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青年女性形象（文学报告会提纲/邢光）

伟大作家高尔基在论及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时写道：“西方任何一国的文学在生活中出现的时候，都不曾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和速度，发出这么强烈耀眼的才智的光芒……全世界都惊讶于它的美和力量”。这不仅因为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作家群灿若星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别林斯基、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拉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可夫……；也因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两种特点正好在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反映出来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美和力量”。西欧文学以直接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的广度而著称，巴尔扎克曾称自己为社会科学博士，虽然俄罗斯作家中没一个能被授予，但与以叙事因素占主要地位的俄罗斯文学相比较，西欧文学却没有获得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所特有的那种描写人的智慧、灵魂和内心活动的力量。

因此，更令人由衷地喜爱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当然，这也部分因为从纯个人角度来表示对两者的喜好。但在我看来，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迅速，西欧国家在社会形态上已基本显现出现代社会形态的端倪，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在资本和金钱中相互倾轧、尔虞我诈的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以及反映的社会丑恶现象在文学表现上是非凡的成功，因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被誉为社会生活的教科书。但就个人而言，从内心以致文化层面上均极排斥之，自然不偏好这类文学作品了。

十九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因素只是在逐步发展，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农业的国度。十九世纪处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社会，无论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抑或农奴制改革后，农民问题都是极突出的问题，“只有从俄国历史中农民问题这个特点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十九世纪俄国进步文学为什么具有那样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而从文学自身发展看，俄国文学所经历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最后走上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历程，说明文学思潮嬗变的内在动因，即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十九世纪俄国特定历史状况的产物。

正是伴随十九世纪俄国解放运动进程中“贵族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时期”，俄罗斯文学所经历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人的智慧、灵魂和内心活动的力量；以及与广袤的、油画般的俄罗斯原野风光相掺襍的优美景物描写；而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整个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无论是与“多余的人”、“贵族青年”、“平民知识分子”还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相伴的那一个个鲜明的青年女性形象；还有如托尔斯泰笔下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强烈耀眼的才智的光芒……全世界都惊讶于它的美和力量”。而令我由衷地喜好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而这也正是开讲这一文学报告会的初衷与主旨。

一、 大致相关的历史背景

在资本主义要求发展、农民运动此起彼伏的条件下，一

些进步的贵族青年军官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组织秘密团体，于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率领三千名士兵，发动反专制农奴制度的起义，开始了俄国解放运动的贵族阶段。1914年，列宁说：“俄国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这是与影响过运动的俄国社会的三个主要阶级相适应的，这三个主要阶级就是：（1）贵族时期，大约从一八二五年到一八六一年；（2）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大致上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五年；（3）无产阶级时期，从一八九五年到现在。”十二月党人“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他们的活动唤醒了后来的革命者。

二、“多余的人”系列形象

谈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抑或青年女性形象，不可回避的要涉猎“多余的人”的系列形象，因为这是俄国专制农奴制度崩败中的社会产物，是俄国解放运动贵族革命时期大量产生的特有社会现象，亦是贵族阶级走向衰微过程中分化出来的“既非孔雀、亦非乌鸦”的中间人物。从普希金笔下的第一代“多余的人”奥涅金开始，中经莱蒙托夫笔下《当代英雄》中的皮巧林，赫尔岑笔下《谁之罪》中的第二代“多余的人”别里托夫；随着贵族革命即将成为过去，革命民主主义力量逐渐兴起，到四十年代产生了光说不做的空谈家――屠格涅夫笔下《罗亭》中“多余的人”的新形象罗亭；五十年代末，更出现了终身躺在沙发床上的寄生虫式的“多余的人”――冈察洛夫笔下《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实则宣判了“多余的人”的终结。

  伴随这些“多余的人”形象之男主人公，一个个青年女性形象跃然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之后，伴随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出现了新女性形象。

三、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达吉雅娜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读过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卢梭的《民约论》，喜爱拜伦颂扬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诗歌。他也有过热情的梦想，希望俄国出现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可他看见的俄国到处是愚昧落后，而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又远离人民，看不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和道路。因而热情消失，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舞会、醇酒与美女中，以填补内心空虚。他开始蔑视贵族社会，不愿出任公职，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正如赫尔岑所说：“奥涅金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从来不做什么事，他在他所处的范围是一个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典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些贵族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定批判能力，但远离人民，结果一事无成，成为悲剧式人物。普希金是通过塑造这一文学典型谴责形成这种性格的专制农奴制社会。

