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干部履历表与其年谱的比较（文/薛凯洲）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在敌后创立的19块根据地中唯一的一块以省命名的抗日根据地，它先后建有滨海、鲁南、鲁中、胶东、渤海五大根据地，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中开创了一套独特的货币、物资、军事等管理体系，在中共的敌后战场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黎玉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支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呕心沥血，夜以继日，担负和完成了大量繁重的工作。1948年土地改革时期，黎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仍以战争大局和党内团结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为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6年4月至1949年3月，黎玉在山东工作生活了13年，同山东人民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1986年5月30日，黎玉在北京逝世。黎玉逝世以后，山东省各界人士纷纷撰写回忆文章，缅怀黎玉的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对党和人民忠诚的高尚品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曲琦，作为《山东党史资料》的主编，曾经与黎玉生前在山东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有书信来往，请他们撰写回忆文章，缅怀黎玉。笔者曾经收藏了几封参加过徂徕山起义的革命前辈写给曲琦的信，参加者之一的于一川1987年9月23日写信给曲琦，信是这样写的：

    曲琦同志：你好！

  今春你来信要的关于纪念黎玉同志的文章，因时间匆促，写出后未认真斟酌即寄出，漏洞、错误可能不等。还有些空白的地方，一时手头没有材料，希望你们去补的。

    四月底写出初稿后我曾去信问过方正同志，他说这事是由你负责的，稿件已转给了你。纪念册有无编成出版？我们稿子怎样处理？请函告。

    后来，于一川写了一篇《共产党员的楷模革命事业的栋梁》的文章，回忆了1936年于一川与黎玉初次见面的过程。他们骑着两头毛驴从肥城到济南，一路上边走边谈，有说有笑，黎玉不时地哼两句山西小调，调节一下气氛，而黎玉此时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一路上不断地给于一川鼓舞和引导，为以后于一川在济南开展革命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曲琦负责黎玉纪念文章和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查找相关档案，约请与黎玉在山东工作过的老同志，经过三年的准备时间，完成了《深切怀念黎玉同志》纪念文章专辑，1989年5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编辑好这本纪念专辑，曲琦与黎玉的秘书李克实也有书信来往。1988年2月6日，李克实给曲琦的回信中写到：

曲主任：您好。

    信悉。《年谱》的事我已着手，现已完成(19) 49年前部分，约万余字。建国后至逝世的这一部分正在搜集资料，即可动笔。估计三月份交稿问题不大，总字数传记约二万一一二万五千，请您考虑篇幅。

    我已与徐帅（注：徐帅即徐向前元帅）办公室联系过了，郭秘书说已收到山东函，只因前段徐帅身体不大好，一直未动笔，拖了下来。他说最近安排一下，争取尽快。

    关于去年九月谈及一万五千字人物传，不知何因，约稿函及细则要求迟迟寄不出，我无从下笔，只好等。

  望来函详谈。祝好

    （李）克实  (88)2月6日

    宽边大稿纸如有的话，带些给我。又及

    从这封书信中，我们了解到一些编写的细节，李克实负责年谱的编写，特别是邀请徐向前元帅写稿，后来在专辑中收录了1988年7月徐向前题写的“怀念黎玉同志”的题词，表达了对黎玉的深切怀念。同时，为了编写黎玉的材料，曲琦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黎玉夫人谢青1988年2月9日给曲琦的回信中写道：

    曲琦同志：

    你好！你二月四日的来信，我八日收到。关于你要的我和孩子们的那篇文章及黎老的有关年表的材料，我不想寄的，怕丢失。因你春季后就来京，直接交给你为好，否则有人来带去也可。黎老的干部登记表我没有，李克实处有一份，可和他要。郅润清同志回忆文章已由新泰市委党史办戴红萍同志整理出来，已寄到我这里，等你来京一起交给你，你看如何？欢迎你春节后早日来京，可住在我这里工作，吃住都方便。

    祝你

    春节快乐！

    谢青

    88.29

    黎老给你的信我已找出，你来京时一并交你。又及

    从回信中我们知道，曲琦是要向谢青借阅黎玉的干部登记表作为参考，来编写黎玉的传略，而恰恰谢青也没有黎玉的登记表，只有一份在李克实那里。信中谈到黎玉生前给曲琦的书信，想必是黎玉对曲琦关于党史工作的认可或者是两人之间的问题交流与探讨。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干部登记表，一般是要存个人的人事档案或组织档案的，极少存放在个人手中，或者本人书写一份留作自用，也较为少见。黎玉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其秘书保留一份他的干部登记表以作备用，也是符合工作实际需要的。而恰恰这份干部登记表，就成为了黎玉年谱的撰写最为重要的依据材料之一。1989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深切怀念黎玉同志》一书中，就收录了李克实编辑的《黎玉同志年谱(19061986)》。这部年谱按照时间顺序将黎玉参加革命工作前后的经历进行了汇总，体现出黎玉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我们查阅了解黎玉有关资料的重要依据。

    2018年12月11日，我浏览某网站时，偶然看到了黎玉的干部履历表在出售。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黎玉的墨迹，而且是黎玉自己亲自填写的履历表，我心里十分的激动，决定一定要买到这份珍贵的资料，以增加我收藏党史人物墨迹的厚重。晚上拍卖活动结束前的五分钟，许多竞拍者出价，纷纷想获得最后五分钟的价格保持权。看似这短短的五分钟，其实是很漫长的五分钟，如果五分钟之内有竞拍超过我的价格的话，我还要再竞拍加价保持五分钟，直到五分钟没有人再加价竞拍为止。最后，我如愿成功竞拍到了黎玉的干部履历表，晚上美美地做了好几个梦，梦见自己向他人展示这份履历表的激动情景。这是一件喜悦的事情，它我带来长时间的快乐，因为我拥有了一件珍贵的藏品，一份宝贵的资料。12月18日，收到了黎玉的干部履历表。我仔细地看了表中的每一行字、每一句话。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均有黎玉的签名，这份履历表确定是由黎玉本人1981年6月29日填写的。看完后我更加感到收藏此履历表的意义之重大，更加钦佩黎玉充满风范的革命一生。

