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黄浦大楼”——一南下上海革命后代的随忆畅想录（上篇）

   黄浦大楼，昔日之上海人尤其是黄浦人如雷贯耳。上世纪五十年代，它在“郑家木桥”一带的建筑中鹤立鸡群。可以东望黄浦江西眺大世界、南北俯瞰金陵东路和延安东路，一条长达八华里的宁海路“菜市街”缠绵欲吻楼西，一幢陈毅市长亲题“上海博物馆”的中汇大厦端庄依偎楼东。不过，它闻名遐迩的迷人之处，倒不全在于楼有多高，院儿有多深。而是，它正门口悬挂着公检法机关的牌牌，让一些人揣摩；让一些人敬畏；让一些人失落；也让一些人如释重负或重获新生。这幢历史悠久的法式公寓，曾是殖民地的巡捕房、国民党的警察局和现在的人民公安机关，我们长辈们随军南下解放上海，接管伪警察局，尔后携家带口或结婚生养，被“安居乐业”在楼上，我则有幸在里这生活了三十年。
                           一、黄浦大楼的“老印象”与“新穿越”
    曾记得，那时从金陵东路174号大门进入前，先经过左右对称的两个半园形空地(曾经那儿趴着两座钢筋水泥地堡)。我们儿时常在上面玩耍，男孩们聚集“打蛋子”、“摔式跤”、“斗鸡”；女孩们则躲闪在另一边跳跳“橡皮筋”踢“毽子”。进入一车道宽的大门口，左边是门岗兼传达室，右边是接待处或叫会客室。此地儿，常常成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家访时，可以向家长们“畅所欲言”的绿色小木屋。这排屋多功能，曾用作“失物招领”、“探监登记检查”，还有……嘘，保密！“不好瞎讲八讲啦。”
    进门继续往里走，是带电网的高高围墙包围着的两进式院子。先进前院儿（我们称为大院子）是左右并排两个标准篮球场，球架、灯光和记分牌一应俱全。这里，经常举行“前卫”队之间的锦标赛。比赛时，我们会相帮记分、记时、拣球和吹“三音哨”。黄浦大楼自发组成的“大兴队”也时常神出鬼没地在此“偷练”。平时，大院子主要是局交警队一日三班上岗前集合站队之地。有时，院子里也常放露天电影。哇塞，那可是我们的节日喽！再进后院儿（我们称为小院子）与前院儿隔着一道低低的矮墙，与路同宽的矮墙开口处隐藏着可移动钢门。需要时关门即可将两个院子完全分开（文革中曾经派上大用场）。小院子沿着墙根搭着满是自行车棚。警用的或私人的自行车“对号入座”摆放有序。寥寥可数的几辆墨绿色三轮或两轮摩托车则散放在左右对称的花坛（这儿最早也是两座暗堡）周围。而堪称“局之重器”的两辆美式“小吉普”和一辆“中吉普”似神龙见首不见尾，焉知其收藏何处。小院子东、西高墙边还各有一扇备用腰门，分别通向上海市迄今为止最短亦是最早不通行的“小马路”。
    

黄浦大楼建筑主体外观之，完全对称。底层正中一条通往1楼大厅的两坡道阶梯舒坦而又大气。两边园柱形岗楼不高却很威严。那时，底层的东边为局里的大厨房和大食堂，西边则是看守所。楼后面由数扇厚重铜合金门围起的空地，主要用于装卸燃煤、清运垃圾和污水抽排。每扇铜门上端，竪着根根直刺青天的尖锐矛头，令人望而生畏。我们孩童为抄近道常在上面跨跃进出，如履平地。
    沿着阶梯拾级而上，穿过东西狭长走廊就是电梯间。间里头，有两个楼梯通道。左侧为消防通道（我们称为小楼梯），楼梯虽狭窄可设施很齐备。配有一部慢似“老牛”的货运电梯。层与层楼梯中间平台处都设有“迷你”厕所，它曾是我们的秘密“联络点”。而更方便的莫过于垃圾管道设置。每层电梯口墙上嵌入一方形翻盖小铁皮斗门，拉开可往里倾倒垃圾杂物，关上后密闭甚严不跑味儿。过年时，我们喜欢往这里头掼“炮仗”，小到鞭炮大到“高升”点燃后一古脑儿朝里扔。如碰巧各楼层不约而同造次，那“音响效果”可谓震颤。据“密传”，文革中此地也是楼上“走资派”们销毁“黑材料”的常用地点。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曾惹得楼里大大小小的“红卫兵”“红小兵”互相猜忌甚而揭发，所幸大家心照不宣，未酿成什么严重后果。
    右侧的通道（我们称为大楼梯）属典型的法式风格。较之小楼梯明显要开阔要舒缓，采光度较高。那条顶面呈半圆状、溜光爽滑的楼梯扶手，贯通上下，无接缝拐弯大圆弧精湛厚重。这扶手，曾作为我们小试身手“勇敢者道路”的工具，把玩地不亦乐乎。如遇各种情况放弃乘电梯下楼时，我们会用右胳肢窝夹住扶手，双脚猛地用力一蹬一抬，便会俯冲着向下“过山车”般直达楼底。这般身手练就非一日之功。得先练胆量再掌握技巧，方得要领：胳肢窝夹住的松紧度似“油门”；收拢的双腿，单脚掌轻点地再收起似“换档”；双脚落地自然就是“刹车”了。还有，驾驭者的高矮胖瘦应该算作“排量”之大小吧。曾经与电梯的“速度赛”中作过统计，滑着下楼的成绩是“二胜一负三平”。如用现在时兴的“低碳、低耗”标准来评判，充其量输赢各半。因为，我们为之消耗的衣服或补丁布料超支了家中“预算”。
