺资格），就这样圆满完成了第一次重要出差任务。

炎热的七月前后，兵站机关组织干部去襄北农场割麦子。早上五点乘解放牌军用大卡车从襄樊市区出发，一个多小时到农场便开始紧张地割麦战斗，这也是我平身第一次割麦子。中午饭后有短暂的休息，我就直扑扑地往地上一躺，出了汗的身体这样躺在多少还是有些凉的泥巴地上，加上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返回驻地这样高强度的劳累，这为后来我身体出现的不适埋下了根子。

在这次部队麦收中，兵站直属的第三七○野战医院（驻地襄城）的一位战士坐在麦子堆得高高的大卡车上，车开时颠落下来，头朝地负了重伤。为了抢救这位战士的生命，军区后勤部从武汉派来军用直升飞机降落在襄江广场，许多群众围观，我们出勤维持秩序。那时的襄江广场是黄泥地，直升飞机螺旋桨卷起的黄土沙尘飞扬，群众惊呼四散，大概都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直升飞机降落。据悉那位战士的生命保住了。

盛夏八月，一天，我骑自行车从樊城去襄城办事，到了目的地，脱下军帽随手将自行车钥匙放进帽子，一会又戴上军帽。办完事后到处找车钥匙，可怎么也找不着，没法，只有步行回到樊城，一到办公室，摘下军帽擦汗，钥匙露了出来，就又步行去襄城骑回自行车。那么年轻怎么会这样健忘，说不清，也许是一向思虑重。那时我经常坚持步行办事，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有公共汽车也不坐，大热天，军容严整，让汗水将军装的后背和帽沿沁湿觉着是显出军人的威严与荣耀。这年夏天，襄樊驻军举行武装泅渡襄江，我1968年13岁时就曾横渡长江，我踊跃参加。襄江江面并没多宽，水流也不怎么急，但穿着军装、背着枪泅渡仍然是对体力和意志的锻炼与考验。

197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28”号文件，要求部队一律从“三支两军”中占用的地方房屋中退出交还地方。兵站机关紧急动员起来，一两天就腾出了襄江大楼。整个机关挤进了街对面的一个小院，部队的严明纪律可见一斑。

军用仓库保管员轶事

在机关“以兵带干” 似乎不好解决提干问题，也可能我这样从学校门进机关门的学生兵不符合干部提拔要求。1973年3月左右，兵站机关将我调至所属的油料被服综合仓库。这是个正营级单位，一个建制分为两处，油料库在光化县的仙人渡，被服和物资库在襄阳县的肖湾，我分在被服物资库这边。

仓库库房挨着铁路边建，是为了便于各种物资的装卸，而装卸工就是我们这些干部战士，每到部队春季和冬季换装，我们就会格外忙、活儿特别累。当然，各部队是分开做报表，远处部队有铁路线的，就会直接从武汉军区后勤部将被服发到部队。竟管这样，到季节时，来我们库上交旧被服、领取新被服的部队车辆依然骆绎不绝。

1973年4、5月间，我又领受了一次出差任务：与另一名战士将两火车车皮旧被服押送至黄陂县滠口的武汉军区后勤部被服仓库上交。火车皮就是那种闷罐车皮，当被服快堆到车顶棚了，人爬上去，躺在上面。装有军用物资的火车皮一般是不会被耽搁的，但是要经过襄樊和汉西的几次列车编组，我们的车皮头天下午拖动，第二天下午才到达滠口。闷罐车门稍许开一点缝算是采光、通风，要自带干粮和水。列车编组时，可以听到蒸气机车头在来回鼓捣，这也算是一次特别的经历了。完成任务从武汉转乘火车时，自然在家逗留了一天。那个年代，军装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即使不当兵，穿一身军装是很神气的，我押送整火车皮的军装，哪里有数可点，却没有给弟弟拿一件。

刚到综合库时，部队正在进行“批陈（伯达）整风”学习教育活动，虽只是个营级单位，也不会捺下，加之赵教导员常住肖湾库，政工人员嘛很重视政治工作。每当较重要的学习讨论或阶段性学习结束，赵教导员都安排我来写出简报上报兵站机关，写得好的、有时效性的，赵教导员往往会连夜或一大清早派专人送往襄樊兵站机关。我也少不了经常得到教导员的表扬。我在高兴的同时，也隐隐感到来自部分战士的嫉妒，也只有随他们去。赵教导员是东北人，个较矮，脸肥肥的、黑黑的，是这儿最大的官，会不会因为我“帮他”写了这些材料他对我另眼相看而总是客客气气的。

