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熊玉贞逝世三十周年祭

老阿姨熊玉贞1953年9月便来到了我们家，那时，哥哥不到3岁，姐姐刚5个月，我还未出生。老阿姨是当年公家按照父母亲干部级别（父亲1952年定为行政14级，母亲定为行政18级）为家庭配备的保姆。1953年时，按照“包干制”，大约每月两元钱标准付给老阿姨酬劳，1956年实行工资制，父母每月给老阿姨的薪酬是35元（二级工标准），在干部工资多年不变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给老阿姨的薪酬也持续若干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增发了“副食品”补贴，才又给老阿姨增发两元钱补贴。

老阿姨生于1920年10月21日，1982年2月12日因糖尿病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62岁。老阿姨在我们家近30年，后几年因有病体弱，与老伴一起生活，父母依然付给生活费，养其终老。

老阿姨一生未曾生育，视我们为己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父母工作终日繁忙，我们兄弟、姐姐都离不了老阿姨的照顾，老阿姨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深深怀念、永志不忘。

 1956——1957年我和姐姐与老阿姨的留影

最为遗憾的是，我们未来得及对老阿姨尽孝。1982年1月，我和大弟弟同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等教育考试的首届（七七级）大学生毕业，大弟弟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给了老阿姨5元钱，却仅仅给了一个月老阿姨便病逝了；我虽然带薪上大学（月薪37元4角4分），除每月生活开支，还要购文学专业学习用书，穿衣，所剩无几，我没有做到按月给老阿姨生活补贴，更无力帮助老阿姨看病用药，如果老阿姨早些注射胰岛素，病情是会有所控制的，不至于过早离世，这成为了我们永远的心头之痛。

 今年，老阿姨逝世三十周年，我们深切缅怀老阿姨，谨通过对与老阿姨在一起生活那些逝去岁月的回忆，重温老阿姨的恩情，以为祭奠。

 

1972年老阿姨（前左）与全家的合影

  老阿姨是四川达州地区武胜县人。武胜县历史悠久，先巴文化和巴文化土壤深厚，文明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现隶属于广安市，广安是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故乡。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老阿姨也走出大山来到重庆讨生活。母亲告诉我们，老阿姨在重庆做洗衣工，结识了老伴江世举（江伯伯），江伯伯是安徽安庆人，生于1911年9月23日（1997年7月25日病逝），抗战时期从安庆来（逃）到重庆，在银行做工。抗日战争胜利后，江伯伯与老阿姨回到安庆。江伯伯抗战离开安庆时，已有家室、儿子，老阿姨并非原配，一生未生育，但与江伯伯终身为伴。回到安庆后，老阿姨在安庆以做零工为生，安庆盛产全国闻名豆瓣酱，老阿姨便做为豆瓣酱厂剥蚕豆的活，以斤算工钱。在采茶季节，老阿姨也会去做采茶叶的活，手工卷香烟，以维持生计。解放军进安庆后，老阿姨在安庆工会主席家里带孩子。劳动人民出身的老阿姨，一生朴实，辛勤操劳。

1953年，我姐姐出生，父亲时任汉口新华印刷总厂副厂长，9月，厂长秦毅勇家的保姆向我母亲推荐了她的同乡——我的老阿姨来到我们家带我姐姐。从此，老阿姨与我们一家一起生活了30年，与全家结下了深厚感情和割舍不了的亲情！

1955年我出生时，家还住在汉口江汉路上的善于里，听妈妈说，我半夜生病发烧时，老阿姨就背着我从善于里走到位于解放大道新华路的协和医院看病打针。1955年下半年，家里搬到了汉口罗家墩（今古田三路）汉口新华印刷总厂宿舍区一幢两层楼房的二楼，住宿条件好多了。记得上楼梯到二楼后，有一块二十多平米见方的过道，老阿姨做家务时，就将我放在带轮子的儿童车里，让我在这过道上玩。可有一次，我在车子里一拱一拱的，竟连人带车一起顺着楼梯从二楼滚到了一楼半，磕青了脸，好在是木制楼梯，没有大碍。也不知妈妈是否嗔怪过老阿姨。

