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2014-04-05)

父亲是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参加胶东八路军的一个老兵，他的一生的革命轨迹，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从胶东的抗日战争、挺进东北、四保临江、挺进辽南、决战塔山、警卫北平、南下湖广大进军、援越抗法、沈阳炮校深造、南京军事学院教学、河北宣化炮兵学院任教、河北蔚县炮兵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包头军工厂支左、宣化炮兵学院留守处主持工作、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沈阳第二炮校、安徽合肥炮兵技术学院、离休……，直到2003年的初冬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84岁。归纳起来，老父亲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革命战争和教书育人。

父亲离开我们十年多了，在今年清明这个日子里，站在可以隔海相望故乡山水的大连玉皇顶公墓的父亲墓碑前，看着墓碑后面刻着的、当年我深思斟酌的八个字——革命军人、正直一生，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正直，无疑是父亲最宝贵和崇高的品格，革命，则是父亲一生的正确选择。此外，父亲留给我们的还有——尊严。
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狭窄的范畴，它是和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命运相联系的。父亲出身在山东莱州海边的一个村庄里，山东人的地域性格和孔孟之道，无疑对少年求学的父亲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我爷爷在大革命时期秘密参加农民协会，对父亲早期追求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据父亲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的铁蹄踏入山东，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胶东半岛成为无政府状态，这时，共产党在胶东积极开展工作，身为小学教师的父亲，在后来任广州军区政治文化部长的葛福慧动员下，参加了“青抗先”组织，1939年秋参加了胶东抗大分校，从此走上了革命军人的一生。之后即使是在胶东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1941年、1942年，在抗战胜利后却要告别故乡和父母挺进东北，在1946年冬严寒下挺进辽南在国民党军后方大闹天宫时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在塔山阻击战浴血奋战，在越南北部丛林中援越抗法的极端困难之中，父亲始终是革命意志坚定。在面对敌人时父亲没有退缩和动摇，在面对“文革”内乱、内斗和屈辱，昔日的革命同志向你高喊批斗的口号，昔日的战友横眉冷目看押着你，昔日的领导弃你而去，父亲虽然被迫写检查做检讨，但仍然没有放弃革命的选择，在平反解放后，又是一门心思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这些孩子们在他面前谈论共产党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指责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行为，有时言语还比较激烈，父亲总是默默的听着，再不高兴也只是走默默的走开。他心里也知道文革是错误的，也知道毛泽东要为文革以及建国之后左的路线错误负责，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在变质，不正之风在盛行，但他却不愿意在我们这些孩子面前去公开指责他曾经选择的革命事业，我想，他是心里有苦却无法和我们诉说而已。
正直，并不是固执，而是坚持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不轻易改变自己正确的选择，不含糊其辞的德行。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革命军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重成分的阶级观点，父亲这种家庭出身中农当过小学教师的身份，显然不一定会比工农战士更受重用。我看过父亲在文革中交待材料草稿，在战争年代中，特别是挺进东北后，父亲的职务几经上上下下的变化。从侦察队长到营长，到四纵十师司令部科长，又到十二师34团的营长（或副营长），又到团司令部当参谋（或作战股长），直到部队从北京南下时，才任职团司令部副参谋长、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其中还经历了一打塔山之后的背黑锅事件。从父亲的性格看，他不是作战不勇敢，而是一个不轻易改变自己主见的人。
