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台湾圆神出版社出版龙应台女士《野火集》,本书成为台湾一九八六年十大畅销书之一,是鉴察台湾当今社会的一而镜子。
2006年2月摄于夏威夷,此次乘台湾中华航空航班从夏威夷经东京转机回国
《野火集》篇幅内容大致可分三类。其一是龙女士对台湾当今政治、社会生活,所存种种弊端的抨击。如《啊!红色!》,写一美术馆长在一雕塑作品展出之后,因人投书言作品添成红色有中共红星之嫌即花几千元将作品改染成银色。龙女士指出:“因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治的恐惧”“是对于艺术的极端蔑视”。
在《生了梅毒的母亲》一文中,龙女士痛苦地喊道“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因为“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她列举台湾遍存的不法现象和环境污染:感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制造假奶粉,“朋友喝了酒而失明”,“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的苟活”。龙女士恳切地吁请人们来“管管社会的事”,而这是台人应有的责任和资格。
夏威夷游船上土著民的草裙舞表演
书中不难看到,龙女士往往在对某一事件的揭露、抨击的同时,鞭辟入里地揭示、刻画出台湾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独具的心理状态,这便是此书内容之二。集中反映这类内容的篇幅如《精神崩溃的老鼠》、《台湾是谁的家》、《正眼看西方》、《美国不是我们的家》、《我的过去在哪里》等。这里,龙女士深刻剖析了台人深重的失落感和自信心的缺乏。台人以台湾为家,却不对台湾负责任心,不抱主人翁之态度,转移资产,人员外流,马马虎虎地处世,动辄即“到美国去”时,台人又能挣扎于崇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就象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即对“金发碧眼的人讨好陪笑、过度谄媚”,“许多人又特意表现出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想着法刁难外人”,这些变态的心理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写照得惟妙惟肖,然沉心一想,便即刻悟出这是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自我孤立、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必然之后果。
第三类内容,是龙女士对台湾教育制度的抨击。如《幼稚园大学》、《机器人中学》、《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等。文中指出,台湾大学生(以几位女生为例)独立处事的能力极差,二十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思想贫乏,学习刻板,如对于“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和“为什么”,是“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这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习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生活上“抱着走”,课业上“赶着走”,思想训练上“骑着走”。龙女士尖锐指出:“其先决问题:我们教育政策毕竟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一针见血。
龙女士表白《野火集》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野火集》辑二专收读者正反回响十六篇,正是龙女士这一主旨的体现。
龙女士文学根底深厚,她用散文的笔调来做社会的批评,在健笔利辞、锋芒毕露之中,通篇又是委婉曲折的侃侃叙述,且首尾呼应,结构完美,因事生理,论理举事,语句流利,并富有形象性。更可佳的是,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龙女士对台湾故士的一颗纤绻之心,“我爱台湾、无可救药的爱着这片痛恨的土地”,这深沉、炽热,交织着激烈矛盾的情感是何等动人心魄,令人读来不忍释卷。
(载于《书刊导报》1987年5月7日)
1941年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被炸沉的亚历山那号舰遗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