 在汉口新华印刷总厂车间前留影

1958年，父亲从汉口新华印刷总厂副厂长任上调任新组建的武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全家便搬到了位于汉口万松园路的武汉电影制片厂（今湖北电影制片厂）院内，当年，组建武汉电影制片厂是用省委党校西院房子(原全国总工会中南干校校址)作为厂房。1961年底，武汉电影制片厂撤销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广州）合并，全家于1962年搬到了汉口洞庭街，前后在武汉电影制片厂住了近四年时间。

 1961年老阿姨与全家在武汉电影制片厂院内的合影

1958年，我已三岁，该上幼儿园了，便与武汉电影制片厂的子弟一起被送入位于武昌千家街的省直机关第一保育院。记得每周一的早上，我们上幼儿园的几个孩子在厂院子里花坛那儿等车，厂里用后敞篷式的华沙轿车将我们送到保育院，每周六下午再去接回来。坐车去幼儿园会很高兴，可是住宿一周期间，会如同初上幼儿园的所有孩子一样，因为想家而哭，老阿姨于是每周中都会来保育院偷偷看望我一次。终因无法适应，老阿姨就跟妈妈商量没让我再上幼儿园。

1959年，国庆十周年，湖北武汉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武汉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彩车参加游行后停在制片厂院内，我们一群小孩新奇地爬上彩车玩耍，不一会，司机刘崇寿来了，便大声嚷者叫我们下来，其实，已经游行完了，搭的彩车总要拆掉的，孩子们在上面玩一玩也不怕弄坏，也许司机担心孩子们摔着，所以嚷者叫我们下来，我才四岁多，在慌慌张张中从车上摔下来，戴的一副风镜的玻璃扎破了眉骨上的皮肉，老阿姨急急忙忙带我去协和医院打破伤风和消炎针，晚上全家还到中山公园去看节日焰火，记得自己因为摔伤眼框，有些体力不支。

 1959年底大弟出生，妈妈在湖北省博物馆任党支部书记，从汉口万松园路到东湖，妈妈难以照顾，于是，我们几个孩子与老阿姨便和妈妈一起住到省博物馆一幢平房里，就是今天省博物馆内依然茂盛的这颗大樟树下，住了有一年多。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供应困难，米饭会和着蚕豆一起煮，有的蚕豆还生了虫。为补充副食，老阿姨便在省博物馆院外的路边（原博雅园地块）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些南瓜、豌豆等，印象中，我常跟着老阿姨到地里劳动。那时，博物馆有一位叫李振凡的老馆长，我们小孩称他的老伴为李奶奶，李奶奶常会带着我们这些孩子打苍蝇、打老鼠等，然后，根据“战绩”给我们小小的奖励。

1960年住省博物馆时与妈妈、大弟的留影

在省博物馆住时，我又进入位于水果湖的省直机关第二保育院，却发生了我擅自从保育院逃跑的事。一天傍晚，我与同园的赵汉龙（后为原江汉剧场经理）一起，突然站到了博物馆宿舍各自的家门口，让两家的家长吓了一大跳！水果湖离东湖博物馆虽不是很远，可对于两个5岁多的孩子来说真算不近了，怎么能就这样偷偷跑回来了？清晰地记得，当我们从保育院偷偷跑出来到一段土堤上(今日双湖桥)，遇到有大人问，你们是不是从幼儿园跑出来的呀？我们撒谎说不是，他就放过了我们。肯定是开晚饭时发现少了两个孩子，院方派人出来四处寻找，那位问我们的大人本应该判断无疑的：此时此刻，两个小孩路过土堤，往东湖这边跑，不是保育院的孩子才怪呢。。。。。大概家里与院方取得了联系，当晚也没将我们“遣返”，于是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再送回保育院。几次上幼儿园都没好好上，都是因为想家闹的。

 

妈妈任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时于1958年为迎接中共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在中苏友好宫（武汉展览馆）筹办湖北九年建设成就展，全家在中苏友好宫的留影。