    年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独特遗产之一，它所提供的史料能够取信于人，而且忠实于谱主的生平。编写年谱时的写作背景、资料来源和使用尺度，体现着年谱是否严谨、客观与公正。无论是正面的历史人物还是反面的历史人物，都不能是绝对正确的“神”，而只能是现实的“人”。因此，谱主生活范围和阅历的扩大与广泛，其年谱完整性、学术性的研究就会增强。从以上李克实、谢青与曲琦的通信来讲，多方面都需要黎玉干部履历表，这是编写《黎玉同志年谱》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拿到黎玉履历表后，我仔细与《黎玉同志年谱》做了一个比较，相互之间各有特色，履历表中注重参加革命工作前后在何时何地何部门任何职，证明人，可以跨度几年时间；何时何地有无被捕、被俘及脱党的经历；何时何地经过何部门的审查、结论如何；何时何地何部门的表扬或处分等等，完全由自己如实填写，是自己对上级机关负责的态度并且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而年谱是以时间顺序将黎玉的政治活动、生平著述等以简单叙事的方式等作了系统详尽的记录，而且把每一年经历都记录下来，具有一定的公开性，是查阅黎玉生平、求学、从事革命工作等重要依据资料。

    我把黎玉干部履历表与黎玉年谱作了一个比较，两者之间的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是研究黎玉资料的一些延伸。

    一、姓名比较

    年谱中的名字原名李兴唐，一九三一年任直中特委书记时用名是李嘉年。

    干部履历表中，黎玉的曾用名是李兴唐、李秋年。在革命年代，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里，为了需要使用多个名字从事掩护活动，是非常正常的。关于黎玉名字的由来，黎玉的同学李毓珍曾经回忆黎玉原名李兴唐，小名叫“玉人”，“黎”与“李”二字音近，参加工作后就化名为“黎玉”。之所以取名为“李兴唐”，黎玉曾经对子女讲，他出生在清末民初的乱世之中，民族备受外来欺凌，广大民众民不聊生。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尽自己的能力摆脱民族受压迫命运，多为国家做些实事。而山西是大唐王朝兴起的发源地，是山西人的骄傲，父亲下意识地希望自己的儿子恢复振兴大唐盛世的局面。父亲虽然表面上考虑的是李唐王朝的兴盛，没想到黎玉长大后真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着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宏伟事业。

    黎玉的子女中，除了长子姓“李”之外，其余子女均姓“黎”。据黎玉的儿子黎小弟回忆，革命年代，黎玉长期在外工作，长子就跟爷爷一起生活，由爷爷抚养长大，自然就跟着爷爷的李姓用名，抗战结束后参加了部队。战争年代许多人因为革命采用了化名，20世纪60年代有人提出改回自己的姓氏。中央认为一些人的化名已经被社会和人民群众广泛认可，不宜再改回原姓，而子女可以。1964年的一天，黎玉便召集全家人讨论此事，征求意见，是否愿意改回“李”姓。在20世纪60年代火红的岁月里，子女们天真淳朴，充满革命热情，又都是革命的后代，一心向党，信年坚定，讨论的结果自然是要跟着自己的父亲姓“黎”，继续干革命。

    二、出生日期比较

    年谱中的出生时间记载是一九零六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履历表中的记载时间是一九零六年阴历五月十三日，两个记载时间相差一天。我看到履历表中有一栏目是“爱人情况”，黎玉夫人谢青的出生时间竟然也写着“阴历五月十二日”。这个出生日期正好与黎玉年谱的出生日期相同，这是一种巧合，还是黎玉秘书把黎玉夫人的出生时间写成了黎玉的出生时间了呢？当然夫妻二人相同的出生日期也是有可能的。对于一个出生于清末光绪年三十二年的人来说，能有自己确切的出生日期，亦实属不易了。黎玉的儿子黎小弟回忆，虽然父亲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但父母还是保持着良好的革命传统，不铺张浪费，父母在家里基本上不过生日。但是父母的生日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父亲的阴历生日正是母亲的阳历生日。身为山西人的黎玉，骨子里就有着对关公的崇拜，为了能清晰地记住生日，黎玉对孩子说：“关公磨刀日就是我的生日。”

    通过黎小弟的回忆，年谱中记录的黎玉出生时间是错误的，黎玉干部履历表中记录的其夫人谢青的出生日期有误，应为阳历五月十三日，即一九二零年五月十三日。

    三、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比较

    一个人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应以本人档案中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作为主要依据，一般不能更改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黎玉年谱中，没有黎玉参加革命工作的记录，应该说是一点遗憾。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早晚，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或许是一种觉悟高低的检验必要。黎玉履历表中“何地何时怎样参加工作”栏目中是这样写的：“1925年5月下旬参加五卅革命运动。”黎玉的同学、著名翻译家李毓珍（笔名余振）在《黎玉与九穷》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崞县中学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李兴唐在“后援会”和我一道工作，一同写标语，一同印发传单，一同到农村去宣传，共同的工作使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通过这段文字，说明黎玉积极地投入到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中，而此时的黎玉已经19岁，是一个成人了，具备了对“五卅惨案”所具备的影响力的判断、分析能力。黎玉在履历表中在“参加革命前后履历”一栏中写道：“19231925.6，崞中学生参加五卅惨案、沙基惨案，证明人：冯鼎三。”而冯鼎三即冯汉英，是黎玉的入党介绍人之一，离休前担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他在《黎玉在协进社》-文中写道：“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沸腾，各地学生奋起响应。崞中的一些学生还坚守‘君子思不出其位’的教导，受到校方的称赞。黎玉同志积极参加了反帝宣传，批驳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结果被校方开除。黎玉说你们开除了我，我不后悔，换个阵地，到农村去。接着他便返回家乡动员民众去了。”李毓珍、冯鼎三两人关于黎玉参加“五卅惨案”后援活动的证明，足以说明黎玉自1925年5月开始参加了革命工作，是对年谱没有记录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最好补充。

