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的“支前”缘（文/阎 进）

今又清明，我依旧像往年一样祭扫已逝35载的大伯，一大早就驱车来到寻甸，当我走到坟前看到孤菽的坟莹，不禁想到大伯生前被哮喘病魔折腾的痛苦样子，便不由地想到了大伯此时会不会又在气喘吁吁、痛苦难耐。

天上乌云密布，风大却又飘着丝丝苦雨，看到眼前的景像，一种莫名的惆怅在我心中弥散开来，不知怎么竟会产生了几许的后怕：我怕风大时，吹乱了大伯的头发，怕下雨时，淋湿了大伯衣裳，怕夏天太阳晒到大伯，怕冬天的雪花覆盖到大伯…… 

但又想到天堂里的大伯应该不会这样，病魔的折腾那是阳间里的事，大伯这么好的人应该是与他的弟弟、我的父亲正在谈天说地，诉说着过去着他们兄弟俩分离后的点点滴滴。

大伯和父亲是老阎家唯有的兄弟俩，大伯于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任招远县阜心镇罗家村党支部书记。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段，这一年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飞抵烟台，纠集青岛、莱阳、烟台等地日伪军1.5万余人，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酷残的冬季“拉网合围”大“扫荡”，大伯与区里的战友不仅要担负起拥护大批群众突围转移到安全地带。还要开展一些铲奸除奸活动，给汉奸们予强烈的威摄，不要太作恶多端。

大伯和父亲是老阎家唯有的兄弟俩，这时大伯仅向父亲交待了几声，就匆忙地消失在漫漫黑夜。后来区机关工作人员和区中队干部、战士。由于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隐蔽或突围中，无一伤亡和被俘，受到了东海军分区司令部的表彰。

1947年下半年，为适应解放战争的不断扩大而支前任务越来越繁重的需要，胶东行署设立了支前办事处，当时的县区都设立了战前动员科。

大伯那时作为区长，为了支前的需要，在民工出发前都要进行形势的时事教育、战争观念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还要组织民工学习防空、怎样宿营、护理伤员等简单常识，为民工顺利完成支前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此外大伯还动员他唯一的弟弟、我的父亲参加支前工作。父亲在支前中由于大伯是区里支前办的领导，生怕人家看他的笑话，处处小心翼翼，活要捡重的干，就连抬担架都要抢着抬前面。父亲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为的就是不给大伯丟脸。父亲他们抬担架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常常是抬着抬着就睡着了，经常处于极度疲劳的状况中，不管怎样他们依旧把担架抬的又稳又快。他们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我们多流一滴汗，伤员少流一滴血”、“我们快走一步，伤员少一份危险。为了防止敌机的袭扰，他们常常是选择林荫小道或是麦沟地拢。特别是针对夜间行走看不见路的情况，他们总结了一套前担提醒后担的口诀，如“石头一”、“高抬脚”、“左弯一”、“右弯二”等。他们在支前工作中发扬不怕吃苦、严守纪律，力抢时间，爱护伤员的作风，由此父亲他们所在的子弟兵团受到部队首长的通令嘉奖，父亲也在这次支前中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9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六十四、八、九、二十五等六个整编师(军)共20个旅的兵力组成“胶东兵团”分路向胶东解放区进犯。为此，党中央、毛主席致电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具体指示了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作战方针。为了支援东线兵团打好胶河战役，时任副司令员兼支前司令员的曹漫之亲率一个团和胶东支前干部全力支援前线，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由于胶东铁路东段两侧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破坏惨重，大伯他们一边在曹司令的带领下有效地消灭抢劫、杀人放火的“还乡团”，一边又夜以继日地想方设法组织群众解决粮草问题，那时的人民群众家里也是一贫如洗，但是为了支援前线，他们缩衣节食筹集粮食，正如《天下乡亲》歌词中写道的那样“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1948年，父亲在大伯的带领下又参加了由支前民工组成的胶东子弟兵团，他们推着独轮车，部队打到那里，他们就支援到那里。对此，元帅曾深情的说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这就是哥带弟参加支前的生动事例，后来兄弟俩双双被评为“支前模范”，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

之后大伯便与“支前”解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49年９月大伯奉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1950年３月来到了云南曲靖参加了接管政权的工作，接管之后这一干就是三十几年。

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结束抗美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他们不感激中国人民多年的支持，反而把中国视为“头号敌人”，中越关系急剧恶化，中国边疆的和平、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1979年2月17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对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军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

1979年1月，大伯被任命为曲靖地区支前领导小组副组并兼任支前办公室主任。大伯对这次任命尤为兴奋，用他的话来说这是“重操旧业”。他把过去三十多年前支前工作日志翻出来，连夜疏理了一遍，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重新整理出一套支前方案。当他把方案递到上级手里时，上级首长无不夸耀地说“不愧是老支前了，动作这么麻利、有效”。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大伯他们充分调动各种运输工具，包括最原始的骡马都派上用场，他们重拾解放战争时“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车拉马驮连续奋战地把弹药给养及时地送上到了前线。

3月16日，在完成作战任务后，解放军全部撤回国内。大伯他们也顺利地完成支前任务凯旋而归。由于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大伯荣获了“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

大伯作为云南省参战支前模范参加庆功大会

后来大伯经常感叹道，他一生中竟有两次支前的经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偏偏让他赶上，为此他倍感荣幸与自豪。

大伯与父亲因为有了共同支前的经历和战与火的生死考验，在情份上非同一般，可谓兄弟情深。此后他俩有个约定，父亲对大伯说：“自古忠孝不可两全，你是组织上的人，能干大事，‘忠’的事你来做，‘孝’的事我来管，今后家里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家里有我”。正因为有“家里有我”这一句铮铮的诺言，大伯毫无牵挂的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1950年12月，大伯听从党中央的号召，毅然决然、义无反顾的远离家乡，随西南服务团来到了云南，开始的时候他们仅仅认为去几年完成任务就回来，殊不知这一去便开始了只知去期，不知归期的相互间的牵念。一次匆忙的告别，竟是一生一世与故土的离别。此后兄弟俩只能通过鸿雁传书，消弥着彼此间的挂念。

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后来兄弟俩都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家庭。父亲有了我们兄妹6人，而大伯虽然有了家庭，但无子嗣。当时的大伯看到父亲八九口人，生活上入不敷出，于是向父亲提出把老大和老三交由他抚养，但父亲则执坳地说：“抚养可以，但要过继，并且还要进行一个正式签约”，大伯却说过继不过继不是那么重要，反正都是老阎家的后代，这些就免了吧。实际上说是过继，实为帮衬。

后来文革开始，由于大伯是走资派的缘故，大哥和三哥又回到了家乡。值到1977年大伯年事已高，家里无人照顾，刚好我又时逢退伍，经组织照顾我便来到了大伯的身旁。与大伯生活了20年。

父亲与大哥阎军的合影

也许是时间过得太快，也许是离开的太久，大伯离开我们已经35年，父亲也有8年了。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伯与父亲他们兄弟俩会有这么深的情感，是因为家里只有他们兄弟俩吗?，或是还有什么？世上只有兄弟俩或是子妹俩的家庭多的去了，为什么单单只有他们会是这样。

我深深地思考着这一问题，希望从中能找寻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蓦然间我从大伯与父亲共同支前的经历中，我仿佛感悟到了什么？兄弟间的情感，不需要什么理由，只需要一生兄弟，难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