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辈的足迹（七）抗日烽火——肥城

　1938年6月徐麟村从大峰山独立营调回肥城，担任肥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因当时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不过度刺激国民政府，肥城县委处于地下状态。第一任县委会只有三个人，王少芬任组织部长，王宪笃任宣传部长。县委办公地点设在肥城五区西里村父亲家里。我三个姑姑，父亲第一个妻子，都被动员起来为县委服务，为党工作。从父亲出狱回家乡发动抗日活动之日起，她们都在积极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的县委只有徐麟村等三人，而且都分散在区，乡，村里做发展党员和建立基层党支部的工作，有事情需要处理，回父亲家里商量决定。县委会的具体的事情和护理病员的任务就落在三个姑和大妈身上。万晓塘得了重病是在父亲家中治好的，可以说上至爷爷，奶奶，下至家里所有的人都为抗日出力。父亲的堂兄李寿鹤被发展为党员，与父亲家中的帮工郭长佐为县委地下交通员，负责县委与区，乡委，村子里的联系，父亲的本家李福余为联络员。肥城第一届县委会从1938年6月建立到1939年9月徐麟村调离，父亲的家就是肥城县委办公地点，为了更好抗日，更好的为抗战服务，父亲把家里的两层小楼改为一层，并把大院改为小院，这样方便有事迅速撤离。2015年父亲肥城的旧居，列为泰安市保护的革命遗址 。

        1939年夏秋，随着国民政府南逃，泰西地委开始在各县着手组建自己的县民主政府，从部队里调出一些骨干充实地方政权建设。父亲离开部队调回肥城任县长。父亲回肥城时，县政府的基础是九区联合办事处的底子，有的区，村建有自卫队（即民兵组织）。这个时期肥城的抗日形势很好，老百姓基本动员起来，地主，乡绅很多都为抗战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徐麟村任县委书记时，九区联合办事处建有一个独立营，张维之从六支队三团调回肥城后一直任九区联合办事处主任（行使县政府的职能），兼独立营长。115师陆房突围战后，独立营调归115师，肥城就没有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了。所以，父亲一回肥城首先抓独立营的建设。肥城有一个叫王正南的原国民党的一位营长，国民党军队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走，是黄埔军校6期毕业生。1939年3、4月间，王正南带领百、八十人，找到于汇川和父亲想投靠六支队三团，父亲与团长于汇川商量后没有敢要。主要是:三团本来就是肥城国民党保安队改编的，队伍不是很纯洁，王正南带来的人都是兵油子，贸然再把王正南的人收编怕出问题。王正南找到115师东进支队，115师不怕，把王正南带来的人收编了，但王正南本人没有要，让他回肥城继续拉队伍。王正南这次又拉来几十人投奔115师，115师东进支队去沂蒙山区了。王正南找到父亲，父亲正缺人，二话没说把王正南这伙人收编了，组建县独立营，叫独立二营。因为王正南是黄埔军校毕业，懂的训练战士，打仗也有一套，父亲经上级同意，让王正南当了营长。

        独立营成立后第一次比较大的仗，是1939年12月份魏家坊围歼红枪会。起因是:魏家坊红枪会头子丁传玺，徐光贤伙同国民党军队的残渣余孽近千人，住在魏家坊，杀害我抗日干部五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已经成为肥城抗日的绊脚石，不得不拔除这颗钉子。父亲率独立营把这帮人包围起来，派人立即去六支队求援。独立营把红枪会包围后，红枪会很顽固不投降，组织人光着膀子，戴着红兜兜，高喊刀枪不入往外冲，很多新战士没有见过这阵势，打几枪不中，真以为红枪会刀枪不入，有个连长带着战士往后退，父亲一看不行，让王正南带两个战士利用院墙为掩护，打枪让战士们看看，红枪会是不是刀枪不入？王正南是有名的神枪手，一个战士压子弹，一个战士瞭望，王正南一口气打死十几个人，总算把红枪会打了回去，也给战士们做出了榜样，鼓舞了士气。独立营将红枪会围了两天，等到六支队三团到来后一起围攻红枪会，红枪会就是不投降，退到院子最后个小楼上顽抗。于汇川为了更好的观察地形，前出到墙根底下，突然从柴火垛中串出一个人，用红缨枪猛扎于汇川，多亏于汇川的警卫员张传河一枪将其毙命，救了于汇川一命。最后是用火烧土楼，围歼了魏家坊红枪会。