    四、被捕、拘留入狱次数比较

    在黎玉干部履历表与年谱中，均记录黎玉的被捕次数是3次。

    第一次，1927年冬，与李三楼、李毓珍等7人以“共党嫌疑犯”罪名捕，关押于国民党太原第一监狱。1928年约910月间转移至山西省“自新院”，继续关押。于1929年3、4月间释放回乡。

    第二次：1930年8月1日，奉中共北平市委指示，率领北平洋车夫参加反军阀示威游行，不幸被捕，由于沉着机智地与敌斗智，很快被释放。

    第三次：1932年夏，在直中特委机关被捕，解押至北平东北军卫戍总司令部军法处宪兵队看守所。

    而黎玉履历表中，有“何时何地被捕、被俘过，经过情行及表现如何？”和“何时何地脱过党、失去过组织关系，经过情形如何、以后是怎样解决的”两个栏目，黎玉把这两个栏目精心地合并成一个栏目，改成了“历史上有无被捕、被俘、脱党、脱队和组织失掉组织关系等重大问题，经过情形，结论如何”栏目。他是这样写的：“在白区工作十一年，在军队无被俘、脱队以及脱党事项。”记录了三次被捕的简要时间和经过，只是第三次被捕记录增加了年谱中没有的“北平卫戍总司令部司令王树常的名字”，三次被捕均无口供而释放。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在发展成长的初期，党员力量薄弱，组织发动群众时都是小心翼翼，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中，许多党员有被捕入狱的经历。那么，黎玉的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什么呢？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作出“分共”决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1927年秋天，黎玉担任中共崞县特别支部书记。因为白色恐怖严重，党的基础差，支部很难开展活动。为了开展党的活动，黎玉与李三楼、李毓珍等以组织“北大候补生团”为名，进行活动。对外称凡是应届毕业生为了考学都可以自由参加，这样可以自由往来而不受人怀疑，便于特别支部进行系列的活动。他们谨慎行动，严密纪律，坚持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差错。

    1928年3月3日，崞县警察局来了几名警察突然包围了学校，把黎玉和李三楼、郭从周、李毓珍等7名同学抓了起来，带到县府大院里。面对突如其来的被捕，作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的黎玉沉着应对，质问县长：你为什么要逮捕我们？县长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把责任推到了阎锡山总部的来电：“据报李兴唐、李三楼、李毓珍等七人组织北大候补生团宣传共产主义，立即逮捕解送太原总部。”

    黎玉七人在牢房里悄悄统一口径，决定不承认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口咬定北大候补生团就是为了考学，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也更谈不上宣传共产主义。在太原特别法庭，七个人被押到庭上，一个一个进行审问。黎玉与其他人的回答按照事先的统一口径，没有加入过共产党，只是利用“北大候补生团”进行学习辅导，根本没有宣传共产主义。在狱中，黎玉与郭从周、李毓珍等七名同学组成了一个党支部，又一次出任支部书记。他串连难友，与敌人进行不懈斗争；组织大家一边学习一边斗争，托外边亲戚朋友买书，进而继续要求典狱长购进了《西洋经济学说史》等书籍。要求改善狱中生活，赶走狱中的所谓“教诲师”。大约在九十月间，监狱宣布把他们七个人转送山西省“自新院”。

    按照“自新院”的规定，三个月为一期，期满释放。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黎玉和郭从周、白玉堂等人第二期获释。释放前，院方通知每个人找个担保，然后在青天白日旗下跟着念誓言。誓言大致内容是“誓为三民主义国民革命而奋斗”等几句话，并无涉及共产党的相关内容，然后被释放出来。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为此，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频频组织公开、半公开的群众纪念会和示威游行，如三一八纪念会、五一庆祝会等，活动陆续达到高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前夕，中共北方局指示：“八一示威要采取公开路线”、公开地动员群众参加，决心冲破敌人白色恐怖的镇压等。中共北平市委贯彻北方局指示，公开张贴布告，连游行的时间、集会地点都广而告之。而北平军警得知消息后，己决定8月1日前后三天不放假，全体出动，各重要地方，均有大批军警把守。但是，中共北平市委仍决定按计划组织游行。

    8月1日，身兼中共北平市职工委员会委员、洋车夫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黎玉带着洋车夫游行队伍，高呼着“庆祝红军攻占长沙…‘反对军阀混战”等口号行进。黎玉率领洋车夫砸碎路过的一个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刚走出不远，早己埋伏在两边的军警一拥而上，把游行队伍团团围住。黎玉在打倒一个警察后，被三个警察抓住，这是黎玉的第二次被捕。

    黎玉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在路过游行地点时被误抓的。警察也找不到什么证据。黎玉的朋友得知黎玉被捕的消息后，积极找警备司令部里的山西老乡疏通关系，将黎玉保释出狱。出狱后，黎玉得知阎锡山因为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联合夹击，可能要退出平津。他立即建议北平市委抓住这个机会，赶快营救被捕同志。经黎玉等人的积极活动，被保释出来的共产党员就有向慈、张树槐和白坚等人，甚至连过去被捕的一些同志也获得了自由，为党组织的壮大发展保存了力量。