而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普希金笔下一个理想的俄国青年女性形象。在乡村，奥涅金结识了地主拉林家的长女达吉雅娜，这是一个真诚、热情、纯朴的少女，在庸碌无聊的地主家庭中，她感到孤独，“好像是一个别人家的女儿”，形成了内向性格，安祥文静，她读理查生和卢梭的作品，更珍爱俄国的自然景色、民间传说和童话，萌生了朦胧的追求新生活的愿望，这些品性使她与上流贵族社会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照。而奥涅金豪放不羁的性格，对庸俗事物轻蔑与卑视的态度、不凡的讥讽、与众不同尖刻的谈吐、思想中透出的新鲜气息吸引和打动了达吉雅娜，她产生了对奥涅金纯洁、真诚的爱情。    

达吉雅娜的端庄沉稳和对生活的追求在第八章 四十六（节）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信里得到鲜明写照：

“而在我，奥涅金，这种浮华，

讨厌的生活的辉煌，

在上流社会旋涡里我的成功，

我的时髦的家和晚会，

它们有什么呢？我情愿立刻的舍弃

一切这些个化妆舞会的烂衣裳，

一切这些个灿烂，喧哗，乌烟瘴气，

换一架子书，换一所荒凉的花园，

换我们贫寒的住宅，

换那个简陋的坟地，

在那里现在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

荫蔽着我的可怜的乳母……”

正是这般心志表达和缱绻情致、纯净精神世界的折射，使这位与第一代“多余的人”相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令人大为赞赏。

当然，作为文学家笔下的人物，也通过她后来违反自己心愿嫁给一个年老将军，即女主人公向反方向的发展而表现了文学典型形象的历史局限性，并以此反衬出“多余的人”即或在爱情方面也都是一事无成的。看到这一点，也就不妨碍我们保持对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形象的热爱了。

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这样评论普希金：“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某种特别高尚的、温和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在这一方面，阅读他的作品是培养人性最好的方法，特别有益于男女青年……。他的诗没有奇幻的、空想的、虚伪的、想入非非的东西，它整个浸透着现实；它没有给生活面貌涂上脂粉，它只是把生活本然的、真正的美显示出来；普希金的诗里有天堂，可是那天堂总是渗透着人间”（《别林斯基选集》P583）

四、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皮巧林与贝拉等

《当代英雄》中皮巧林是个贵族青年军官，除具有多余人的共性特点，亦个性鲜明，好动、玩世不恭；人格上常处于两面性，他既抨击上流社会生活的庸禄虚伪，又摆脱不了其影响，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不满社会也不满自己，批判社会也厌恶自己的卑劣行为。他痛苦地承认：“我有一种不幸的性格：是教育把我弄成这样还是老天把我造成这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别人不幸的原因，那么我自己也仍旧不幸福。我也十分值得怜悯，或许甚于她（他得到了贝拉的爱情），我的灵魂已被尘世所毁，见异思迁，内心没有满足；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我对忧郁就像对欢乐那么容易地混熟，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小说写道；“他的爱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他是为了自己的快活才去爱的，他贪婪地啜尝着她们的恋情、她们的温柔、快乐和痛苦，只是来满足他内心奇怪的欲求罢了，可是他从未满足过。”

他先与乡下来的姑娘贝拉恋爱，但他又认为“野姑娘”的淳朴无知也同贵妇人的卖弄风情一样使人厌倦。他虽然感谢她给了他温存，可又深感与她在一起时的无聊。他并接受“青年法兰西”（三十年代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戈缔叶，涅尔瓦等人自称“青年法兰西”）的观点，“女人的血统也像马的血统一样，关系十分重大”。他转而爱上玛丽，从她那轻盈而端庄的步伐感觉出一种“处女的韵味”。他也体会到俄罗斯小姐多半追求柏拉图式的恋爱，往往不杂有结婚的念头，他既烦于此，同时又游刃于其间，他玩世不恭，“我从来没有做过我所恋爱的女人的奴隶，相反，我总能绝对控制她们意志和心灵，因为我一向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而她们却时刻担心失掉我”。

