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婉约与豪放两大词风浅析（邢光/1980年12月1日）

宋词——宋代文化的桂冠，中国灿烂文学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由婉约、豪放两大词家在各自不同艺术道路上所达到的造诣和发出的艺术之光交相辉映而成。

词－本为配合歌唱而作，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仿佛一个艺术生命完整地走完了生命进程，竞管苏轼以后词与音乐脱离走上文学道路，但同样获得了炳照千秋的声誉。苏轼以后词因改变形式成为文学体裁，而有可能囊括更广泛的社会内容，于是形成豪放艺术风格，从而致婉约、豪放两大词风如比翼鸟而各领风骚。总括来说，婉约词家表现生活情怀是委婉、含蓄、绰约、细腻的，所作词不离曲牌对内容的要求，且多是平韵词牌，适于轻声慢唱：“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豪放词家则是雄放、豪迈、旷达、飘逸，“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就反映生活面的宽广、深浅程度说，两家自有区别殊异，也有高低上下之分，但不能苛求某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定要反映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应该说，无论是婉约或豪放词家都是走在或慢慢走向了进步文学传统的道路上。

“词以婉约为宗”，晚唐以温庭均为代表，用晚唐诗人之笔，写绮罗香泽之词，从而建立起“花间派”词系统，“他们的词婉柔艳霏、缕玉雕琼、刻红翦翠……”（《论婉约词人秦观》山东大学学报61.4），却由此“奠定了婉约派词的基本风格”（同上）。而北宋初的晏殊、欧阳修则将这风气带进了宋初词坛，并用自身的艺术技巧形成并巩固了婉约词系。这类词家的创作，依然无外乎男欢女爱、伤春伤别，词境狭小，甚至有时不免失之于淫靡声色，但自柳永至秦观及至李清照，婉约词的题材是在不断扩大加深的，不过他们习惯运用美人香草比兴的传统形式罢了，而这不也恰是一种独特艺术风格的体现吗？婉约词比兴深婉、形象鲜明，运用形象思维高妙。拿晏珠、欧阳修来说，除去淫靡的词章，许多词都写得颇佳。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孏泣露”通篇是比兴，不用叙述，而是寄情于景，用物写人，通过景物描写折射勾出“有我之境”的人的心理，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情调则是温馨纤绻、委婉含蓄。不难见出婉约词人的所长。晏殊的《诉衷情》“芙蓉金菊斗馨香”也写得有生气、清秀，情致也缠绵。“王灼曰：‘晏元献公长短句，风流缊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碧鸡漫志》卷二)。欧阳修词也是情感真切，形象鲜活，表现出一派清丽、委婉之风。《采桑子》十首写自然景物写得清丽洒脱；《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写闺怨，深切感人，柔软蓄雅，如歌如诉；“泪眼问花花不语”描人状物极到工处。可见婉约词人自始就具备了优良的艺术传统，艺术造诣极高。

婉约词到柳永实则一个飞跃。柳永率先开启了慢词体制，这就使婉约词人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扩大了容量，形式上有所突破、内容及表达上就大有天地可为。柳永的《望海潮》写杭州城市，写得绵罗繁华、气象阔大有气势。但柳永长于写羁旅生活，名篇是《雨霖铃》、《八声甘州》，写天涯飘泊之情，也写对于故乡和爱人的留连、怀念，写得真切，缠绵，在写法上亦丰富了婉约词的表现力。在比兴深婉之中有直抒胸臆，是尽情倾吐内心郁积的哀愁而不求含蓄。因而柳词是比较能集中代表婉约词家艺术风格的。在选材、取景、描写方面都表现出了婉约独特的风格（也说明个人气质对于形成文学风格有着重要影响）。在柳词中我们是能更多体会到婉约词风的共同点：那愁绪绵绵、情调低迥如《雨霖铃》中的“寒蝉凄切”、“冷落清秋节”，《几声甘洲》里的“霜风凄景,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景象是萧杀凄凉的，用字也都苦寒，并呈冷调色彩，蕴藏其中的情韵当然也就更愁煞人了。柳永词是婉约词发展道路上一尊里程碑。

