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看马克思主义创立及苏联十月革命后联共（布）党史部分史迹

《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一书作者写到，毛泽东同志年青时研究过二十世纪初叶、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应运而生的西方现代哲学，一十年代，毛泽东还在长沙亲耳聆听过西方著名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的演说，但毛泽东认为这些东西都救不了中国，他摒弃了这一切而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严酷的阶级对抗年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彻底的学说。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毛泽东同志不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得了革命的理论，而且形成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独有的精神气质。

一

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处在与形形色色的庸人哲学、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所谓的真正社会主义、乃至空想社会主义等的斗争中。马克思青年时代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从思辩哲学中跳出来，马克思明确认识到，历史不是决定于观念、宇宙精神，相反，正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马克思通过经济的、社会的观察，从哲学领域入手，发现并创立了唯物史观，进而为无产阶段革命提供了一系列的斗争理论。纵览马克思主义，其中充满了革命的斗争性，马克思从来不屑于并嘲讽那些耽于抽象的哲学思辩的庸人和那些形形色色软弱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就在于此，其实质内容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从马克思清理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批判赫斯及其后裔“真正社会主义”卡尔·格律恩等等的过程中，我们可看出其处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精神实质。

那些人，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不是应当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而是应当通过普遍的道德理想的教育作用和说服作用来实现。他们撇开阶级斗争来考察劳动和劳动条件，同那些资产阶级博爱家、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家一样，把诉诸教养和教育看成是改造社会关系的手段，即用空话偷换了革命的阶级斗争。这是赫斯用来自费尔巴哈、傅立叶和蒲鲁东的各种思想胡乱堆砌而成的。“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卡尔·格律恩也力求在不改变当前社会关系的条件下来消灭贫困。这些软弱的感伤的倾向是马克思决不苟同的。马克思明晰的头脑、坚决的意志同任何感伤情绪、任何模棱两可的临时应付都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的强有力的精神气质，是许多温和主义者都容纳不了的。

德国的威廉.魏特林是一位工人理论家、革命家，遗憾的是，他也不过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他只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公设，而马克思却决不，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事业。魏特林还企图用早期基督教的精神建设共产主义，他始终坚持他的空想的具有宗教色彩的共产主义。

瑞士的“共产主义者”奥吉斯特·贝克尔，他根本否定无产阶级阶段斗争的思想，宣扬温柔的爱和富人与穷人温情的团结，他在给魏特林的信中说：“人民没有理由憎恨自己的压迫者，正如同压迫者也没有理由蔑视自己的奴隶一样”。对于这个骗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给予了毫不留情地清算，同时主要批判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想用感情的人道主义促使一切人都亲如兄弟，并把这种人道主义看成是与共产主义相似的东西，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一种人道主义倾向，而马克思主义则决不从某种善良愿望和伦理观念出发去抨击资本主义条件下种种非人道现象，将历史人格化、道德化，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根据生产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来阐明人类历史进程。阶级对抗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的斗争，要推翻旧统治就必须采取暴力革命。列宁豪不动摇地领导了武装起义，排除加米涅夫的干扰，迎来十月革命的胜利，便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斗争的学说的伟大实践。

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那个年代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是是必须的，无庸置疑也就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者特定的气质。法国奥吉斯特·科尔纽在其《马克思恩格斯传》中说：“在他（马克思）的思维和他的行动中，永远是秩序和纪律占着首要的地位”，这是铁一般的东西。但是，后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脱离具体时代的特殊要求，将这些强硬的、“不容置疑”的东西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表现为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过程中每每表现出的左的东西就是在信奉某种“铁的东西”这个氛围的培养基里培养和茁壮成长的。这里不妨看一看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分析这段历史，也可以见出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所走过的道路遇到的挫折与之存在的渊源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险恶，列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这是必须的。二十年代初，状况缓和了，列宁便推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是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1923年1月6日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指出：“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商业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在此虽指商业合作社，但对农业合作经济同样具有意义。但是，列宁逝世后，在1925至1927年苏共十四、十五大上，斯大林却彻底推翻了列宁的路线。继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用强制的手段推行农业合作化，乃至不惜暴力。虽然，这相应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以致使苏联有幸日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这毕竟是让农民付出了所不应有的代价（历史有时竟然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

在论及斯大林之前，从有关史料中也不难看到，即便列宁也不乏存在“左”的东西。列宁1921年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人为地扩大了派别活动的严重性，也搞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列宁写了这么一段:“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布哈林说道：‘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不正确或第二个不正确，因为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列宁却论道：“在布哈林及其‘集团’或‘派别’的提纲第六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来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在各种时髦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列宁把对工会职能作用的不同看法的正常论争无限上纲是不妥当的，这是职业政治家、革命家最易犯的毛病，常常是某些政治劣根性在作崇。布哈林写道：“因此，工人民主的方法应当是生产民主的方法。这就是说，进行一切选举、提出候选人、支持候先人等等，都应当不仅考虑政治坚定性，而且要考虑经济工作能力、行政工作资历、组织才能以及经过实际考验的对劳动群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怀”，是说的何等好，然而，列宁却批判道：“这种论断显然是牵强附会和不正确的”，接着逐字逐句地对布哈林予以批驳。

