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不平凡的人生》第六集 人生的转折九、《走进玉溪妇幼保健站》

走进玉溪妇幼保健站

 

为什么会选择到玉溪妇幼保健站工作呢？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我从思茅办理完调出手续，联系调入接收的是到妻的所在单位玉溪卷烟厂工作。那时的玉溪卷烟厂属于轻工部门，且属工资低工作重那一类企业。当时凡玉溪人大多都不看好的工作单位。而且接收我时厂里就说好，去了只能开拉烟包的烟包车，也就是专做在厂区里，车间之间输送原材料运输工作的驾驶员。

那天到玉溪民政局报到接受分配时，刚巧遇到玉溪妇幼保健站站长吴惠阿姨，（她与妻家里还沾点亲带点故，妻的大姐嫁了她侄儿子，而且两家老人一直有着亲密往来。）因省妇幼保健部门准备分配玉溪一辆救护用车，而玉溪保健站没有驾驶员而卡了壳，她正在民政局着急诉苦。遇到我这个汽车驾驶员去报到接受分配。（说明一下，绝对不是事先预谋的，事前我一点不知道。）按老话说；吴惠阿姨这正好是磕头碰着天，瞌睡遇着枕头。抓着我的档案就不放手，死活要我到她们妇幼站工作，争取让省里分配她们车。

民政局的同志说：“老吴同志，人家是烟厂要来的人，商调函都是烟厂的，怕不能半路把人劫走吧？”

“我不管，反正今天碰到了，这个小伙子就是我们的人了。要不然省里不给我们车你要负责。”吴阿姨“霸道”的毫不让步的嚷嚷着。（后来才知道吴阿姨不但是今天妇幼保健站站长，还是一位参加过清匪反霸的老革命，办事风风火火，在玉溪地区出了名的女将）

吴阿姨边嚷嚷边转头看着我问：“小伙子你是哪里的，愿不愿意到我们单位工作？”

“我是从思茅过来的、、、、、”正说着妻从外边走进民政局办公室，看见吴惠阿姨，上前互相说起话来。把我晾在了一边。

阿姨问妻来民政局有事吗？妻指着我说“来看看他报到怎么样。”

阿姨不高兴的说：“你们烟厂那么多驾驶员，这个给我们妇幼站算啦，就不要和我们争啦！”说得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瞪着眼看着她。

吴阿姨好像也回过点味来了，接着说：“你不是也来要人的吧？”

“要哪样人”妻更加莫名其妙的问道。

吴阿姨指着我说：“他啊，驾驶员！”

哈哈哈，妻看着我大笑着说：“我是来看他报到的，他就是我家李明。”

“哦哟，整错啦，整错啦，以为你是烟厂派来带人乃。这个就是李明该，不要说啦。”

转向民政局办事人：“这个人我们要定啦!”并对妻和我说：“说好啦嘎，李明就到我们妇幼站克了嘎”说完自顾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吴阿姨风风火火的帮着办妥了调玉溪地区妇幼保健站的一切手续。

就这样我退伍后的第二个单位就到了玉溪地区妇幼保健站。保健站在宿舍楼的三楼为我分配了一间当时足够大的宿舍，这样我们从那时起就正儿八经的拥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

说来也是万幸中的不幸，自从分配到玉溪地区妇幼保健站后，省里就一直没有把答应分配的车辆分配下来。因此，我这个汽车驾驶员也就名正言顺的，不务正业的，成了保健站的杂役。做起了诸如；修修补补的基建管理员、侍弄花花草草的“老秋翁”、东奔西跑应付各种可有可无会议的随从跟班的“狗腿子”。

有意思的是竟然受组织派遣参加了一次学习摄影照相的学习班，还专门的为我的学习买了一台海鸥牌120照相机。美其名曰，说是：学成回来后为妇幼保健站今后的业务开展做摄影宣传培养人才。

更有意思的是，那时不知道哪里刮来的一阵提倡办沼气的风，把个沼气吹得锦上添花的，也不知道怎么就吹到了妇幼站领导的耳朵里。好嘛，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自己有没有办沼气的条件。领导与地区沼气办一联系，立马急吼吼的派遣我去参加玉溪地区在通海县召开的“全区推广沼气工作现场学习会议”，一去就是一个多星期，系统的学习了沼气产生、制作、运用、建设、必备条件等等原理，还实地实践制作了沼气池，并点火成功。熊熊火焰烧得参会人壮志凌云，大有把会议精神带回去大干一番的高昂的“革命”热情。