          1940年初，春节前夕，独立营得到情报，城里的鬼子准备出来，去山区根据地搞破坏。父亲带着独立营准备打一下，鬼子一出城，独立营就在后面跟着，准备在聂庄伏击鬼子，没有想到的是，鬼子一头扎进西里村，父亲一看坏了徐麟村在村里，赶快命人上西里村外的山头上，到处晃人影，告诉日本人，山上有八路。鬼子果然看到山上有人，怕中埋伏，立即出村，也没有顺原路返回，而是顺东里村、杨庄、尚里回城里。独立营在后面追，鬼子在前面跑，一直追到尚里，鬼子不跑了，上了房，机枪就架上了，准备面对面的打。父亲一看形势不好，命令王正南停止追击，不进尚里村，在村外打枪，放鞭炮。鬼子一直不知道八路军到底有多少人，不敢反击，就是打枪不出村，独立营一直围到晚上，看看鬼子死活不出村，独立营就撤了。这次战斗鬼子出来40多人，汉奸队几十人，毙伤敌人几名，独立营无一人伤亡。父亲说:独立营武器太差，没有机枪，没有多少长枪，都是老套統子，有些手榴弹，要是有机枪，够鬼子喝一壶的。

        1940年夏天，鬼子集中500多人，对在肥城驻地的泰西军分区和地委机关扫荡，头天黄昏，部队和机关在红山集合，向肥城棋石岭地区转移。拂晓部队在张杨庄北与鬼子交火了，军分区司令员王绪坤（王力生）立即下达抢占山头的命令，王绪坤司令员带领分区陕北营守棋石岭南山口，李冠元政委带领特务连、警卫连守棋石岭西山口，分区训练队守棋石岭山口。陕北营调出一个连抢占空杏寺的东南山头。父亲与王正南带县独立营伏击日军的后援部队，接应分区，地委机关突围，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打的激烈艰苦。半夜时分军分区，地委机关突围，突围后在小鲍家洼与父亲率领的独立营汇合。这次战斗是继115师陆房突围战后在肥城境内，打的非常艰苦的战斗，也是父亲在肥城当县长一次大的战斗。父亲说:在肥城一年多时间里，麻雀战，游击战经常打，打的鬼子没事不敢出县城。

       1940年下半年，刘贤权任泰西军分区司令员，把肥城独立营全盘端走，一个兵都没有给父亲留，父亲意见大了，找刘贤权理论几次都没有用。父亲说:给我留一个班也行啊，总有个基础，但一个人都没有留。独立营上调后，父亲带二个通信员，开始了一段地老鼠县长的工作，又重建了 独立二营。

        王正南:解放后任南京军事学院院务部行政管理部付部长（付军级），1952年因所谓“经济问题”判刑十五年，1987年国防大学平反纠正了王正南的冤假错案。评价王正南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都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有一定的功绩。遗憾的是王正南没有看到这一天。

         题外话:王正南自跟定共产党，参军入武后，担任过7纵19旅、20旅参谋长。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都打了一些大仗、硬仗，只是罢职太早，死的太早很多战斗已经无人知道或无人提起罢了。

　父亲1939年秋到肥城任县长后，首先抓枪杆子，只有枪杆子才能保卫政权，正像父亲说的刚到肥城时晚上睡觉都要睁个眼睛。所以当县长伊始就建独立营。在抓武装队伍的同时，积极基层政权建设，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完善各区政府，县政府各科职能的合理划分。这时各村基本建立党支部，党员也由几百人发展到了近千人。

      由于父亲的经历，对党的統一战线政策的理解比较透彻，在县，区乡政府建设上，坚持党的統一战线政策“三三制”。只要抗战，对抗战有利，各阶层人士，都能选配到区、乡政府。用”三三制”建立的县乡村政权，人员结构合理，各类人员都有，很好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在完善政府结构后，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提高雇工待遇，改善群众生活。为了减租减息得以顺利开展，父亲让爷爷带头给雇工减租减息，给西里村两个小学减賦。为了提高粮食供给支持抗战，父亲让爷爷把100多亩桃园，因地适宜的改种麦子、高粮、地瓜。除留出爷爷，奶奶的口粮外余下全部充公。（父亲在北平被关国民党宪兵三团时，爷爷为救父亲，卖了100多亩水浇地）