列宁逝世后，1925至1926年，苏联最重要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是否应继续执行下去，或者恢复1918至1919年的政策，以暴力军事手段来推行共产主义。苏联领导选择什么道路，这关系到百万人民的生活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斯大林抛开了列宁的路线，推行了一条不能再左的路线。

实际上，这是俄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给农民及其经济以逐步发展的机会，还是把它摧毁，列宁认为摧毁农民是不行的，他主张在自愿基础上让农民逐步加入合作社（集体农庄），慢慢地实现这一进步的发展。

什么道路最好？熟悉实际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认为必须继续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5年4月，布哈林在一次党的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有名的观点：“集体化并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相反必须提出发展农民经济的要求，应向农民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发财吧！”。严格来说，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走理智的道路，或是走摧毁的道路。最富有才干的列宁、布哈林等等理解到共产主义面临着严重危机，因此不能不走第一条道路。只有托络茨基这样的狂热者、季诺维也夫那样的左右摇摆，只顾争权的政治家和斯大林那样不受（道德）约束的人才主张用暴力来实现共产主义。当斯大林利用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力量排斥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反党集团，自己又开始主张优先实行工业化，主张用暴力实行合作化。1927年12月全会上又对布哈林、李可夫（国家主席）、托姆斯基进攻清算，因为李可夫、布哈林在工业、农业两个方面与斯大林有分歧。实际上，在工业化方面是由1925年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的，在集体化方面是1927年十五大确定的，“右”派（布哈林）同斯大林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走向社会主义，不在于要不要实行工业化，不在于要不要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农业的方针；而是在于怎样做到这些，用什么方法去做。李可夫的工业提纲的要点是：工业发展的两个部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要遵守正确的比例。方针是发展重工业，而轻工业则是在保持两个工业部门发展速度均衡的条件下作为对发展重工业的刺激因素和源泉之一。放弃任何形式上的强制劳动，因为这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放弃官僚主义的发号施令，给予地方的广泛的主动权来发展地方工业和生产消费品。五年计划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理想的方案，一个是最低的方案。理想方案是希望能够完成的，然而这非现实的计划；最低方案是可能完成的、现实的计划；在完成最低计划的同时，争取达到理想目标等等。布哈林的提纲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农业实行三种形式的——生产的、商业的和生活的——合作化的方针。在坚决放弃行政强迫命令的条件下同样地、均衡地发展这三种形式，实行集体化要出于自愿，是真正的自愿，而不是官方给予的自愿。国家给予愿意走生产合作化的道路的人以广泛的支持，给予贷款和补贴，同时从税赋上对富农施加压力，这种压力能迫使他们也放弃个人经营方式而走上集体化道路（“使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全力鼓励商业合作化降低税赋，降低批发价格，给予贷款。使它有可能比耐普曼（私商）为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在国家商业网中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便发展销售合作化和提高整个农业。总之，对农民的俄国提出了一个口号：“富裕起来！”（布哈林《经济学家札记》真理报1928）。这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路线的，但是古比雪夫，莫洛托夫却尖锐地、粗暴地和挑战性地说，李可夫和布哈林现在向我们提出的东西全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计划。1928年底，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工会方面负责人，要求工会为工人说话，站在工会立场与国家协调）便被定为“三人集团”被打倒了，在后来的大清洗中，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布哈林均被枪决。斯大林不能容忍这些“右派”。1930年1月5日，政治局追认了斯大林的一篇讲话，并且作出了关于全苏联“实行集体化的速度”的决定，全面投入了强制的、甚至带一定血腥的集体化之中。此之前，由于实行征粮“紧急措施”，个别地方的农民已突然采取过行动，1929年秋季发展成为全国——俄罗斯中部乌拉尔、西伯利亚、高加索——发生农民暴动的可怕的乌云。但农民没有得到城市工人的支持，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外部世界则袖手旁观——农民们手持草叉扑向第一批他们从未见过的苏联坦克，妇女们冲向契卡（内务部）的刺刀，孩子们扑在父母尸体上号啕大哭，而坦克、大炮、机枪和刺刀侧残酷地按照某种骇人所闻的计划对一些人“实行集体化”，对另一些人予以消灭。各地向中央发报说绝大多数农民宁愿肉体遭到消灭而不愿接受已开始的强制“集体化”。但中央一再施加压力以摧毁和击溃“富农的破坏”，农民不断死去，却没有屈服。不错，这一切都是没有组织的、自发的、没有联系的有时是疯狂的，但每一瞬间都可能出现新的布加乔夫（小资产阶级），国家是农民的国家，军队也是农民的军队，革命也曾是农民和士兵的革命。必须防止出现布加乔夫，问题严重了。这一来，斯大林便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上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篇非常绝妙的婉词。

当然，今日的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强大得不得了，也许，斯大林当年所实行的政策是必要的，非此而没有苏联重工业乃至军事工业的发展，非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初始斯大林独立领导苏联军民抗击德意志法西斯的进攻，继而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赢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转折，从而攻战柏林，德意日法西斯彻底失败。由此而想，如果苏联没有及早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尽管人民为此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此，那么二十世纪世界的历史就该重写了，所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而与此同时历史又该是有多少值得深思的地方？

（从写于1984年第一次整党期间的学习体会中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