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国耻不忘英雄不忘初心——我为父亲整理回忆录（冯培周之子冯世钧/ 2017.12）

    我手里有一本我父亲写的资料，是回忆录，是自传，是家训。我整理我父亲的资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而且是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时间胜过风霜刀剑，容易使人忘记了过去，模糊了来路。七十多年过去，昔日的战场早已硝烟散尽，昔日鲜血淋淋的地方早已山花遍野，或是成了集市田园，昔日里为了民族生存而舍生忘死的英雄和他们的壮举就像久远的一场风暴，早已被人们淡忘，现在的年轻人想像不出那时的人们，在饥寒交迫、朝不保夕中求生与抗争的情景，就像我七十多岁的人也只是知道一些皮毛了。所以电视电影难现那么逼真的饥寒交迫，慷慨激昂，你死我活的真实。跑调失真的抗战戏里非要安插那么多卿卿我我，那些细皮嫩肉的年轻人穿得千干净净、西装革履，在窗明几净的客厅里和敌人周旋或者抱着机枪猛烈扫射，鬼子纷纷倒地，英雄大难不死。我不知道这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小姐们的革命动力从何而来，还把生死演得像小孩过家家。

    看着许多人像跑亲戚一样喜滋滋地跑到日本去观光购物，盛赞日本的人多么礼貌，东西多么地好，环境多么地清洁，服务多么地周到，社会多么地有序，我经常会想起日本军官杀人还戴上白手套，杀了人把刀上鲜血擦干净，自我欣赏刀技的高超，还说比‘鹤立’差远了。我很不理解在现实中，那些好了伤疤忘了疼的，那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的，为什么心中没一丁点家仇国恨。有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在同一块石头上被绊倒三次，那个人就是个白痴。中国人在明朝吃够了倭寇的苦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被消灭，割地赔款，受尽屈辱，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人被杀三千万，财产损失无数，但有的人还是不长记性，太可叹了。我在接放学的孙子时看到有家长心急火燎地把孩子送到培训班上钢琴课（上钢琴课没错），我就想起了日本的教育部门在要求孩子学习拼刺刀。我于是想，如果战争再次来临，弹钢琴的遇上拼刺刀的，结果将会如何？有专家说：宋朝的GDP是世界上最高的，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正确的。问题是：那么高的GDP为什么挡不住金丌术，挡不住勿必烈？这说明，经济实力不等同于国防实力。国防实力有硬软两种，硬实力是军队马匹粮草刀枪车船城池，软实力是军队的素质，是抗战的决心，是民心的凝聚程度。皇帝日夜笙歌，官僚贪污腐败，军队士气涣散，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国家能不亡吗？纵使出了一些忠臣也挽救不了一个国家。

    抗日战争初期我国被小日本打得节节败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当年的汉奸部队是日本鬼子的数倍，干了那么多日本鬼子想干不能干的坏事，与其说是日本鬼子侵占了中国，倒不如说是那些汉奸出卖了中国。政权的腐败，民众的涣散，国家的衰弱，民生的无望，道德的沦丧，使得一些民族的败类跪倒在侵略者屁股下面舔屎，去啃食同胞的血肉为生，真国耻也！

    汉奸再多也是极少数。另一方面，就是当年鬼子的三光政策，灭国灭族，把我国最广大的老百姓逼上了你死我活的拼命路，跟定了共产党八路军去做抗日救亡的斗争。当年的八路军之所以能在那么残酷的环境里发展壮大，不停地消灭和消耗那么残暴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所依靠的不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群众吗？当年的根据地人民把最后一尺布做军鞋，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八路，凭着血拼到底的不屈信念，终于支撑着共产党八路军取和全国人民一道得了最后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定要记住李世民不敢忘记的一句话：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作为一个抗日战士的后代，我有责任把父辈抗战的血与火的苦难艰辛记录下来，让那段历史不再空洞粗糙，让我们的后代有亲临其境的感受，这样才能认识历史，认识危险，不被披着羊皮的豺狼所迷惑。