他在骗取了贝拉、玛丽、维拉的爱情，满足了“内心的欲求”后便冷酷地抛弃她们，犹如摘下一个含苞未放的“小花朵”、“尽情吸取香气，过后就把她丢在大路上”一样。即或如此，维拉仍然这样对他说：“我们就要永别了，但你可以相信，我永远不会在爱别人。我的灵魂在你身上耗尽了一切宝贵的东西，耗尽了眼泪和希望”。

莱蒙托夫曾说：“这个肖像是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

五、赫尔岑《谁之罪》中第二代“多余的人”别里托夫的爱人柳邦卡

柳邦卡是一位将军的私生女，贫寒的大学毕业生克鲁齐费斯基到这位退伍将军庄园当家庭教师时与柳邦卡由恋爱到结婚，他们离开庄园去过独立而平庸的小康生活。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与他们结识，进而闯入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别里托夫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引起同样对农奴制充满怨愤的柳邦卡的共鸣，她感到别里托夫是个“火样的、爱活动的性格”是个“生来做大事的人，不平凡的人”，“他给我的心展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遇到他，使她的心灵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思想与感情，柳邦卡爱上了别里托夫 。

柳邦卡仍然爱她的丈夫，同他一起，她在自己家庭里找到了平静而纯正的、并且仿佛是完美的幸福。但她的灵魂深处却有“一种对于更完美的生活的不安的希望”，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的爱着德米特利，不过我的灵魂有时却要求另一种东西，从他身上找不到的东西”。于是，她的感情分裂了：对忠实的、柔和温存的丈夫，她还保持着痛苦的怜爱之情，但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爱――对别里托夫那“眼光中有魅力”的人的“无限的”爱。这种充分的相互了解与同样强烈性格使他们一天天接近起来。别里托夫诧异于这位“惊人的”女性身上“非凡力量”，他觉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但为了避免破坏别人家庭，别里托夫重又出国，去过他那不如意的生活；病弱痛苦的柳邦卡亦逐渐地、无望地消沉下去，被忧伤压抑着，成天祷告上帝和借酒消愁。

谁之罪呢？别里托夫与柳邦卡的过失不在于他们相爱和卷入“感情的冲突”，而在于没有从“内心世界”找到出路，经过“宽阔的大门”走向“另一个世界”，没有从“狭小的个人关系的天地”走向“公共的天地”，那里有另一种更伟大的生活意义――“对时代的共鸣，对祖国、艺术、科学的热爱”，在那里，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来容纳全人类的东西”。

但这在当时俄国社会条件下是找不到这种出路的，赫尔岑所抱的社会目的揭示了整个俄国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封建农奴制度。

六、屠格涅夫《罗亭》中“多余的人”新形象的追求者十七岁美丽少女娜达丽雅

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便是写贵族知识分子，而其后五、六、七十年代写出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斗争生活。

罗亭是“多余的人”形象行列中的新形象。作为贵族知识分子他受了西方教育，满腔热情地随时随地宣扬他的主张，但他不可能像十九世纪末页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调查、研究和分析俄国历史与经济情况，得出符合国情的结论，组织政党，制定纲领。他想办企业、搞教育、开水利，但时代环境没有条件让他这样的人实现理想，不成熟的时代会引发不成熟的思想，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必然产生悲剧性人物。

屠格涅夫笔下塑造了系列善良、坚强、忠贞、说得出做得到、有见解、有才华、令人尊崇与神往的俄罗斯青年女性光辉美好形象。《罗亭》中娜达丽雅是最早出现的。

17岁的年轻姑娘娜达丽雅爱上了年龄比她大一倍的35岁的罗亭，服膺了罗亭身上所负载的进步理想和高尚的思想。她一接触到输送如此多新知识、新思想的罗亭，就在几天内，一天比一天更深刻地爱上了他。她将罗亭看做是为理想事业献身的人，不考虑家室的人，不是自私的卑微者，而是一个大公的、高尚的人。娜达丽雅并由此加以对比而鄙视那个正追求她的自私男青年。

即或当罗亭侈谈要为事业献身而无意结婚建立家庭时，娜达丽雅对罗亭有一长段告白：“我明白，一个抱定崇高目标的人，是不应该再想到自己的；但是，难道一个女人就不能看重这样一个男人吗？反之，一个女人是会很快就抛弃一个自私的人的……所有的年轻人，就是您所说的青年，都是一些自私的，他们只顾自己，甚至在他们恋爱时也是这样。请相信我，一个女人不但懂得自我牺牲的价值，而且也能牺牲自己的。”多么真挚、纯洁、有彻底自我牺牲精神的美丽少女。