       肥城县是当时泰西地区統一战线，“三三制”，搞的最早，最好的县，县政府人员结构合理，各阶层人士都有，抗日热情高涨。由于对肥城上层人士做工作，他们很多参加到抗日阵营里，被鬼子杀害的有：

       朱重武（湖屯三黑之一，肥城商会会长，己为烈士）

        王冠五（教育科长，做肥城情报工作，已为烈士）

        马龙九（于会川当县长，他在五区搞武装，以后当付营长）

        冉定宇（冉庄地主，抗战时期县委宣传部长）

        石斌甫（被杀害）

        范培选（五区区长，被杀害）等都是原肥城上层人物。

       肥城减租减息也是搞的最早，最好的县，是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地委、分区、专署都在这一区域。

       1939年春到1940年夏是肥城抗日形势最好的时期，日军占领县城外，只有四个日伪据点，没有統一行动，日军不敢出据点。整个肥城除县城外，基本都是共产党的天下，这在泰西地区其它县也是没有的。正象山东纵队政委朱瑞1939年指出的那样，＂山东省有两个模范县，这就是肥城和长清！即如肥城县人口有36万，青年约6万，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就有1.2万人。两个月培养下级干部36O余人。他们干部很多便推动很快，或者说，正因为他们工作很好，所以才能培养大批干部！＂

         1940年夏秋之季，独立二营调走之后，肥城没有像样的武装队伍，加上日军武汉会战后，驻华日军最高长官冈村宁次，从重点正面对国民党军作战，改为巩固华北战领区，重点对八路军作战。肥城的抗日形势逐渐恶化，日伪据点增强、增多，鬼子开始清乡扫荡，到1941年肥城的抗战形势严重恶劣，抗日政府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以后发展到没有抗日政府的立足之地，泰西地委、专署、分区都转移到黄河西，离开了泰西地区。

       独立二营调走后，父亲带着两个通讯员，开始了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活动，到各区，乡，村检查工作，很多次都是日伪军在前头走，父亲在后头跟着，日伪出村，父亲进村。日伪军管父亲叫地老鼠县长，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悬赏500块现大洋要父亲的人头。这时期日军到处抓捕抗日干部和群众，为了抓到父亲，日伪军多次进西里村抓父亲的家人。三个姑有组织，跟组织走了，爷爷奶奶，大妈东躲西藏，躲避日伪军的搜捕。日伪军在一次突然袭击中，把父亲的堂兄，县委交通员李寿鹤抓了起来，关到鬼子最大的据点演马庄，用火把头烫，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逼寿鹤大爷交待出县政府驻地和父亲的藏身之处，寿鹤大爷宁死不屈，硬是扛下了鬼子的酷刑，一个字都没有说。爷爷拿钱，组织活动，买通了伪军的队长，一个多月后寿鹤大爷被鬼子放了出来，放出来的寿鹤大爷已经是半残废。1970年时，我看他的身上全是伤疤。大妈因为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很快得了重病，不久病逝。

      血的教训让父亲认识到必须尽快新建武装队伍，父亲把四区区小队几十人全部上调县里，又从其它区里抽调几人，十几人不等，组建新独立二营。（后叫县大队）安振田为营长，（后投敌叛变）父亲还兼任政委。（后赵其林）新组建的独立二营，成立后很快就投入了战斗。

        1940年秋冬时节，独立营协助黄河支队付司令员邓克明，攻克蒋庄据点，毙鬼子数名，俘虏伪军100多人，其他鬼子逃跑。

        1941年1月攻克四台寺据点，全歼伪军十几人，鬼子几人，其他鬼子跑了。

        1941年5月，县政府和独立营在转移途中，行至尚里正北十几里地处，与几十日伪军遭遇，独立营先下手为强，打了日伪一个措手不及，缴获战马七匹。

        1941年6月，日军调集8000多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肥城虎门对泰西军政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当时我方有2000多人，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在敌众我寡，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司令员刘贤权，政治部主任辛俊卿，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老一团占据虎门东北的光山；泰安独立营布防虎门东南制高点，阻击安临站的日伪军；父亲带的肥城独立二营阻击从尚里方向来的曰伪军；专署机关（没有地委机关）和其它的非战斗人员，集中起来，准备突围。