1961年，妈妈调任武汉电影制片厂生产技术室党支部书记，5月，我们就都回到武汉电影制片厂居住。住二楼，那一头住着著名演员陶金（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影星，曾主演《一江春水向东流》），隔壁还住着著名演员夏佩珍（三、四十年代与蓝萍——江青齐名的上海著名影星，曾主演默片《火烧红莲寺》等）。后来，湖北省民间歌舞团也住进了武汉电影制片厂院里，我们做小孩的有时会恶作剧，一个小孩骑在一个稍大小孩的肩上，趁着黑夜躲在院子树丛里，待那些女演员路过，猛地站起来，吓得那些女演员嗷嗷叫。

此时，依然还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阿姨便在电影厂院子临水塘澡堂锅炉房的墙角下养了一头猪和几只鸡，利用食堂的潲水等喂猪，每次我陪着老阿姨去喂猪，那头猪眼巴巴待食的样子还深深留在脑子里。到星期天时，老阿姨还会带我到电影厂对面省委党校的院子里去，剪那些挂在树上约寸长带褐色外壳的“吊死鬼”虫子，回来后，剥开壳子，将里面的虫子挑出来喂鸡。猪长大了，老阿姨托制片厂食堂炊事员将猪杀了（心里难过），老阿姨分给炊事员一些猪肉、猪杂等。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缺肉少油的日子，老阿姨也趁杀了猪的机会补点油水，没想到老阿姨可能因为吃多了猪油而落下了糖尿病的病根。

1961年秋姐姐、我、大弟弟与老阿姨在武汉电影制片厂院内的留影

1961年七、八月份，我六岁半了，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汉口万松园路小学来电影制片厂招生面试。记得老师问我：“鸡有几只脚”，我回答：“四只脚”。老阿姨不是养了鸡吗，我怎么还弄不清鸡有几只脚？这成为后来家里的笑谈。虽然，入学面试闹了笑话，可自上小学，学习成绩便名列前茅，一直担任班主席，每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三年级以后加入少年先锋队，一直担任少先队大队委。班主席、三好学生、少先队大队委——小学生中的“全料货”一应俱全。初中时，担任红卫兵排长（即班长），直到15岁参军入伍前，始终是班级的“主要领导”，不愧名符其实的红色少年。

红色少年

 班级领导

1962年，随着武汉电影制片厂撤销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广州）合并，父亲调任省文化局电影处处长，全家搬到了汉口洞庭街居住。1979年，全家搬到武昌彭刘杨路读书院23号宿舍。这宿舍是与前院省文化局办公楼一起于1979年建设完工的，此前，省文化局的院子是清末的一座书院，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年，我还曾独自乘轮渡从汉口来过这院子，好像里面是一个四合院落，是那种黑瓦、清水墙的平房。

   在汉口洞庭街居住的十七年间，1966年到1976年被称为“文革十年”，尤其对于“文革”前五年时期的生活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在父亲2007年印制的《我从泰山来——参加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妈妈写到：“应该提到的是，1953年就来到我们家的老保姆熊玉贞，文化大革命中的几年她帮助我们撑持了这个家。她没有孩子，视我们的儿女为己出，感念不忘，在她晚年，我们也依然给她生活费，孩子们也照顾着她，她去逝后，她老伴江世举老人也受到我们及孩子们的多方照顾”。妈妈这段话语简要勾勒了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对老阿姨为这个家庭所付辛劳和作的贡献给予了真情评价！