回到单位后我激动的向领导们汇报了参会的全过程，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建议，领导们在我情绪的感染下，选地、画圈、（各级汇报）打要钱报告，为妇幼保健站建沼气池做准备。

地选好啦、圈画完啦、通过地区沼气办要到一万块钱。我的气也随着建池的设计瘪了，瘪的有理有据。

冷静下来的我，发现我们保健站要办沼气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一个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大错误。建沼气池需要大量的有机肥，诸如；秸秆、草料、人畜粪便作为发酵基础。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整个保健站十几个人，哪怕成天再吃再拉也整不出几斤做沼气必备的发酵引子。工程经我发起也经我而终止。还好只是纸上蓝图，没有造成多大损失。这件事深深地教训了我这个毛头小伙，也给我后来能务实的走好人生路提供了成熟的前提保障。

沼气池的“胎死腹中”造就了单位一万块钱沼气建设费的自由支配权，也让领导们把我提拔上了单位出纳的宝座，好嘛，在玉溪妇幼保健站里终于有了固定的职业与位置。保健站就那么十几口人，每月的经费加工资出入也就几千大洋，对于我这个曾经干过连队代理“钱粮官”的来说，小菜一碟。

正事之余闲多事少。百无聊赖，弄了些木料，自己设计，请了两个浙江木匠师傅打开了家具，三门柜、五斗橱、碗柜、单双人床，花式新颖，做工考究，带动了保健站从上到下家家户户仿效，全然成了家具加工厂。

这期间说来好玩，两件事让我郁闷不已。

第一件事是：有一天站里业务收进了120元现金（那时妇幼站没有做什么业务，可能是卖了点药的收入），领导叫我把它存到银行里去。本来我是出纳自己去就行了，正好我们老会计（女50多岁年纪，从元江某农场刚调到站里）要去街上办事，我们就一齐去了，她背着一个军用绿色挎包，那120元钱也就理所当然的放在了她的挎包里。

到了银行，取钱存钱人挺多，大家挤在一起争先恐后等着办理存取手续，老会计自告奋勇挤进人堆去办理存款手续，我优哉游哉在一边瞎逛荡，不一会老会计哆哆嗦嗦挤出热群颤抖着嘴唇对我说：“糟糕了，糟糕了钱被小偷偷了”并把装钱的挎包递给我看，哦嚯，只见挎包底部一个被刀片划的大口子，这无疑是被小偷把大洋弄走了。我当时第一时间与银行工作人员联系，告知钱被小偷偷的事，银行立即封锁了一切进出口，并同时报警，闹腾了一上午毫无结果。警察当局让回去等案件进展情况，无奈一等几个月，泥牛入海无消息，只好自认倒霉了，老奶（会计）和我各赔了60大洋了事。

接下来事还没完，船破偏遇顶头风，落井下石。从地区卫生局有人传出谣言说；我带着一群小姑娘在东风水库用公家的照相机拍照。

经查到是卫生局一个半老头（老出纳）散布谣言。一气之下闯到卫生局找到半老头对质，老家伙吱吱呜呜不敢面对，要不是有人拉着就难说了。后来证实是卫生局新来的搞宣传的一个年轻人在没有弄清情况下把别人当做我瞎说的，他找到我做了道歉，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由于遇到这些不堪的问题，加之1978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传说，突破右派改正禁区的斗争，与当时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使冤屈多年的老岳父母的右派问题即将得到平反改正的曙光的显露。

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称：“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这些作为当年“右派分子子女”的人才得到应有的人格的尊严与待遇。在那段不平凡的时间里，常看到父辈当年的难友们三五成群的聚集在物资局家里谈论着、谋划着、倾诉着、展望着曙光的未来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髓和人生的心酸。

也就在那一年的年底（1979年）为增强公安政法机关工作，妻被选拔到玉溪市公安局工作。也就在第二年的年底（1980年）我也被吸收加入了这支为此奉献一生的公安队伍。我们都成为了光荣的人民公安战士。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三次大转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