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蛛丝马迹中追寻历史真相（文/秦克铸）

在蛛丝马迹中追寻历史真相

              ——例谈史志研究中的“点线研究法”

秦克铸

笔者在这里说的史志研究中的“点线研究法”，是指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甄选出若干史料（即“点”），按照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符合逻辑的推论（即“线”），以求复原历史真相。据笔者所知，历史学研究方法中，没有“点线研究法”的提法，到底可不可以归到“考据法”的范畴，笔者还拿不准。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可以填补历史空白，但它只能在没有任何完整史料记载时使用，其推论符合逻辑，接近历史真相，但本身还不是历史。

下面结合个人在《村志》撰修中的一点体会来说明什么是史志研究中的“点线研究法”。

一、问题提出

笔者的父亲是一位1938年10月入党的老革命，他生前曾多次说过，他入党前是“民先”队员。在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我们兄弟想到要为父亲写本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如实写了父亲是村里比较早的“民先”队员，我们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赵炳焘入党后，在物色同道中人的时候，通过他的耳闻目睹，他看上了已经身在“民先”的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因此很荣幸成为他在村里发展的最早的党员之一，也因此在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时担任了村里的“青救会长”（青年团长），还兼任了村“青抗先”队长。写是写了，但因为查不到任何历史资料，心里总感到不踏实，因为我们写东西必须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考证与检验。但是，现有的档案资料中没有记载，了解情况的老一辈也早都去世了，想要证明他入党前就是“民先”队员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已经下决心等下次再版的时候，将这部分内容删掉，以免引起争议。

不可否认，要证明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民先”队员，首先就要证明我们村有没有“民先”活动，而且一定要弄清村里“民先”的来龙去脉。

二、相关史料

最近，为编写《村志》，笔者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有几则资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是张敬焘对博山“民先”发展的回忆；二是王克常对博山“民先”的回忆；三是崔介三次到博山的回忆；四是共青团、“民先”、“青抗先”的历史；五是赵炳焘的生平材料。下面将相关材料罗列如下。

1、张敬焘对博山“民先”发展的回忆。张敬焘在《博山地区“民先”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中回忆到：“王克常在（1936年）暑假结束回到北平，不久就参加了民先队。他给我和蒋方宇来信，告知他已在北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想介绍我们参加，问我们是否同意。我和蒋方宇真是求之不得，马上回信表示同意参加。于是，在王克常的介绍下，我和蒋方宇加入了民先队组织，直接受北平民先队总部的领导，这大约是1936年9月。”“从这以后，我们开始按照北平民先队总部的指示和要求，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活动，在博山地区发展民先队组织。我和蒋方宇分了工，蒋方宇主要负责在城区发动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我主要在农村小学教员和短期小学教员中开展工作，首先致力于扩大博山的民先队组织”。

2、王克常对博山“民先”的回忆。王克常在《博山“民先”成立前后 》中回忆到，“及至1937年秋，敬焘与我去农村走访，才知道他们同时也重视在农村开展工作。”“记得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俩由县城出发，经由西河、坡地、岳阴、口头、小口头、玉皇庙，又经老云门等山村，在五福峪，会见了熟悉东北各省情况的郑兴（字汉卿），在沙井子结识了赵××，在邢家庄认识了孙秀生，在南博山认识了马温如和下庄的任叔僧，在青杨杭见到了马升坤，即马骏等，这些人，有的是“民先”队员，有的是当地的知名人士，都是半年以来，敬焘、方宇等的工作成绩，对以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崔介三次到博山的回忆。崔介在《从临沂三进博山的经过》中回忆到，“1938年1月，兰陵十字路两支武装被张里元整编为独立营之后，问题更加复杂，如何解决才好，急于向省委请示。我穿上棉袍，骑着自行车，带上一床被子和几本书。经蒙阴坡、鲁村、下庄，到沙井找到徐化鲁同志，这时他已经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部队，是人民抗日军某部的一支武装，他任大队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张敬焘任副主任，郑兴任参谋长。”“这次还同他一起到博山东南八陡附近的一个村庄，看望了一下住在群众家里的夫人和儿女。可见他的群众关系是很广泛的，部队的发展寄予很大的期望。”“找省委必须去莱芜。到了响水湾，在王庆堂处见到博山县委的乔某（麻子），说省委已分南北两路向新泰、淄川行动，秦启荣的势力正在向四支队逼近，一时弄不清楚，只好先回临沂，免得家里出问题。”