    黎玉的第三次狱中经历，经受了残酷的摧残和折磨，身心也受到极人的伤害，但他的机智与策略使这次入狱化险为安。由于亲朋好友的相助，父亲变卖家里的财产来疏通打点各方而的关系，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儿子，最终使黎玉下安出狱。

    1932年4月，黎玉领导的直中特委党组织发展局面逐步恢复，但危险仍时刻存在。1931年三四月间，叛徒吴正庭出现在石家庄街头，他认识黎玉、柏玉生和王怀德这三位直中特委的主要负责人，这对他们的工作极为不利。黎玉便立即向省委作了报告，但省委不了解下面的情况，让黎玉继续回到石家庄与从赞皇区调来的付贯一以医生为掩护一同工作，研究布置除掉叛徒吴正庭。回到石家庄的第二天，黎玉的住处便遭到了警察搜查。因为当时开诊所要经申请允许领执照后才能正式挂牌开业。黎玉他们既没有申请，也没有挂牌子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对文件的存放亦不够谨慎，黎玉虽曾向付贯一讲过要注意藏好，但付贯一看了文件随意压在席子下面和塞在墙洞里。警察来搜查时，可能怀疑他们是贩“白面”（毒品海洛因）的，在席子下搜出一些纸，这些都是写的传单和藏的文件。警察把他们二人逮走了。警察讯问后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就给黎玉用上了刑具，压小杠、打棍子等，专打黎玉的胳膊肘子，打的两条胳膊又酸又麻。最初的几天，天天过堂，黎玉始终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警察一计不成，另施一计。有一天，一个警察拿了纸和铅笔，让黎玉写字，内容随便写。黎玉马上想到，传单是用铅笔写的，敌人是不是要对笔迹？便故意对警察说：“你给我拿支毛笔来吧，这个洋笔（当时没有铅笔，都是用毛笔写字）我不会用。”那个警察说：“我去问问”。过了一会，他回来说：“不行，就要用这个笔。”这一下，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意图，黎玉暗笑他们愚蠢，又担心付贯一会上当，因为彼此见不着面，也没有办法通知他注意，只好由他了。黎玉本是大学生，拿起笔故意歪七斜八地胡划了几个字。过了两天，又过堂。警察说：“你没有什么事，不过那个老头写的字和传单的字很像，有嫌疑。”原因是付贯一拿了纸笔，写了一大篇文章，把自己写传单的事忘了，让敌人抓住了把柄，两人被送往了天津，被押送到天津警察司令部。在狱中黎玉和刘宁一、李景春、付贯一等人研究如何进行狱中斗争问题，给他的几个朋友写信联系，送来棉被和钱。在看守所里买来鸡蛋、面条等食物，给患病的狱友。过了几天，监狱提黎玉过堂。法官听了说：“你的事没有什么，就是那个老头（指付贯一）有嫌疑。过几天再说吧！”朋友知道信息后四处托人，很快就把黎玉放了。五、奖励与处分次数比较

    一个人从识字开始，就有了长辈或者是上级组织的奖励与批评，它是对一个人的认可与鼓励、鞭策与提醒。黎玉年谱中没有奖励或者表扬的记录，但是履历表中却记录了四次上级党组织的表扬。虽然有的是口头表扬，可能知道的人很少，但这是黎玉默默工作换来的成绩，是其在建党初期不容忽视的工作内容。

    第一次：1931年因在直中特委任书记时推动党组织迅速发展，受到河北省委口头表扬。第二次：1934年因组织唐山工人罢工受到口头表扬。

    第三次：1934-1935年因开展直南工作受到河北省委表扬。

    第四次：1938年因发动山东抗日武装起义与重建山东党（组织），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通报表扬，通报山东。

    1931年六、七月间，黎玉返回北平找省委汇报工作，省委任命他为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恢复石家庄的党组织工作。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影H向下，石家庄党的部分组织多次搞武装宣传，提出“打倒地主  不交租！打倒军阀    不纳税！”等口号。武装宣传虽然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但是也暴露了自己的力量。1931年1月晋县县委被破坏，主要负责人被捕，组织被瓦解。此时党员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大部分党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九一八”事变后，平、津以及山东的大、中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到南京请愿，向蒋介石提出抗日要求。在这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石家庄和正定等许多学校纷纷响应，黎玉抓住这一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亲自去给学生做工作，进行动员，组织他们下乡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鼓动工作，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派正定的学生党员到灵寿县去，发展了几十名党员，建立了灵寿县委，同时开辟了“穷人会”组织，发展了八九百名会员。其他各县都有一定发展，党的工作开始出现了生机。经过三四个月的艰苦工作，到1931年冬天，石家庄党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河北省委决定将中共石家庄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直中特委，黎玉任书记兼宣传部长。这时的直中地区已经有300多名党员和100多名团员，推动了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黎玉因此受到了河北省委的口头表扬。

    作为中国较早的工业城市，唐山长期以煤炭钢铁产量自豪，这是一直以来人们对这座河北名城最深刻的印象。“特别能战斗”是唐山产业工人的光荣传统。在民主革命时期，开滦煤矿工人先后举行过大小罢工60多次。1922年、1934年、1938年、1946年先后爆发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在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作为1934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的黎玉，也只是受到了是口头表扬。

    1933年四五月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冀东地区。蒋介石不但不抵抗，反而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从此，唐山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日本为了满足军事用煤，掠夺中国资源，对唐山矿工加紧剥削压榨，引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恨。1934年1月，马家沟煤矿失业工人三四千人要求矿方兑现年终花红。英国资本家和包工头不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且命令矿警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煤矿工人，当场打死2人，打伤10余人，酿成马家沟“一一四”惨案。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黎玉派杜均代表林西矿工人到马家沟向罢工工人表示慰问和支援，沟通了两矿之间的联系。经过宣传、鼓动，酝酿更大规模的东四矿总同盟大罢工。林西、赵各庄、唐家庄各矿于1月24日、25日相继投入罢工。

