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裕却粗鄙不大有教养的社会：读《从富强到文雅》（文/邢光）

被视为大陆“新左派”代表人物的甘阳是一位西方哲学研究学者，《从富强到文雅》书名即取之于他“从富强到文雅”的演讲。他振聋发聩地说：“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依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

  甘阳进而讲道：“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肥肠、腰缠万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那是不够的”。

  当然，对于那些仅仅只能温饱、或者成天为就业、生活稳定而奔波的人们来说，你要求他“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似乎也是强人所难。但甘阳说的那些“脑满肥肠、腰缠万贯却非常粗鲁的人”的确令人生厌，甚至包括那些颐使气指、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故甘阳提出“对国人要提出更高要求”的愿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称甘阳为“新左派”代表人物，可从甘阳在这篇演讲中讲到的以下问题中明显表现出来，即“现在大家停留在说一些没有意义的空头大话上，比如自由、民主、权力等等。可具体怎么做才是关键”。甘阳并未去开一个救世良方，而是告诫人们自由主义是危险的。他说：

   九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学术会议，主要讨论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会上四名主要学者的发言被结集为一本书《后共产主义的转型问题》。其他所有人都是谈自由市场、公民组织、非公民，好像这些问题就可以代替国家，只有霍尔姆斯一个人认为，在苏联、东欧这样一个大转型之后，最严重的问题是无政府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威和政府职能；如果国家权威和政府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建立，自由市场也不可能很好地运转，公民社会就很可能变成黑社会；许多人虽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其实他们的权力是不正当的。

  日本福山在2004年出了一本书叫《State Building(国家建设)》，指出七八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思潮造成了整个国家政治的瘫痪状态，所有国家的政府能力都在大幅下降，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大潮中的一个普遍趋向。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同样是认为政府组织不能够代替国家和政府的权威，前者只有在一个有效运作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威之下，才能发挥出它们可以起到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取代政府的经济职能，认为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可以代替国家，这是极大的幻想，会把整个人类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是不可能容纳那些虚妄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一味推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无限夸大其作用的那些思潮的。因为，正如甘阳所说：“如果国家权威和政府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建立，自由市场也不可能很好地运转，公民社会就很可能变成黑社会；”“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取代政府的经济职能，认为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可以代替国家，这是极大的幻想，会把整个人类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甘阳建议：

  “如果后三十年大力度发展文化，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给它一个很好的支撑”，  因为，“ 第一点，政治固然重要，但文化重建不可能由政治来代替，不要以为民主化以后，自然而然就能有文化，不是的，这是两码事。第二点，对前三十年的文化建设不能求全责备。我们可以参照英美的经验，美国经济起飞大致在1870年到1940年，1900年前后基本上也处在一个价值观相对混乱、道德水准比较低迷的状态。所以中国人不能总是抱怨和批评自己，一味说中国的种种不好，结果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不知道中国好在哪儿；第二，不知道中国该怎样往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