    日本这个民族，人多山多地少，火山地震频发，一直在怨恨老天不公，他们最崇拜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全民共识就是强者为王、适者生存。所以他们把侵略周边国家视为天经地义，杀人放火如同狼吃羔羊，上天赐于，理所应当，毫无羞耻感，毫无自责心。男人上战场勇敢好战，以效忠天皇战死为荣，女人为了助力开疆扩土，勇于投军去做慰安妇，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有如此好战与抱团。偷袭珍珠港，炸弹就要倾泻而下，外交官还在那儿伪装友好，信誓旦旦。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民族比日本更下作，更无耻。日本民族，豺与狼的化身。日本这个大和民族，从抢掠我大明沿海开始，侵占朝鲜，侵占台湾，从对华发动甲午战争获得巨额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乘西方列强在欧洲生死搏斗，在东方捞足了利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受中美苏的沉重打击不得不无条件投降，但他们从心里一直觉得没有输给中国，没有认识到正是由于中国主战场拖住了二百万日军才使日本惨败。时过境迁，在美国的袒护下，他们从一个战败国又苏醒强大了，他们又开始对中国人龇牙咧嘴了，他们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他们说钓鱼岛是日本的，他们在南海扇风点火，给中国制造麻烦，唯恐天下不乱，整个强盗与无赖的嘴脸暴露无遗，作为中国人，你可得有起码的判断能力！可得有起码的立场！狼不管怎么伪装，心里想的总归是吃人，中国人可不能掉以轻心！你可能会说：日本也有不少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好人！是的，可是作为国民的大多数，他们在日军打下南京武汉的时候，拥上街头彻夜狂欢，被俘虏的日军三天之内逃不出去他们会选择自杀。现在他们又投票支持政府军队重新走向世界，他们又在抵赖前辈们杀人放火的罪行，好像他们是多么无辜，中国人是多么无赖！想想这是怎样的国民倾向、民族情绪！他们又想干什么！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与绝大多数的国民情绪分不开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

    我小的时候父亲也经常触景生情说起那些那些悲惨的、英勇的往事。但我年轻的时候忙于学习，忙于上山下乡，忙于工作，忙于娶妻生子，忙于奋斗，无暇顾及整理那些和我八杆子打不着的过眼烟云，父亲想让我给他整理稿件，我还特别不耐烦。待到我退休多年，待到自己做了爷爷，过了古稀之年，想起父辈为了民族生存，翻身解放而舍生忘死才体会到他们是曾经多么的不容易。翻开那发黄的记录，觉得应该为父亲写点什么的时，父亲早已做古。因为文化水平低，写作困难所限，留存无多。想去走访父亲的战友发小，也都已驾鹤西去，乡亲们也尽是后辈，所知所闻也如隔云端，语焉不详。我思考多日，意识到我必须整理好上辈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传给子孙，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曾经是多么地悲惨不幸，我们的先辈曾经是多么地饱受屈辱与奋斗不息。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批英雄的先辈，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幸福曾经舍生忘死地跟随毛泽东共产党战斗过，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国家的今日和我们的今日，他们是国家的脊梁。这不但是他和同伴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后辈的光荣和楷模。再不给后人留下点记忆，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误！

    从笔录中看到，我父亲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写这些材料，一直写到了一九六八年，其中一九六七年写得最多。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武斗开始时，我生怕被裹挟到两派武斗中做无谓牺牲，就征得父亲同意从学校回到了山东老家乡下。后来据父亲说，一九六七年两派搞武斗时，支派的机枪就架在他们蔬菜公司的屋顶上，他在公司睡不着觉，当时社会秩序很乱，完全是无政府状态，也没人管他们，他就写回忆录，写了好几个月，才有了这些资料。否则就不会有我整理出来的回忆录了。后来又是大联合，又是斗私批修，又是备战备荒，又是各种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时间就不多，没法写。我想想真的佩服，不愧是老革命，