        老一团是基干团，战斗力较强，坚守光山与正面之敌，打了几个回合，把日伪军阻于虎门我军防线之外。

         中午，刘贤权命令肥城独立二营帶非战斗人员向西北老僧台方向突围。父亲带着独立营和机关的非战斗人员突围，战斗非常激烈，独立营损失惨重，被迫退回。

          下午，分区又调整部暑，组织力量向西南王庄方向突围，损失较大，突围末成功。下午四时，平阴县独立营前来增援，在白山与日伪军激战，伤亡较重，解围不成，退至牛庄东北，虎门东南的山峪里。

           日伪军疯狂向光山进攻，老一团虽然拼尽全力抵抗，依然寡不敌众，导致光山失守。

          光山失守后，分区把能集中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向牛庄西南方向第三次突围，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突围未能成功。

          晚上，分区，专署及泰安、肥城县的独立营都被敌人包围在虎门南面的山峪里，形势十分危急了。在分区研究如何突围的问题上，建议通过肥城县政府做工作从日伪的据点安临站突围。

        把持安临站据点和肥宁公路安临站段的是安临站伪区长赵绪常，以肥城县政府名义与赵绪常接触，赵绪常表示愿意为抗日做些工作，同意八路军借路，是夜十点后，分区部队，专署机关，肥城、泰安独立营等人员，翻过大倚山到王家台，河套洼，经过站北头，顺利通过敌据点，进军马山口、三环一带；天亮时，抵达仪阳乡张袁村。至此，分区、专署完成突围。

         从1939年秋到1941年十月，父亲正式调离肥城，近两年的时间里，组建了两支独立营，计500多人的队伍。建立和完善了，县，区乡两级政府，使肥城县抗日，不分阶层，不分出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良好局面。在不分阶层，出身抗日的同时，坚决镇压真汉奸。寿鹤大爷的老仗人是四区有名的乡绅，抗日不积极，搞的四区乌烟瘴气，被父亲枪毙了。父亲还枪毙了几个地主。抓了两个托派，一个枪毙，一个捕后上厕所逃跑了。

        肥城后组建的县大队与峰山大队共同编为7纵19旅57团。

        父亲任县长时期，县委书记桑龙轩、吴立全、吴克让。县组织部长王少芬。（后张新村，后齐秀山）宣传部长刘钊。战斗动员部长孙新州。民运部长牛子春。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李虹。（后王菲）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李学智。县政府秘书刘庆宇。

          桑龙轩略 。

          吴立全:解放初期任锦州市长，辽宁省工业厅长，辽宁省经济委员会主任。

           吴克让:建国后任平原省人事厅党组付书记、付厅长，东北设计院党委书记，辽宁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兼厅长，1965年去逝。（我的三姑父）

           王少芬:略

           张新村:解放初期任聊城地委书记，山东省付省长，菏泽地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

           齐秀山:郑州轻工学院党委付书记，付院长。

            刘钊:解放初期贵州省委秘书长，与省委付书记申云浦一起1952年打为反党分子，1960年代病逝。（1980年后平反）

            孙新州简历不详。

            牛子春略。

            李虹:天津市河西区委付书记，河西区政协主席。

             王菲:辽宁省委机关党委付书记。

             李学智:解放初期浙江省金华地委付书记、书记，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刘庆宇:宝鸡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断绝八路军的供给。汪精卫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公开投降日军，与日军一道封锁八路军根据地，绞杀八路军。日军回师华北占领区，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五里一哨卡，十里一岗楼。日、汪、蒋联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经济封锁加重了根据地的粮食供给困难。

