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山绑票案的那些人和事（文/秦克铸）

金牛山绑票案的那些人与事

秦克铸

金牛山，地处博山城东南20公里处，面积达20余平方公里，主峰在石马镇南沙井村北，海拔543米，呈东西走向，系石灰岩低山，包括大东顶、南顶、柳峪顶共有十四、五个山头，峰峦相连，沟壑纵横，地势险要。

金牛山绑票案发生于1939年7月。据《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记载，“我村新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笔者注）成立不久的一天拂晓，十一名残逃的土匪，从河庄（和庄——笔者注）搔（应为骚——笔者注）扰民众，架票至金牛山。经我党组织报告后，被我区中队将其包围，俘虏十名，唯张豁子这家伙（因为他是兔唇，故称张豁子）狡猾漏网，其后又至金牛山。当天早上，我村党组织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派秦宗宜、赵炳灿等化妆打扮，绕道至金牛山，从东亭洞内骗出，智擒于山脚下，将其五花大绑，送交区中队，并将缴获的钢枪一支和子弹四十九发奖给了我们，从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意志。”

《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中记载的这起绑票案，事情说清楚了，就是11个残匪从和庄绑票到金牛山，最后被区中队包围、俘虏10名，张豁子被秦宗宜、赵炳灿智擒送交区中队。涉及的人物，除了党组织、十一名土匪，还有两个关键人物：秦宗宜、赵炳灿。过去，乡人写的材料大多沿用了这种说法，包括我们兄弟仨给我们的父亲秦宗宜写的书《山.海.人——追忆我们的父亲》，以及笔者写的回忆父亲秦宗宜的文章《初出道智擒绑匪，“跳龙门”接受组织挑选——父亲在1939年》也沿用了这种说法。

最近，在撰修《南沙井村志》过程中，偶然翻到了这起绑票案的亲历者——我们的父亲秦宗宜的一段录音，才发现上面的记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特别是涉及的主要人物。下面根据我们父亲的录音还原如下：

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不久的一天夜里，11名残匪从和庄绑票住到了金牛山奶奶殿东配房。第二天早上，金牛山管理人员赵汉庭发现，奶奶殿东配房绑着一个庄户人，还有11个人，都背着枪。中午的时候，几个穿破旧军装的人下山来到东亭，来到金牛山管理人员赵汉庭、张继棠他们住的地方，要水喝、要东西吃，赵汉庭观察这几个人的行举，确定这是一伙绑匪。他立即安排老姑峪王兆增的父亲下山回村里，报告了村青抗先队长秦宗宜。秦宗宜马上写信，派青年团员于太蛟（音）到南头店子（音）找该村村长于奉刚（音），报告了区中队朱队长。朱队长问于太蛟详细情况，于太蛟说，“具体情况俺宗宜哥清楚，他都写到信里了，我就是来送信的。”次日黎明，区中队来到金牛山，包围了奶奶殿，打了一阵枪，俘虏了10个土匪、缴获了九条大枪，回了南头店子。当天九点多钟，张豁子一个人来到赵汉庭处打听情况，秦宗宜得信后，与栾若斋化妆来到张豁子所在的洞子前，秦宗宜装作喝水，突然抓起张豁子的枪。两人将张豁子生擒，送往区中队。区中队奖励南沙井村大枪一支，子弹49发。