可惜她所崇拜的人并未投身于斗争的洪流，他还没有找到自我牺牲的去处；他也并非不爱娜达丽雅，他爱她，是要让她过安乐生活。罗亭想从长计议，他没有料到娜达丽雅会下决心放弃一切跟他走，更没料到因为自己“多余的人”的性格悲剧造成娜达丽雅绝望离他而去（两年后和一位退役军官决定结婚了）。罗亭伤心羞愧地在堤岸小径上走着，内心独白道：“是怎样的女孩呀！还只有十七岁！……不，我实在不了解她……她真是一个奇特的女孩子，多么坚强的意志力。”

七、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中曾为懒惰者妻子的奥尔伽.伊林斯卡雅

俄罗斯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前几十年的“多余的人”毕竟还带着一些浪漫主义的光彩，甚至使我们觉得是有力量的人物，只是让生活毁坏了而已。而奥勃洛莫夫却完全是一个被暴露的人物，他已“从华丽的台座上降落到软和的沙发上去了。”从历史进程看，这就是因为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正一步步地排挤了地主贵族阶级。

即或如此，我们依然再次看到了与“多余的人”相伴、卓然而立的俄罗斯青年女性形象。

女主人公奥尔伽.伊林斯卡雅亦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优美的俄罗斯青年女性形象，她身上和谐地融合着自觉的人生观、落落大方的态度与女性的温柔。那么，这聪明、好深思的姑娘怎么会爱上一个懒惰者、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呢？因为奥勃洛莫夫也有许多优点：受过完善的教育，一口流利的法语，亦读英文书，奥尔伽最初也许觉得奥勃洛莫夫懒惰的缺点是完全可以纠正的，她正是抱着改造他、使他复活过来从事正常活动的高尚志愿对他发生爱情。她说：“在我，爱情就等于生活，而生活是一种责任、义务，因此，爱情也是一种责任”。爱情以新的内容充实了她的生活，以新的光芒照耀着她。她的性格是倔强的、刚毅的，一段时间，这倔强甚至战胜了奥勃洛莫夫的慵懒，强迫他读书报，游览。她改造他的梦想，却还是被他不可克服的惰性粉碎了。她对他说：“我爱过将来的奥勃洛莫夫！你善良、正直，伊里亚，你温柔得像一只鸽子，你把头藏在翅膀底下，此外，什么也不想要了，你打算在屋顶下咕咕咕地叫一辈子……我可不是这样，我觉得我还需要些什么，但究竟是什么，我却不知道。”他们决裂了，却同时削弱了他俩的体力，他得了热病，害病的她则由她叔母领到国外去了。

奥尔伽在巴黎碰见了有不屈的毅力、关心实业的斯托尔兹（当时是斯托尔兹指点奥尔伽认识奥勃洛莫夫的）。时光减轻了她对奥勃洛莫夫绝望后的悲伤，她做了斯托尔兹的妻子，斯托尔兹为她创造了舒适安静的生活。可是，斯托尔兹在她周围造成的豪无风波的宁静又开始令她感到不安和苦恼。生活与斗争吸引着她，斯托尔兹却只顾给她解脱一切生活忧患，没有将她的力量引到广阔的自觉的活动中去。因此，奥尔伽产生了隐隐的忧愁、无端的烦恼。小说中写道：“人是奇怪的！她的幸福越充实，她却变得越沉郁，甚至越恐惧。她开始严肃地审查自己，理解到扰乱她的原来是恬静的生活、停留在幸福阶段的生活。她硬从自己精神上把这沉郁摆脱掉，加速生活的步子，狂热地寻求喧嚣、活动和有所关注”

这甚至又令她想起了奥勃洛莫夫，而斯托尔兹不得不断地与她这种活泼的天性作斗争、阻止她青春的狂热、把她的感情冲动纳入一定范围，使她的生活从容地流去，然而暂时他刚信赖地闭眼休息，她的生活又汹涌沸腾起来，惊扰不安的心智又有了新的问题，他就又得来安抚她被刺激了的想象。

