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辈的足迹（四）抗日烽火——起义篇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释放政治犯。父亲与李延令1937年9月在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的爆炸声中，回到了山东肥城西里村父亲的家里，因李延令是外地人，在肥城开展工作很困难，遂回李延令的家乡馆陶，从此父亲再没有见过他。父亲出狱之前，徐麟村、王少芬已经从南京出狱回到肥城，徐麟村出狱后从西安去延安10月也回到了肥城。张维之任县教育局（督学），与县管学校有一定的联系。

      父亲回肥城之时，正是爷爷因为争夺村子里小学的领导权，打官司的时期，父亲从中调和矛盾，让他们别打官司，有钱出钱买枪打日本人吧。打官司的几家在当地算是富户，在父亲的动员下，官司不打了，有的人拿出钱买了枪。

       父亲回到肥城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找到党组织，以便更好的开展抗日工作。当时肥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徐麟村、王少芬、张维之等几位在外地入党的同志且王少芬刚出狱，也没有与党组织建立联系。父亲与这三位同志开始了自发的组建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以青年学生，小学教员为主，又通过父亲的关系及张维之的关系，联系了一些有抗日倾向的乡绅和个别的国民政府的乡，区长。

        1937年十月父亲他们四人由地下半公开发动群众，到公开亮明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的宣传抗日，在肥城全县开展抗日工作。父亲说:”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索性公开身份就是了”。他们四人先后动员李森堂、冯继五、李俊、蒋福庭、阴法唐、吴立全、王洪乾、葛阳斋、牛顺山，乔授卿、孙新民、安振田、王惠东、丁涛、桑龙轩、桑岐增、伊鹏武、伊翼杰、张杰等人，并通过他们发展人员，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父亲与王少芬、张维之都不懂军事，本来商议去延安学习军事，在王少芬家中准备起程时，张维之提出我们走了，发动的人员怎么办？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敢打鬼子，最后三人决定，谁也不去延安，就在肥城打鬼子实践中学军事。

         此时，父亲通过辛俊卿找到鲁西北特委书记张霖之，向张霖之汇报了肥城目前的情况，主要是缺少枪支弹药，和大部分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缺乏军事人才，迫切需要组织帮助，在张霖之协调下，组成以平津流亡学生为主的“三路军政训处战地服务团”来到肥城，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战地服务团“，巡演肥城各区镇，广泛采取文艺演出的方式宣传抗日活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这些文艺表演，能吸引大批民众观看，而且易懂，就是宣传抗日，不但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在各阶层中也有很大影响。这种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教育形式，使当时的肥城人民备受抗日的思想启蒙和教育，是空洞说教式宣传抗日所不能比拟的，这为日后肥城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绅士，地主，富农共同抗日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刘继和是肥城三番子头，乔授卿是肥城国民政府的区长）。

         ＂战地服务团＂不但以艺术表演的宣传抗日而且在肥城开办学习班，军事训练班。参加学习班的多是肥城县的小学教员，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主要对学员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教授基本的军事知识。无论学习班还是训练班的学员参加培训后，都回各区，乡，村组织民众，对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肥城成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自卫团初期一直在泰肥山区，大峰山区活动的原因。

         辛俊卿出狱后就与鲁西北特委联系上，这次是受鲁西北特委的指示，来肥城为鲁西北培养干部，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和征得张霖之的同意，培养的干部全部留在肥城和泰西，辛俊卿自己也留在了泰西。1940年后辛俊卿为泰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1年牺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被国家民政部列为抗日战争牺牲的我军高级将领。

          1937年10月间，在父亲与张霖之鲁西北特委联系的不久（鲁西北特委归冀南党组织领导），徐麟村在泰安与刚出狱，受鲁宝琪委托到泰西发动起义的张北华联系上。父亲在11月份在肥城马庄徐麟村家中与张北华长谈一天。父亲，徐麟村、王少芬、 张维之共同商议决定，肥城参加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武装起义。

           1938年1月，张北华、远静沧、程重远、夏振秋、崔子明等十个人，十一条枪与肥城武装100多人在空杏寺集合，攻进肥城城里，消灭了维持会长范维新，打响了泰西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肥城泰西武装起义的枪声很快传遍整个泰西地区，不久长清、泰安的数支武装队伍齐聚肥城，泰西抗敌自卫团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夜摸界首，围攻道郎战斗使泰西自卫团威名远震，在3月间发展到2700人左右，编为十七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四大队长清为主，大队长冯晓云、指导员袁振、参谋长张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