    文化大革命，我深受父亲形响。我父亲说，毛主席讲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现在我们就是要紧跟市委市政府。文革开始时，我高中三年级，面临毕业，被选为校文革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有一次市委召集一次关于破四旧如何进行的座谈会，讨论例如西园的四旧如何破？情况很明显，市委想制止，但是已经失控，想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引导。当时破四旧的风越刮越烈，许多文物古迹给砸了，三清殿的佛头也被锯了，没人敢制止。我于是发表意见：西园寺的五百个罗汉雕塑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重点保护文物，艺术价值非常高，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游玩的好去处。砸掉了还有什么玩的？对劳动人民不利。我们反对烧香拜佛，但是没必要不加区分地砸烂，应该让例如临近的苏州农校的红卫兵去专门进行一次四旧清理，确属四旧必须砸烂，不要谁都去插一手砸几下。结果苏州农校一个学生负责人就表态：西园的四旧我们农校的红卫兵包了！其他单位就不要插手了！结果这个学生负责人马上调动苏州农校的红卫兵进驻了西园寺并且阻止其他单位进入，这才使得西园寺五百罗汉得以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国内罕见。我因紧跟市委市政府，后来就被当作保皇派受到冷落，做了逍遥派。当破四旧打砸风过后，我去西园寺玩时，门口有七八个手持水火棍的和尚在把门，问我是哪里的？我知道农校保西园寺有功就说是苏州农校的。和尚们立即一脸笑容，说恩人来了！请进请进！许多年以后，某和尚说是他舌战红卫兵保全了西园寺，整个胡说八道！那时候除了正副统帅，谁的反都能造，你和尚典型的封资修，革命对像，敢和红卫兵耍嘴唇，早就给砸烂了！

    我村早年参加革命的冯鹄峰，文化革命时在上海任华东电力局书记，相当于省级干部，被怨枉批斗，含愤跳楼而死，多年后才予隆重平反。你这和尚算哪根葱！

    我父亲虽然有许多经历，但是毕竟文化水平太差，所以在华东革大结束后，把他分配到苏州，准备任命他做商业局长的时候，他坚持认为做不了，于是退而做了新泰洽酱油厂的厂长。那些时候，国家急切地需要提高南下干部的文化水平，要求这些土八路必须参加文化培训，让老师手把手地教他们语文算术，然后还要完成回家作业。那时候父亲已把我从山东乡下接到苏州，所以我还能记得父亲完成作业时很困难，时不时唉声叹气，还有赖交作业的情况，最后就是搞了个小学毕业的文凭，再往上读硬是读不下去了，没文化再往上提拔确实是很困难了。但是我父亲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对共产党的忠诚是无话可说的，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同事对下级的热情关心都是有口皆碑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市里又叫他出任商业局长，他想来想去胜任不了还是推辞。当市里坚持要他做时，他说这不是要赶鸭子上架吗！发了好大脾气，市里只好作罢。那个时期的干部就是那样的朴实，和后来的买官卖官，副手为了转正可以谋害一把手，实在是天上地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底，毛主席发出了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父亲也没和我打招呼，就到学校贴出了支持我上山下乡闹革命的大字报，我成了我校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的学生。我上山下乡的那段日子里，父亲总是教育我和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怕苦，不怕累，要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在我下乡的日子里，除了使牛耕田和驾船使蓬，我所有的累活苦活都干过。大热天全身糊上泥巴耘稻；年初三跟着大队书记挑着河泥去浇盖麦泥；双抢大忙，挑着猪粪往水稻田里送，腿掉到麦沟里差点捌断；大热天双抢时，全身被蚊子咬得像撒满了芝麻都不醒；早上四点上工，晚上十一点睡觉，每天吃五顿饭，创下了吃白米三斤的记录；摇船到城里运大粪，船上就用粪勺打水喝，用河水烧饭……身上蜕过两层皮，城里邻居说我比乡下人还黑。我父亲为了鼓励我还跑到乡下下地一同干活。农民兄弟也报我以信任，选我做大队民兵排长，推选我为贫下中农代表管理乡镇，后来又推荐我参加了机要通讯工作。