秦观的词在艺术上使婉约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词意表达上仍如出一辙，写情愁，但由于他传达出的真挚情感是以平等和同情去对待被损害和贱视的歌妓舞女，发现了她们灵魂中所存的可贵，因而在作品中创造了许多优美的艺术形象，并在词的技巧上有新发展，即能够锐敏地感受他所描写的对象，扑捉最突出的特征，构成鲜明的形象，并以强烈的主观感情注入这些形象，使它们具有充分的感染力，观察得深刻而细致，语言也是自然而清新。他的《鹊桥仙》表现爱情就别是一番风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谓千古绝唱；《踏莎行》写景状物，将情寓于其中，还是细腻、委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比喻深切、含蓄，言近意远，情致婉转，更是婉约词家艺术表现上的集大成者。到此，不难看出婉约词人由于受文学的承继性及艺术形式的影响、制约，亦使他们的词有了较大局限性。周邦彦则又继续发展词调，进一步强调词的音乐性，及至到南宋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并责怪苏轼不协音律，以至她的词也依然是“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脱离不了婉约词题材的“镜框”，而她也一味沿婉约词的道路走下去，她也就把婉约词创作推向了最高峰，她的“声声慢，寻寻觅觅”成为万世佳作，风格仍是含蓄的，用婉转来写国破家亡，饱经忧患和乱离生活的哀愁，这当然不能与豪放风格同日而语。不过她的诗却与词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词作为宋时主要的文学样式，仅仅配合歌唱，写某一方面的生活，不仅不能满足人们的艺术口味，难以表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自然也就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尽管婉约词人达到了很高成就，而人们更是欢迎豪放词家，并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

词至苏轼是大为一变，形成了与婉约词并行不悖的豪放词风，两只流派共同发展并相互融合。

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汲古阁本向子湮酒边词序》）。他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或弟古伤时，或悼亡送别，说理咏史，山水田园，自伤身世”内容博大精深，词也就格高、境大、色彩鲜明，而笔触又明快，又飞扬，又沉着，是可用他自己文中“山高月下，水落石出”和“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来形容的。其最著名的是扇其雄风“忽变轩昂勇士，一鼓作气，千里不留行”调子的《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的形象是飞动的，雄壮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概沉重悠远，内心激荡的是一种浩然、昂扬的历史感情，是借追怀古代英雄、抒写怀抱来自伤身世，真是一扫千古陈词滥调，树一代新风。胸襟之博大、眼界之开阔、格调之高昂、意境之深远、笔调之雄放，夸张的、浪漫主义的比喻直抒胸臆，语言扑实明快、流利畅达、激荡跳跃，真是前所未有！与温柔、委婉、细腻、绰约、婉约风格截然不同。

苏轼之后，至南宋辛弃疾，乃至张孝祥、文天祥——豪放蔚然成风。显见的是，南宋的时代背景变了。文学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为之一变，内容决定形式，豪放词风的盛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笔者以为，豪放、婉约词风也多有融合之处，常常是一篇词作便可见出两种不同词风。就作家来说，婉约词人常有豪放之作，如柳永的《夜半乐》，写旅途景色，登山涉水，商旅相呼，洒旗烟村，渔人浣女，情景比较辽阔旷达。秦观到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豪放作品是日渐多。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就是一首典型的豪放作品，尽管仅一首，却能见出李清照词中透出的豪放气息。而豪放派苏轼的《浣溪沙》“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幽怨缠丛，柔肠百转的《水龙呤》“次韵章质夫杨花”也都是婉约作品。辛弃疾的《水龙呤》“梦天千里清秋”、《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也是那种“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刚柔结合、豪放与婉约兼长的作品。因而，当需以辩证的艺术观来看待和分析婉约、豪放词之两大词风。  （写于1980年12月1日，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