4、共青团、“民先”的历史。1920年8月，上海几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团的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决定加入少共国际。1925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9月，少共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指示各国青年团要“根本改造”，使团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团”，指示中国青年团“要与民族解放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的青年经常合作和联合，与还在国民党影响下的青年合作”。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改造中国青年团的组织及其工作方式，使团成为广大群众的、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运动很快演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声明共青团改为抗日救国青年团，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加入。所以，共青团改造的结果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及后来武汉、徐州等地的青年救国团和广东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则产生了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等组织。1936年1月3日，平津学生响应党“到工农兵中去”的号召，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走向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农民成立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1月21日，上海大中学生组织救国宣传团，沿京沪线（即今沪宁线）到农村宣传，在农村播下了抗日的种子。1936年2月，在党的领导下，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为基础，结合原有的民族武装自卫会等地下革命团体，成立了先进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成立后，迅速向各方面发展，平津、武汉、成都、郑州、广东以至巴黎、伦敦等地都有了“民先”的组织。1937年2月4日——9日，“民先”在北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先队总队部。《组织法》提出，“民先是一个民众救亡的先锋团体，它在整个民族解放过程中，起着骨干的推动作用”，“并且是一个实行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半军事性质的队伍，要随时随地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并在民族解放过程中武装自己及武装民众”；同时，还具体规定了入队的条件。“民先”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组织迅速发展，到抗战爆发时，已发展到两万余人。1937年8、9月，在党的号召下，大批“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特别是“民先”队员，奔赴各抗日根据地，走上抗日战线，与广大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参加各敌后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4月，“民先”队总部在西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民先”队的章程，“民先”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6月，“民先”队员发展到五万多人，成为全民抗战中的一支积极力量。国统区的“民先”队成立后，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疯狂迫害。1938年8月，国民党强迫解散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共产党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于1940年后并入青年救国会。

5、赵炳焘的生平。赵炳焘（1910—1941），字晓亭（肖亭、孝亭），男，汉族，南沙井村第一个共产党员。先读私塾，后考入博山县初级小学教员第二期训练班学习，1936年8月毕业。同年12月，考取山东省第三区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1938年9月由魏洪波（魏瑞祥）介绍入党。同年，介绍本村进步青年赵景槐、秦宗宜等入党，次年又介绍苏言铭、黄振田入党。之后，辗转在南沙井、石马、盆泉、邀兔等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发展进步青年入党。1940年，在沂蒙根据地抗大分校受训。1941年，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在邀兔崖村任民运指导员，开展地下斗争。同年农历七月初六，被混入党内的奸细翟某（当时伪镇长）诱骗到其家中，以开会为名设宴，被驻扎在北博山的日寇宪兵包围逮捕，同时被捕有22人，后被押往博山宪兵队，受尽酷刑、宁死不屈，遇难时年仅32岁。

三、基本推论

联系起来看这五则史料，运用“点线研究法”，通过逻辑推理，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1、1936年下半年以后，经张敬焘介绍，南沙井村小学教师赵炳焘成为博山农村最早的“民先”队员之一。1936年9月张敬焘加入“民先”后，按照与蒋方宇的分工，主要在农村小学教员和短期小学教员中开展工作，首先致力于扩大博山的民先队组织，而赵炳焘既是农村小学教员，又参加过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博山县初级小学教员第二期训练班学习，1936年8月毕业。同年12月，考取山东省第三区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两人经历上有交集，赵炳焘自然会成为张敬焘重点关注的“民先”发展对象。王克常说这次走访见到的人“有的是｀民先＇队员，有的是当地的知名人士，都是半年以来，敬焘、方宇等的工作成绩”“在沙井子结识了赵××”。这里提到的这个赵××，一定是赵炳焘，因为在沙井子庄找不出第二个与张敬焘经历有交集、是张敬焘关注对象的赵××，而且此时的赵××应该属于王克常口中的“有的是｀民先＇队员”的那部分人。换句话说，赵炳焘的确曾经是张敬焘发展的“民先”队员，而且负有在本村发展“民先”队员的重任。