这是亲历者——我们的父亲秦宗宜的录音，属于第一手史料，应该确准无疑。这里涉及的关键人物中，除了笔者的父亲秦宗宜，还有一个，而这一个并不是传说中的赵炳灿，而是栾若斋。另外涉及的人物还有赵汉庭、张继棠、王兆增的父亲、于太蛟、于奉刚、朱队长等，录音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名——区中队驻地南头店子以及该村的抗日村长于奉刚。笔者听了录音以后，产生了一种冲动，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赵炳灿，笔者并不陌生。赵炳灿(1918—1982)，字星宇，男，汉族。1939年加入共产党，南沙井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曾在章丘教学，以教师为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在盆泉、石马教学。1941年，受县委指派，去东石马执行任务，途中被西石马汉奸队抓捕，受尽酷刑，被割掉一只耳朵。汉奸威胁他，如果不说实话，就把他送往博山宪兵队，他仍然坚强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经县委安排，多方营救，才脱离虎口。当年《泰山时报》曾专版刊载赵星宇英勇对敌、立场坚定、决不变节的感人事迹。解放后，赵炳灿曾在西河中学、淄博矿务局煤中任校长。1982年退休，后享受离休待遇。其妻享年103岁，是南沙井村及在外的最长寿老人。那么，栾若斋是谁？笔者真没听说过。经过向黄丰年老师请教得知，栾若斋就是栾尚书，若斋是栾尚书的“字”。栾尚书，笔者是熟悉的。栾尚书（？-？），字若斋，男，汉族，1939年加入共产党，南沙井村第一任党支部组织委员、农救会长。1941年旧历后六月二十九日被捕，在博山宪兵队，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其他人物中，笔者最熟悉的当是赵汉庭，他是赵炳忠的父亲，赵大增、赵千增的爷爷，笔者小时候常到他家去玩，印象很深。村志中是这样介绍赵汉庭的：赵汉庭（1901—1971），名景柳，字汉庭，博山师范讲习所毕业，先是从事教育，后变卖田产参与建设金牛山，外出集资及总体设计多有其操持，擅中医，尤精针灸，书法虽不多作而魏碑书体尤佳。

张继棠、王兆增的父亲都是邻村淄井（西沙井？）、老姑峪的，非主要人物，没必要深究。于太蛟，是我们村的，笔者有印象，他是于永海的父亲，于芳强的爷爷，他老伴我叫“表姑”，是笔者老姑家（北沙井）的闺女，和我们家算沾亲带故。

考证“南头店子”的于奉刚和区中队的朱队长，费了不少周折。

首先是南头店子。笔者印象中，附近并没有南头店子这个村名。按我们父亲的表述推测，应该是南博山的一个村名。为此，笔者与师专的老校友、笔者的老学生博山镇中心校校长马洪波、翟乃星联系，请他们帮忙打听南博山有没有“南头店子”这个村。几天后他们回复，南博山没有南头店子这个村名，他们还把博山镇所有的村名都给我罗列了，把各村和各村的党员花名册也发给了我。的确没有。就在这时候，笔者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博山县下庄区分区委书记、博山工委书记刘惠之的后人，原淄博市文化局刘心德局长，以及去年刚刚出版《博山镇抗战史话》的原博山档案局局长孙悦欣。几经周折，联系到刘心德。刘心德听了笔者的问题，回复说，“南博山没有南头店子，附近叫店子的村，我知道的就是池上店子村、沂源的芦芽店。”孙悦欣局长也通过微信给笔者做了分析，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池上店子村。于是，笔者马上查阅池上店子村的资料。店子村位于池上乡政府驻地池上东南九公里，处黑峪坪之阳，池(上)三(叉)公路从村中穿过，公路、河流把村子分成了西、北、南三片。会不会南片就叫“南头店子”？如果是这样，那该村抗日战争时期一定有一个抗日村长叫于奉刚。“芦芽店”在松仙岭以南，是鲁山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很出名，夏新生的回忆录、三次讨吴战役多有提及，但凭直觉笔者觉得这两个叫“店子”的村，距离我们村似乎都远了点。笔者不甘心就这样算了，于是给池上的老学生王坤红打电话，让她打听池上店子村是不是又叫“南头店子”，村里有没有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村长叫于奉刚？王坤红答应得很爽快，说他们学校一个老教师也在搞村志，掌握的资料比较全，应该不成问题。几天后，坤红回话，池上店子村历史上从没有姓于的。那么芦芽店呢？清明前一天回家上坟，笔者说给笔者的大哥听，大哥秦克新马上联系了沂源县文化局的一个好友，委托他打听芦芽店是不是又叫“南头店子”，村里有没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村长叫于奉刚？几个小时候后，电话打回来了，没有。问题没有解决，笔者又上网上查。查到莱芜市莱城区大王庄镇有个南店子村、方下镇有个李家店子村、钢城区颜庄镇有个半壁店子村。经过筛选，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半壁店子。其它两个店子村，距离似乎都太远。抗日战争早期，博山县的地方武装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博山县，特别是最困难的时候、鬼子扫荡的时候，县委、分区委、区中队经常在博山、莱芜交界处与鬼子周旋，今天博山、明天莱芜是常有的事。