      肥城地处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从泰西武装起义到1940年夏，日军安的据点很少，广大的山区更是日军控制的薄弱区。党的组织基本上能公开活动或半公开活动，抗日形势一派大好。1940年春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吃不饱肚子。这时，泰西地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在会议讨论中，一致认为在此青黄不接的时候，应该向地主富农借粮。否则，贫下中农的春荒是难度过的，军队也是没有粮食的。地委决定开展借粮活动，普遍从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开始，训练教育群众，进而掀起了全地区的借粮运动。借粮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从春季开始到当年五月借粮运动到了最高潮，后来人都叫借粮运动为“红五月”运动。

      “红五月”借粮运动开始是正确的，对缓解根据地粮食紧张，军民吃粮问题是好的。干着干着就变样了，从向地主富农借粮转向中农，甚至贫农借粮；从向借粮到抢粮。政策很清楚是“借粮”而非“抢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是，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区乡，村一级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和工作素质不高，出现了不少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些大地主不满意”借粮”运动，纷纷逃往城里或济南，中小地主没有能力逃，只好被迫多借粮，发几句牢骚被骂了、打了。就造成区乡，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有的区乡村干部抓住中小地主家属甚至是中农批斗，最后导致“借粮运动”扩大化。抵制日烟，到不准吸烟，步入到揪婆婆、斗破鞋、撅烟袋、拔烟苗等严重破坏政府和群众，党和群众关系的错误轨道上，最为严重的是政府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是疏导，做工作，而是斗争甚至是镇压。县委把杀人权放到了区乡里，区乡掌握政策不是很好，把借粮发展到抓特务，抓地主、抓乡绅，有的区乡开始杀人了。有一个王洪权的人在分区二连当指导员，回家看他的一个舅舅，他舅舅是个乡绅，有人向区里举报，说他舅舅是特务，王洪权通敌，区里接举报后不调查，不汇报，说他是敌特，把王洪权杀了。分区二连不干了，来人把他的老婆孩子接走了。父亲向分区锄奸科汇报了情况，锄奸科长辛俊卿亲自带队调查王洪权的通敌案，最后查明，举报王洪权的两个人是真坏人，受日伪指使专门搞破坏。有一个区乡政府，错杀了八路军一个战士的妈妈，这个战士的哥哥跑到城里当了汉奸，领着日伪军杀了一些村干部和群众。还有一位区长当天被日伪抓了去，晚上放了回来，第二天就叫县委书记给枪毙了。父亲找到县委书记问，情况了解清楚没有，就把人枪毙了？县委书记说:“情况清楚，当天被抓，晚上就放了，不是叛变了，怎么会把他放了”。父亲说:“晚上放了就是叛徒？”。事后查明:当天被抓后组织里其他人出钱买通伪军放出来的。

        “红五月”运动的错误，后果是严重的，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統一战线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促成了肥城、长清、泰安三个县红枪会暴动。事变发生后，父亲向地委，县委提了借粮运动过左的意见，遭到地，县委的拒绝。地，县委把红枪会的暴动归结为日寇与地主阶级的勾结，完全忽视左倾错误的因素。父亲在地委的会议上多次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被地委定为右倾，多次召开对父亲的批斗会，地委民运部长专门来肥城开父亲的批斗会，地委组织部长找父亲谈话，如果父亲再不能与地委，县委保持一致，就开除父亲的党籍。

       1940年7月份，第一纵队（山东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回延安，路过肥城与父亲接上了头，由父亲将徐向前护送到分区。徐向前一路上问父亲，都说泰西是老根据地，怎么一路走来很紧张，还要躲着红枪会，一般情况下红枪会不与八路军为敌，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向徐向前汇报了泰西和肥城的情况，徐向前听后很是生气。徐向前在父亲这里呆了两天。父亲把徐向前送到分区，徐向前在分区呆了一个多星期，在分区、地委，徐向前指出:“只有动员最广大的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才能战胜日本侵略军。否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应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推到敌人那边去，搞孤家寡人政策，我们就不可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批评了泰西地委的错误做法，但地委没有理会徐向前的批评意见。

       东进抗日纵队司令员箫华路过肥城时，在牛庄向泰西地委传达北方局“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在谈到尊重人权时，箫华针对泰西地区“红五月”运动中杀人失去控制问题，指出:不经批准，不许杀人，更不准乱杀错杀。箫华说:“人命关天，封建社会杀人还要逐级上报，重案通过驿站送朝挺批，命案跑死马么。”可惜这些批评意见，都被地委书记大人当成耳旁风，没有理会。