黎玉等人除在工人中加紧串联、宣传外，积极寻找和恢复矿工中失掉联系的党员关系

作为罢工的骨干，保证了罢工向最好的结果发展。同时也为党在矿工中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林西矿在马家沟惨案后第十天开始罢工，赵各庄、唐家庄等矿相继罢工一总人数达3万余人，声势浩大。

    罢工开始后，林西矿资本家召集了包工头五六十个人到职工俱乐部开会商量如何破坏罢工。同时，从天津开滦矿务总局调来高级员司和技工数十人到林西矿，把持电站、水泵等要害部门，调大批军警等封锁发电厂和锅炉房，对付工人冲击。1月27日，工人们包围了俱乐部，赵各庄、唐家庄两矿工人也前来支援，一直围到夜里12点，只好向工人们低头。经过谈判达成协定，由员司们补助工会1300元，当场立了字据，保证今后不再犯，并保证今后绝不会发生意外事件。

    林西、赵各庄、唐家庄等矿在罢工中紧密配合，相互策应，声势浩大。开滦矿资本家惊恐万分，最初威胁恐吓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继而通过英国驻华使馆出面交涉，由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进行所谓调解。

    经过几天谈判，签署了一份《劳资协约》，其中矿方作了些让步。罢工工人最后与矿方交涉，迫使矿方答应发给年终分红、补助罢工工人的损失。开滦保安队第二署署长、唐山公安局长均被河北省主席子学忠撤职。至此，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开滦五矿工人的斗志。罢工后期，唐山铁路南厂、启新洋灰厂、启新瓷厂、华新纱厂等均纷纷发起声援罢工。

    唐山开滦矿过去发生过多次罢工，工人运动在开滦有些基础。这一次罢工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员作为中坚分子，因此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好的组织性，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作为唐山市委书记的黎玉在领导开滦五矿的罢工中，及时改变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使党的组织从市委到支部免受破坏。市委经过研究后，决定给党员活动一定的自主权，根据实际情况，能进行什么活动就进行什么活动，特别强调了接头要巧妙、严密，确定党员要打入生产第一线亲自开辟党的组织力量，利用工会秘密开展工作。黎玉事后在总结唐山罢工运动经验时认为，重要的是树立党的威信，不能为了一时的困难，而向工人说假话、耍滑头。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对工人必须言行一致，对工人负责便是对党负责，丧失了工人对党的信任便丧失了一切。

    从1月14日一直到3月，罢工坚持了近50天。虽然罢工只是局部取得了胜利，但是其意义是极大的，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罢工是在“塘沽协定”后发生的，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东伪化，开展华北工人运动有着重要意义。刘少奇和党中央高度评价了这一运动，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了开滦这次罢工有配合苏维埃反帝斗争的意义，给予了肯定。

    罢工期间，由于黎玉有时需要亲自出面去做一些工作，难免有些暴露了身份，引起了注意。省委决定，把黎玉调离唐山回到省委。

    1936年4月，黎玉奉中共北方局命令，前往山东恢复和建立遭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山东工作仅15个月，即爆发了“七七事变”。他在来山东1年多的时间内，恢复和健全了山东党的各级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到抗战开始，山东党员己达2000人。省委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部署了各地区的武装起义。1938年1月1日，160余名抗日志士聚集在一起，由黎玉统一领导，举行徂徕“I起义誓师大会。黎玉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成立，并兼政治委员。徂徕山起义揭开了山东党组织自主领导抗战的序幕，全省很快拉起了4万人的革命武装，这支队伍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坚强的战斗意志，主动出击，和日军展开血战，曾用土炮打下日军的飞机，击沉过日军的舰艇。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黎玉很快意识到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是困扰发展的重要问题。于是，他决定赴延安，向党中央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毛泽东汇报工作，请求往山东增派军政干部和部分主力部队指导抗战。

    1938年4月2日，黎玉一行到达延安，先是见到了张闻天和刘少奇，向他们汇报了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他们听后很高兴。黎玉到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他们，一起品尝带来的美酒。当汇报到山东的抗日武装已聚集到两三万人时，毛泽东很是振奋，高兴地说：“你们能抓住时机，建立并扩大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很了不起。”毛泽东详细了解山东部队分布情况并对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建设作了许多指示。

    次日，毛泽东在窑洞里专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称赞山东的工作和取得的良好局面，并指着黎玉说：“这就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他在山东组建了队伍和武装。黎玉同志，让大家认识认识。”午饭时，毛泽东用黎玉带来的山东著名烧酒等特产招待红军将领，并让黎玉借向红军将领敬酒之机介绍山东情况，饭后安排黎玉参观了军委作战室，以尽快转换角色。在延安期间，黎玉先后两次找过毛泽东，提出军事干部、政工干部要在延安多物色一些。毛泽东安排陈云帮助解决，陈云专门给了黎玉一个中组部特别代表的身份去做动员工作，找干部谈话，鼓励他们到山东敌后工作。黎玉提出派军事指挥员来山东帮助军事领导工作，毛泽东答应先派郭洪涛带一批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

    1938年12月，在沂蒙山区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任纵队政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和巩固，就是依托山东纵队的组建、发展、壮大，以及与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大力合作，开辟了胶东、鲁中、鲁南、渤海、滨海等五大块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全国根据地中发展状况较好，黎玉对山东武装力量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春，为了扭转山东的抗战局面，进一步在党内和军内取得思想上、军事上、政治上的统一，以便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更好地开展工作，刘少奇到山东指导工作。4月16日至17日，刘少奇组织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等人开会。会上，刘少奇在肯定抗战以来山东的主要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山东领导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完成中共中央1939年11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并详细分析了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刘少奇帮助和指导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山东抗战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分析了山东抗战的形势，确定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各自的任务，是山东抗战史和山东纵队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该决议充分肯定了山东抗战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认真总结了这段时期的经验教训，帮助山东党政军领导统一思想，加强了党对山东纵队的领导。