    “好好较，不出钞票格电梯不乘！偏要格那危险八啦，下一趟楼弄得大人提心吊胆格。贴钞票倒算了，格布票紧张伐啦……一帮子戆小囡作孽啊！”。老人和大人们的埋怨、数落，更甚者喝斥着“请侬吃生活！”时常在楼道里回荡。那声音，对我们中的几个“老油条”搭子来讲，犹如下滑时嗖嗖刮过的“耳旁风”一般，依然故我，追求着下滑瞬间刺激、享受着极短暂乐趣。忆此意境，不禁使我想改动那阙脍炙人口的名诗来描述：“楼道吼声震不住，小哥已下百丈涧。”别说，这小哥里还真有高手。有一发小老弟，我虽年长他两岁。但他那“张果老倒骑驴”式的滑姿，让我惊羡、汗颜而只能望其项背。他倒骑着能从最高处九楼一口气疾速下滑到最底层的理发室里。
理发师小季
    理发室位于大楼梯笃底的一个小平台里厢。作为“剃头间”斗室虽小，样样不缺。有窗有门有楼梯，有面盆有转椅有电扇，还有一部壁挂电话机。反正，其“软、硬”件一点不输当时享誉沪上南京东路“新新美发厅”。这里曾经是大楼“人气”最旺之处，也是我们这些顽童最守规矩的地方。虽然，大人嘴里常说我们：“这帮子‘小赤佬’头最难剃！”（双关语：难管束和不愿理发）而在长年累月“坐阵抄刀”的两位扬州籍理发师的口中，却是朗朗夸赞我们：“楼上的‘小把戏’蛮乖的！懂礼貌，不调皮……真心话啊！”那是当然喽！别说是我们，就是楼上再大的官儿，请他们“修理”时，“啦够不是乖乖地！”
    这一老一少剃头师傅配合默契，手艺精湛。除了“吹、洗、剪、烫、刮”功底扎实、技术过硬外，还有一套绝活在手！若谁眼睛里进了沙子，或落枕什么的，尽管去找他们，包您手到病除。至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年纪较轻的季（谐音）师傅。他仪表堂堂，令人叫“酷”！哪怕洗旧了的工作服，他也能穿出形儿来。无论班上班下，也无论刮风下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那“二八开”的“奶油包头”，一年四季始终油光锃亮。他人长得帅又是“单吊模子”，难免会被传这传那地，现今叫“绯闻”吧。但再咋地，这两位师傅都是经过组织严格政审，层层把关方能在此工作。因为，他们在服务楼上工作的公安干警、大大小小革命干部及其家属的同时，还有一项严肃地政治任务，那就是隔三岔五轮流去看守所给犯人“剃庙头”。（那时犯科者称公安局为“宫”；称看守所为“庙”；称剃成光头为“庙头”）政治觉悟、阶级立场，那是“相当的”可靠。虽然，小季师傅时不时被人当面问个脸红脸白的，可他的人品、服务态度和技能，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无可挑剔。

开老电梯的黄老伯伯
    大楼梯门边是一部客运电梯。最早时，这部轿厢式电梯绝对“原生态”。电梯门是平移的可收缩可展开的金属栅栏门，分里外两扇。梯门先后一收一拉即可上下客或上下行。梯门平移滑动时撞击出的金属声，当今超狂飙的“爵士乐”也奏不出。“嗤—嚓—唦”这美妙的“绝响”，如今我也只能陶醉于记忆回味中了。电梯的轿厢内可容纳包括专职司梯员在内约八名成人乘坐。厢内照明虽暗但光线柔和，夏天厢角悬挂着一台老式“华生牌”铜质台扇，它不停在那“摇头晃脑”，为乘坐的人们送些个丝丝凉意。操纵电梯时，先插上钥匙开启电源，再拉上两道梯门，然后摆弄小鼓锤状的手柄，向左为下、向右为上，看似“老好弄”，可真正要做到“达标”，把电梯停平稳又无失重感，这摆弄操纵杆的功夫可了不得！
    儿时，专职开电梯的黄老伯令我没齿难忘。他年逾五十，个头不高，人微胖很敦实，浑圆饱满的头刮得光光的。曾有人开玩笑说：“阿啦电梯里不怕没照明，有黄师傅嘎大一只‘电灯泡’哩……起码一百支光！”任凭你再怎样开涮，他始终是乐呵呵的。他的技术超好，尤以电梯停层时，梯口找平、对齐的一刹那手感俱佳，几乎是一杆到位不带微调的。他人缘极好，童叟无欺。他称楼上的男孩儿为小弟；女孩儿为小妹，这常州口音煞是亲切。每日上班时，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站在梯门边候客。当电梯满载着上下运行中，他会透过一目了然的金属栅栏门，频频向仍在外候乘的人打招呼：“麻烦，等一息哦!”同时，对眨眼间闪过的井道壁上标的楼号，他亦“拎得清清爽爽咯”。侬放心！稍候片刻，他一准开到。领导们也很关心他，考虑到年纪大了，先在电梯厅放把靠背椅让他歇歇脚。后又特制一把高脚椅于电梯里。自此，黄浦大楼出现了坐着开电梯的“新气象”。那时，我们这些顽童视电梯为“超级玩具”，时常对黄老伯采用“调虎离山计”偷开电梯，抑或直接实施蒙其双眼或挠其痒痒抢开电梯。这迫使大楼管理当局紧急出台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对大楼里非本局工作人员，无论大人还是小囡，一律凭“电梯牌子”方可乘坐（上行收牌子）。安民告示中的理由倒也正当:为了节约用电云云。其实是用经济手段来提高我们顽皮耍弄电梯的“乱作成本”。
