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中铸就的沂蒙精神——沂蒙革命后代笔谈（罗东进 陈昊苏 杨培青 罗小明 黎小弟）

    导语：沂蒙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四大革命根据地之一，沂蒙地区作为革命老区，承载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在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里，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山东党政军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建立起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情的悲壮赞歌，涌现出一批批战斗英雄和支前模范，用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了人民生活的家园。2018年9月，本刊特邀曾经战斗在沂蒙地区的革命者的后代，重温革命历史，共话沂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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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东进：山东人民的百家饭把我养大

  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我党、我军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阶段，是我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由中共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创建的。从1936年起，中共中央先后派黎玉、张经武、郭洪涛、罗荣桓、陈光、徐向前、朱瑞等同志到山东工作，他们对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抗战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敌强我弱的险恶环境，山东党组织贯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战略思想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带领广大军民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山东八路军对敌作战3万3千次，毙、伤、俘日伪军63万余人，约占我军歼敌总数的30%。山东战场牵制的日军经常保持在3万人以上，最多时达4.5万人，占同期华北日军总兵力的18%；牵制的伪军一般保持在10万人左右，最多时达20余万。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正规部队27万余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武装发展到150万人，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20万人，根据地拥有2400万人口，占据约80多个城市。毛泽东主席曾这样评价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山东抗日根据地能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如此重大贡献，与我党广泛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是分不开的，而这也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内容，即在党的领导下，把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共御外辱。

    对于山东，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从4个月大时到了山东，直到6岁多才离开，是山东人民的百家饭把我养大的。山东人民喜食煎饼，但煎饼又粗又硬，年幼的孩子根本嚼不动，沂蒙妈妈们就把煎饼嚼碎后再喂我吃。好多革命后代都是这样被养活的。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山东人民为什么能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的队伍？就是因为人民看到，真正能站出来领导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众多进步青年都向往延安？是因为七七事变后，中共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等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广泛的代表性和先进性，使爱国青年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陈昊苏：热泪滚滚为沂蒙

    沂蒙精神内涵很丰富，主要内容是人民拥护党，党依靠人民，军队是在人民拥护之下，取得战争的胜利的。“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生动体现。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倾其所有，全力支前，男人前线奋战，女人后方支援，谱写了肩膀扛起“火线桥”、乳汁救养子弟兵等感人事迹，涌现出以“沂蒙六姐妹”为代表的一大批拥军模范，“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嫂”成为沂蒙老区的真实写照。

    淮海战役中，一位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将领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国民党军队刚开始向解放区进攻时，所路过的村庄坚壁清野，人去粮空，国民党军想找点儿粮食和水都十分困难。被俘后，他由民兵押着离开战场，又走了一遍来路。这时他再一看，沿途村庄到处都是老百姓，给共产党的队伍又是送粮又是送水。共产党军队不虐待俘虏，有吃的也给他一份。他才明白，老百姓民心所向是很重要的。

    看到如今沂蒙老区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巨大成就，我由衷感到高兴，为迅速崛起的沂蒙和支撑着沂蒙崛起的沂蒙精神而热泪滚滚。我写了一首诗《颂沂蒙精神》，作为我发言的结尾：蒙山沂水育红兵，解放翻身革命情；三帅领军成胜局，百年创业赖精英；人民天爱活鱼水，战士矢忠拱日星；滚滚车轮随主力，出生入死共前行。

杨培青：水乳交融是沂蒙

    沂蒙人民自古就有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漫长的封建社会，沂蒙地区爆发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清廷腐败，列强入侵，沂蒙人民举起反帝反封的大旗，与中外反动势力作斗争。这些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却表现了沂蒙人民的爱国觉悟和斗争精神。沂蒙地区还是一块古老的文化沃土，文化灿烂，人杰地灵。东夷文化在这里发轫，齐鲁文化在这里融合。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成为沂蒙精神产生的沃土。

    沂蒙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民团结，患难与共。父亲在抗日根据地的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在青岛的洋楼花园里。但是我们一家被日本特高课盯上了，他们知道我的父亲是去抗日了，只是没有证据，就经常到我家抄家，翻箱倒柜。我六七岁时，随母亲辗转到了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石片垒的墙，茅草盖的屋顶，缺衣少粮，甚至连水都很稀有，一个破盆斜靠在墙上，全家人每天洗手都用那点儿水。冬天不能经常洗澡，棉袄里、头发上全是虱子。没有屋子做教室，老师就在树林里挂个黑板讲课，孩子们坐在地上听课，旁边就是老百姓的坟茔。从高级的别墅洋房来到这样艰苦的环境生活，我却从没感觉苦，因为在敌占区条件虽好，但心情是抑郁恐惧的，根据地生活虽苦，可我的心情是舒畅的。老百姓乐观善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在抗日根据地，我曾在三户老百姓家住过，给他们当过孩子。其中有一户在乳山司马庄，两口子四十来岁没有孩子，我分到他们家，夫妻俩高兴得要命，说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孩子，咱们得好好对待她。几乎把所有好吃的都给我吃，下地干活也总把我带在身边。

