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抗大一分校的岁月（李志和之子/李晓贞）

在辑写这篇怀念父亲生平片段的文章之前，我想先加入几段即是题外之谈又与题目相关的文字：

一是什么叫历史？从人物的角度来说，历史就是过去千千万万人物的真实事迹的记录。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过去万千的真实人物和经历组成的。然而，历史学者们不可能把这么多过去的真实人物都写入到历史文献之中，只能挑选一些主要的人物进行叙述。而大多数逝去的普通人物都会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不被人知晓。但是，随着当今互联网的兴旺发达，很多信息资料，特别是那些不被人知的许许多多普通人物的信息文字、图片等都可以从各个角落中搜寻出来，并且轻松地放在网络上予以保存。做为先辈的后代们，让那些先烈先辈们，哪怕是做最平凡工作的真实经历和点滴小事以及照片、文物等都得以表现和保存在网络之中，由此来记录和缅怀他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组建军队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过开办军校。这是毛主席建军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红军时代就有红军大学，到抗日战争时期极其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这些军校为部队输送了大批的军政干部，为革命的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在这些军政学校工作的干部职员们是特别值得尊敬的。让我们全家人感到骄傲的是，父亲也曾经在这一行列之中。

三是几个月前，晓明弟在微信群中发了一条烽火HOME网登载的 “抗大一分校人名录”。我查看这些人名发现没有父亲的名字，这让我不太明白，我去查找父亲逝世时的生平简历，因为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还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父亲的简历上在抗大一分校历任过副队长、队长、股长、指导员、副总支书记，还真不是普通学员。这个人名录上如果没有父亲的名字太不应该了。我给一位父亲老部下的人名栏下发留言，没有发上去。正好晓勇哥加入了这个烽火之家网的会员，他发了一条很长的留言，等待这位父亲老部下的回音。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都没有回音。我给这位名下的管理员发了两封邮件也没有得到回复。于是，我催促晓勇去与烽火之家网的管理员联系，经过几次问询，终于有了回话，他们很快就将父亲的名字登载在了人名录上，而且还发来了几本有关抗大一分校的电子书。至此，全家兄弟姐妹都很高兴，大家还搞了一次视频聊天会，畅谈和怀念父亲的革命历程。

想来父亲那一代人现在能在世的已经是凤毛鳞角。他在十二年前就离开了我们。父亲生前一向很低调，很少给我们讲述他在抗大的经历，也没有留下任何他写的有关抗大生活经历的文章。父亲在世的时候，晓勇爱问一些父亲战友的情况，他才给予回答。所以晓勇知道父亲以往的事情多一些。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很少与父亲有过这方面的交谈，对其经历也就知之甚少。

幸好，这次烽火之家网发来了有关抗大一分校的电子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书籍，通过阅读还真让我发现了父辈们过去的一些真实足跡。在《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组织史》的书籍中，就有很多地方记载了父亲的名字。可以说，从抗大一分校成立之初，父亲自始至终都投身到了这个军政大学的工作之中。

那么，父亲是怎样参加到抗大一分校的队伍之中的？这就是本文的正题。

父亲名叫李志和，北京市籍贯，1917年12月出生在前门北柳巷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祖父的一辈曾当过皇家的御医。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爷爷名叫李光勋，他是最早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的西医医生。1920年在河南防治斑疹伤寒流行时不幸受染病世。那时父亲才3岁，还有一个弟弟，和堂兄一家一起生活。父亲从小聪慧伶俐，中学考上了北京著名的师大一附中。1934年举家南迁。1936年，父亲考上江苏南京大学医学院。

 (父亲在大学时代的照片)

 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父亲将会继承祖业，一辈子是一位医生。然而，受堂兄李志中 (在陕甘宁边区 人物库中有关于他生平的介绍。他最早在解放区创办了卫生实验所，研制出很多生物制品，为当时军民的防病治病做出过重要贡献) 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的影响，父亲在上完大学一年级之后，没有告知奶奶，就悄悄奔赴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以后又转移到了陕北公学。

1938年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抗日军政大学组织成两个分校深入到敌后根据地，担负起培养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游击队军政干部的任务。由抗大第五大队、第六大队，还有第三、四大队的一部分以及陕北公学栒邑分校的大部分组成抗大第一分校。父亲这时正好在栒邑分校，也就自动成为了抗大一分校的成员。

在陕北公学期间，父亲有个同学名叫袁成隆，他比父亲大几岁，也是北京人。后来他在抗大一分校担任文工团主任。晓勇听爸爸说，他和袁成隆都是当时在体育方面的活跃分子，都担任各自区队的排球队长，两个队经常比赛，他赢多输少。