       事赶凑巧，在徐向前到分区的最后一天，徐向前被山头上哨兵的枪声惊醒，接着枪声不断响起来。这次是父亲与王正南带着肥城独立营与从东、西里村出来的日伪军接上了火，将日伪军赶到了分区驻地，（父亲并不知道分区一天前转移到杨庄）分区司令员王绪坤，为了徐向前的安全，派一个连前出阻击敌人，徐向前看了看地形说:“不要让部队硬和敌人顶牛，派个小部队绕到敌人的屁股后面打它一下，它非跑不可”果然王绪坤派一个排的兵力，在日伪军的屁股后头一打，日伪军急忙拐弯回了肥城城里。“徐向前指挥有方”的佳话，记载在肥城的党史里。

         徐向前一行二十多人，有一个警卫班，每人配带一支马枪还有驳壳枪，另外，还有一挺捷克轻机枪，武器装备在当时还是很强的。徐向前离开分区时，分区又加派了一个警卫排护送徐向前。本来徐向前等人准备当天去平阿山区，因为天下大雨，晚上夜宿肥城七区前衡鱼村。笫二天凌晨，村南突然“叭”的响了一枪。不多会，枪炮声响成一片，惊醒了全村男女老少。

        原来七区区队与县训练班在前衡鱼活动，被日伪军耳目发现，报告给了演马庄鬼子据点，四区伪区长带曰伪军200多人，企图趁雨夜偷袭七区区队。当日伪军进抵前衡鱼时，被哨兵发现，当即双方交火，日伪军偷袭不成，便三面包围前衡鱼村，向七区区队原住址——穆丝超大院发起进攻。日伪军根本沒有想到的是，七区区队天刚黑就转移了，住进的是徐向前。

         徐向前的身体不是很好，负责徐向前饮食起居，警卫工作的是徐向前的爱人王静。枪声一响王静就命令警卫人员立即投入战斗，敌人进攻很猛烈，警卫战士三人牺牲，三人负伤，情况万分危急。王静五大三粗，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之人，方寸不乱，命令警卫人员，一人扛挺机枪上房，一人扛挺机枪架到门楼过道里 ，等敌人进到门楼里猛烈扫射，打倒敌人二十多个。同时，王静命令其他人奋力推倒院子后面的花砖墙壁，立即突围。在前衡鱼村向导穆兆溪地带领下，徐向前等人很快转移到村东北方向的张家林，王静断后，向闫家桥方向转移。徐向前等人安全渡过康王河，通过后衡鱼，挺进东衡鱼，住进农民刘维若家里。顺利通过肥城到达鲁西区党委驻地——平阿山区。

        徐向前到达鲁西区党委后，提出立即纠正泰西地区“红五月”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建议。8月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亲自来肥城在大董庄、固留、尚里等地，召开了泰西地区党的活动分子流动大会。会上，张霖之作了关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报告，批评泰西地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肥城县委错误严重，改组肥城县委，吴立践接任。新改组后的肥城县委，只保留了父亲及民运部长牛子春。

       1941年10月父亲正式调离肥城，去新合并的冀鲁豫行暑视导室。在父亲8月离开肥城时，泰西抗日根据地形势很恶劣了，泰西地委，专署，分区已经转移到河西了。

       张霖之:抗战前，山东省委组织部长，鲁西北特委书记，抗战中，鲁西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队政委，五兵团付政委，解放后，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国家煤炭部长。1967年被打死，是文革中第一个死于非命的部长，1980年后定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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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1980年那位县委书记回肥城老家后，去泰安专门看父亲，父亲曾问过他：红五月到底杀了多少人？他说，“哪能说的清，地区杀，县里杀，区乡也杀，没有人说的清。”

         1981年阴法唐回肥城老家后，带了十几个人去泰安父亲那里为那些人平反，父亲说:“红五月杀了多少人？多少是冤杀的我都不知道。”阴法唐问:你那时是县长啊，怎么会不知道？父亲说:乱杀人本来我就不同意，我那个县长不管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