1973年5月，我时时有些腰疼，便去370医院检查，发现尿中有蛋白一个加号，继而出现少许管型，370医院收我住院治疗。从小到大恐怕这是我第一次住医院。我的管床医生小韩医生对我很好，她也很年轻，爸爸是某军分区司令员，与她很要好的小郭护士（爸爸也是军分区司令员）也渐渐与我熟了，而与我很要好的兵站张站长、敬政委、穆副站长的儿子来看我也与她们熟起来。后来，我们会偶尔聚会，一起登上襄阳烈士陵园的山峰或在襄城护城河边合影留念。在“文革”这个非常年代，在部队这个特殊环境里，一群男女青年的交往与友谊，为在军营的生活增添了色彩，使贫乏、空落的情感得以慰藉，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憧憬。

 1973年10月与韩医生、郭护士摄于襄阳烈士陵园的山峰

 1973年冬摄于襄阳护城河边

在370医院住院治疗后，我依然感觉不适，我写信告诉家里，家里着急，爸爸通过襄阳行政公署的领导找部队领导打招呼，让我转到了汉口黄浦路陆军161医院继续治疗。其实直到后来也没有给我确诊过，是肾炎还是肾盂炎，还是生理性的，也就这样好了。当时为消除其他病灶，161医院五官科给我会诊，看扁桃体是否大、是否经常发炎，为防止诱发肾炎，我从内科转到五官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五官科小王护士很好，我们很谈得来，她爸爸是野战军的副军长，她在大城市当兵，比我见多识广。那是个文化封闭的年代，可她那儿有俄罗斯作家、也是学者和革命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又译《做什么》），这部大部头著作被誉为“论战性的小说”，“这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篇论战的文章”，它甚至成了好几代革命家的行动纲领，列宁念高中时就读过，“后来他又用‘怎么办’的观点去阅读其他小说”。她借给我看，这本书放在我手上有较长时间，我还作了部分摘抄：“只要你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和正直的灵魂，有着现代的人权观念，善于尊重同你在一块生活的人的自由，此外并没有什么秘诀。”“倘若有个教养更好，对于事情认识得更清楚、理解得更透彻的人经常帮助一个陷在错误中的人，虽然跟他作理论斗争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能把他从错误中引拔出来，错误也就不会持续下去了。”虽然我并未看完这一大部头书，也无法深刻理解，但在那个年代能读到这样的书，增强了我的文化自觉。还有一位皮肤特白、显得有些调皮的小吴护士，每每是她推着送饭车送饭，她爸爸是大军区的副司令员，其实，这些高干子女在部队做着极平常的工作和最普通的劳动，她们克服在优越生活环境中养成的娇气，热心为普通战士服务，理应受到尊重。口腔科的小宋医生（护士）高高的个子，其医术我可不敢恭维，毕竟，她们都没上过医学院校，住院期间，我们都是好朋友。一位部队诗人谢克强与我同住一个内科病房，他在病房朗读自己的诗作，其貌不扬，但有才气与激情，这位谢克强便是现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这位谢克强，湖北文化名人。

在161医院住院是六、七月间，留给我了一些特殊环境氛围的印记。每天清晨和傍晚，161医院的广播喇叭都会放送李双江、李光熹等演唱的歌曲《北京颂歌》、《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雄伟的天安门》等，这仿佛成为一种符号，直到现在，每当听到这些歌曲，我就会想起那段岁月，眼前浮现出那幕幕生活场景。在161医院一个多月的治疗，也使得我有机会经常回到家中，这缓释了我离家两年多对家人的眷念之情，并且有时间去探望中学老师和与同学会面。

1973年5月在武汉与原武汉电影制片厂的子弟们合影

回到部队，仍处于肖湾一隅，好像有了文化的饥渴，于是写信给家里，请求给我买一把小提琴，我自学，也为了不浪费空余时间。如愿以偿，爸爸买好一把练习小提琴托省群艺馆馆长陈怀宇来襄阳出差带到肖湾，是范师傅开北京吉普带过来的。就像小孩呀呀学语，我开始用简谱学习在琴上拉出音符，每天傍晚时练习，在空旷的库区也吵不着谁，三三两两蹦跳的音符为贫乏、沉寂的军营凭添了几分雅趣。