    在黎玉年谱中，记录了一次处分，是一次后来被撤销的处分。

    年谱中记载，1935年夏秋期间黎玉受到了一次处分，原因是他与河北省委负责人的暴动指示发生分歧，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而受到处分。

    清代时期，李鸿章、袁世凯等都先后担任过直隶省总督，即现在河北省以及河南省东北角一带。辛亥革命后改为河北省，称河北省的南部为“直南”，到抗日战争时期又叫“冀南”。直南在这三省（冀鲁豫）交界的地方，军阀最多。党对这个地区比较重视，1934年5月，河北省委派黎玉到直南特委检查了解情况，并指示由黎玉负责特委工作，兼任直南特委书记。直南特委机关没有一个固定的驻地，各县搞暴动失败后，受到严重挫折，党员接头都非常困难。这时的直南特委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交通、联络都不方便，“大直南”管41个县，从南面彰德府（安阳）到北边顺德府（邢台），骑自行车要走一天，路上都可能发生意外，管辖范围太大造成管辖不过来的局面。黎玉向省委建议，一分为二，划成两个特委。省委表示同意，划成冀鲁豫边特委管辖22个县，直南特委管辖19个县。

    当时河北省委奉行代表制度，代表制就是个人领导负责制。黎玉是河北省委代表，兼冀豫边特委书记并负责两个特委的工作。

    老直南地区（冀鲁豫边）党群工作过去是有基础的，党的力量比较强，其他县也有党的支部或党员关系。磁县附近有些煤矿、瓷器窑，有数万名工人，曾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过多次罢工斗争，规模达到万余人。农村中也有不少支部，如濮阳县就培养了很多干部，活跃在直南以至华北广大地区，为党培养出了很多知识分子干部。

    濮阳、内黄一带晒硝盐，贩硝盐的小贩很多，被盐巡查到就要没收、抓人。小盐贩靠贩硝盐为生，与盐巡的斗争很激烈，他们组织打盐巡、夺枪支，虽有过一些胜利，但这些斗争最后并没有巩固起来。经过直南特委批准，提出的口号是“抓群众最迫切的要求”，群众有什么迫切的要求，就抓住这个要求发动群众搞暴动，群众很高兴，党的组织也发展了。1935年，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总算有了一些起色，未搞暴动的县又积蓄了一些力量。结果，河北省委负责人又提出组织红军抗日游击队、夺武器举行暴动，“声援红军北上抗日”等主张。在新直南的南宫、任县等地区拉队伍，贴大布告成立红军第一师。发动群众，搞分粮吃大户，也搞了点枪。采取的方法各异，甚至用上了类似“土匪”的办法，使广大民众感到担忧。而此时党的组织还不是很巩固，游击队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国民党商震和宋哲元部队连续搞了几次“清剿”，就把一些队伍“清”掉了，很多群众和党员遭到杀害。与此同时，河北省委负责人亲自到冀鲁豫边特委来布置暴动工作，组织游击队，结果与黎玉发生了一场尖锐地辩论。

    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组织暴动的理由是“牵制北方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把暴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特委完成，并且提出要老直南（指冀鲁豫边地区）和新直南来个革命大竞赛，看谁发动的队伍多，发动的队伍好。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愿首先发言。于是，黎玉便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援助红军北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从我们客观力量上来说，现在不适宜搞暴动。另外，经过几年暴动失败的挫折，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党的组织也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拿少数干部去拼，如同儿戏，后果不堪设想。再者，也不可以让冀鲁豫边和新直南竞赛，因为两地区情况不同。新直南过去没有遭受过暴动失败的挫折，群众情绪比较高涨，但冀鲁豫边就不同了，过去遭到严重挫折，力量薄弱。黎玉争论了许久也不能把对方说服，反而遭到省委负责同志的严厉批评，被扣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遭受了处分。开会的结果，是省委负责同志硬性地决定并布置了冀鲁边地区暴动要夺取枪支，组织游击队。具体的布置是分区负责，有负责农民游击队的，有负责盐民和农民暴动。黎玉则来到了濮县、范县一带发动组织群众，去徐庄蹲点。既然省委硬性决定，下级便服从上级，大家也只好执行。

    黎玉到达徐庄后，认真了解支部情况，与支部干部、积极分子小组长谈话，调查了党员与群众的迫切要求，主要是缺吃少穿，生活不能维持，群众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没有粮食吃。眼看年关将至，过年很成问题。黎玉研究决定向地主分粮吃大户，以解决群众燃眉之急。黎玉和徐庄支部的党员研究了斗争方案，决定在这次“分粮吃大户收夺枪支”斗争中，不采取公开路线，即事前事后不贴布告，不散发传单，做到行动隐蔽，避免对群众暴动进行打击。对地主的粮食、枪支等情况作一次详细的调查。

    第一次行动，黎玉带领30多个人，每人背一条口袋，回来时，从地主那里装满了粮食，还搞来十几条花被面，大家士气旺盛，把粮食及时分给徐庄村民。

    第二次行动，把目标锁定一个大地主，他家里库存小麦很多，并有钢枪，离濮县县城近。黎玉决定扩大队伍，让每个队员带一条口袋，往返140多里路程，但不要贪多装满，采取夜间突然袭击的方式。大约到三更天，分两批进入宅院，前门有长工内应开门，后门有树可攀上墙头。黎玉作为干部，身背大砍刀，第一个翻墙跳进去，其他人也跟着一个接一个地跳进去了。黎玉和他人抓住地主，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只要粮食和枪，绝不伤害你的性命。随后把钢枪夺下，赶快装粮食。在集合地，看到每个人的口袋都是装的满满的，每个人一路上都很有劲地快步前进。这一次来去140里，背了这么重的粮食，黎玉的腿肿得好几天下不了床。可是，大家分到了粮食，都非常高兴。那正是过春节前，有了粮食，大家能过个好年，群众情绪十分高涨。黎玉趁着接连两次胜利的机会，发展“穷人会”，几个村庄都串通了，短短的一个星期，“穷人会”就发展了二三百人。

