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南沙井村四任党员村长用生命诠释“前仆后继”(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南沙井村四任党员村长用生命诠释“前仆后继”

秦克铸

有个成语叫“前仆后继”，意思是说，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紧跟上去，以此形容革命斗争的英勇与壮烈。前段时间，笔者参与撰写村志，对“前仆后继”这个成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笔者的家乡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是原博山县四区（下庄区）的一个小山村，地处抗战时期博莱交界的金山（盆泉、沙井与刘家台之间的山岭，由时任博山县委领导人李东鲁同志命名）根据地核心地带，驻博山的鬼子汉奸从西石马据点出发，经沙井、张家台进入常文根据地（泰山区根据地的核心就在文字现、常庄、响水湾、杨家横一带），只需要步行20余华里，用时不到三小时，这是驻淄博的鬼子汉奸“扫荡”泰山区根据地最常走的捷径。

博山“五九事变”以后，驻博山的鬼子汉奸加紧了对博山南部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渗透、蚕食，相继在重要村庄、交通要道、附近制高点增设据点。到1941年夏天，南沙井村周围，方圆20华里内，就有常庄、苗山、和庄、西石马、淄井、中石马、蛟龙、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等11个鬼子汉奸的据点。在这11个据点中，据南沙井村最远的不过十几华里，最近的不到五华里，村里稍有风吹草动，鬼子汉奸即刻就可以赶到。鬼子汉奸通过这11个据点，严密封锁着南沙井村与附近根据地各村之间的联系，严防根据地共产党对敌占区开展工作。

为铲除南沙井村的党组织，鬼子汉奸利用敌特告密、欺骗引诱、长途奔袭、铁壁合围、个别逮捕等方式，采取以点成线、步步为营策略，在南沙井村村北的山上拉折断线，在平地里挖防共沟，还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设立了特务组织，并将主要矛头对准了村地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这种形势下，南沙井村的对敌斗争形势愈发严峻，担任村地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承受的生命风险越来越大。但是，敌人的屠刀吓不到真正的共产党员。敌人越疯狂，越是考验共产党员的时候，革命事业的基石就是用这些先烈的献血铺就的。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南沙井村的历任地方组织负责人，都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1941年农历五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决定在南沙井村北面的北洼设伏，给驻西石马的鬼子汉奸以沉重打击。根据时任南沙井村青救会长、“青抗先”队长秦宗宜生前的录音介绍：五月二十九晚上，八路军四支队某部吕政委带八连一个排30余人进驻南沙井村。五月三十清晨，北沙井村共产党员栾曰连深入虎穴，以南沙井村有八路军活动的假情报将驻西石马的日本鬼子骗出。大约八点多钟，鬼子小队长松岛带领40多名鬼子汉奸进入伏击圈。随着吕政委一声命令，机枪、手榴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松岛与两名汉奸被当场击毙，其余鬼子汉奸狼狈逃回（详见《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

北洼伏击战后，鬼子对南沙井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以归还鬼子汉奸尸体为名，将党员村长赵景材和送假情报的共产党员栾曰连召到西石马扣押起来，对其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送的是假情报，逼其交代村里的党组织及八路军的去向。二人紧咬牙关，拒不承认。历经90天磨难，在敲诈勒索了南沙井村10000余元（老姑峪4500元，南沙井村5500元）之后，党员村长赵景材被赎回。送情报的栾曰连被押往源泉、八陡监狱（详见《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

党员村长赵景材被捕以后，党员副村长于三甲主持工作。农历六月间，于三甲应招赴北博山伪区公所开会，鬼子汉奸欲在于三甲返回途中实施抓捕。北博山村的党组织得悉后，及时通知了于三甲，并掩护他绕道石马返回家中。本就体弱多病的于三甲，回家后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详见《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

赵景材被捕，于三甲去世，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第一任党员村长苏荫愷再次出山。农历后六月二十九，驻博山城区的鬼子汉奸组织纠集驻西石马、北博山的鬼子汉奸，分石马、北博山两路，于拂晓前奔袭包围了南沙井村，企图一网打尽村里的党员，荡平金山区根据地。鬼子汉奸此次包围南沙井村，以逮捕共产党员的名义捕去村里青壮年16人，包括党员3人（村长苏荫愷、农救会长栾尚书、党员苏登镐），群众13人。村长苏荫愷、农救会长栾尚书被捕后，被拉往博山宪兵队。在博山宪兵队，两人宁死不屈，惨遭杀害（详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魔窟梦魇》第124页“博山分遣队的罪恶活动”）。

苏荫愷被捕、惨遭杀害后，党员副村长赵炳炎继任村长。农历十一月十五，叛徒李振之、李奉奎带领鬼子宪兵、特务、便衣几十人对南沙井村进行突袭、围剿。他们从村南的南坪山上扑下来，堵住了村里的出入口，将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村民赶到关帝庙前的十字路口上，召开所谓的“村民大会”。鬼子汉奸按照李振之父子提供的名单，逐个点名逮捕，党员村长赵炳炎首当其冲。这次突袭、围捕南沙井村，鬼子汉奸共捕去村民17人，连70多岁的苏荫熟老汉也没有放过。在被捕的17人中，有党员5人，包括村长赵炳炎，乡妇救会主任、村妇救会长周庆芳（于周氏），党员崔奉宝、赵景梁、于泽甲。党员村长赵炳炎被捕后，被拉往东北做劳工，从此下落不明，也有人说赵炳炎已经遇难身亡（详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魔窟梦魇》第125页“博山分遣队的罪恶活动”）。

1941年5月到11月，短短半年的时间，南沙井村的四任党员村长，先后被捕、遇难。他们的遭遇，用实际行动向世人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前仆后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四位被捕、惨遭杀害、遇难身亡的党员村长，失去生命的三位（于三甲、苏荫愷、赵炳炎）没有一人享受烈士待遇，侥幸被营救活下来的一位（赵景材）也没有享受到国家的任何优待或补贴。

笔者由此联想到，中国革命牺牲了2000万革命先烈，进入烈士名录的只有不足十分之一，其余都是无名英雄。南沙井村被捕、遇难、牺牲的三位村长（苏荫愷、赵炳炎、于三甲），以及赵炳焘（南沙井村第一个共产党员，在“邀兔崖事件”中被捕，在博山宪兵队被秘密处死。详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魔窟梦魇》第124页“博山分遣队的罪恶活动”）、栾尚书(党员农救会长，被捕后在博山宪兵队惨遭杀害)、苏荫埰（1942年秋，为保守博莱县公安局长夏新生活动秘密，被伪四师在纸坊活埋，详见《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等前辈与先烈，虽然有名有姓，但他们与无数无名英雄一样，没有能够记录在烈士名册上（据说，建国初期南博山烈士祠曾立有赵炳焘、赵炳炎、苏荫愷、栾尚书等人的牌位），但毫无疑问他们同样是为共和国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在我们心中，他们都是革命先烈，让我们向这些没有进入烈士名录的烈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