   妈妈还写到：“1966年冬天，我和老邢都被关了‘牛棚’，雪后的一天，11岁的邢光牵着7岁的弟弟踏着积雪从汉口洞庭街步行80多分钟，穿过循礼门铁路，一直找到万松园路省委党校为我和老邢送棉鞋，一对小兄弟挨门挨栋地找，终于将棉鞋送到了爸爸、妈妈手中，那种感受难于言表”。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细节，在“文革”初期剧烈动荡的一两年家庭生活就是这样。在所谓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这一阶段，父亲任省文化局派驻湖北省戏曲学校工作组组长，指导戏曲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受到批斗后，父亲也受到批斗，像斗争“南霸天”那样，戴高帽子游街，省戏校的青年学生娃娃们还动手打人；妈妈“文革”前即任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支部（未设党委）书记，父母都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斗，家中几次被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抄家。省戏校的“造反派”来抄家，省电影公司的“造反派”也来抄家，若大的“毛泽东思想红艺军”旗帜从三楼垂挂到二楼。抄家的“造反派”翻箱倒柜，找所谓“整造反派”的“黑材料”。父母是南下干部，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老阿姨会经常烙面饼，“造反派”就将缸灶里烧成黑块块的纸掏出来，说是“黑材料”带走；“造反派”还敲敲墙壁，说是“夹层墙”，会藏有“黑材料”；衣柜里父亲保存多年的几颗手枪子弹被抄走了，连老阿姨的衣箱也不放过，五十年代，老阿姨在中苏友好宫买的一些苏联、日本产的毛线、毛呢料等也被抄了出来，但没有拿走。那个年代，已无人格可言，更何谈隐私。

   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父母所处的境况，妈妈曾写道：“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干部因受冲击、人格遭受极大伤害和侮辱而离开人世，处于那种境况，我们曾相互鼓励，坚强面对，而渡过难关”。妈妈告诉我，1966年下半年，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几位领导干部自杀身亡，如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曹铭（小学同班同学的父亲）、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郑泽民（原省文化局电影处副处长余炳南的丈夫）等，这种情况下，妈妈找到同在省委党校“关牛棚”的爸爸说：“我们几十年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们有四个孩子，你要是走那条路，就是不负责任，对我对孩子不负责任！”，爸爸回答说：“不会的，不会的。”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老阿姨以爱心和责任心承担着在家中照料我们的职责。

  我也曾在《父亲送牛奶》一文中回忆到：“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斗，戴高帽子游街，被关了‘牛棚’回不了家，我们儿女都由老阿姨带着。但只要父母一回家，家里会顿时充满家庭特有的温馨与暖意，我们就会聚在父母身边叙谈，父亲就会督问我们的学习。那时，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父亲就要求我们读家中书柜里的书，我就是那时读了《红岩》、《欧阳海之歌》，《三国演义》等”。

  “文革”中那些生动的生活场景有很多。除了“文革”初期两年的动荡，接蹱而至的还有“五七干校”、“斗批改”等系列运动，所以爸爸妈妈常常不在家，哥哥1966年便参军进入信阳步兵学校，家里便只有我们姐弟和老阿姨。

  文化大革命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经济状况，物质供应匮乏，一切商品计划供应，实行票证制，凭票购买，而且常常要排长队。我和姐姐常常陪着老阿姨半夜起来去菜市场排队买菜、买肉，尤其买肉需要半夜排队，每人每个月仅供应一斤猪肉，若不是排在前面，就会买不到好一些部位的猪肉。再是每月的买煤、买柴（生煤炉引火用）、买米，为此，我专门制做了一个“拉车”，买四个轴承做轮子，钉上木板，拖煤、柴、米。

  夏季的每天下午四点，我和姐姐都会听着收音机里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而帮老阿姨拖洗木地板、擦桌子，在走廊和凉台上洒上水以降温，每天如此。如果我下午去游泳了，就该姐姐做。

   由于坚持游泳而水性好，1968年夏，我偷偷与楼栋里的几个孩子横渡了长江，这在《横渡长江——在1968》文（《思絮的快乐（一）》）中有过详细记载与描述。

当兵照

1970年11月，我离家去当兵，在《当兵的日子》文中（《思絮的快乐（一）》）写道：“1970年11月，北去的列车载着我当兵的愿望驶向远方…11月4日，我刚15岁零10个月，背着行囊，告别送行的爸爸、妈妈、阿姨、姐姐，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上去郑州的列车”，文中记载了在新兵连煮毛衣的一件事，体现出我与老阿姨的深厚感情。

