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山东最大的无人区：沂鲁无人区（文/秦克铸）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敌占区）、“准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根据地）实施了分化治理政策。它们通过在“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根据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侵华日军在山东制造的“无人区”，小的不算，大的主要有两片，一片位于沂（山）鲁（山）山区，我们可以称之为“沂鲁无人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是临朐“无人区”，但它不过是“沂鲁无人区”的一部分，另一片就是徂徕山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徂徕山无人区”。这两个地区，原来都是我党我军抗战时期最早的抗日根据地，后在侵华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苦心经营”下，沦为“无人区”。据抗战史料记载，自1941年起，侵华日军就加紧了对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和封锁，接连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大“清剿”。为了彻底隔绝鲁中、渤海、胶东三个根据地的联系，他们在今天的淄川、博山与青州、临朐、沂源交界处的山区制造了山东最大的“无人区”——“沂鲁无人区”。

一、“沂鲁无人区”的范围

“沂鲁无人区”的范围，大体以抗战时期的临朐县九山、三岔、米山、嵩山为中心，东至安丘、昌乐县西部，西至蒙阴县西北部、博山县东部，南至沂水、蒙阴县北部，北至益都（青州）、临朐南部，纵横约200华里。

对比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沂鲁无人区”主要包括当时的益都三区（朱崖、南上、长秋、崔崖、黄谷、孙卜、苏峪、张家、马庄、杨集）、临朐四区（冶源、杨善、平安、朱封、李召、朱阳、广尧、弥源、米山、宋庄、界首、黄山、佛崖、西安、玉泉）、临朐五区（五井、莲峰、八士、太平、辉泉、宝积、大同、嵩左、嵩右、天井、九杰、璞邱、万全）、临朐八区（寺头、九山、东峪、洛庄、文山、福泉、吕匣、嵩阳、文峰、鹿皋、崔册、保安、化龙、铜陵、温泉、沂麓、下庄）、沂水八区（悦庄、南麻、神清宫、石桥）、蒙阴八区（松仙岭、董家庄、芦芽店、水磨头、土门、草埠、唐家沟、沙沟、鲁村、小黄庄、张家洼、王家石沟、齐家黄沟、马家黄沟、张家黄沟、小张庄、乐村、徐家庄、徐家庄、刘家庄、涝洼、青杨圈）、博山四区（朱家庄、夏庄、南博山、东石马、西石马、盆泉）、博山五区（崮山、郭庄、邀兔、源泉、池上、天津湾、泉河、冯家）、博山七区（口头、太河、峨庄、下册、马鹿、岳阴、宝泉、石门、柏树）。

过去，提到山东的“无人区”，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是临朐西部、南部山区的“无人区”，也有的老同志称上述“无人区”附近的地区为“半无人区”。考虑到沂鲁山区的“无人区”具有集中连片的特点，且“无人区”与“半无人区”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故而我们把沂鲁山区这片“无人区”“半无人区”统称之为“沂鲁无人区”。

二、“沂鲁无人区”的惨状

《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9日刊登的《山东的“无人区”》记载，鲁中的临朐县是全山东有名的“无人区”。据统计，九山、米山两区130个村庄3年前原有居民37357人，至去年春天死亡和逃亡的已达28876人，剩下在家的只有老弱残疾和倚势凌人的保甲长之流，总共不过8485人。如许家峪350口人，逃得只剩9口人，其中一个瞎子，一个跛子和几个走不动的妇孺。土地更是普遍荒芜了，米山区29700亩官宴地，到去年春天就荒了24777亩，剩下的4000多亩虽然勉强种上了，但接着人民大批逃了荒，没有锄，不打粮食，也等于荒了一样。满山遍野、大街小巷长了荒蒿，村子黑白天也不见一个人，少数在家的也躺在床上，饿病得不能动弹。屋顶上长期不见冒烟，村子已经完完全全空了，连一只猫一只狗都没有。夜晚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见狼的嚎叫，它跑到村里贪馋吃着死人的尸体，吃完了不够就偷捕活小孩吃。仅麻坞庄，三年以来，哪一年都有被狼吃掉两个至三个小孩，村庄成了豺狼最好的窠穴。

钱钧在《无人区里响起了歌声》一文中回忆：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带着鲁中军区泰山分区司令部机关的部分同志和一个连队，来到日军和汉奸所制造的“无人区”——山东临朐、沂水、沂源、博山交界之处。部队进入这个地区以后，走了好几十里路，竟见不到一缕炊烟，看不到一个人影，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白骨累累，面目凄凉。在他的另一篇文章《“无人区”升起了炊烟》中写道：我们信步走进一家较大的院落,院里一片枯死的黄蒿足有一人多高,拨开蒿草再往里走,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一只饿狼,后面还跟着三只小狼羔。警卫员举枪要打,老狼却毫无惧意,领着崽子从从容容地走掉了。我们又走进一间看来比较完整的草房,屋内一片漆黑,用手电一照,发现炕上倚墙坐着一个人。警卫员习惯地喊了声“老大爷”,却没有应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

