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忌日，在墓地的思与想(2015-11-10)

昨天，11月9日，是父亲忌日12周年，带着对父亲的思念，来到父亲的墓地，扫除灰尘，擦拭墓碑，系上民俗的红布条，献上鲜花，向父亲三鞠躬，以美酒洒在墓地前，以纪念我及家人的哀思。
父亲的墓地是我在父亲病危时亲自去选择的，出发点就是要“望乡”。
父亲是山东莱州人，1945年父亲随山东八路军吴克华部渡海进入东北，之后，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就战斗在辽东辽南地区，最后参加了决定东北前途和命运的辽沈战役，在塔山前线浴血奋战，所在的四纵12师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父亲1952年带着援越抗法的硝烟，又来到战斗过的辽宁大地，在沈阳高级炮校学习。文革后期，再次回到东北，在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任职，之后，筹建并出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再之后，就是离休又回到了辽宁，回到了离山东老家隔海相望的大连。
从1945年渡海来东北，在大连地区登陆，到最后离休来大连，父亲的革命轨迹，就象划了若干个圆圈和曲线，最后又回到了原点。
因此，我把父亲的墓地选择在依山傍海，面向山东老家方向的大连龙王塘的玉皇顶，山脚下是波涛滚滚的渤海海峡，海对面是胶东半岛的莱州湾，就在那里的海边的海庙于家，就是父亲的老家，是父母祖坟的所在。成全了父亲革命一生的“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豪迈和宿命。
看着父亲的墓碑，思念着在此长眠12年的父亲，看着高山、青松、大海，还有远处漂浮的白云，想着父亲的一生。
其实，作为父亲，虽然有其值得荣耀的革命一生，但他却缺少对我们的革命历程的讲述，在我们的脑海里，都只是父亲曾经只言片语的革命回忆，即使再三询问，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父亲曾有过一段时间想写写革命经历，但只写了一个不长的开头，就停笔了。甚至当北京方面派人来征集1950----1952年中共军队在韦国清、梅嘉生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秘密赴越南的援越抗法的回忆录，父亲也以脑血栓后遗症为由，没有写出来那段革命经历。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部父亲留下来的回忆录。
当然，想想，也有我们这些革命后代的问题，父亲健在时，我们总是以工作忙，家庭事情多为由，与父母离多聚少。回到父母身边，也多是做饭炒菜，喝酒吃饭，关心物资生活，或者闲聊时政。始终没有拿出专门的时间，做系统的采访，回顾，把革命的征程完整的记录下来。以致使，父亲和我们最终没能很好的配合，留下来一部起码值得我们永久珍藏的传世家书。
这一年里，我在大连找到了父亲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的通信员，知道了父亲不曾对我们说过的灰色经历，再联想起父亲许多时候的欲言又止，我忽然有种醒悟，父亲是一个正直的、又是一个很在乎脸面的大男人。他向往着辉煌，但现实中，父亲的革命生涯又是极其坎坷不平的，在传统观念上，许多是耻于谈及的，这也许就是来自齐鲁大地，受到孔孟之道熏陶的旧观念，太在乎面子了。
父亲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军人，虽然他不是红军，但他却是在日军全面侵华的民族危亡之初，就毅然放弃家乡老师的工作，投身到民族抗战的革命洪流之中，参加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以及解放战争，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但是，父亲坎坷的革命经历中，受过处分和降职（我在博客中写到过），文革中被作为军委炮兵和炮兵学院当权派的“黑高参”受到错误迫害，即使重新分配工作，也是带着错误政治结论的尾巴，直到1979年彻底否定文革，才得到最终的平反。
抗战后期，父亲已经是胶东吴克华部的侦察参谋和侦察队长了，1945年父亲渡海进入东北时，是东北民主联军四纵10旅30团的营长了，几经升职降职，1949年随41军入关时，依然是一个营职干部，南下两广时，才担任41军123师作战科长（大概是副团或正团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担任炮兵学院最大的教研室的主任，大概是一个副师职或正师职（炮兵学院刚成立时是正兵团级，上将陈锡联任军委炮兵司令兼炮兵学院院长，后来为正军职单位，少将高存信任院长）。当文革前军委下命令调父亲出任新成立的昆明二炮基地参谋长时（应该是副军职），却被革命造反派强行扣留，声言要交待罪行和接受改造，致使这次任命无法成行了，而且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晃就十年过去了，1975年父亲才重新分配工作，出任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1977年出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正师职），当1983年革命45年之久的父亲到离休时，才是一个副军职。
父亲虽然是一个老革命，但他毕竟还是一介凡人，在意革命经历和职务，在意面子。在那个年代里，毕竟职务升迁是对革命业绩和工作能力的肯定，是对人品和道德的肯定。而处分、降职和文革中遭难，虽然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父亲本人，但对不知情的人们，或者那些老战友们，有时毕竟是难以说出口的，难免不被别人想偏了的，何况留许多老战友在作战部队里提升较快，不象父亲在军事院校职务提升较慢。特别是父亲这种组织观念强的老军人们，也许不会轻易在我们晚辈面前，非议组织决定的，属于那种打碎牙咽到肚子里的硬汉子。
也许这些猜测，或者说是坎坷和脸面，或者是思想上革命性和进步性的追求，可能就是父亲最终没有为我们写出回忆录的原因吧。
我是很盼望父亲能给我们留下他革命一生的回忆录的，这也就是我难以释怀的一种深深的遗憾吧。说到底，还是我们做晚辈的没用心。现在，再想了解父亲的一生，在看不到他的官方档案情况下，是一件多难的事啊，特别是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战友们，许多人已经告别了人世，或者四散八方，难以寻找到了。只剩下在网上的“四纵子弟群”中大家相互议论一下都也是比较缺乏很一手的材料了。遗憾啊。
说到回忆录，多说一点，我挺佩服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经历了那么大的人生大喜大悲，受到了那种残酷的人生磨难，审查、关押、判刑，监狱，开除党籍军籍，从高级干部，到阶下囚，到普通平民百姓，子女亲属和部属都为些受牵连。可是，他们还是“知耻而后勇”，为自己申辩，为后代负责，为世人明了，还是写下了与官方所不同的回忆录，陆续在香港出版了。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不可能不为他们自己当年的言行申辩，有些也可能并不完全真实和可靠。甚至是一面之词，但是我认为，这些回忆录，比那些被誉为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共产主义战士们的官方回忆录，人为拔高的“高大全”更可信，更朴实，更真实，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更对历史负责的。我会用单独博客来谈他们的回忆录的。
要知道，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留下了大量的日记，目前已经通过公开阅读和供研究了。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党内55年，开国统治27年，掀起了那么多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没听说有什么日记和回忆录留下来。而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经历了那么多的台前幕后大是大非，与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合作共事过，却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带着所有的秘密走了，而且骨灰也扬了，为什么？这些难道不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吗？
想想，这想多了，想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