奥尔伽不时想起奥勃洛莫夫让斯托尔兹无所适从。本来，小说对奥勃洛莫夫形象刻画的主旨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是暴露性的、终结性的，小说中这段议论就很精道：“他那怯弱而懒惰的心灵是受不住幸福的扰乱与生活的打击的，因此，他只用他本身来表现人生的一面，也就不必在生活中获得什么、改变什么、后悔什么。”真是惟妙惟肖、犀利、辛辣，亦不乏谐谑。

但是，小说又通过斯托尔兹的口给予奥勃洛莫夫另一种评判。斯托尔兹逐渐理解了奥尔伽对奥勃洛莫夫的思与想，斯托尔兹对奥尔伽说：“要不要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珍惜他，为什么还爱他？为的是他身上有比一切智慧更宝贵的东西：一颗诚实、真挚的心！这是他天生的黄金，他洁白无暇地保持了一生。他因为推撞而跌倒，变得毫无生气，终于感到幻灭，失去了生活的力量而熟睡不醒。可是没有失却他的诚实、真挚。他的心并未发出过一个假的音符，并未沾染过脏物；任何漂亮的谎话都诱惑不了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引导他走到虚伪的道路上去；任凭一片汪洋的脏物和邪恶在他周围汹涌，奥勃洛莫夫决不会向虚伪的偶像膜拜，他的灵魂永远纯洁、光明、诚实……这是一个水晶似的透明的灵魂，这样的人并不多，是稀有的，这是人中之宝！他的心你无从收买，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指靠它，这就是你始终信任他，而我决不以替他操心为苦的原因。我认识许多有高贵品质的人，可是从未遇见过一颗更纯洁、更光明和更单纯的心，你既然认识到了，就无法不再爱他”。

“多余的人”的贵族知识分子背景造就的他们在人格、品德方面无可挑剔的可贵东西，通过人物形象表达了出来。因此，总括起来说，“多余的人”的性格悲剧说到底是时代的悲剧，是受历史局限性而难以超越的。

小说结尾处还有一段精辟评判：“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使她恐惧，因为它让她想起了奥勃洛莫夫。因由于那时时代与文化的发展，俄罗斯妇女已开始自觉，她们感到自己有权力去参加社会活动了”。 

这也似乎难以令人理解，但由此看出，一系列伴随“多余的人”文学典型的青年女性形象都在两个方面与之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是这些青年女性纯美、高雅的人格、品质；二是对新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无论“多余的人”抑或与之相伴的青年女性都不能如愿履践他们的人生理想，表明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以及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了。

八、屠格涅夫《前夜》中“新生活先驱者”之一的叶琳娜.斯塔霍娃

随着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的到来，新人的形象亦要求在文学领域得到表现。《前夜》（1860年）便是俄国文学中描写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形象最早的作品。

屠格涅夫在哀挽贵族“多余的人”的沉沦和“贵族之家”

的历史性没落的同时，敏锐感到五十年代是新生活的“前夜”，将平民知识分子当作“新生活的先驱者”来歌颂是他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因而屠格涅夫正是杜勃罗留波夫所说的那种作家：“很快就猜到了深入社会意识中的新要求、新的观念，并且通常总是在他的作品里注意到（只要环境许可）那些成为当前要务的、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激动着社会的问题。” 屠格涅夫的《前夜》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这个评价的正确，“它的标题所包含的象征性暗示，可以被认为具有很广泛的意义。”

女主人公叶琳娜.斯塔霍娃代表着俄罗斯生活中的“新人”。叶琳娜是个20多岁的贵族女青年，身体纤弱，外表沉静，但内心充满热情，性格刚强，“软弱使她反感，愚昧令她愤怒，而欺骗，则是‘从永远到永远’她一不能饶恕的”。她在一般贵族小姐中找不到朋友，也不喜欢玫瑰、夜莺、笑靥和打扮，却爱读哲学讲义。

叶琳娜身边有三个天禀优异的青年：一位是理想主义者伯尔森涅夫，热爱音乐，因为音乐能在人心里唤起“模糊而又甜蜜的、无定型而又无所不蔽的情绪”；一位是雕塑家苏宾，他身上的一切全都流露着一种发光的灵智与健康的幸福和愉快；一位是求婚者库尔拿托夫斯基，他只有一种“官僚习气的正派，和什么内容也没有的事业心”。但在叶琳娜看来：伯尔森涅夫庄重诚实、心地善良、态度严肃，但远离时代潮流、迂腐、缺乏生活气息；苏宾热情、有才气、虽然对贵族生活感到无聊甚而反感，却不想改变，人品不坏，但得过且过，抱着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求婚者库尔拿托夫斯基更是情趣不相投。因而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没能引起叶琳娜的爱情。