郭文深在《回忆亲睹临朐无人区》一文中回忆到：当我踏上这块土地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凄凉荒芜，惨不忍睹，一人多高的黄蒿铺天盖地，遮掩了道路、村庄、宅院。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还活着的人，浑身长满了疥疮，流着浓疱，奄奄一息的呻吟着，躺在宅边路旁无人管。一天晚上，我们区公所干部转移到一个小山庄，进村后一个人也找不到，我们就推开一家人家的房门，竟有一具尸体墒在屋肉，我们甩手电筒查看，尸体的耳朵、鼻子已被老鼠啃了。还有诸家庄庙后墙根下，也躺着四具尸体，寺头至石匣子一段就躺着四具尸体无人掩埋。有的母亲死了，孩子还扒在她怀里哭，真是悲惨至极……

三、“沂鲁无人区”的成因

1、侵华日军的烧杀抢掠是形成“沂鲁无人区”的根本原因。沂鲁山区，本是我党我军的抗日根据地。被侵华日军占领以后，他们强征民工修岗楼、筑碉堡、挖封锁沟（防共沟）、建封锁墙（折断线），残酷“扫荡”，野蛮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再加上残暴的杀捕，使我根据地的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以致枯竭，大批良田被占用或荒芜，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种子、农具、牲畜等损毁殆尽，导致我根据地经济全面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形成“沂鲁无人区”。在地处“沂鲁无人区”核心的临朐“无人区”，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时间，全县被杀害和冻饿疾病而死者达10万多人,背井离乡逃荒的16.8万人,骨肉分离、典妻鬻子者14万人,使全县人口从38万人锐减到8万人，仅1938年至1943年期间，日军就在该县制造了107起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事件，杀害无辜居民449人，其中妇女儿童占1/3左右，老人也占相当大的比例。笔者家乡，地处博山县四区的“一枪可以穿透的根据地”——金山根据地腹地。村史记载，到1943年秋，距我们村20华里以内，就已经有了和庄、西石马、淄井、中石马、蛟龙、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下庄、上庄、南博山、青杨杭、常庄、响水湾等15处鬼子据点，在1941年连续5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鬼子汉奸曾6次扫荡我们村，其中两次就捕去党员、群众34人。这个当时不足500口人的小山村，1943年这一年被迫到沂蒙、垦利逃荒的，达到了三百多人，占到了全村人口的60%，还有八十多条扁担，担筐挑篓，到沂蒙山区沿街叫卖讨生活。

2、国民党顽固派的横征暴敛是形成“沂鲁无人区”的主要原因。1940年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驻临朐县西部的吕匣店子村，在这里大兴土木、铺张浪费、劳民伤财，耗尽民力。“省会区”（主要包括临朐八区、沂水八区、蒙阴八区）附近，自然会聚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临朐境内就有：南部山区的国民党鲁苏战区第51军一部、吴化文的新编第4师；西部和北部的秦启荣的第三纵队第7、8、9支队、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东部有窦来庚的保安第17旅、张品三的保安第15团等部队。国民党军队与省政府机关所需大量给养，因为没有来源，只能靠搜刮民脂民膏解决。为了盘剥农民，他们巧立名目，设立了抗日捐、胜利捐、警务捐、军事附捐、土地房产税等数十种捐税，寺头镇王瑞村的王永圣家曾一天接到12张要捐的条子。刚开始由各村保长向村民摊派，交不上的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逼着家人拿粮款赎人，因交不上粮款被逼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到了1942年春，各村普遍不能按规定交纳捐税，军队便直接出面向村民索逼和抢夺。寺头镇王瑞村冯兴禄家一天被国民党军队士兵翻了8遍，见什么拿什么。于家庄农民于维正买来谷种10斤，准备耩地3亩，刚耩了6分地，被国民党士兵发现，就将耧斗里的种子全部抢光。王瑞村农民张法文想趁着天不亮到地里耩麦子，怕被国民党军队听见，把耧斗锤子绑上棉花，结果还是被秦启荣部士兵发现，将麦种抢走。农民为了种子不被抢走，将种子拌在粪便里，国民党士兵连这样的种子也不放过，淘洗干净后拿走。老百姓没有吃的，玉米骨头、高梁秸心、麦发秸、糠皮、野菜、输树皮都成了上等食品，有的房顶上的谷草也被扒下来吃掉了。粮食比金子还要珍贵，一两一两的吃也不含得，而是一粒一粒的数者吃。想要卖儿卖女也不容易，幼儿少年根本就无人要，青年妇女也极为廉价。吴部不少军官用抢夺来的粮食，抢购青年妇女作妻妾，二、三十斤高粱即可换取一个妇女。博山县东部的峨庄、池上、李家一带，也深受吴化文部摧残抢掠之害，成为“无人区”，五区的李家镇大马石村百余户360余人中，就有280余人病饿而死，其余背井离乡，逃荒要饭。七区的峨庄嵧病饿而死的也不下2000人。国民党的穷凶极恶、横征暴敛，使穷乡僻壤的益都、临朐、沂源与淄川、博山交界处的山区不堪重负，民众大量死亡与流失。

