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南下前辈张易元话南下》 一、安庆参军

1949年底前后,淮海战役结束,位于长江北岸的安庆就被人民解放军从三面包围,开始包围圈比较大,只是在开学时有些同学因为家乡已被解放没有来报到,让人感到战争的临近。(我当时在安庆初级中学读初三下学期)随着战争的进展,解放军离安庆越来越近。大概在3月底,学校基本停课,校园内驻扎了国民党的军队,大操场也架起大炮,市内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和急骤的枪声,国民党停在长江上的军舰发射的机关炮火,划过夜空时,像一个接一个的火鸟,给人们留下难忘的战争夜景。开始时人们十分恐慌、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乱飞的子弹打死。奇怪的是城市三面的枪炮声不断,解放军却没有一发炮弹射进市区,所以城内的市民是有惊无险。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我党在战略上的巧妙安排。因为安庆地处长江北岸,被国军称为“反攻的桥头堡”,要解放这座孤城,在当时来说是轻而易举的,留下它暂不解放,既可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又避免攻城时炮火纷飞造成人民的损失。那时我年轻胆大好动又好奇,除了晚上戒严,白天到处玩。小哥杨事高(参军后改名为杨思高)是报社编辑兼记者,我曾跟随他们一起去北门城墙上遥望战线,心里紧张得很,实上离火线很远,连军队的影子都没有看到。1949年4月2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渡江命令,百万雄师如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突破天险渡过长江。安庆的国民党军队在22日夜弃城撤过长江,当晚约在23点左右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安庆。我的家人都躲在临街的窗户后面,静悄悄地看着解放军在朦胧的夜色中,沿着孝肃路两边人行道,快速向东推进,从此我们和安庆一起获得解放。城内秩序井然,人们把解放看成是早就应该发生的、期盼已久的事情。在渡江战役前,长江航运还由国民党控制时,曾有人劝爹爹(祖父)逃往四川,爹找了不少借口就是不去,他还在蚌埠临近解放时,让小老(叔叔)留在蚌埠等待解放现在看来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刚解放时,要求参加革命和参军在青年学生中形成热潮,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确实太腐败了,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劳苦大众,在安庆我就亲眼看见过因物价飞涨,奸商囤积居奇,穷苦市民在受到“饿死”的逼迫下,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群起攻之,砸奸商米店抢米。国民党为了制止事件的发展,镇压百姓,还开枪打死人。临近解放还发行了“金元券”,几个月的功夫,票面额由一元发行到一千万元。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上报社内有收音机,1948年底前后,小哥他们经常收听新华社广播,时我也跟着听,他们还让我看《李有才板话》之类的小说,这些多少使我对共产党有些认识。解放后,安庆先是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随校招生,校长杜义德,我们几个同学报名后还没有去考试,又看见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招生布告,校长是刘伯承。刘伯承,当时在国统区是被人广为传颂的、威名远扬的传奇式的英雄,诸葛亮式的“独眼龙”常胜将军。他当校长的学校成为青年人的第一选择,加上爹爹说这如同当年的黄埔军校,同意我和小哥报考,只要爹爹同意其他人只能唯命是从。我时年仅15周岁,但个子高,为了符合报名条件,我虚报年龄为18岁,经过考试和体检,我和小哥都被录取,安庆初级中学的同班同学一起参军的有王仁学(在云南省财政厅离休)、朱昌谷(原在省粮食厅,后回老家江西离休)录取者集中在崇文中学内,发了解放区生产的深绿色的土布军服,安排学习。一开始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教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这是参加革命后的入门教育。1949年5月18日下午,在安庆参军的500多名同学由长江码头乘登陆舰离开安庆,除爹爹和好奶奶外一家人都到码头为我俩送行,后来听说三姑和我妈回家后,因为舍不得儿子大哭一场。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侵袭,登陆舰夜航到芜湖,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整个军舰上下被我跑遍。到芜湖后再改乘火车至南京市中华门站下车步行至孝陵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校本部。我们入校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大操场上停了许多坦克,不几天就开赴上海前线。入学后因为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人就提出“军政大学是否像国民党的政治大学一样毕业后能当官吗”之类的问题,这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学校决定再次进行考试,题目大意是为什么参加革命、参军,我同小哥经过考试都再次被录取,我编入一总队五大队二十二中队二排四班,从此开始了我参加革命生涯的新里程。

 

整理：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