    电梯牌子，是用厚竹片制作成长约十来公分，宽约四公分长条形状。上用电烙铁镌刻着“黄公”字样，顶端还钻一小眼儿方便串挂。因局里有专职木匠，这牌牌很快便配给（好像是两分洋钿买一块牌子）到楼上各家。难嚒好哉！那时，我家梳妆台小抽屉里放着大大小小的“票证”和“本本”儿，这下又压上一摞电梯牌牌。在计划经济年代，可能只有生活在黄浦大楼的居民又“多此一举”。如今想来，依然令人啼笑皆非！这项管理措施执行的既严格又持久。一直到文革初期“让楼上走资派们好好走走，爬爬楼梯，彻底改造！”的停梯造反行动中，电梯牌子算是“寿终正寝”。只可惜，这牌子自家未曾保存下一块儿来，哪怕是留下它的一张“倩影”也好。安问我的发小和楼友们，谁还握有它呢。谁有，谁就是当今我心目中最最大的“腕儿”，我愿成为您的“牌粉”！
“穿越”长辈们进上海的往事
    而今，想必这电梯早已与时俱进，换成广告词儿“上上下下的享受”那品牌，任由“模糊逻辑”电脑操控了吧。可每每那老电梯、那高脚椅、那黄老伯手捧斑驳瓷茶缸，肩搭粗布包（盛放电梯牌）的场景在我脑际中闪现时，不由自主地吸引着我对昔日黄浦大楼完成一次次“时空穿越”。
    

“穿越”中我看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战役中的硝烟未散。随军南下接管国民党上海伪警察系统的公安干部们，在上海交通大学体育馆内行装甫卸又整装待发了。作为上海最大的伪警察区分局——黄浦分局，兹由上海市军管会任命的接收专员H伯伯和中共地下党“警察委员会”的J伯伯等一干人即日接管。接管工作很顺利。除了几个自知作恶多端，必遭惩处的头头，老早“滑脚”外，七百多条枪和人员等包括财物都在，“照单全收”。接管工作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口头嘉奖。自此，黄浦大楼在易帜易牌易主后，我们的长辈根据工作需要，听从组织分配，陆续搬了进去。逐渐形成了1至5楼为机关办公楼层；6至9楼为干部们居家宿舍的历史格局和物业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
“穿越”中我听到：在“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的非常时期，接收并已归福州路公安总局使用的武装铁甲囚车“飞行堡垒”拉着刺耳的警笛声，和着大、小院子里吉普车、摩托车发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夜半，武装民警和公安部队，在大院子里紧急集合的哨声一次次惊醒楼上熟睡的家眷。还有把长辈们随时从家中拽走的急促电话铃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个声音渐渐地平伏了许多；共和国上海城安宁了许多；黄浦区老百姓“煞意了叫归”（沪语谐音意即：舒服多了）……
    “穿越”中我想到：如换作我，我能象长辈们那样，从农村革命老区南下，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踏上“十里洋场”上海滩，就面对着潜伏的敌特匪帮、散兵游勇和横行霸道的地痞流氓“青红帮”袭扰破坏与兴风作浪；就置身于洋行洋房洋戏院林立、茶肆酒楼妓院儿遍地。满眼是大马路上招摇过市的太太小姐和橱窗里的高档商品，盈耳是夸赞挑逗参半的“嗲嗲软语”和揶揄、嘲讽甚至恐吓。简言之，他们从血雨腥风的旧战场辗转到了“花雨香风”的新阵地。他们，眼没有‘花’；耳没有‘软’；手没有‘伸’；腿没有‘颤’；腰没有‘折’……意志、信念和定力不可憾！如今可以盖棺论定了。
    当然，南下进上海的队伍中也有“孬种”。有一个叫欧震的南下干部。他，忘记了家乡父老的嘱托，漠视了丹阳整训的告诫，放松了进城“约法八章”的律己，竟拜倒在一个汉奸加狗官的姨太太石榴裙下。对她言听计从，为她贪得无厌。当丹阳训话中陈老总的警示：“反动派叫嚣，上海是个‘大染缸’呵，要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去，黑的出来’……”犹犹在耳时，他则“不幸”被言中，沉溺于污泥浊水的“大染缸”里难以自拔。最终，他成了上海解放后最早被人民政府“笃洞”（沪语指：枪毙）的南下公安干部。