    战火纷飞的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而人民也倾其所有，抚养和保护部队的后代，甚至牺牲自己的孩子，人民爱军胜亲人。这就是军民鱼水情深的沂蒙精神的生动体现。

罗小明：让沂蒙精神真正立起来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临沂视察工作，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总书记的论述，将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道，上升到党和国家精神财富的层面，揭示了沂蒙精神的重要定位、历史作用、核心特质和实践要求。

    沂蒙精神是怎样产生的？我认为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在抗战时期，山东省存在着三个政府：一个是日伪政府，是日本侵略者用来对山东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工具；第二个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三个是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比较来说，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三者中较弱的，但为什么人民还是选择了支持共产党？战争期间，日寇对沂蒙老区进行了多次“扫荡”，日军的“扫荡”大致分为四种：一种是有针对性的、以消灭共产党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为目的；第二种是为了抢粮，秋收夏收都来抢老百姓的粮食；第三种是报复性的，八路军打击日寇后，日寇回过头来报复；第四种是过路性的，路过沿途“扫荡”。这四种类型的扫荡，在沂蒙地区来说，仅1942年到1943年间，就有六七十次，平均一个星期一次，这还不包括一些小规模的骚扰等。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共产党的政权则完全不同。当时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府采取交公粮的方式，公粮比例是亩产的17%左右，以不给人民群众增加负担为前提。当时亩产约200斤，产量非常低，一亩地征收的公粮也就是30几斤。到1943年，日寇对根据地进行“蚕食”，根据地缩小，耕地也少了，收上来的粮食出现了约1／4的缺口。青黄不接的时候，八路军吃树皮，吃榆钱，吃花生壳，坚决不多动老百姓一粒粮食。与国民党和日本人有多少抢多少、不管百姓死活相比，老百姓自然看到了八路军的好，做出了选择：拥护共产党。

    所以说，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是人民选出来的，红嫂的乳汁、最后一粒米、最后一尺布、最后一个娃，都是老百姓投给共产党的选票。在百姓眼里，共产党、人民军队就是自己的亲人。曾在沂蒙战斗过的老将军胡奇才离休后，想回沂蒙看一看。进山后，看到一草一木分外亲切，便下车走走。偶遇路边蹲着的一位老者，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你是老胡吧？”胡奇才笑道：“我是老胡胡奇才。”老人家听完扭头就往村里快走，一边走一边喊：“老胡回来了，老胡回来了。”胡奇才将军的随行人员很是不满，说这老人家怎么一点儿礼貌都没有，这样称呼首长。胡奇才说：“当年在这里抗战的时候，老百姓就是这么称呼我的。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什么首长，就是老胡。”

    几十年过去了，再见到，还是那样亲。沂蒙精神不是几句简单的口号，是体现在很多这样具体的小故事、小细节中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细节挖掘出来，让沂蒙精神真正立起来，传播下去。

黎小弟：徂徕山起义精神与沂蒙精神一脉相承

    日寇铁蹄践踏山东之际，中共山东省委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领导山东人民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屠杀30万中华儿女。十几日后，山东省委就在徂徕山领导了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热血军民，奔赴徂徕山，建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并在徂徕山誓师起义。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面鲜艳的抗日旗帜，起义之日便是山东八路军成立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出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山东抗日战场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深得民心，这便是沂蒙精神起源的一项核心内容。1938年，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山东发生了上百路抗日武装起义，按地区分类，史称“十大武装起义”，而山东八路军成立日则是山东八路军抗战的开始。

    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在1939年1月1日山东纵队直属队干部晚会上的讲演中的第一句话指出：今天是1939年的元旦，是山东八路军抗战一周年纪念。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在1940年1月1日山东八路军纵队抗战两周年总结的第一句话讲：今天是新年，是1940的元旦，同时也是我们山东八路军诞生的2周年。根据上述内容，基本可以认定，徂徕山起义时间被确定为山东八路军成立和抗战元年，因此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是沂蒙精神的重要起源之一。

    我们要研究沂蒙精神起源，就要从山东抗战历史开始研究，特别是山东中共如何领导抗战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徂徕山起义精神和山东抗战精神与沂蒙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山东由共产党发动领导的百十余路抗日武装起义创造了中国抗战史的奇迹。

    从山东抗战开始，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减租减息，执政为民，廉洁奉公，以人民为中心，赢得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将子女送去参加八路打鬼子，军爱民、民拥军，用血肉和亲情铸成铜墙铁壁。山东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老百姓共同孕育了伟大的沂蒙精神，造就了时代的辉煌。

（刊登于《炎黄春秋》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