3、连年灾荒、瘟疫遍地是形成“沂鲁无人区”的重要原因。“沂鲁无人区”内多山地丘陵，土质和抗旱能力都很差，再加上连年灾害、瘟疫遍地，更使“沂鲁无人区”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据《南沙井村史》记载，博山县四区南沙井村附近各村，从进入1942年开始，各种天灾便接踵而至。1942年上半年，滴雨未下，山上的树叶都干枯了，连柏树叶子也发了黄，地上连青草也没有，冬小麦近乎颗粒未收，所有的水井都见了底，人畜吃水发生了严重困难。一直到六月六下了第一场雨，旱情才有所缓解。庄稼种上以后，刚开始出苗的时候，长势还行。没想到处暑后，狂风大作，连着刮了三天三夜，地里长出的禾苗枝叶全毁了。七月间，虫灾流行，地上的虸蝗足有几指厚，所到之处犹如河水滚滚而流，庄稼被吃成了光杆。八月底，天气骤冷，下了一场苦霜，将要成熟的玉米全被冻死。就这样，一年的庄稼几乎颗粒未得，造成这里的农民连续几年普遍缺粮。同时伴随饥饿的还有各种疾病，像黑热病、伤寒、麻疹、天花、霍乱、痢疾、疥疮等。疾病横行，瘟疫肆虐，营养不良，加上缺医少药，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村里每天都有人饿死，村民苏功铭一家，40天内就饿死了4个亲人。在临朐县的东福泉村，王文政一家3代11口人，9口饿死家中，同村王世禄夫妇和孩子死在炕上，很长时间无人知道，瑞庄陈学瑞一家15口人，先后全部饿死、病死，崔册村的高来增全家5口人，一个月内先后死光，尸体无人埋，蛆虫爬到街上。

曾任博山县四区（下庄区）分区委书记的刘惠之在《博莱下庄的对敌斗争》中记述，1943年春，（博山县）五区高庄的一个群众到张家台村买了几十斤地瓜秧，准备回家当粮食吃，买主、卖主为除不除绳子的份量大打出手。四区五福峪村有个24岁的青年到区里要求当兵，我们见他那弱不禁风的样子没有收留，那位青年回家不久就病饿而死了。当时困难情形可见一斑。

四、“沂鲁无人区”的新生

1943年1月,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经不起日军“扫荡”和劝诱，接受戴笠密谕，投靠汉奸汪精卫，晋见日军侵华司令冈村宁次，在济南公开发表“和运”宣言,率部两万余人投降日寇,摘下国民党新四师的臂章,打出了“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后改为第三方面军)”的旗号。在日军的扶植下, 吴部成为山东伪军主力，盘踞在沂鲁山区，不断协同侵华日军“扫荡”我根据地,屠杀我抗日军民。为了铲除鲁中地区吴伪这一大祸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1943年夏至1944年春,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在沂蒙北部沂水、蒙阴、莱芜、博山、临朐边区,连续发起三次“讨吴战役”，歼灭了吴部主力,将其彻底逐出沂鲁山区。得知家乡解放，“沂鲁无人区”大批外逃的群众重返家园，抗日民主政府及时组织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深入灾区、救济灾民，政府向灾区群众贷粮、贷款、贷物、贷粮种，所贷款、物后来都作为人民政府的救济，不再收回，还出台政策，奖励垦殖，组织互助组，扶持烈军属春种，推动生产救灾。“沂鲁无人区”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慢慢得到恢复。1945年春节，“沂鲁无人区”的群众家家户户吃上了饺子，大家踩高跷欢渡春节，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军入伍。昔日的“沂鲁无人区”终于摆脱了死亡，重新升起了炊烟，恢复了生机，获得了新生。

五、“沂鲁无人区”问题探讨

关于“沂鲁无人区”的形成，“无人区”内朴素的百姓大多将主要罪责推给吴化文或国民党顽固派。实际上，“沂鲁无人区”真正的始作俑者是侵华日军，侵华日军才是“沂鲁无人区”的策划者、设计者。可以说，“沂鲁无人区”的施工蓝图是日军绘就的，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吴化文部不过是按照设计图施工而已，扮演的是侵华日军“走狗”“鹰犬”的角色，其祸国殃民不过是在助纣为虐。