就在笔者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笔者在反复研读夏新生的《忆泰山区“肃托”前后的博山》时，发现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42年元旦夜间，地委书记刘莱夫，组织部长蒋方宇、公安局长吕**和侦察科长刘**，到博山县逮捕了县长翟翕武、武装部长杨立夫、宣传部长魏行之、青年团长谢诚忠、各救会长谢伯望、组织部干事宋秋白、抗协主任翟新吾及其妻子、四区区公所助理员王醒吾、下瓦泉村抗日村长于凤岗、还有李××（记不起了）共11人。”于凤岗！多么熟悉的名字，父亲的录音说叫于奉刚，这只是音，是哪几个字并没有说。下瓦泉，于凤岗，抗日村长，这完全对得上号嘛！事不宜迟，笔者马上微信告诉了刘心德局长、黄丰年老师、孙悦欣局长，刘心德局长回说他马上联系下瓦泉的书记，了解了解情况。黄丰年老师也来了电话，说他小时候，他的父亲经常提到“南头店子”，南头店子就是现在的南邢村。南邢村？那就太巧了，老学生、老同事赵一兵就是南邢村啊，他父亲去世时笔者还去过。晚上十点多了，笔者也不管一兵睡了没有，马上电话联系赵一兵，赵一兵回话，南头店子就是南邢，这一点他就可以保证，有没有于奉刚这个村长，可以打电话问他哥哥，让我沉住气等他回话。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赵一兵终于回话了：南邢村抗日战争时期确实有个老党员、抗日村长叫于奉刚，他儿子叫于宝德，已去世，于宝德没有后代，他姨家的侄子从小在他家长大，就跟他儿子一样，叫任纪通，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笔者把这结果跟刘心德一说，刘心德局长说，他跟任纪通很熟。孙悦欣局长也说，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南头店子、于奉刚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朱队长到底是谁，他的全名叫什么？笔者知道，刘心德局长的父亲刘惠之任下庄区分区委书记时，区中队的确有个指导员、队长叫朱涛，但笔者父亲录音中的朱队长是不是朱涛得看朱涛的简历。在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共淄博历史人物》中的确有朱涛的条目，是这样介绍的：“朱涛,山东省博山县(现淄博市博山区)结老峪村人。1944年3月,任中共博莱县鲁阳分区委书记。同年7月,鲁阳区划归沂源县。1945年5月,鲁阳区并入鲁村区,朱涛任鲁村分区委书记。1946年2月,任中共沂源县张庄分区委书记。1948年3月,生产救灾期间改任副书记。11月,复任书记。12月,任中共沂源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委员。1950年8月,任县委副书记。1952年1月至12月,代理县委书记。1953年11月,调离沂源。生卒年不详。”看了这则人物简介，非常遗憾，笔者最关心的时段1939年7月前后这一段竟然没有！再读刘惠之书记的回忆文章《博莱下庄的对敌斗争》，知道“捣毁伪石印局”“收复青杨杭据点”“巧夺下庄据点”“火烧辰巳山炮楼”都是朱涛领着人干的，但时间都已经是1944年以后的事了。那么，处理1939年7月前后金牛山绑票案的那个区中队朱队长是不是朱涛呢？为此，笔者联系了朱涛原籍博山镇上结老峪村的书记朱东圣同志，他算是朱涛的侄子。朱东圣说，朱涛全家在外，他家人很少回家，据他所知，朱涛离开沂源后去了矿务局，担任纪委书记。矿务局好说，老同事范东升家就是矿务局的。马上电话范东升，巧了！朱涛同志的小儿子朱建成与范东升是同学，现在在兖矿集团那边，已经退休，在家伺候老母亲，朱涛的大儿子朱和平也在那边。根据范东升提供的电话，笔者与朱建成建立了微信联系。朱建成很快通过他的同学，从矿务局档案室查到了朱涛同志去世时的生平介绍。至此，一切都弄清楚了。现在，笔者把笔者给朱涛同志完善以后的生平呈现给大家：  