在部队开始学拉小提琴，上大学后参加院文工团演出小提琴齐奏《送你一枝玫瑰花》、《花儿与少年》（摄于1975年）

下半年时，为了加强仓库的安全保卫，领导安排曾厚辉（能记住名字是因为他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班长带领我在仓库靠铁路这端的铁栅门旁搭起一个芦席棚作警备用，先平整出约15平方米的一块地，四周用里外两层砖垒起20至30公分作墙基，沿内侧打上树木桩子，再钉上芦席，盖上顶、铺上油毛毡，曾班长和我就住在里面。也就是说，在从部队复员前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就没再住过营房。冬季来了，芦席棚怎么御寒？经请示，我们从库房里挑出最旧的羊皮毛军大衣沿着芦席棚墙基四周铺上，以堵住透进来的风，在室内的木桩上也钉上钉子，把羊皮毛军大衣扯开挂上，以尽可能地档住透风、抵御风寒。

那么冷的天半夜起床站岗值勤的确是很苦的事，得咬牙坚持，我往往在棉大衣外再披一件羊皮毛军大衣。要值勤两小时，巡逻一会后，我就睉进露天堆放的被服垛子里，垛子被防雨的大帆布盖住，躲在里面就没那么冷，我随身还带一个小收音机，能收到短波。一天半夜，正是我值勤，突然感觉有动静，等我巡逻一番，发现放物资的地方被人动过，我赶紧报告。一会，赵教导员亲自出马，带着曾班长我们几个开起卡车就出了营区。下了坡，车子沿着公路开，大灯亮着，隐隐发现远处前方有人在拉板车，拉车的人大概也感觉后边有汽车，就转将板车往路边地里拉，并很快撒腿就跑。这时，赵教导员用手枪向天上鸣放示警。汽车很快开到那个路边停下，我们一起向那逃跑的人追去。没一会，我们抓住了跑的两个人。经过询问，这两人确实偷了东西，是两捆电缆线，但并不是偷我们仓库的，是某地方单位的。我们连人带车拉回营区，第二天将他们送到地方派出所。可这事发生后，兵站机关突然将我们肖湾库干部战士的枪支弹药全部收走（留两只枪值勤），说我们擅自使用武器开枪，对我们进行一星期的教育后才将枪支弹药发还我们。

1974年初，部队已在酝酿复员战士的名单。我已服完三年兵役，由于仓库很艰苦，我体质也没那么好了，更重要的，兵站机关把我放到基层却没任何信息和迹象说我有可能提干，也就萌生了复员回家的念头。也记不得是否找赵教导员谈过，我开始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2月，曾厚辉班长做入党介绍人，支部大会通过，党总支（抑或上一级党委）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9周岁。我对曾厚辉班长的印象很深，广西人，脸长，嘴唇很厚且有些发紫，下唇还有些外翻，皮肤棕红，人非常忠厚，我们相处很好，彼此真诚，不知道他后来复员地方后生活一向可好。

1974年2月15日，复员前夕，兵站警（卫）通（迅）连的战友王泽光在赠送给我的纪念品――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小光：在我们即将分离的时刻，已没有语言所能描绘感情了，仅以德国共产党员尤和乌斯.伏契克的一段话做为分别赠言吧，‘……而对于我，生活总是有趣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在铁窗内，到处你将是精神充沛的，总会找到光明的，假使在你的面前还有一个将来的话。’”（自注：摘自《绞刑架下的报告》）。那个年代，革命信念便是年轻人的精神支柱。泽光是我在兵战宣传队时就结识的，他父亲是学者，受其影响，泽光比较有文化，我们的交往常常是谈学习，到现在我都记得很牢的四句话便是他教给我的：“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四句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世界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水岭，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是辩证法的核，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规律存在于对立统一之中；“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髓，克服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窠臼。将这些哲学基本问题放大到社会学领域，于是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与反作用。这四句话我现在依然转教给儿子，让他作为学习哲学的纲，纲举目张。

1974年4月我复员回到了武汉，回到了家。

16岁至19岁的年龄，还是花季少年和意气风发大学生的年龄，可我们这代人却承受了许多特殊时代的重负，有了太多并不透彻的人生历炼。但同时也要说，我们虽劳苦过，却并未彷徨过，因为我们没有当代青年人或许找不到工作的困顿与茫然，因此，我们又是幸运和幸福的。三年多的部队生涯，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所经受的锻炼和吃过的苦都转化为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试想，如果那段时间仅仅只是在学校读高中，我就不敢说我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就不会对中国和政治有更深刻地理解和认同。即或不以此为荣，但总可以说现在骨子里那点钢硬的东西、不为小事而失态、荣辱不惊、泰然处之的精神气质无不得益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经历所给予的莫大教益。

（写于2008年元月、五十余年未遇的大雪纷飞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