    而我的父亲对这个人这件事的看法，倒也坦然和颇有哲理：“常说，革命队伍是个‘大熔炉’。炼钢嚒，有钢就有渣！历经百炼，去掉自己身上的杂质成为好同志；去掉队伍中的渣滓成为好队伍！”。这话语，即使在今天，不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吗？！这话语，引申开来。我扪心自问，还用“穿越”着与父辈们作替换，自己不是仍在社会“大熔炉”中经受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考验吗？
                              二．黄浦大楼的“内涵”与“外延”
    我的记忆中，黄浦大楼见证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熊熊燃烧的激情，目睹过“大跃进”时，院子里垒起座座“小高炉”冒着的迷漫黑烟，楼上的小哥哥们放学路过，会去“轧轧闹猛”，（沪语意即：凑热闹）或帮着推拉风箱，或跟着“报喜队”敲锣打鼓，庆祝一锅锅铁水胜利出炉。“咦，人民警察炼钢铁，蛮好白相格！”引来大门外围观的老百姓啧啧称奇。
   

 在“支援、建设、保卫边疆”号召下，楼上四个家庭中的五位大哥哥大姐姐，风华正茂、一身戎装，英姿飒爽蹬上大卡车，挥手告别满大院儿送行的长辈亲友，西征新疆“石河子”。黄浦大楼的革命干部带头送子女屯垦戍边，一时间在金陵东路街道和区里传为佳话。如我没记错的话，刚穿上绿色新军装的他（她）们，临行前有一天，还在大院子里拍照留念呢。从此，我们中的“四零”后们，完成了“社会青年”向“农垦战士”的“华丽转身”。而以往率领我们驰骋于大楼大院“穷白相”的“两华”（明华、建华）大哥哥，也于小弟弟们演绎了一场“告别秀”。那悲喜交加的场景，令人感伤不已。
    当台湾老蒋叫嚣“反攻大陆，三年必成！”甚嚣尘上那阵儿，大院子俨然成了“练兵场”。每日里，民警和“基干民兵”们，轮流在那儿练射击和匍匐前进。手枪、步枪、冲锋枪和轻机枪；卧、跪、立三姿有依托或无依托。他们在头戴“船型帽”的陆军士兵带教下，瞄准支起的靶子练得一丝不苟，汗流浃背。休息时，我们便迫不及待侧卧步枪旁，眯缝着眼睛从“三棱教练镜”中体味那“三点成一线”的射击要领。

玩儿枪的不会忘却的故事
    爱玩儿枪，是世上所有男孩儿的天性。我们概莫能外。那年头，手里攥着的，腰边插着的和肩上扛着的玩具枪械，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买的有自制的，有纸叠的有木刻或竹拼的，还有一种粗铁丝弯成上用“橡皮筋”弹射纸质“子弹”枪，甚是流行。这还不过瘾，总想着玩儿真的。机会很眷顾我们，有那么一阵子，楼下经常会驶来满载着各种枪械的大卡车。我们见状飞快“滑”向（前述下楼法）底楼的小院子，自告奋勇，争先恐后抢着搬运。押车的民警乐观其成，指挥并带领一帮“红领巾”们肩扛手提“汉阳造”、“三八大盖”、“汤姆式”、“卡宾枪”、“苏制转盘机枪”等等，进大厅奔西头，气喘吁吁爬上二楼进库房。库房里整齐摆放的各类武器，让我们大开眼界。大到“马克辛重机枪”小到“日式掷弹筒”，令人叹为观止，大呼过瘾。
    

谁知我后来竟走火入魔玩儿起真格的。暑假里的一天，我眼瞅父亲藏枪的铁抽屉未锁，暗自窃喜。我手里握着那把勃朗宁小手枪，拉开枪栓对着邻居家小弟，大喊一声：“不许动！”，被值夜班刚进家的小弟老爸（南下老公安）飞起一脚人倒枪落。他捡起枪熟练地退弹夹验枪，我看着看着傻眼了！这枪里，子弹已经上膛，单待我“不幸”击发……那万劫不复的后果至今不敢想象！这震惊楼内的“消息”不胫而走，枪的主人闻讯提前打道回府（我父亲那时已在普陀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结果，我挨了一生中最最刻骨铭心“暴揍”（父亲信守承诺“收拾”我三刻钟）。而后，他还向上级作了深刻的书面检讨，并上交了那把他最钟爱的小手枪，才算作罢。虽然，我未因此患上“恐枪症”。长大后还参军入伍，天天与枪打交道并无忌惮。可我一旦摆弄起手枪，脑海中会时不时地“情景再现”而心有余悸。

大院子里的“百货场”
    大院子有时也会呈现出令人咋舌的“风景线”。有一年国庆节，广大市民蜂涌而至分局管辖的“人民大道”、“大世界”等热闹地段，昼看“军民彩车大游行”，夜观“焰火礼花”和“广场大联欢”，不慎留下了许多“行为艺术品”。执勤警察认真捡起并运回，整齐摆放好。第二天，公安局院内地面上，密密麻麻铺陈着各式各样鞋子（大多不成双）还有包袋、皮夹、帽子和围巾等物品，摆满了整个篮球场。那时虽说条件艰苦，但节日里大家穿戴的定是价格不菲之“精品”。公安局发出招领启事，让痛感“肉里分，伐容易”的人儿们，兴冲冲地赶来登记认领……