    徐庄搞的两次分粮吃大户的胜利，使群众分到了粮食、衣物，又得了枪支，扩大了政治影响，“穷人会”迅速得到了壮大，而未遭到敌人打击，更加证实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不切实际的失败路线。黎玉既不散发传单又不张贴布告，而是通过党员、群众有领导的以串亲戚、走朋友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群众得到了粮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组织迅速扩大，党的力量也得到加强。

    1936年春，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向刚到天津的中央代表兼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汇报直南地区发动红军游击队斗争的情况时，受到刘少奇同志批评，要求省委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并肯定了黎玉的意见，要求省委取消对黎玉的处分。

    黎玉从濮县回到磁县特委驻地时，省委负责同志当面传达了撤销对黎玉的处分的决定，恢复了省委代表的职权，并转达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派黎玉去山东恢复党组织的决定。

    黎玉履历表中还有两次批评处分。

    第一次是因为执行秘密接头规定而受到批评处分。黎玉在履历表中写道：

    1932年，因为送直中特委白（柏）玉生、王怀德两名委员去省委另行分配工作，以免他俩在石家庄被叛徒吴正庭（曾经担任过河北省青年团书记，他认识白玉生、怀德子、黎玉三人）破环工作，按照党的秘密工作的规定，要避开，结果被给与批评处分。

    1932年4月，柏玉生在石家庄的一个桥底下为人理发，远远发现一个人，此人正是1931年三四月间出卖省委的叛徒吴正庭。因为柏玉生在暗处，而吴正庭在明处，吴正庭没有看到他，柏玉生马上跑去报告省委。吴正庭来是石家庄无疑是有意图的，是来抓获地下党的，对地下党极为不利。

    黎玉三人研究后，及时向河北省委说明情况，因为石家庄是个只有一条马路的城市，以后难免与叛徒遇上。但是省委负责人过了两天才做出决定，让柏玉生和王怀德先调出去，等派人来了之后再接替黎玉，并让黎玉继续留在石家庄。黎玉按照党的秘密规定来做，是在保护自己同志的性命，避免对党组织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二次是被打击报复的撤职处分。

    1951年，上海“三反”中，华东局饶漱石借口反官僚主义撤销黎玉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务，下放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1949年3月，根据中央的安排，黎玉离开了曾工作和生活13年的山东，随华东局南下来到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务。

    能否迅速地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迅速站稳脚跟，成为解放之后新生人民政权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上海要实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标，工人阶级无疑是最主要的依靠力量。黎玉多次谈到，要克服上海面临的困难，“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工会工作，发挥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他认为，这对于华东所有的城市建设都是很重要、很现实也很明确的任务和方针。

    黎玉提出，要发挥好工会的作用，首先是通过组建工会迅速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后的第4天，陈毅号召上海的工人阶级积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以更高的革命热情和不畏艰难的勇气建设一个新上海、新中国，把上海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为巩固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保卫工人的权益而奋斗。黎玉积极参与其中，他先后参加了电气公司工会、市政工会、公共交通公司分会等工会组织的成立大会，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充分发挥积极性，提高广大工人的思想觉悟，唤醒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上海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对整治城市环境，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十分重视。1951年4月，政府成立市政建设委员会，黎玉任主任。在成立大会上，黎玉作了《本市市政建设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的报告，从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出发，把“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市政建设的实际工作中。黎玉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解决工人的居住问题，9月16日，1002户工人住宅在普陀区开工。这1002户工人的住宅于1952年竣工，1953年8月被正式定名为“曹杨一村”。新华社发布新闻称其为“中国第一座工人住宅新村”。

    黎玉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始终把为普通群众、特别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放在第一位，使上海的市政建设和城市面貌在较短时间内就发生了明显改变。为了方便市民上班出行，上海辟建和拓宽了一批新干道，架起了新桥梁。为了改善市民生活环境，上海还陆续建设了公园绿地以及体育场馆、剧场、电影院等文化体育设施。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与黎玉的努力分不开的。

    由于受到1948年山东土地改革时期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的影响，黎玉在上海“三反”运动中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2月29日被公开宣布撤销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务，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对黎玉在1952年于上海被撤职一案进行了复查，作出《关于撤销在“三反”运动中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决定的批复》，撤销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的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迟到了26年的批复，相信黎玉在天堂里一定会知道的。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1948年山东土改中的被错误批判

    1936年4月，黎玉奉中共北方局命令，前往山东恢复和建立遭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一直到1949年4月，黎玉一直战斗工作在山东13年的时间里，历任山东省工委书记、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政委、山东纵队政委、新四军副政委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等职务，为山东乃至华东人民的解放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黎玉逝世后，新华社在对黎玉的评价中写道：“1948年山东土地改革时期，黎玉同志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仍以战争大局和党内团结为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为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黎玉年谱中记录了1947年华东局在饶漱石的支持下，召开扩大会议，批判黎玉，最后于1948年12月形成《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对黎玉作出了犯“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等错误结论。