2、赵炳焘加入“民先”后，仍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在村里的进步青年中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发展“民先”队员。首先进入他视野的发展对象会是谁呢？我们的父亲自然是首选。因为：俺家和赵炳焘家是邻舍家，而且平时来往非常密切。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大门，但我们家的北屋和赵炳焘家的北屋共用一个山墙，共同的房檐下一直留有一条雨淋道儿，把两个院子串成一个，即使大门关了，两家的院子却是始终通着的，就像一家一样，平常两家做了“渣豆腐”或是摊了软和煎饼，都会互相送一些，闲来无事的时候，父亲也喜欢走雨淋道到这个邻居大哥家串串门儿，听赵炳焘说些外边的事，所以，隔着墙我们是一家，没隔着墙我们也是一家，赵炳焘对我们父亲的了解胜过对他周围所有人的了解。另外，还有一个很被赵炳焘看好的人物，他就是赵炳焘本家的、比赵炳焘年龄还小一些的一个堂叔，叫赵景槐（1938年10月，赵炳焘介绍他入党后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干到井冈山军区副司令员），他比我们父亲大三岁，有文化，家境殷实，参加过徐化鲁的联庄会训练，喜欢舞枪弄棒，见过世面，思想进步，与赵炳焘共同语言也很多。我们父亲与赵景槐都是赵炳焘入党后最早介绍入党的（赵炳焘1938年9月入党，我们父亲和赵景槐都是经由赵炳焘介绍于1938年10月入党）。由此也可以推测，南沙井村早期入党的、特别是经由赵炳焘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应该都是村里赵炳焘早先发展的“民先”队员中的积极分子。

3、1937年秋，张敬焘、王克常到博山农村，是张敬焘带王克常走访、视察他发展的各村的“民先”队员，以及这些队员有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回村里后积极发展“民先”组织。因为王克常的特殊身份，这次走访、“视察”，既有通过王克常向北京总部汇报博山“民先”队发展情况的意思，某种程度上也有向王克常汇报博山农村“民先”发展情况的成分。

4、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判断，张敬焘对赵炳焘在南沙井村发展“民先”组织和南沙井村“民先”组织的活动情况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视察”后不久，1938年1月，张敬焘与徐化鲁、郑兴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一个总队。总队成立后到哪里去发展？张敬焘想到了几个月前他带王克常视察过的“民先”组织基础、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南沙井，想到了南沙井的赵炳焘。于是就在1938年1月，在张敬焘的带领下，徐化鲁、谭克平、郑兴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进驻了南沙井村。这才有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三团参谋长、当时在国民党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处作统战工作的崔介，在南沙井村会见徐化鲁、谭克平、张敬焘、郑兴的后话。

5、崔介的会见，具体内容不详，但这次会见却确定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到莱芜找省委。于是，部队很快拉到了地处常汶根据地核心地区的响水湾，部队的大部分和总队部就驻在响水湾的三官庙小学。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为了区别于吴鼎章的第五军，使用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番号，这支部队编为第一总队。

6、赵炳焘入党与赵炳焘的博山农村“民先”身份不无关系。1938年6月，张敬焘被任命为中共博山县委书记。9月，张敬焘做通了国民党博山县县长孙克明的工作，同意中共博山县委以国民党县政府名义在中瓦泉举办“博山县民运指导员训练班”。训练班学员基本都是来自博山县四区、五区的小学教员，推测经张敬焘介绍加入博山农村“民先”的队员不少人参加了训练班，而且绝大多数都在训练班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沙井村的小学教员、“民先”组织负责人赵炳焘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训练班。训练班期间，赵炳焘由我们邻村盆泉村的魏瑞祥（时任南博山乡动员委员会总支书记、南博山乡动员委员会主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南沙井村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训练班结业，赵炳焘回到南沙井村，继续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领导、指导村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辟地下工作，筹备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7、1938年10月，遵照中共博山县委、四区分区委“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党员”的指示，赵炳焘介绍了我们的父亲、赵景槐等由他发展的村里最早的一批“民先”队员、进步青年加入了党组织。

8、1939年7月，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我们的父亲顺理成章地担任了青年团长（青救会长），“青抗先”成立后，又兼任了村“青抗先”队长。2020年6月发现的黄振田1960年前后的日记记载，他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久便加入了“青抗先”，侧面证明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以后不久同时成立了“青抗先”。青年团长（青救会长）为什么由我们父亲担任？恐怕与我们父亲是赵炳焘发展的最早的“民先”队员不无关系。“民先”本就由共青团改造而来，本质上还是“共青团”，村里最早的“民先”队员担任首任青年团长（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也是顺理成章的，只是这一干就干了10年，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的父亲才从青年团长的岗位上，到盆泉乡担任了民兵队长，而抗战时期的自卫团、民兵、“青抗先”都是不脱产或半脱产的武装组织，区别仅仅在于自卫团、民兵是由村党组织直接领导，而“青抗先”则由青救会直接领导。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父亲解放后（因为年龄关系，不再担任青年团的工作）转任盆泉乡民兵队长，干的也还是老本行。

由此可以推测，我们村历史上的确有“民先”组织的存在，我们的父亲是村里最早的“民先”队员之一，应该是事实。

以上是运用“点线研究法”对相关材料梳理后，通过建立点线联系得出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应该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毕竟没有第一手史料证明它就是历史，故而仍然属于逻辑推论，只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不能作为历史，要证明它就是历史，还需要更多的人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