    这场面，每年国庆节后便司空见惯。就像平常大院子里交警们整队出发，犯人家属探监送物的长长队伍，押解犯人的囚车鸣着警笛进进出出的。我们小小年纪已能分辨出：单个双手反铐的是重刑犯；两人合一铐并手提行李是转监的已决犯。诸如此类，全都熟视无睹，见怪不怪。
    可有一年，大院子发生的事儿非同寻常，印象深刻。那年夏天，上海遭百年不遇的强台风正面袭击，黄浦江水没岸倒灌，大部分城区受淹，大楼周边已成泽国水乡。金陵东路上有轨电车“叮叮噹”声消失了好几天。待天晴水退地干后，大院子里顿时变成了“大晒场”。一些大百货公司水泡过的各种商品，一车一车往院儿里拉，晾晒的东西琳琅满目，满地都是。楼对面“紫金路”上的“上海百货公司批发站仓库”，更是“近水楼台”，拉来晾晒的东西最多。整整一礼拜，弄得我们放学后，只能倦在家中“望院兴叹”。丝毫不敢挑战家中大人们告诫：你们离公家东西远远的，别到时候说不清楚！
    台风刮过没多久，上海“翻出”两样“新花头”。全市各大百货商店大甩卖“台风处理品”和上海民族乐团创作、演出的古筝独奏“战台风”。我想，自然与人文造就的泱泱“海派文化”中，应该有“台风文化”一席之地，留待专家去探究吧。
物理分隔与消防梯“栈道”
    

台风刮过没多久，黄浦大楼也“翻新花头”开始装修。我记得好像历时两个礼拜。先把后院子沿主楼两侧到大铜合金门处，砌上两堵砖墙。再将小楼梯的通道、墙面和窗框油刷一新，货梯改为客梯。如此这般折腾之后，楼上各家各户都领到了延安东路151号两扇门钥匙。不久后，6—9层的大楼梯门“光噹”全都锁上。于是，居家楼层的电梯厅和东西走廊（我们称为小弄堂），顿觉昏暗憋屈了许多。于楼下工作无论“搭界”与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就此也永远抹去了户籍登记中“金陵东路174号”的字迹。
    后来我想，这样的分隔“搞定”，肯定事出有因。或许是楼上的小孩子太顽皮，搅扰了楼下正常办公秩序。或许是楼上进进出出的人太繁杂，影响了专政机关对外形象。或许是楼上不少家大人已不在楼下工作，抑或许是楼上有一家大人上下班，已不见那辆黑色老“别克”小轿车接送。诸多成因费猜详！欲知谜底，只有去查阅那时决策者的“会议记录”……
    地缘上的人为阻隔或叫物理防范，必定催生出“偷渡”。如那时的“柏林墙”和“粤港澳边界”。信息时代，更无幸免。现代“苹果”手机刚上市就“越狱”。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对楼下大、小院子的向往，对4楼大礼堂、3楼电视机房和乒乓桌等的欲望，开始尝试并最终学会了“偷渡”。起初，我们只是耍些个小伎俩，故意从窗外往楼下“掉”衣物或被单什么的，以捡回东西为由，可以名正言顺、大摇大摆地从院儿门口进出或逮着机会玩一把。此计，很快“穿帮”。再掉东西，由门卫代劳，去门岗处认领。于是，我们真正玩儿命的“偷渡”应运而生。
    黄浦大楼东、西两侧各有对称的两个晒台。远观之，大楼南立面从5楼大晒台往8楼小晒台呈阶梯状，直至9楼上的顶层大平台。从东、西5楼大晒台上近观之，侧立面紧靠北的外墙上“钉”着一长串，笔直又扎眼的简易消防梯。就好象是放大N倍的“钉书针”一枚一枚，间隔约四、五十公分一直“钉”到顶层大平台尽头。人爬在上面于墙同垂，几乎是紧紧贴着墙面。夏日里攀爬时，还能嗅到喷砂墙面散发着类似“小苏打”气味。我初上手时，只爬了8楼晒台往9楼顶上一小段，就感觉气短心慌脚骨软。尤其下行完全凭感觉找脚蹬处。若是朝下看定会头晕眼花，弄不好再一脚踏空，那肯定玩完儿啦！这样的梯子从4楼到9楼顶层的楼内“天井”墙上也钉有。入口处就是楼层走廊里那几扇高台窗户。这里，很快“开发”成我们攀爬消防梯，“偷渡”到楼下看电视或玩耍的“胡志明小道”。也是我们在楼层顶上“避难”的隐秘通道。
    记得是“文革”初期学校停课，我们在家闲得无聊，便上演了一出“恶作剧”。我们找了一摞花花绿绿的纸片当“传单”，接上走廊里的消防水枪，还拎着装满水的大“钢金锅”和“铜吊”开始行动。我们先从小楼梯9楼的窗户向下抛撒纸片，延安东路街面的人群纷纷聚拢过来（那时兴抢传单、抢军帽）。见楼下人群开始哄抢，我们手中的水枪和着大锅、吊壶的水，从6、7、8三个楼层的窗户向下一阵儿狂泻猛灌。顿时，下面可怜的人儿们个个成了“落汤鸡”。“不好！有人追上楼啦，快撤！”不知是那位发小及时报警。我们赶紧隐藏好“作案工具”，分头从各自楼层飞快进入“天井”，消防梯间舒展“猿臂”，眨眼消遁于楼顶大平台。一直捱到天黑，派出“侦察”的发小，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打更老汉的呼唤：“平—安—无—事喽！”。我们才敢下来回家。事后“情况汇总”，当时冲上楼有十来个人，其中多半儿是外地来沪“串联”的“红小将”。他们手拎着武装带，气急败坏地挨家挨户，里里外外搜了个遍。足足折腾大半天，这才悻悻然“颠儿”了。否则，如被逮着，轻则皮开肉绽，重则游街示众！您想啊，我们这些“走资派”的“狗崽子”，一旦束手就擒会有“好下场”吗？！当时想想后怕诚恐，现在忆及忍俊不禁。