朱涛（1910-1981），博山县(现博山区)结老峪村人。1939年5月参加革命，任博山县四区区中队司务。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被派回本村任行政村长。1940年4月，任博山县夏庄镇副镇长。1940年5月，任博山县大队司务。1940年7月，抗大学习，任班长。1940年11月，任博山县四区区中队副队长。1941年3月，任博山县下庄区区中队指导员。1944年4月，任中共博莱县鲁阳区分区委书记。1945年5月，鲁阳区并入鲁村区，任鲁村区分区委书记。1946年2月，任中共沂源县张庄分区委书记。1948年12月，任中共沂源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委员。1950年8月，任县委副书记。1952年1月，代理县委书记。1952年12月，在华东煤矿管理局工作。1953年2月后，任淄博矿务局党委常委、监委副书记。抗日战争时期，曾获“沿边区敌后对敌斗争工作模范”称号。解放战争时期，曾荣立二等功两次。解放后，为淄博矿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1964年，因身体原因离休。文革中受冲击。1968年，患脑血栓。1981年7月12日，病逝，终年71岁。

毫无疑问，朱建成同志的父亲朱涛就是笔者父亲录音中说的朱队长。1939年7月前后，朱涛同志任博山县四区区中队司务。虽然不是笔者父亲录音中说的“队长”，但这也很容易理解：司务嘛，内务、粮草都是他管，想必到各村征粮纳税都是他的事，要说与各村的抗日干部熟悉，也许他这个“司务”比“队长”还熟。再说，那时候，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区中队的职务区别，当官的都是“队长”，这也很好理解。

弄清了金牛山绑票案的人和事，心中一下子轻松了很多。特别是通过考证这些人和事，受到很大教育，人生为做一大事来，为做一大事去，先辈们值了！

 

   

附：秦克铸纪念父亲的文章相关部分（考证后改写的，算是文学作品）

当机立断巧部署，金牛山上捉绑匪

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一伙残逃的土匪从莱芜和庄架票来到了金牛山，住进了玉皇顶奶奶殿的东配房。

次日早上，住在金牛山东亭配房的金牛山管理人员赵汉庭（赵景柳）来到玉皇顶，到奶奶殿打扫卫生。不经意间，他看到东配房绑着一个罩着眼的庄户人家，还有几个穿破旧军装的人，这几个人还都带着枪。打扫完卫生，回到管理人员住的地方，赵汉庭就琢磨，这到底是一伙什么人？来金牛山干什么？吃中午饭的时候，几个穿着国民党破旧军装的人从玉皇顶奶奶殿上下来，来到金牛山管理人员赵汉庭、张继棠他们住的地方，向他们要水喝、要饭吃。赵汉庭赶紧把前一天从家里带来的饭，还有前一天香客们留下的祭品拿出来送上。这几个人带着向管理人员讨来的水、饭，回到奶奶殿东配房，像饿死鬼一样，狼吞虎咽起来，因为吃得太急，有的噎得直打嗝。吃饱喝足了，他们把那个被罩着眼的人用绳子捆在桌子腿上，然后便横七竖八地在东配房的床上、地下睡起觉来，只留了一个身体单薄的小个子在门内站岗。午饭后，赵汉庭再次来到玉皇顶，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注意到，连门口那个小个子共11个人，每个人穿的都不一样，有的穿着国民党的旧军服，皱皱巴巴，脏兮兮的，有的干脆就像叫花子。他心里正在嘀咕，门口那个站岗的小个子醒了，小个子对着他打了个手势，让他走远一点，不要打扰他们睡觉，还对他说，“不让你过来你别过来，小心让张大哥崩了你！”看到这里，赵汉庭心里已经明白了：这是一帮土匪，那个被罩着眼的人肯定是他们架的票！