叶琳娜把她的爱情献给了贫寒的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他平生有一个伟大的目标――从土耳其压迫下解放祖国；他充满着这“唯一的、永远燃烧着的激情，和专心致志的思考”，这满足了叶琳娜对完美的、使人愿意为之牺牲的（而不是于个人有利的）友爱的向往，满足了她对自由的模糊然而强烈的企求，他用他那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美景吸引了她。

英沙罗夫爱上了叶琳娜，却又怕这爱情会妨碍自己投身的解放事业而会给对方带来痛苦，因而努力控制自己，在内心展开激烈斗争。因在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爱一个人就要使对方幸福，不能枉对对方的感情，必须将一切可能遇到的不幸表明。

叶琳娜坚定不移地做了英沙罗夫的妻子。她所作的选择似乎说明了俄罗斯生活所期待和呼唤的是怎样的人物。杜勃罗留波夫在其分析《前夜》的论文里写道：“我们在叶琳娜身上看到的那些观念和要求，已经出现了：社会用同情的态度接受了这些要求；不但如此，他们还积极地要求其实现。这就是说，社会的陈规惯例已经过时；再经过一段摇摆，再有一些得力的言论和有利的事实，活动家就会出现了……到那时候，文学中也能出现完整的、刻画鲜明而生动的、俄罗斯的英沙罗夫的形象了。我们不会等待他很久：我们盼望他在生活中出现时的那种狂热的、痛苦的急躁情绪，便是这一点的保证。他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他，我们的整个生活就算虚度了，而且每一天的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第二天的前夜罢了。它终归会到来的，这个白天。”

九、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中的新女性形象薇拉.巴夫洛芙娜

在男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形象身上，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六十年代某些其他的杰出革命家所固有的性格特点的反映：高度的公民责任感、超人的智力、铁的意志、对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他是包含着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许多典型特点的艺术形象。

拉赫美托夫背叛贵族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斗争和专制制度的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与劳动人民一起做工，成为职业革命家，但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刻画较为简略。

作者所着力刻画的是新女性形象、女主人公罗普霍夫。其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庸俗的小市民家庭恶劣环境中度过的，她像大多数新人一样了解贫穷的生活。她性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她深深憎恶各种压迫，渴望独立和自由。她对她所爱的罗普霍夫说：“主要的是能够独立！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向任何人请示，不向任何人要求什么，我希望这样生活！”她性格高傲、坚毅，谁也不能迫使她向她认为荒谬可恶的事物屈服。她希望精神上不断有所进步和提高，热爱音乐和戏剧，尽情娱乐，她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时她才会感到幸福。她热心工作，创办了缝纫工厂，这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社会生产组织的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要求，而关键是生产中“所有主与工作者完全统一”，即社会主义思想理想，他描叙薇拉工厂的女工“本钱是她们的，他们本身便是老板，因此，老板应得的那份利润归她们所有了”，不过，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薇拉后来努力成为了医生、女科学家。

薇拉与爱人罗普霍夫性格上存在差异，她爱交际，他较孤独，两人感情逐渐冷淡起来。薇拉与吉尔沙若夫情投意合发生了爱情。但薇拉对罗普霍夫很尊敬和感激，不愿离弃他，思想矛盾、精神痛苦。薇拉不愿意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她认为这是卑鄙的、不诚实的，于是她首先将自己的感情告诉了罗普霍夫，她不以个人幸福为满足。罗普霍夫也非常痛苦，为了让薇拉自由快乐，也解脱自己，就假装自杀，跑到国外，籍此成全薇拉与吉尔沙若夫的婚事。后来他从国外回来与波洛单娃恋爱，自由结婚。经过曲折发展，两对相互友爱的夫妻、两个自由幸福的家庭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品似乎在写爱情故事，实际上是在表现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并以此揭示历史进程与时代发展，在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笔下“多余的人”的沉沦，以及发出的“谁之罪”的呼喊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在这里回答了应该“怎么办”。

（1986年秋为湖北高等金融专科学校学生所作文学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