    1947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着重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此后，各解放区相继召开了本地区的土地会议，以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由于全国土地会议把党内不纯问题看作是影响彻底完成土改的主要阻力，所以这些会议实际上主要是整党会议。1947年11月6日，康生来到渤海区，并参加了渤海区土地会议，此后的会议就由他主持。康生来到渤海区后，全盘否定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认为渤海区乃至山东土改中存在一条“富农路线”。11月16日，康生在给中共中央工委的电报中称：渤海区“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经过一段时间的所谓揭发、批判之后，渤海区党委、行署和公安局领导班子被改组，景晓村、王卓如、李人凤、李震等人被撤职或免职。

    华东局成立后，作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参加了调处和平停战谈判，未直接参与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1月，饶漱石回到山东就把矛头指向《九一指示》，称《九一指示》是错误的，山东党组织是“富农党”搞的是“富农路线”。6月下旬至7月上旬，华东局在诸城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饶漱石的主持下，首先由黎玉作自我批评，张鼎丞、舒同、邓子恢、张云逸等先后发言，饶漱石多次发言，批判黎玉的所谓“富农路线”错误。会议认为，华东局过去在土改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说“这个错误不是一般的方式方法的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在土改政策上是右的富农路线，在执行方法上是限制群众路线，在领导方法上是自满自足与官僚主义。正因为华东局过去指导上存在着这种原则上的错误，便使得山东土改普遍存在不彻底与富农路线的严重现象”。

    1947年10月中旬，华东局在诸城召开大鲁南区土地会议。在饶漱石的主持下，会议继续批判黎玉等人的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地方主义”错误，并错误处分了一批干部。

    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华东局在五莲县召开胶东区土地会议。胶东区党政军负责人、各地县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全盘否定胶东区党委的工作成绩，批判了胶东区所谓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富农路线”及干部中“宗派主义”的问题。尽管中共中央此前已经发出纠正土改和整党中“左”的偏差的指示，但会后仍继续错误批判林浩等人，并撤销了林浩、曹漫之等人的职务。会议虽然名为土地会议，但实际上主要不是讨论土地问题，而是解决所谓党内不纯的问题，对山东解放区一些负责人进行了错误批判和组织处理。1948年12月，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认为黎玉犯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宣传个人”，林浩、景晓村等犯了“宗派主义…‘个人包办”等错误，并对他们进行了不公正的处理。

    批判黎玉、林浩、景晓村等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山东解放区土改中存在一条”富农路线”。在贯彻《五四指示》时，黎玉等人考虑到山东解放区经过近十年发展，特别是经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运动后，旧式地主、富农相对较少和新式富农比较多的实际情况，对地主、富农在经济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这些都是根据《五四指示》进行的，《九一指示》也是《五四指示》在山东的具体化。《五四指示》制定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即使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之间还维持着一种谈判关系，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争取国内和平做最后的努力。因此，在土地政策上对地主、富农还有较多照顾。这种做法符合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基本方针，是合理和必要的。这些政策规定，对于团结大多数、保证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到1946年底至1947年初，形势有了很大变化。1946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单方面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充分表明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把内战进行到底，通往国内和平的道路被完全堵塞。1947年3月，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因此，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基本方针的变化，对地主、富农的各种照顾才得到逐步改变。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1日致信华东局，提出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对中小地主等的照顾必须出于群众自愿，对富农的土地政策不能不变。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才规定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而要求《九一指示》提出平分土地，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针对华东局的不公正批判，黎玉为了顾全大局，始终克制着自己的委屈，同时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他曾经说过“即使当马夫，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不会动摇。”有一次他问妻子：“我当了马夫，你和我离婚吗？”妻子毫不含糊地说：“不离！”他从这句话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有些人问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他总是耐心解释：“现在是大敌当前，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必须全力以赴保证战争的胜利，争取全局的好转。我个人受点冤屈，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局不受影响，我就问心无愧了。”山东解放区此前的土改工作确实存在某些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据渤海区部分县的统计，土改前，雇贫农人均占有土地不足2亩，土改后人均达到3.8亩；中农人均占有土地4.1亩；富农土改前人均占有土地9亩，土改后降为3.9亩；地主土改前人均占有土地24亩，土改后降为2.8亩。这说明土改后贫雇农得到了与中农大致相当的土地，封建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被打倒了。至于批判他们的所谓“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宣传个人”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几十年来，黎玉从不提及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事。每当有人提及这个问题，他总是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84年，黎玉才和其他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同志一起，向中央提出申诉。1985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1986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批复，同意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其政治名誉。而此时的黎玉，已经是身患重病七个多月，有时一天便血七八次，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从不喊一声。在生命的尽头，黎玉或许看到了中央的批复，或许听到了家人的消息，此时的他或许更加释然了，背负了39年的不公正批判或许真的算不了什么了，“你们要把山东纵队的成立、发展、壮大的经验总结下来。”这是临终前他一再叮咛鲍奇辰的话，也是黎玉留下的唯一遗言。

    本文仅从黎玉干部履历表与其年谱作了一个比较，两者之间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将黎玉一生中一些重要的节点予以简要回顾，但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出黎玉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和对党的执政理念始终不渝的坚守。他读过大学，参加过学生运动、城市市民车夫运动；深入矿井和矿工一起挖煤，建立工人工会；参加农民暴动，亲自到地主家抢夺粮食；领导军队与日军搏斗，壮大山东抗日根据地；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在不同的行业都留下了黎玉战斗工作的足迹。黎玉担任过党的高级干部，从事过学生、工人、农民、军人、政府管理等方方面面的事业；他入过监狱，受到过错误的处分，但胸怀大局、光明磊落、乐观向上、矢志不渝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革命事业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

参考资料：1《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2《深切怀念黎玉同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3《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4《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5《人民功臣黎玉》，李肇年，《党史文汇》，2004年第12期。6《黎玉：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坚守》，户彦时，《党的文献》，2014年第5期。

本文刊登在《山东党史》（2020年第3期），第33～47页。ocr未校对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