赵汉庭回到东亭，立即派在金牛山帮忙的老姑峪王兆增的父亲下山，到村里报信。王兆增的父亲到村里找到了我们的父亲，告诉我们父亲：赵汉庭让他来报告，山上来了一帮土匪，绑着一个庄户人，现在就在奶奶殿东配房睡觉，一共11个人，都有枪，让你们赶快想办法！

听了送信人介绍的情况，父亲觉得仅凭村青救会“青抗先”、自卫队办不了这帮土匪。怎么办？他想到了区中队。当时，区中队常在南头店子(今博山镇南邢村)一带活动。父亲来不及多想，立即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让青救会员于太蛟带上，马上去南头店子找抗日村长于奉刚，通过于奉刚报告区中队朱涛队长(朱涛同志当时的职务是“司务”，负责区中队内勤，因为工作关系，与各村“青抗先”负责人都很熟悉，大家都习惯叫他“朱队长”——作者注)。他则去找栾若斋、黄星五、崔奉先商量，安排人到金牛山进山的各个路口把守，不要让人随便进山，以免打草惊蛇。

于太蛟翻过南封山，穿过石城，顺着山前的小道，一路小跑，来到南头店子。区中队朱涛同志听了于太蛟的报告，请于太蛟说得详细一点，于太蛟说不上来，只说自己是南沙井村青救会长秦宗宜派来送信的。区中队的朱涛同志看了父亲的信，非常兴奋，因为当时的区中队也正缺乏武器装备，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事。于是，朱涛同志打发于太蛟先回村，剩下的事他自会安排。第二天，天刚擦明，区中队就到了。为了不惊动土匪，区中队按照父亲的建议，在父亲的带领下，分东西南北四路悄悄摸上山来，将玉皇顶团团围住。

带队的朱涛同志先派侦查员悄悄进到玉皇顶奶奶殿院子里侦察，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东配房的土匪们还在睡觉。于是，区中队悄悄摸上前去，等到一切准备就绪，朱涛同志朝天开了两枪，朝屋里大喊道：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八路军，缴枪不杀！睡觉的土匪大梦初醒，发现门口、窗口已经布满了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好乖乖地缴械投降。战士们对缴械的土匪进行了清点，发现唯独这帮土匪的头头张豁子（此人为兔唇，心狠手辣，土匪们背后都叫他“张豁子”）漏网了。原来，狡猾的张豁子起来上茅房时，觉得玉皇顶周围好像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不敢造次，便带着枪趴在草丛中。等到区中队包围奶奶殿时，他才趁乱在北山后坡藏了起来。

区中队的战士们将被罩着眼的人松绑，问清了情况才知道，他是莱芜和庄村大户人家的独苗少爷。前天晚上，这帮土匪摸进他家，本打算大捞一把，结果因为前几天驻博城的鬼子刚刚抄了他们家，结果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弄到，于是便绑架了他。土匪临走还给他家人留下话，让他家准备五万大洋赎人，否则便撕票！当他得知是我们的父亲派人翻山越岭向区中队报告，又带着区中队来解救了他时，他激动地跪在父亲面前千恩万谢。区中队的领导问他有什么打算，他说他家在石马有亲戚，他想赶快去石马亲戚家，让亲戚送他回去，也好让家人放心。

