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与生子
结婚
我与老伴是在1978年的4月12日正式领取的结婚证书。说来有意思,我们的结婚证书竟然是我一手“非法”操办的。
那时因为我和老伴分别在两个地区工作,办理结婚证需要的一应证明材料繁杂挺麻烦的。说来也巧,战友郑三炮(郑家荣)有个同事的老婆的妹妹刚好是办理结婚证书的经办人。这就应了那句中国几千年来“朝中有人好办事”的至理名言。
说实在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就没有记得我亲自去过婚姻登记处。只记得是三炮的同事的老婆的妹妹把两张盖有“普洱县思茅镇革命委员会”大红戳的结婚证交到我手中,“请”我自己填写好就算完备了我与老伴此生的一应婚姻法律程序了。
我与老伴一路走来,风雨坎坷,喜吉泰来,人生为我们送来了几多的欢乐,几多的温暖,几多的惆怅,几多的泪水,几多的拼搏。我们共同筑起家的长城,共同拥有了儿女的欢乐,共同享受着天伦之乐,共同携手着白头晚霞余晖的灿烂。
忆往昔:我与老伴的婚礼是在那一年的51前吧。那时四人帮刚被打倒,婚礼因文革极左思潮的祸害,我们没有像今天的人们一样留得一张恩爱的结婚照,更别提风采多姿的各色可以光彩夺目的结婚照片。
我和老伴的婚礼形式是以旅行结婚为主的婚礼。那时文革祸害正浓,老百姓哪怕一点点喜庆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办婚庆酒席更是一度的严禁,呵呵,叫我们赶上了。
我们结婚用的洞房。在老伴家是借了她大姐夫的一间在物资局仓库过道中间堆放杂物的不足五平米的小屋,(那里常为物资装卸工人们图方便溺尿的所在)小屋仅够放下一张木架子双人床,进门就得上床,好在除了尿骚臭外也算是较为清幽的“桃花源了”。我们在此时此地没有办过什么可供记忆的仪式就入了洞房,哪怕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喜字也没有在记忆中留下。真真的对不起当时身为玉溪卷烟厂团委副书记的老伴了。没办法,谁叫那个年代我的岳父母是被专政的右派对象呢?!夹紧尾巴做人是那个年代那一代特殊人们的唯一特征。
在我家,父母为我们临时在客厅里布置了一间新房。呵呵呵,我们家的房屋是用木板隔的板壁,放个屁都得忍着点以防声大的那种,真是难言的尴尬。
我们婚礼那天家里给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请来了几个信得过的老朋友凑了那么一桌人悄悄吃完了事。
我们的真正婚礼是一次快乐而愉快的旅行,两家老人们为我们凑了几百块钱。
我们从昆明乘火车出发,先到了广西的南宁市,后从南宁到了梧州,又从梧州乘船经珠江水道前往广州。在船上我们买到了梧州大荔枝,美美的吃了一回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无核荔枝。
在广州我们下榻在珠江畔的一间小旅店里。那时出行得带着一系列的证明文书,到了地方先得到旅店住宿申请登记处,进行登记,根据分配的旅店入住。哪怕你们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关系也是不能拥有一个房间的。这是那时候革命理论的需要吧。
我们在广州兴致盎然地游览了中山公园、动物园、七十二烈士纪念公园、人民公园,还乘游船夜游了广州市的珠江段。悠哉!乐哉!在广州我们买了很多喜欢的物件,如海豚小花瓶、天堂形状的半导体收音机、各种回来后要送给朋友们的喜糖,一把当时云南见不到的镀铬红色人造革的折叠椅子,还买了两张够做两个衣柜面板的宝丽板(贴面板)。
接下来我们从广州乘火车北上湖南长沙。在长沙我们瞻仰了毛主席当年就读工作过的湖南师范学院。我们走进了毛主席当年进过的饭店“火宫殿”,吃了毛主席当年吃过的臭豆腐。在长沙,我们买了一整套的醴陵瓷器碗盘。呵呵呵,买的东东让我们用扁担担着从长沙千辛万苦的搬上了回昆明的火车,又从昆明累死累活的搬回到玉溪,在回到玉溪后,扁担咔啪一声断了,可怜买的东东保存完好。哈哈哈……
我们拥有的是心心相印的纯真爱情与情投意合的人生理念和无言的生活默契与相互理解的共同情感世界。
生子
曾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思茅地区医院出生。孩子临产超预产期二十多天,临产时是个星期天,主要妇产医生休息。老伴怀着孩子时肚子也不显得太大,人们都以为生产不会遇到多大麻烦。殊不知,生产遇到了难产,加之接生医生经验不足,致使孩子脐带绕颈窒息夭折。
临近生产我利用从昆明拉货回思茅的机会把妻从玉溪接到了思茅。本想思茅有我的父母和娘娘(母亲的妹妹)在,对产前产后的妻和孩子的照料会好些。因为那时岳父母在玉溪的身份(右派)处境都感觉不利。
接下来更大的痛苦还等着老伴。由于孩子的夭折,老伴情绪激动,加上医生处理不当打了宫缩类的针剂,致使子宫收缩胎盘下不来,无奈又做了剖腹取胎盘的手术,这真是雪上加霜啊!
那天也奇了,一向念念叨叨盼着媳妇生产抱孙子的老娘竟然阴差阳错的跑去为单位摆摊设点,全然不顾临床生产的媳妇,把她丢给自己的妹妹一人守在医院。至今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娘娘一个从四川来思茅的农村妇女,人生地不熟,自然地遇事六神无主也是造成这样结果的一大因素。当然了那时的我懵懵懂懂早已经是丈二的和尚莫不着头脑。
之后老伴被安排住进了妇产科的大病房,我们天天看着别人的孩子吃奶,天天听着别人的孩子的哭笑声,我们心都要碎了。天啊!这就是那个年代我们的“人间天堂”?
产后的第二天我们迎来了一次思茅的强烈地震,地震的当时,一房间的产妇丢儿弃女自顾逃命,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来管。老伴由于手术关系,我们自然逃不了,那时我爬在老伴身上保护着她,心想不跑了,哪怕死也死在一起算了。呵呵,天佑可怜人,平安无事!
遇到这样不幸的事,老岳父从玉溪赶来了,玉溪卷烟厂团委书记赶来了,(那时妻是玉溪卷烟厂团委副书记)我的战友同事们赶来了。今天我们回忆当年,我们要谢谢他们,谢谢那些在危难中给予我们关爱的人们!
失子之痛,思之而动。失去孩子的我们考虑再三,放弃了之前妻争取调思茅工作的念头,选择了我调玉溪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