分隔后的“双向交流”
    与楼下前院子的“隔离”，加快了我们走向楼外“接地气”的步伐。走入了“菜市街”、“棋盘街”、“盛泽路”、“山东路”、“卜磷里”、“恒茂里”、“海关大楼”、“和平大楼”、“小花园”、“精武体育会”等地面，走进了同学和小伙伴“寻常百姓家”。而没了进前门门岗那套繁琐“会客”手续（领牌子进出），随时随意上楼的玩伴儿多了起来。同班的往往是以学习小组形式，先认真做完作业再尽情玩耍。
    孩子们之间的交流速度，比现今“4G”网速更快。很快，市井弄堂流行的游戏、玩法，已在我们中间玩的滚瓜烂熟。象什么“官兵捉强盗”、“顶橄榄核”、“抽贱骨头”、“搓响铃”、“滚钢圈”、“跳双飞”、“跳房子”、“刮香烟牌子”、“翻手一把抓”、“吹斗纸田鸡”、“丢沙包”，还有玩扑克牌的“二十四点”、“十三道”，棋类的“五子棋”、“四角大战”等等。不一而足，数不胜数。频繁的交流，使我们从“开国语”到“洋泾浜”上海话，不久人人都能操一口纯正流利“上海闲话”。弄得“乡音难改鬓毛衰”的长辈们自叹弗如。那时，我们中大多能说三种话，于家中长辈说“家乡话”；于楼里楼外开“国语”和“沪语”。
    文革中，曾时兴“全拼音上海话”，也叫“拗口上海话”。难学又难懂。是以正宗沪语为语音基础，把字儿、词组的沪语拼音，前置后缀、前轻后重地说出来。有道是，世上唯孩子、女子学话最快。此乃千真万确。我们不但极快学会，运用自如。甚至应用到明目张胆当着大人面，相互邀约作“坏事体”上。下面举例，小字体即为：前置、前轻“讲法”的特别书写。
    例如，有一次，同伴进家问我：“奥阿老拉操出巧去抱白消厢佛伐。”（译：我们出去玩吧）我回答：“抱白消厢稍啥闹呐？”（译：玩什么呢）
    他鬼兮兮说：“操抽消香遥烟佛伐。”（译：抽香烟吧。）“稍啥刨牌糟子？”（译：什么牌子？）我问道。“冒牡刀丹！妖壹膏角烧四膏根。”（译：“牡丹”！一毛钱四根。）他得意洋洋道。此刻，我面对家中长辈欲求放行。听的似懂非懂的长辈冲我俩挥挥手说：“去吧。什么蛋不蛋的，别捣蛋啊！”闻听应允，我俩几乎异口同声道：“操差老路！”（译：走人！）接着，飞也似地走“胡志明小道”，窜上顶层大平台，仰望蓝天白云，在那“吞云吐雾”，好不惬意！
曾经的荒唐和“无厘头”
    蹉跎岁月，我们的语言“天赋”竟然有了“用武之地”。太可叹！只是常常用于荒唐之处。而更荒唐的是，我们也学会了上海“窃口话”。开始羡慕衣着“时髦”，里厢“汗衫马甲平脚裤”；外头“大小翻领线绒衫裤”；脚穿“懂经鞋”的同学或玩伴儿。那时，我们非常仰慕楼下，“菜市街”盛泽路上，绰号“小牛”的大哥哥。为了能练成他那样，犹如当今“施瓦辛格”的“身胚”。我们因地制宜，在家里窗台、门楣和地板上，苦练“反手抓窗台倒立‘接’双脚勾窗竖杠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和“单、双手俯卧撑‘转’头脚撑地挺腰背”。我们因陋就简，将8楼西晒台变成了“健身房”。猛练“拎石锁”、“举哑铃”和仰卧、蹲、立三姿挺举“六角砖”（一种石材大地砖）。练完后，对着镜子中自己“拗格造型”（沪语意即：摆POS）上下反复打亮，看看“胸大肌”、“肱二、三头肌”、“阔背肌”和“腹肌”等肌肉，有无明显隆起。而我们的体能则不必单练。整天价爬楼梯的运动量足矣。让自己体魄健壮、健美本无可厚非。但我们锻炼的“原动力”是能对付楼周边一帮帮“撑市面”（沪“窃口”：称雄一方）的小混混们。曾经我哥欲为我“摆平”四川南路的一帮子“小赤佬”，请来了他的学长，威震上海滩的“上体司总司令”。他领着我们一大帮人，沿着金陵东路招摇过市，来回走了一遭。“蛋形着足”，（沪“窃口”：体面过人）就此太平！最最荒唐的是，我一发小和玩伴，因无钱买烟。居然想到了去楼下，黄浦清洁管理所的“公厕”里“找”烟抽！见人家在那儿“蹲坑”，刚点上烟，正在全神贯注地“脚踏地板，手拿横板，面孔一板……”（儿时沪上流行的“出恭”歌谣）时，他猛然上前夺烟而逃之夭夭。诸如此类的荒唐损事和玩世不恭，我们都多少沾点边。至今，我仍然不敢苟同的是：一说某人如何如何好，就开始“人肉搜索”般，去挖掘那人从小到大如何如何优秀。并由此得出结论：此人在娘胎里就是“好人胚子”！我以为，人的成长之路，决不能与藏传佛教的“金瓶掣签”选转世灵童，相提并论。此乃后话，在下不表。