    我记得我父亲做公私合营久华茶厂公方代表时，我还在读小学二年级。我父亲的厂长办公室共有十个厂长，九个是私方副厂长，我父亲总是和九个厂长一块开会，一块进出，一副喜气洋洋的，阵容太大，有点可笑。后来有几个说，用不了这么些副厂长，自己打报告退出了。厂里有个很像样的俱乐部，有兵兵球，有图书馆，还经常有工人演出，男的说相声变魔术，女的唱沪剧锡剧绍兴戏，很热闹。俱乐部里面有很多小人书，还有全国战斗英雄画册等现在还在的话就是珍贵文物了。厂里工人都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有个叫吴秋华的年轻人，有空就在天井里拉手风琴，放开喉咙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楼上是女职工宿舍，后来宿舍里一个女车工做了他的老婆。我父亲曾经说过，那些开厂开店的，有雇工剥削的一面但也有省吃俭用、艰苦奋斗的一面，这些人有丰富的经验，不能看不起人家。

    我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初，父亲正做苏州茶厂厂长。上级要求动员一些干部职工体谅与分担国家困难回归原农村，待形势好转重回厂工作，我父亲做的动员落实，结果一位很老实的党员干部响应号召回到安徽农村。待到形势好转后他回到苏州要求归位，然而市里没有用人指标下来，始终落实不了。我父亲当时已调离茶厂，但总觉得确实对不起人家，人家找到家里了，他总是热情接待安慰，资助解决那人在苏州的吃饭住宿，并一次次到市里据理力争。当然也没解决问题，为此我父亲很生气，非常自责，还自费寄过好几次钱给人家。当时我父亲为了分担国家困难，带头要求减了二级工资，一直跟着我父亲的汪徽进同志也减了一级工资，形势好转后都一直没恢复，有的人还以为我父亲犯了错误降了级。此事我父亲没对我说起过，所以我也全然不知。直到我父亲去世，他的一个追随多年的老部下对我说起此事，仍耿耿于怀，说是追随我父亲二十几年，净做雷锋焦裕禄了，别想升官，别想发财，损失大了去了。也许这是对我父亲评价的另一种注解。

    大炼钢铁后期我父亲去苏州钢铁厂任职。当时已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日子不好过。厂里有许多闲置荒地，我父亲经常失眠，他就去开荒种地，一是通过劳作改善睡眠，二是给食堂增加些蔬菜。蔬菜长成后我父亲把甜菜、南瓜、黄豆、地瓜等一筐筐、一担担往食堂送，习以为常。我还记得，他还一直下基层下食堂劳动，体验工人生活。有一次搬钢铁大渣，手指砸伤，出了很多血。我正放暑假在父亲身边，我赶紧陪着父亲去医务室包扎，我都急出汗了，医务室的阿姨说：到底是儿子，懂得心疼父亲！

    后来，我父亲任蔬菜公司经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食物都短缺，什么都凭票，什么都排队。父亲管着所有的菜场商店，要买点紧缺的东西，开个口打个招呼还是轻而易举的，但我父亲从来没这么干过。其中有一年过春节，我哥哥也放寒假到苏州过年。父亲打听到一个肉店可以排队买羊头，一人限买一个，于是叫我们弟兄二人隔夜开始排队，夜里冻得直跺脚。一直排到第二天早上，这才买到两个羊头拿回家。父亲加工过了，当了过年主菜。我父亲很注意关心群众疾苦。我记得在茶厂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参加食堂劳动，他们厂级领导轮流去食堂劳动，还让职工给他们提意见、打分。在蔬菜公司时职工群众反映的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去解决，以至于有的职工说：索性去找冯经理吧！搞得有的基层领导有些被动。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我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去调查研究协调，反复做工作，直到处理好。我父亲的文化、口才没人会给他打高分，但是群众看到了他处理问题时的至诚之心与大公无私。父亲对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刚到上海时，住在国民党机关的房子里，他在一个角落里拾到一件丢弃的衬衫，就洗了自己穿。此事被有的同志知道了，认为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批评。为此，父亲除了将衬衫上交外，还做了三次深刻检讨才算通过。可见那个时期的纪律多么严明，共产党内的风气多么清正。父亲也以此为戒，警钟长鸣。

