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浏览一下“烽火H0ME”网站,已成为一种习惯。今天无意中打开了阎书丹前辈主页,从简介中才知道阎叔已整整离开我们35年了。
也许是时间过得太快,也许是离开的太久,过去阎叔很熟悉的面孔,刹那间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只是随着简介中一张张像片的再现,阎叔的容貌才渐渐地浮现出来,一些模糊的记忆才随之变的是那样地清晰,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
看到阎叔的简介以及生前照片后,记忆的时光又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其实阎叔应该说很早的时候就认识,那时作为晚辈的我在路上,如若遇见,出于礼貌一声“阎叔”,权当了事。
▲阎叔(中间持报纸者)在组织大家学习
而深入了解阎叔则是1980年的事了。
那是在我父亲患病住院的时候,阎叔与我父亲同住一个病房。在我看来,好像他俩很投缘,后来才知道阎叔同父亲都是1949年由山东西南服务团来到云南的。他家是山东招远,父亲是山东文登,是相邻的两个县,距离如同曲靖与陆良,就有个六七十公里左右,因此地域很近,就云南而言,他们之间可谓战友加老乡。正因如此,每逢阎叔见到我,他总习惯的叫我“小老乡”。
后来,我与阎叔有了更多接触,才知道了一个不一样的“阎叔”。
当时的阎叔病不是很重,每当我去给父亲送饭时,他都要与我聊上几句,话题多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时间常了,他也会谈及自己的一些事,甚至是一些很隐秘的事,由此看来,我与阎叔的关系还是很铁的。
其实阎叔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党员,记得在一次闲聊中,不知怎么他竟然和我谈起他入党的事情。
他曾经入党过两次,第一次入党是1939年。日寇侵占胶东地区后烧杀掳掠,本村里一位开明地主在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感召下,毅然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由于工作积极并非常出色地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成为本村较早的党员,后来这位开明地主又介绍阎叔入党。
遗憾的是,这位开明地主大约在1940年“反托派”的运动中被错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人家说阎叔的1939年入党不算,入党时间只能从他公开身份的1942年算起,并需要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当时的阎叔并不计较入党时间的多少,关键是入了党。
阎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外貌看很朴实、憨厚,就像隔壁邻家的一位老大爷。
大凡40岁左右以上的曲靖人都记得,60年代的曲靖老城区不大,在康桥坡上,即现在的工商银行网点的位置上,常常有一些闲聊无极的老倌,扎堆的坐在网点门口的台阶上谈天说地,构成了当时曲靖老城独特的一景。
说来有趣,阎叔有时也会在下班后,悄无声息地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老倌们一个个说得吐末飞溅,他也不插活,谁也没有注意到坐在一旁的阎叔是何许人也。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他了解情况的另一种方式。
这种事情在今天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现在而言,报上有字,屏上有影的信息社会,就连一些科级干部在会上都能混个脸熟,人尽皆知,况且还是一个副厅级的领导。
▲阎叔参加1979年自卫反击战中获得支前模范的称号
记得当时的阎叔还没有完全从岗位上退下来,在医院里还有人来找他谈工作,虽然气喘吁吁,但他仍然坚持。当然,不时也有一些人会提着诸如小土特产之类的东西来看他,但他都一一的回绝了,甚至有时还会发脾气。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他也太过于认真了。
他的住院状况不像后来的某一些干部,前来探望的人是门庭若市、大包小包,整个病房堆积如山,俨然一个小超市。
后来阎叔的病比以前加重了一些。但他仍很乐观,对待医生和护士也很客气。但只要与他交谈,有时被瞬间他的谈笑风声、他的气场片刻会把你震住,让你感到他的睿智、和蔼可亲,完全是一个可以傾心相谈的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