长辈们落难，自身难保。小辈们落荒，自生自灭。我们就像一颗颗小树苗，失去了园丁栽培修剪，杂草丛生，枝杈滥长。幸亏，毛主席把我们及时“移植”去了“广阔天地”交工农兵“打理”。不然的话，世事难料。至少，从那时起的我，渐渐知道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社会有多缤纷、人生有多姿彩”，此话怎讲，恐惹争议，不再畅想。
文革岁月中的楼下与楼上
   

 我们是从各家各户家正南面窗户，目睹楼下“文化大革命”进程的。起初，“大鸣大放大辩论”，院子的围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经常见到外面不断有人（各派出所的民警）进来以新覆旧的贴。后来，发展到彻底砸烂公检法。有一天，大楼前的金陵东路，突然被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占领。交通中断，大楼也被群情亢奋的造反工人（好像是以煤气公司造反派为主）整整包围了三天。白天黑夜，高音喇叭冲着大楼狂喊乱叫，好像是强烈要求释放被抓的什么人，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等等口号。楼下也做好了防范，小院子的钢门终于关门上锁，顶住了闯进大院子的造反派最后冲击。楼上居民担惊受怕，夜不能寐。幸好与楼下早已分隔，故居民们的进出和生活并无大碍。楼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那些天还借道从小楼梯、小边门进出呢。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不久后，楼下造反派组织“黄浦公革会”业已成立。之后，我们中间几个发小的长辈开始遭殃。先是大字报贴到家门口，紧接着是“批斗”或“陪斗”。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幕：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一辆急速开进大院子的大卡车，车上插着“上海市公革会”的旗帜，车下是早已被人押着等候的“走资派”们。他们头戴“高帽子”，脖子上挂着“铁牌子”，双膝跪地，双臂被一边一个造反派摁着。在一片“打到、砸烂”的口号声中，他们是“坐喷气式飞机”押上车，拉出去游斗。这画面，成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魇，挥之不去。它让我联想到，也在没完没了挨斗的自家长辈。最终，作为楼下“最大当权派”，又遭造反派“勒令搬家”，限期举家离开黄浦大楼。他们是6楼的L家（最早搬出），6楼的CH家（先从7楼搬至6楼再搬出）和9楼的Li家。
    从此，担心自家也会被“扫地出门”的恐慌情绪，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学乖了，安分守己，深居简出。我们稚嫩的心灵已经懂得：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授人以柄”，“识时务者为俊杰”。
    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在小弄堂进行时，我们不再缺席。甚至早早的手捧着毛主席半身塑像，恭恭敬敬地安放在窗台正中。胸前他老人家的像章，我们比着越戴越大。念他老人家的语录和唱赞歌，我们比着越念越唱越响亮。手挥“红宝书”一遍又一遍高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时，我们中的一位发小，颇有“创新”的提出，应该加上“敬祝那位‘旗手’不生毛病！”的念诵。此提议，着实让大人们为难了一阵子。后经各楼层“红色道场”反复商议，“不为天下先”，待社会上时兴再加也不迟。在肯定这位发小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忠诚的同时，建议将“不生毛病”修辞润色为“永远无恙”待用。此事方得“圆满”不了了之！想想那时的“献忠心”，语不惊人誓不休。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如先比“毛主席像章”谁戴的最大，没得比了，再比谁戴的最深。据说，还真有人把像章的别针往左胸脯的肉里扎！这般“愚忠”登峰造极，那时比比皆是。
     而以平常心面对燃烧激情的文革，“乱云飞渡仍从容”要数楼上的“四老”。她们是8楼Hu家“水烟壶”不离手的“老奶奶”、7楼擅长养生之道的M家“外婆”和CH家及我家的两位“姥姥”。她们都是受封建礼教束缚过的普通农村妇女。“三寸金莲”裹脚布、斜襟布扣衫免档裤、蓄发髻插篦簪、脚脖儿系绑带。其中M家外婆发形、衣着相对开明些。她们跟着南下进上海的儿女们，住进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打蜡地板加钢窗；大浴缸、抽水马桶和煤气灶等高档“标配”的黄浦大楼。说是来享下半辈子清福的。其实是她们含辛茹苦，操持家务，抚养后代，没完没了“劳碌命”的延续。