1、制造“沂鲁无人区”是侵华日军刻意为之，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在华北，侵华日军对“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敌占区）、“准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游击区）和“非治安区”（我们称之为根据地）治理政策是不同的。在“治安区”，鬼子以“清乡”为主，实施基层保甲制度，通过加强伪政权伪组织的力量，扩大警察特务组织，镇压一切抗日活动;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实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在“治安区”，只要服从鬼子的治理，甘心作亡国奴，他们就会表现得很“亲善”。在“非治安区”，鬼子以“扫荡”为主，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实行极端野蛮残酷残忍的 “三光政策”，毫不留情。而在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准治安区”，鬼子着重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封锁、隔绝、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切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消灭、驱除抗日武装力量。侵华日军通过在“准治安区”（游击区）、“非治安区”（根据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在华北各地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可见，“无人区”是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侵华日军大规模地制造“无人区”，完全是出于整个侵略战争战略决策的考虑。“沂鲁无人区”，地处沂山、鲁山之间，是胶东根据地、渤海根据地通往鲁中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要切断这三大片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制造“无人区”自然成为他们的罪恶选择，这是侵华日军的战略意图所在。

2、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坚定不移抗日的共产党八路军。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根本目的是要搞所谓的“民匪隔离”，以此彻底破坏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从而达到“竭泽而渔”的阴谋目的。热河日本宪兵队长曾在一份文件中把制造“无人区”的措施提到很高的战略地位，声称:“鉴于当前形势，在治本上头等紧要的事，是无论如何首先做到民匪隔离。”关于民匪隔离，“就是将可能成为敌游击队控制的国境地区居民集中到我方据点及其附近地区，使之与敌完全隔绝，封锁敌人的所谓动员人力物力工作，把它掌握在我方手中”。文件中特别强调说:“争取民众支持是他们最大依靠，而切断他们与民众的纽带，就等于切断他们的生命线，将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侵华日军占领津浦铁路、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矿区前后，共产党八路军迅速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沂鲁山区成为我重要的根据地，这严重破坏了日军的“治安”，威胁着“治安区”的安全。抗战初期，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与八路军及其他抗日革命力量尚有较好的合作关系，还曾制定实施八条抗日施政方针。1938年底，山东八路军帮助沈鸿烈的省政府越过胶济铁路进入沂鲁山区抗日根据地，以图共同抗击日寇。但在共同抗战中，沈鸿烈深感八路军群众基础好，作战灵活机动，力量不断壮大。见此情景，沈鸿烈态度大变，逐渐由联共走向反共，妄图把八路军挤出沂鲁山区，在这一点上，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策划、制造“沂鲁无人区”达成了战略默契。

3、国民党顽固派的祸国殃民，使日伪绘就的“沂鲁无人区”战略蓝图变为现实。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进入八路军沂鲁山区的沈鸿烈，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反共，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假手侵华日军，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沈鸿烈疯狂叫嚣“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共口号。在其蛊惑下，山东各路国民党顽固派纷纷出动，屡屡制造军事摩擦，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频繁进攻。沈鸿烈暗中授意秦启荣部，秘密勾结日军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吴化文部为保存实力，避免与各方作战，在其驻地附近，更是防卫森严，凡出入防区行人，均以密探敌特治罪。这些顽固派还常常伪装成八路军，在沂鲁山区大烧大杀大抢，造谣惑众，嫁祸我军，甚至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组织暗杀团、进行策反等，在我根据地内大搞破坏活动。1940年5月，八路军被迫撤出沂鲁山区，向沂水转移。8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进驻临朐县西部，吴化文率部跟进，占领了国民党省会区，成为沈鸿烈的反共帮凶。在沂鲁山区，吴化文部不断与八路军发生摩擦，肆意残害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员家属，对缴不起军粮的百姓滥施酷刑，以至民不聊生，纷纷离乡逃生。吴部公开投降日军后，协同日军作战，按照日本人的授意，加紧在沂鲁山区制造“沂鲁无人区”，在抗战历史上留下了罪恶的一页。所以，“沂鲁无人区”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手中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祸国殃民才激起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沂鲁山区人民的强烈反抗，终被歼灭主力、彻底逐出山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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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玉山.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4.无人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E]，1995.

[4]临朐无人区[DB/OL].百度百科.

[5]南沙井大队村史编辑小组.南沙井村史 [E]，1974.

[6]政协沂源县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沂源文史资料（第4辑）讨伐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部战役专辑[M].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