创建抗大一分校并将其转移到敌后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一项英明并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历史的事实证明，这项举措不仅使大量从各地投奔到延安的热血青年得到锤炼的机会，也提高了军队的素质，扩大和加强了部队的力量，狠狠打击了日寇。这也致使他们对抗大嫉恨如仇，冈村宁次的说法是，用20个日本兵来换一个抗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最初，党中央计划将四千人左右的团队从延安边区迁往到山西晋东南地区。这样一个大的迁移行动，不仅需要很多高层、中层的干部进行筹划，而且需要大批的基层政工干部加以组织实施才能完成。这时候的父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承担起了基层政工干部的职责(我的推断是父亲这时可能是一个学员班的班长，带领着几十名学生。不然的话，后来不会让他担任队长的职务)。

1938年12月，组建抗大一分校的各部成员集结在延长县，分为三个大队开始进行长途行军。先到达延水关，东渡黄河；接着晓行夜宿，然后夜行晓宿，悄悄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铁路；再翻越高峻崎岖的绵山(介休山)。当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其跋涉的艰辛不言而喻(李培南在他回忆抗大一分校的经历时讲述了这段行军过程。还提到了三个名字：李治河、李致贺、李志和。其中一位是父亲。另外两位查无信息)。不用说父亲也在这一长途行军之列，并且是基层组织者的一个成员。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抗大一分校的大队人马终于到达了晋东南地区的故县附近。

1939年2月23日，抗大一分校在故县镇举行了隆重的第一期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参加了这次典礼。全体学员见到朱德总司令都非常激动(父亲说过，朱总司令多次看过他们的蓝、排球比赛)。校长何长工主持会议并作了《敌后形势和斗争》的报告。副校长周纯全介绍了学校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并宣布了教学计划。由此，抗大一分校开启了在敌后根据地办学的艰辛历程。

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开学时，编为了七个营，二十九个队，学员总数为3237人。其中八路军干部有四个队420人，知识青年有 十九个队 2817人。七个营的营长都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二十九个队的队长很多也是红军和八路军的干部，只有少数是知识青年的干部。而父亲就是其中一位。他担任了二营六队的队长，这个队的政治指导员名叫程克。当时的 “队”为连级建制单位。这时候的父亲才 21岁就担任了连级干部。和他在一个队的政治指导员程克也很年轻，比父亲小两岁，是河南人。后来他调到了别的队继续担任指导员的工作。

在1941年11月的大青山突围战中，程克率领的队伍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最后与敌人徒手作战，程克被一个鬼子从背后刺中，临死前他嘴里还銜着鬼子带血的耳朵，非常壮烈。想来，如果父亲当时是和程克同在一个区队也免不了牺牲的命运。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们……

1939年9月，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学员毕业。除少数毕业学员因工作需要留在学校之外，大多数学员都上了前线， 被分配到 一二九师部队工作。父亲虽然不是教员，之前也没有带兵打过仗，不具有实战经验。但在建校之初，父亲就是基层领导干部，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做政治工作的经验。他不仅文化水平高(那时候有父亲学历的大学生在部队中少之又少)，政治觉悟也很高，党性强(之后长期担任组织干事)，能为人表率，以身作则。还懂得学校的各种训练的项目。是办校需要的人材。所以，父亲一直被留在学校工作。

 

(这是父亲在抗大时期的照片。腿上裹着行军绷带，鞋后跟都开裂了)

父亲的一位战友名叫徐行，后来他跟父亲同在一个大队工作。开始他只是一位学员，但他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受过防化专业的训练，懂得有机化学、化学战剂、毒剂侦别防治的知识。基于这些方面的特长，徐行被留在学校成为了军事教员。

1939年11月初，第二期正式开学，有学员一千多人(这批学员大多数留守在山西，没有去山东)，编成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下属四至五个队，大多数是八路军的排、连、营级干部。但是刚刚开学，中央军委就下达了关于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命令。经过短暂准备，11月中旬，学校的大部分人员开始了第二次东迁的长途跋涉，从太南驻地出发，经冀南、鲁西、横穿平汉、津浦铁路，历时四十余天，行程三千余里，于1940年1月到达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沂南县一带。以后直到1945年10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抗大一分校都是在山东地区辗转活动。

进入山东根据地之后，抗大一分校在八路军各个部队的协助之下，马不停蹄，立即开展了招生办学活动。1940年3月第三期开学，有学员2670名。分为五个大队(缺四大队)。这时的父亲进入到了第二大队(应该是营级单位)的领导班子机构(细查资料才发现，父亲其实在第一期时就已经进入到营的领导班子机构，那时他即是六队队长，同时还担任特科营第七营的组织干事。徐行已是这个营的教员。因为是后来发现，也就不想再改写前面的文章)，担任副总支书记兼组织干事。下面有六个队。1940年 12月第四期学员陆续入学，一共有2524名。这一期第二大队改名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政权的县、区、乡干部。父亲担任建国大队的组织股长兼副总支书记。