我姥姥和我弟弟
    

作为她们的缩影，就说说我家姥姥吧！她老人家1936年在河南老家加入共产党。曾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抗日“堡垒”户主妇（那时我姥爷是民兵队长）。膝下两儿一女，先后当“八路”或参加革命。可建国之初，为了帮自己女儿女婿带大我们兄弟仨。她居然辞去县政协委员和乡“高级合作社”社长之职。离乡别夫，义无反顾。只身来上海操持家务，抚养我们，无微不至，任劳任怨。每天，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家中“大管家”。文革中更是家里的“中流砥柱”和“主心骨”
    文革初始阶段“灭封资修”。楼下来人通知说，即日起，要收回楼上各家各户租用的公家家具。理由是：你们不能利用权力，再继续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云云。我家那时的家具全都是租的（大小共十来件，好象月租金一块一毛钱）。这下可惨了！家具搬走的当天，真是家徒四壁。那时楼上大都是多子女家庭。我们的长辈说是当官的，那点“俸禄”维持日常家中温饱已是不易。突然，要拿出许多钱来买家具，谈何容易！我父母眼睁睁望着全家老小打地铺，心急如焚。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姥姥从自己的包袱皮儿中，啃出了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二话没说交到我母亲手上。第二天，我们一家老小去金陵东路的旧家具寄卖商店，挑挑拣拣选了几件必需的家具，由店员帮着运回家。如今想来，福兮祸兮。我姥姥的“义举”，不仅给当时全家解了燃眉之急，也给现今的我们及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丰厚财富。不瞒您说，那天我家买回的家具，是抄没“资本家”的廉价处理品。总共花了三百来块钱，就拥有了其中六件“极品珍藏级”的家俬。那可是一水的正宗“小叶紫檀”老红木，且雕功精湛、做工考究，堪称上品。想必我的发小们，也会有此等的“幸运”。不妨在网上或微信中“晒晒”吧。

 我姥姥的“义举”还表现在，面对造反派上门咄咄逼人，对我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此刻，她老人家会挺身而出，先给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字辈”，“痛说革命家史”。一开腔必说：“俺家三代雇农！俺是老‘造反派’！俺1936年就造蒋介石和恶霸地主的反！恁若不相信去俺的组织上打听打听，中不中！”弄的人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确有几回造反派们知难而退了。实事求是，她老人家以前受邀常去学校给中、小学生和老师们上“革命传统”大课。决不是虚张声势“唬人”。若此“说道”不灵，造反派们非要强行带人走。她老人家会叮嘱我父亲或母亲更衣。穿上姥姥精心改制的衣裤，内用棉花在肩膀、膝盖和肘部衬厚垫实，我们称“批斗服”。（据说，是和6楼CH家姥姥共享的“发明专利”。）同时，对这帮子气势汹汹的人，厉声喝道：“他（她）回家时，我发现人身上有个‘好孬’的。我这老太婆决不放过恁！信不信？！”……
    我姥姥，她不曾被白色恐怖、艰苦斗争、勤奋工作、繁重家务和文革浩劫，包括身患癌症，放化疗等，历经的各种磨难压垮过。可当我的弟弟因患急性脑膜炎，又遭误诊，不幸夭折时，她哀肠寸断，悲痛欲绝，精神崩溃了！毕竟弟弟他才刚满十五岁。毕竟是姥姥一手牵着他“广慈医院”手术补“颚唇”。上贵阳下宝应（我大舅和小舅家）形影不离。老天啊！好端端一个中学生，很快就要毕业。即将成为我家孩子中，唯一可按政策分配进“上海工矿”的“幸运儿”。却遭如此不幸！这是我家永远之“家殇”，也是黄浦大楼长久之“悲情往事”。
    呜呼哀哉！我那苦命的弟弟竟成了黄浦大楼第一位英年早逝的男孩儿。唏嘘不已！我那慈祥仁爱、善良宽厚、性格爽朗的姥姥，从那时黯然神伤离开黄浦大楼，很久很久没有再回来。哀事伤情，不堪回首！非得提及，我心仍会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