眼见过了吃早饭的饭时头，父亲力邀区中队的朱涛同志和战士们回村里吃早饭。朱涛同志说，这里离鬼子蛟龙据点太近，夜长梦多，还是回驻地吃饭比较好。父亲送走了区中队的领导，看着战士们押着俘虏下山走了，又指点着受害人如何去石马。直到受害人的身影远去，父亲这才轻松地走下山来。回村的路上，父亲心情特别好，因为这是他担任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以来第一次顺利完成任务，而且还受到了区中队朱队长的表扬。遗憾的是让张豁子这小子跑了。

                      乔妆打扮二次进山，赤手空拳生擒匪首

张豁子该当落到父亲的手里。区中队带走那帮土匪刚走了不长时间，大概九点多钟，张豁子竟然自己又送上门来了。    

张豁子回来是打听他同伙下落的。他没敢直接上玉皇顶奶奶殿，而是一个人来到了金牛山的东亭。这家伙贼胆包天，同伙刚刚被缴了械，还敢一个人背着枪回金牛山。赵汉庭问清了他的来意，赶紧托人捎信给父亲，说一个“豁嘴子”又背着枪回来了，现在就在东亭附近的配房里休息，看来这个家伙这几天一直没捞着睡觉。父亲听说张豁子自己送上门来，好不高兴。他立即约上栾若斋，化妆打扮成进山上香的善人，跨上篮子，大摇大摆绕过北山山梁来到金牛山西亭。他们在中亭略事休息，又若无其事地到了东亭。在东亭配房外，他们与赵汉庭聊了几句，赵汉庭用眼色告诉父亲，那家伙还在配房里睡觉。父亲借口口渴，不动声色来到配房内。张豁子睡觉非常警觉，立刻从炕上爬了起来。见父亲没有异样，便盘问起父亲来，问父亲是哪个庄的，父亲一边拿着瓢喝水，一边瞟了一眼张豁子，他发现张豁子的枪就在他刚才睡觉的炕头边上，于是他一屁股坐到张豁子与他的枪之间。趁其不备，将水瓢的水往张豁子脸上一泼，突然抓起他的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厉声喝道，“别动！”狡猾的张豁子自知其钢枪已经子弹上膛、扳机大开，深怕钢枪走火，吓得面如土色，跪地求饶。栾若斋见状一步闯进洞来将张豁子五花大绑，嘴里还给他塞了一团麻绳。

父亲手端着钢枪在后边跟着，栾若斋在前头牵着绳子，将张豁子押下山来。到了村口，看热闹的人如同夹道欢迎一般。

父亲与栾若斋商量，此处不能久留，得赶紧将张豁子送区中队。于是，他们来不及吃饭，又翻山越岭将张豁子送到南头店子区中队上。区中队的朱队长热情接待了父亲和栾若斋，对父亲和栾若斋的机智、勇敢大加赞赏。让战士押走了张豁子，朱队长又安排人弄了些吃的给父亲和栾若斋。临走时，区中队的领导将父亲与栾若斋缴获张豁子的钢枪及四十九发子弹奖给了南沙井村。这是南沙井村民主政权建立后缴获的第一支钢枪！

父亲一直很关心这帮土匪的下落。后来听区中队的人说，开始俘虏的那10个土匪，多数是国民党撤退时的散兵，也有被胁迫参加土匪的庄户汉子，因为没有血债，后来经过教育，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成了抗日战士，有的自愿回了老家。张豁子，因为有血债，又是这帮土匪的匪首，在莱芜的和庄、茶叶口地区民愤很大，被抗日民主政府镇压了。

金牛山智擒残匪以后，青救会、“青抗先”和父亲在村里的威望大增，庄里乡亲对父亲的胆识交口称赞，四区分区委领导也多次过问父亲的情况，这为父亲以后更好的开展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