1940年至1942年，正值日军进攻扫荡山东根据地最猖狂的时期。当时在校的干部学员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打仗。他们即是一支战斗部队，也是一支学习训练团队，同时还是一支工作宣传队，要经常去到各个村庄，做群众工作。

父亲所属的建国大队，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委员刘惠东，保卫干事刘建国，都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在1941年这一年中，建国大队与敌人打了几场大的战斗。不知道父亲(当时父亲的级别持的是驳壳枪)是否亲自持枪作战杀敌，但肯定是参与了指挥这些战斗的工作。

1941年冬，日军集结了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 的战术，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军民(这其中就包括了冈村宁次试图团灭抗大干部学员的险恶阴谋)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扫荡。

经过山东军区一一五师和各个部队的英勇反抗，粉碎了日军的这次大扫荡。但在大青山的突围战中，抗大一分校有200多名干部学员壮烈牺牲。其中就有建国大队政委刘惠东同志。晓勇听父亲说，他带着一队干部学员趁着黑夜迎着日寇的包围圈，从其间隙中悄无声息地跳出了包围，全队人员毫发无损，胜利完成了突围任务。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 “精兵简政” 的号召，抗大一分校开始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对原先的部门、各大队的编制进行了调整压缩。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了训练部，对很多干部进行了调离或调动。在这次精简中，父亲被任命为校政治部的组织科干事。从大队领导班子机构的成员进升到校直属机构的一名成员。

1943年3月，根据中央的批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但继续保留抗大一分校的番号。之后，教导团又做了一系列的精简整编，调走了一批干部。父亲继续留在校政治处工作，被任命为特派干事。

从1942年到1945年，抗大一分校的机构和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裁减，但招生办学仍在有序地进行。根据每期招收学员的情况和战争发展的需求，学校开展了针对性的教学和训练。对文化水平低的学员开办文化补习班；在军事训练上，开办刺杀训练班；加强爆破、手榴弹投掷、射击技能的训练；同时还开办炮兵连，教学炮兵的各项技术。通过这些教学和训练，大大提高了学员们的文化和军事素质。

很多这一时期从山东抗大一分校毕业的学员，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最后还成为陆、海、空三军的高级将领。“抗大出身” 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1945年4月2日，抗大一分校在费县城内举行了第八期(也是最后一期)的开学典礼，招收学员达1200多名。这时，曾国华是教导团团长，梁必业是政委。这一期的编制为三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都是部队连排级干部以及知识青年的学员。第三大队为特科大队，包括迫击炮、重机枪、工兵三个连队。邸怀珍任大队长，李志和任教导员(这是父亲在抗大一分校的最后任职)，徐行任副大队长，李宗淮任副教导员。

这一期开学不久，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曾国华和梁必业都调到别的部队任职。10月，奉山东军区的命令，抗大一分校全体成员由邸怀珍、徐洪才率领，由山东迁往东北。至此，抗大一分校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抗大一分校组织史》一书中写道：“抗大第一分校于1938年冬创办，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历时七年，是十二所分校创办最早、历时最长、培养的干部最多，转战华北、华中，斗争艰苦卓绝，成绩显著的一所分校。” 值得赞叹的是，父亲自始至终都在这所军校的激荡生活中度过。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父亲由一个知识青年成长为坚定的中坚干部，为学校取得的辉煌成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5年抗战结束，父亲才28岁，还非常年轻，但已度过了七年风风火火的岁月。在这些岁月里，肯定还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故事，可惜我们已不得而知。好在，父亲的名字还留在了抗大一分校的史册上。还有很多做出过贡献却没有留名的英雄们，我们这些后辈只能默默地向他们祈祷致敬。

在烽火之家网 “抗大一分校的人名录” 上，至今只记载了500多人的人名。而参加过抗大一分校的干部学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有20000名以上。只是我们知道的父亲的战友：赵广恩、徐行、王箴西(陕北公学的同学)、邸怀珍、王泮清、靳兆西等都没有记录在这个人名录上。可能是他们的后代不知道这个网站，所以才没有把他们先辈的名字和事迹推上来。希望这些后代们能尽快将先辈们的人名推到这个网上，以此来丰富抗大一分校的史实内容，让我们来怀念和铭记先辈们的光辉事迹。

最后以一张父亲与抗大战友的照片来结束这篇文章。

 

(左起第二是父亲，第三是徐行，第一、第四不知姓名，但都是抗大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