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倾向性与真实性辩证统一关系

文艺倾向性指通过文艺作品具体形象、情节体现出的作家立场、思想情感和作家对现实的审美理想评判。文艺倾向性在对真实性的不断开掘中显现，即支配作家的世界观、强烈情感是在作家真实描绘过程中不断得到显露的。作品完成，文学形态的文艺倾向性也完全形成，此时，已不等于作家创作前的世界观。

文艺真实性指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及揭示社会生活本质所达到的程度。“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其根本原则。就是说，文艺真实性除应有细节的、生活场景的、性格的、内心活动的等一系列感性真实上的要求外（叙事作品），更应具有反映生活一般本质的真实。

两者辩证统一关系是一个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真实性是基础，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形象的第一要素是保持生活现象的具体可感性，这是文艺区别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个性特征；倾向性必须建立在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基础上，依赖真实性得到显现；没有真实性作基础的倾向性便不是“带文学形态”特点的倾向性，倾向性是主导，创作前，它表现为世界观对作家认识生活的指导，创作中，在世界观转换、显现为文艺倾向性过程的同时，它也引导作家不断开掘真实性和深化作品主题。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倾向性、真实性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内核（通过创作全过程加以考察可看得更明晰）。总之，倾向性、真实性，如同灵魂和肉体，在作为生命——作品的统一体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显示出同一性。

艺术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人们掌握世界的一种审美方式，表现的是人与现实的一种精神关系。因此，凡艺术作品必打上作家的强烈主观印记，这种主观印记必带上倾向性（但融铸、隐藏、包含在作品之中）。对此，俄国文学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分析说过：有的作者相信有与人的任何意图无关，而纯然是独立存在的美的纯粹艺术，但这种绝对无倾向性的境界是达不到的。这种纯粹的东西就它会把人招引到脱离现世的玄妙境地去，就说明它显示的只有鲜明的倾向性了，而这正是由于回避倾向性的缘故。

从真实性的哲学内涵看，真实可说是一种客观实体，它用事物的现象、个别方面与人的主观认识的感性方面相联系；而真实性作为对生活认识的正确程度，它已带上了逻辑思惟的色彩，这种逻辑思惟是与人的主观认识理性方面与本质一般相联系着。因此，从这一角度说，真实性本身也包含了倾向性，做到了真实描写也就表明了倾向。所以，恩格斯将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摆在首位；所以秦兆阳在五十年代就说“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巴尔扎克的创作也说明了这点，只是因为艺术地、真实地对现实关系作了深刻描绘，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保守的，当然，并非说真实性就是一切。

重要问题是怎样认识生活的真实。这里，可看出下段话的重要。在阶级社会，作家、艺术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按照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来认识和反映生活，只有当作家、艺术家的立场、观点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并具有相当的认识能力和较高的表现能力时，才能程度不同地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揭示出某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意义。因此，文艺真实性是与作家、艺术家的进步世界观或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以及熟悉社会生活的程度相一致的。世界观、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即前面所说还未进入创作前的作家的政治思想倾向，这就带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领域：要发掘真实非得依赖倾向性不可，因为世界观、思想倾向随时都会进入作品得到表现，文艺倾向只是它的折射。

 

2002年1月在意大利比萨斜塔巧遇著名相声演员马季

阿•托尔斯泰在没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前是一位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并出现过创作危机，因为“我没看见国家和人民真正的生活”。十月革命后，他流亡国外，1922年在柏林时，高尔基帮助了他，他回到苏联，世界观逐步得到改变，很快写出许多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性的作品，成为苏联人民拥戴的作家。这说明，作家只有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思想倾向对于作品文艺倾向的影响、制约作用，才能写出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正因此，马克恩、恩格斯极力赞誉有强烈倾向的作家，埃斯库罗斯、海涅等等。由此，可见出创作无意识论之荒谬，俄国文学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作家塑造形象时“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或他们的判断”，这种判断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活动。”显而易见，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为生活服务的作用是全靠渗透在作品中的作家的艺术理想和审美判断——文艺倾向体现和发挥的。作家要带有强烈意识创作，要在作品中体现强烈的倾向性，这是勿需置疑的。但这种倾向进入作品却是要通过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显示和折射的。

究竟怎样在完成真实的描写、同时又表达强烈的倾向，使文艺的倾向性与真实性做到统一呢？恩格斯提出了原则“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倾向不能游离于艺术真实之外，成为抽象的说教，要让形象说话，由它向人们揭示生活的真理，袒露生活的欢乐与苦辛，美善与丑恶。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作者给他的人物安置怎样的命运，使他经历怎样的兴衰际遇，功过祸福，最明显不过地能流露出他的倾向的，完全无须特别说出。话剧《今夜星光灿烂》，情节本身已告诉我们，在社会解放的斗争中一群年青战士的事迹，他们的牺牲是可歌可泣，永垂不朽的。但作者却特意让陈司令员用显然是教训的口吻对观众们说（舞台调度是这样）：“将来每一个人都必须用自己的行为作出回答，而且非回答不可！”这似乎有悖于上述所说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用形象表达倾向，也须遵从真实的原则，如《今夜星光灿烂》，战士小于身藏数枚手榴弹只身闯入守备森严的敌指挥所，并炸毁敌指挥所，是不真实的。为了表达战士英勇这一“意念”，脱离真实的要求也是违背统一原则的。且不说作家熟悉生活不够，也因为作者在艺术表现时因不真实而丧失了艺术感染力。

第二，作品的倾向不能违背艺术真实，破坏艺术真实，成为主观臆断，而必须从反映客观现实面孔和本质的艺术真实中生发出来。必须符合客观现实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创作就严重违反了这一原则，拉萨尔不从历史真实中去认识济金根真正的悲剧因素，又极力贬低真正的革命派农民，而从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悲剧观出发去描述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国民运动。因为拉萨尔是从观念出发（不是从生活出发）创作，他表现的倾向性就是概念化的、违背真实的，使倾向性与真实性分裂了，这就必然使作品的倾向成为一种主观的臆断。拉萨尔就臆造出了一个据说差不多所有革命中都重复出现的所谓“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热狂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的有限的理性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这在作品表现的就是这个冲突，是在革命中使用狡诈导致了济金根的覆灭。《济金根》剧本是宣扬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所以恩格斯指出他在创作上就是“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结果“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可见，倾向性与真实性统一原则是何等重要。因此，只有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做到恩格斯所说的“充分现实主义”，才能使艺术创作有规律可循，从而使艺术以其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在人们的心灵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高尔基）。

（写于1981年元月23日）

 

2002年2月1日摄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