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奶奶”徐元书，南沙井村抗战史上的奇女子（文/秦克铸）

“苏大奶奶”徐元书，南沙井村抗战史上的奇女子

秦克铸

在整理《南沙井村志》过程中，笔者接触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徐元书。《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记载，1941年十一月十五大逮捕，南沙井村妇救会长周庆芳被捕。此后，徐元书接任妇救会长一职。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1年，到抗战进入大反攻的1944年，南沙井村党支部书记换了两任，村长换了六任，而妇救会长一职一直是徐元书（1945年以后是赵景凤）。这样的人物应该记入村志。

然而，徐元书是谁，笔者问遍了周围的人却都茫然无知。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是党员，至少从市区档案馆查到的建国前老党员名录中，没有查到她的名字。再就是，在博山农村，旧时的妇女，婚后随夫，活着时的称呼，都是跟丈夫有关，如“大奶奶”“二大娘”，即使带上姓，也还是丈夫的，如“苏大奶奶”，这里的“苏”，是她丈夫的姓，“大”是她丈夫的排行，至于她姓啥叫啥，就很少有人关心了。如果有文字记载，或书面称呼，通常就是两个姓氏叠加，还得把丈夫的姓排在前头，如苏徐氏，就是说这妇女姓徐，她丈夫姓苏；百年之后，上了族谱，也还是没有名，而是只称呼什么氏，如，前辈名讳“登镐”，他妻子姓徐，会在“登镐”一侧偏下注明“配徐氏”。所以，旧时妇女的名字，即使同村同辈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查不到是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抗战时期的老人大多已经过世，活着的大多那时候还不记事，所以想了解一个抗战时期的“旧时”妇女，除非知道她丈夫是谁，否则调查起来难度很大。

笔者认为，既然村史上这样记载，考虑到1974年第一部村史编纂时，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们还都健在，如果不是徐元书的工作得到了老同志们的普遍认可，给老同志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估计村史不会专门给徐元书记上这么一笔。换句话说，徐元书任妇救会长这件事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她的工作一定得到了老同志们的一致认可，绝不会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

了解徐元书是谁，费了很大周折，但最近却突然有了眉目。原来，徐元书就是南沙井村抗战时期的老党员苏登镐（苏志铭）的妻子。徐元书一生没有生养，她丈夫苏登镐亲弟弟苏清铭的长子苏荣泽（1936年出生）15岁时过继给她作养子，而苏荣泽就是笔者小学同学苏兆华的父亲。这一调查结果，让笔者差点惊掉下巴：原来，徐元书就是笔者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的、名不见经传的“苏大奶奶”！

说“苏大奶奶”徐元书名不见经传，是因为村里的人大多只知道她娘家是西沙井、姓徐，年龄较大的、从西沙井嫁到南沙井的女人可能会知道，徐元书的娘家弟弟叫徐元芝，七十往上的老同志才知道，这个“苏大奶奶”的丈夫是苏登镐，但她叫什么，恐怕除了他过继的儿子苏荣泽，没有人会知道，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她在娘家时就是青救会员，而且抗战时还曾经担任南沙井村的妇救会长。

说“苏大奶奶”徐元书是南沙井村抗战史上的“奇女子”，这就要从她担任村妇救会长的时机说起。1941-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鬼子在华北接连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各地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根据地陷入空前困难，地处博山县金山区根据地核心地带的南沙井村更是首当其冲。《南沙井村史》记载，在鬼子1941年初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鬼子一个月内就四次扫荡南沙井村；在1941年夏天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南沙井村被捕去青壮年16人，包括党员3人，群众13人，其中就有徐元书的丈夫共产党员苏登镐。苏登镐被捕后被拉到东北煤矿做劳工，多年后才逃回，1961年去世。在1941年底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南沙井村被鬼子捕去村民17人，包括党员5人、群众12人，其中就有共产党员、乡妇救会主任、村妇救会长周庆芳。不久前，笔者曾写过一篇《南沙井村抗战时期的四位村长用生命诠释“前仆后继”》的文章，文中曾写到：从1941年5月到1941年11月，仅仅半年的时间，南沙井村就先后有四任党员村长（赵景材被捕，于三甲病逝，苏荫愷惨遭杀害，赵炳炎下落不明、遇害身亡）被捕、遇难。

徐元书就是在丈夫被捕下落不明、村妇救会长被捕、谁再干谁就有可能再被捕、连许多男爷们都不敢出头的时候，接任了南沙井村的妇救会长。一个小山村的“小脚女人”，当丈夫被鬼子掳去、生死不明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以泪洗面，而是选择了坚强与抗争，面对抗战的血雨腥风，她没有胆怯，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了逆风而行、迎风而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大中华民族面对异族入侵表现出的不怕牺牲、前仆后继、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弱女子身上，奇也不奇？与那些贪生怕死的汉奸走狗卖国贼（比如，1941年11月叛变投敌的原博山县经建科科长李振之、东石马村组织委员李奉奎，1942年7月叛变投敌的原博山县大队教导员孙黎等）相比，徐元书这个弱女子何其伟大！谁说女子不如男？在民族大义面前，在这样一个弱女子面前，多少七尺男儿应该感到惭愧！？