在我们懂事后，和父亲接触多了，越发感受到父亲性格正直，仅举一个例子，1972年我们全家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宣化炮院（此时已解散，设有留守处），在林彪事件后，中国政治环境出现了可以部分纠正文革错误的时机，原志愿军政委王平将军来到军委炮兵当政委，1973年，父亲被任命为宣化炮兵学院留守处副主任，主任是原来的学院副院长。留守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从五七干校和支左前线回来滞留的大量干部的文革结论作出重新结论，在当时的文革派性可是影响下，这是一项棘手和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恰恰在这个时候，留守处主任因病长期在北京家中修养，很少来距离北京180多公里的宣化工作，不知是心病还是畏难。父亲原来可以找个借口，回避这件棘手的工作。但父亲这人太正直了，想到有几百名干部需要重新作出结论以便分配工作，便党性上来了，不顾一切的投入到工作之中。在留守处领导班子八九个人中，文革中三派的人都有，对重新结论这项工作立场和观点都不相同。而等待分配的干部的情况也很复杂，文革档案中结论也是五花八门的，有被错误复员回地方的干部和学员，有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造反派干部，有风头草和骑墙派干部，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屈辱自杀的干部的重新甄别。不同的干部对自己的遭遇都有着不同的诉求和期望，多数都有着超出当时文革具体现实可能和中央对纠正文革错误的容忍底线。那时候，我们家经常被不同诉求的干部登门，有恳求的，有谩骂的，有赖着不走，有耍横的。而留守处班子会议也经常是激烈争执。父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坚持工作，父亲本身是文革中受批判受打击的所谓“保皇派”组织的成员，但他却对文革中造反派、保皇派、骑墙派的干部一视同仁，在领导班子内做工作搞团结，对在结论上期望过高的干部做工作，还要经常出差去北京向那位主任和炮司首长机关汇报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大多数干部的重新结论工作完成了，许多干部结束了无所事事的等待，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可是父亲的文革结论中仍然留有尾巴，重新分配工作也不甚理想，本想回广州军区老部队，或者回故乡的济南军区，但却被分配到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做了第七副参谋长。有时正直是要付出代价的。
尊严，我感觉是父亲身上的闪亮点，但把握不好，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父亲是山东人，性格上比较率直，也很注重尊严。在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被打成炮兵走资派的黑高参，因为当时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是父亲老部队的老首长，战争中父亲把缴获的一支很漂亮的德国小手枪送给了司令员。1969年我们全家下放到蔚县炮兵五七干校，姐姐已经十五岁了，在蔚县暖泉上中学。有些战友们找机会把孩子送到部队去当兵，姐姐也当兵，父亲自认为我现在是一个犯错误的干部了，有什么脸面去求别人，去给人家添麻烦，说什么也不给老战友写信，母亲只好自己动笔给父亲在山东潍坊炮兵师当师长的老战友写信，把姐姐送到了部队。见面时，部队师长说，你爸是好人，是正派人，我们都了解他，把孩子送到我们这，你们就放心吧。
1979年父亲调任合肥炮兵技术学院任副院长，这年父亲六十岁了，可能是父亲在军职的最后岁月了。在合肥炮院工作期间，军委炮兵和总政把父亲列为宣化炮兵学院院长的人选，毕竟父亲从事炮兵院校工作二十多年了，又有担任初级炮校筹建和校长的工作经验，中级炮院的工作经历，对于父亲担任宣化炮院这所解放军炮兵最高学府的一把手的能力，军委炮兵的领导们都对父亲有信心，但父亲的不利条件是岁数偏大了。我现在也不知道父亲当时去没去北京为此活动过，但听母亲说，父亲并没有刻意去送礼疏通上层关系，最后是比父亲小两岁的合肥炮院的一个副院长去了宣化炮院当了院长。也许这个时候太要尊严了，是要吃亏的。
1993年我去北京学习，正逢开两会，我跑到总政远望楼宾馆，看望父亲的老战友，工作有着兄弟将军美称的刘存信、刘存智二位将军，想到离休后的父亲对老部队老战友十分想念，也知道父亲内心可能不好意思张口向上面要广州疗养证，就求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刘存智将军给父亲弄张广州疗养证。刘司令说，你爸这个人啊，就是不愿意联系人，这些年都在哪里啊。很快的刘司令就让秘书把疗养证邮了过来，父亲去了广州疗养了，见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四十一军的老战友们。
父亲在地下长眠十多年了，中共大陆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知道他如果哪天从地下走出来，看到现在社会乱相丛生，党内军内腐败严重，革命已经成为华丽的辞藻，成为腐败的遮羞布，他会怎么想呢，还会对当初革命的选择不动摇吗？看到现在没有关系，不利用权钱交易就很难办成一件事，正直被视为不会来事，他会后悔正直一生了吗？看到现在社会道德倒退，老人倒了要讹诈，老人倒了没人扶，卖身求荣求官求财大有人在，他还愿意维护人格尊严吗？我想，就父亲的性格和思想，他的一生为人，他会苦恼的，他会痛心的，他内心会受到折磨的，但他不会改变什么的，那是他做人的根本，那就是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