  “在新兵连哪有条件洗澡哩，为此，我是深受其害。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床铺睡，一个班12个人齐刷刷地睡在房间的泥巴地上，地上铺着稻草，再铺上军用棉褥子。我因从河南参军入伍，一同入伍的当然都是河南兵。有些天，怎么我全身痒痒地，像有虫子在爬，果然，衣服上有了虱子，白嗤嗤的，弄也弄不掉，而且毛衣上最多，我可犯愁了。他们建议我用高温消灭，所谓用高温就是用开水煮。这样，我处于两难境地。这件大红颜色的新毛衣是我的老阿姨亲手为我织的，我与老阿姨感情很深，在我还未出生时老阿姨就来到我们家，并带我们度过文化革命中最困难的几年；我要当兵，老阿姨特意为我织了件贴身穿的新毛衣。而如果用开水一煮不就煮坏了？可不煮又不行。一个休息日，只得约了班上一位小河南兵，在离开驻地不远一点的地上挖了一个坑，将扛去的行军锅支起来，捡了些柴禾将水烧开，将那件新红毛衣煮了…。心里是疼痛的感觉，毛衣那样一煮，不仅红颜色败了色，保暖性也差了，辜负了老阿姨的一片心。现在想，如果不煮，放些天，虱子是不是会饿死”。

   1972年春，我曾出差回武汉，“到汉的当天上午我就去位于汉口黄浦路的军区后勤部办完了公事，下午在家见到了爸爸、妈妈、老阿姨、姐姐和两个弟弟。当晚，老阿姨、姐姐送我到六渡桥电车站，我从武昌火车站赶乘返襄樊的火车，行色匆匆，已顾及不了那些与家人见面又离别的伤感”。

   1974年4月，我从部队复原回到武汉，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无线电厂工作，住在学院集体宿舍，每周末回汉口的家。这时，老阿姨已时常感觉身体不适，但都未意识到老阿姨会患上糖尿病。

   1976年8月下旬，老阿姨回了一趟四川老家，老家还有她亲弟弟一家，平日有书信往来，老阿姨其实不识字，我应该帮助代写过信。9月9日，老阿姨从重庆坐船回来，我到码头接船，老阿姨买的五等船仓仓位票，实际就是铺一张席子睡在船夹板上，无论溯江而上、沿江而下都有五天四夜或四天三夜的劳顿，且自带干粮，老阿姨下船背着四川山里人背的背篓，带回来砸蒜用的小石臼、石锤，我心里感到的却是一种痛。

   大概过了1977年春节，因为身体不好，爸爸妈妈就让老阿姨到老伴江伯伯身边休息，照样付给老阿姨生活费，老阿姨与江伯伯就住在武昌阅马场九龙井后街。

   1977年12月，举行“文革”后恢复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我和大弟弟（应届高中毕业）同时参加高考，我的考场在武珞路的武汉第15中学，所以，高考那两天的中午我都是到老阿姨这里吃午饭。1979年初，家里从汉口洞庭街搬到武昌彭刘杨路，离老阿姨住的九龙井后街很近，在上大学的四年间，我会常常看望老阿姨，有时也会陪她到湖北剧场看电影，陪老阿姨去武汉第三医院看病。

   1982年初，老阿姨卧床昏睡，后来明白，这是糖尿病引起的“酮”中毒现象。这一年的春节，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去看望了老阿姨。清楚记得，过年后不久，在老阿姨离世的前几天，应属“回光返照”，老阿姨清醒地起来床，此时，她还坚持为我小弟做红烧肉丝。。。。。。老阿姨与我们一家割舍不了的亲情令人动容。

   1982年2月12日下午5点15，因糖尿病并发症老阿姨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

   老阿姨老伴江伯伯曾在省直机关食堂做炊事员，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安排在省文化局招待所工作。江伯伯依然住在九龙井后街，我依然经常去看望，帮助换煤气罐，陪他去医院看病。江伯伯1997年7月25日在安徽老家他儿子身边病逝，我前去奔丧。

   2005年，老阿姨与江伯伯的合葬墓修葺而成，两位老人入土为安！

（2012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