说“苏大奶奶”徐元书是南沙井村抗战史上的“奇女子”，还有必要给读者交代一下她担任妇救会长的这段时间内，南沙井村及其周围的抗战形势。

先说灾情。在南沙井村，进入1942年后，各种天灾便接踵而至。上半年，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南沙井村滴雨未下，山上的树叶干枯了，连柏树叶子也发了黄，地上连青草也看不到，冬小麦颗粒未收，附近除了诸葛井之外，所有的水井都见了底，人畜吃水也成了困难。一直到六月六下了第一场雨，旱情才有所缓解。村党组织想方设法帮助大家把庄稼种上，刚开始出苗的时候，长势还行。没想到处暑后，狂风大作，连着刮了三天三夜，地里的禾苗枝叶全毁。夏天以后，灾情持续加重。7月间，虸蝗遍地，地里的庄稼被吃成光杆。8月底，天气骤冷，下了一场苦霜，庄稼几乎颗粒未得。到1943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终于演变为大饥荒。放眼望去，田野荒芜，草蒿丛生，一片凄凉。村内，几乎没有人间烟火，疟疾、痢疾、疥疮、烧汗等各种传染病流行，村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村史记载，村民苏功铭一家，40天内就饿死了4个亲人；村民于学孟家，10天就饿死了3口人！1943年全村因饥饿而死者达到了35人，卖儿卖女者有10余户。

再说敌情。1942年3月，鬼子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南沙井村的抗战形势严重恶化。4月，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博山县委、县政府撤往莱芜县境内，与莱东行署合署办公。此时，金山根据地已经沦陷，地处金山区根据地核心地带的盆泉、三沙井也已经处在鬼子和伪军的铁蹄之下。在日益恶化的敌情、灾情面前，生活上腐化堕落、对上级批评不满、自视甚高的原中共博山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教导员孙黎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于1942年7月21日，裹胁县大队79人、携枪60支，在盆泉南庙叛变投敌。由于他对金山区根据地人员的活动规律十分熟悉，他的叛变给对敌斗争带来极大危害。1942年8月，金山区被迫撤销，博山县四区建制恢复，改称下庄区，并入新成立的博莱县。1942年10月，鬼子开始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向根据地渗透、蚕食。进入1943年，原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公开叛变投敌，吴化文被任命为汪精卫政权的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吴部叛变投降后，残酷掠夺，疯狂杀戮，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沂鲁无人区”，地处博山南部山区的南沙井村成为“沂鲁无人区”的一部分。5月份以后，吴部先后在下庄、上庄、南博山建立据点。10月6日，隶属吴部的伪和平建国军独立营营长、叛徒孙黎带着两个连进驻南博山青杨杭村。至此，南沙井村东西南北四面都有了敌伪据点，方圆二十华里内，敌伪据点总数有16处之多。整个博山县，除上中下瓦泉，全境伪化。在这段岁月里，面对凶残的敌人，面对天灾病困的威胁，南沙井村的地方组织，带领广大党员群众，克服生活困难，坚持对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上级党组织的工作。博山县公安局以南沙井村为基地，惩处叛徒李奉奎，驻在南沙井村的鲁南游击大队博山支队（原博山县大队）队长赵子明带领武工队智劫鬼子战马等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苏大奶奶”徐元书就是在这样的灾情、敌情环境中，不惧个人安危，履行着村妇救会长的职责，而且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任村妇救会长期间，她配合村党、政、军、群其它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广大妇女为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战士、武工队队员做饭、做军鞋、缝补军装、救护伤员，以隐蔽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动员组织妇女做好支前工作。这些都是在丈夫被捕、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得有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顽强的意志！一个小山村的弱女子、“小脚女人”，能够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说“苏大奶奶”徐元书是南沙井村抗战史上的“奇女子”，还在于她会医术、会看病、信神信佛，而且身怀“能掐会算”的绝技。笔者小时候就记得，像疙瘩疖子、头疼脑热这样的小病小灾，甚至神病鬼病、疑难杂症，到了她那里，不说是人到病除，那至少也会极大地减轻病人的痛苦。何况她还是个热心人，无论是谁找到她，那都是有求必应。在那个鬼子汉奸横行霸道、民众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年代，“苏大奶奶”徐元书这样身怀奇术、为民众服务的民间奇女子，实在是让人钦佩有加。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却在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被周围的年轻人认为是牛鬼蛇神、搞封建迷信活动，遭到非议，最后郁郁而终。

悲乎，“苏大奶奶”徐元书，南沙井村抗战史上的“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