    那时期严明的纪律还可以从父亲的档案里得到印证。我父亲从德州工商局调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时有一本档案一直保留在身边。从这本档案里可以看到，我父亲因故从战斗部队指导员调到后方工作，一件大衣必须上交。当时肯定天气很冷，档案里反映出来我父亲正值身体不好，于是流露出来部队里有大衣，到了这里大衣没有，吃得也差，结果受到批评，肯定做了检讨，还写入了档案！可想而知，我党当时对组织纪律抓得何等严肃认真！正是有了这严肃认真，才保证了我党我军的浩荡正气，才保持了军民一家的血肉联系，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拥护，才赢得了天下。

    改革开放初期，取消了集体经济，又重搞小农经济，包产到户，苏州郊区的城市蔬菜供应基地崩塌，城市农副食品供应告急。为了十万火急落实供给，由一副市长牵头，商业局、蔬菜公司等七位领导组成代表团，到吉林黑龙江内蒙等地与当地谈判采购协议，路上资费不知何时何地被小偷偷走。为了排除内部做案嫌疑，七个人逐一脱光衣服，接受其余六人的审查。那时的干部就是那样的坦荡自觉。

    我父亲在闯关东时落下了膝关节疼的病根，一直没法去掉，长期受折磨。随着我结婚我妹妹结婚，家里地方太小没法住了，又考虑到希望通过睡炕能缓解病疼，公司后来把酱油厂原来搞发酵的两间房子分配给我父亲，并砌了个可以烧火的炕。睡炕以后疼痛似乎好了点，但是一个当时大家未在意的问题却坏了大事：原来这个用于发酵的房子墙缝里吊顶里到处都分布着大豆粉尘。原来用于发酵时，经常进行高温熏蒸也就没什么，但是住人以后，那些粉尘就发霉，变成了诱发癌症的黄曲霉素，成了我父亲癌症的导火索。这时我父亲已经六十七岁，是文化革命之后第一批离休干部。离休后我父亲一直想去魂牵梦绕的故乡居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总不能成行，为此长期闷闷不乐。久而久之，我父亲发觉腹痛并不断加重。到医务室检查，那个医生总是劝慰我父亲：老胃病了，注意饮食松软科学些，再配些胃药。直到剧烈疼痛去医院郑重检查，才发现已是胃癌晚期，立即住院。我们没敢告诉父亲实情，只说是胃病很重。父亲一辈子仗着身体好，不注意保养，也没住过医院。一下子住进了高干病房还觉得有点不适应，稍微高档点的东西都不认识，问我墙那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窗式空调，降温用的。父亲一辈子艰苦奋斗，上班开会办事都是骑自行车，小汽车都没大享受过。尽管市里请了一流专家主刀，父亲还是没能走出病房就去世了。享年只有七十。

    开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只是通知了蔬菜公司茶厂苏州钢铁厂少数同事好友，但是在告别仪式上，除了苏钢厂较远外，苏州茶厂和蔬菜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的同事员工几乎全都到了，包括那些公私合营时的所谓资方人员都到了。悼念的队伍在大厅绕来绕去并延伸出去，不断加长，他们逐个与我握手致意达几个小时。我从内心感谢他们。我心里说：公道自在人心！当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的时候，有我父亲为共产党的加分。我父亲没有忘记他的入党誓言，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保卫了国家，和平时期，他忠诚地履行了为人民服务。所以人民没有忘记他，他活在了人民中间。

    冯培周之子冯世钧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