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龙江行（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之2

1953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开始“春季攻事和夏季攻事”，逼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做出停战保证。7月27日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就在这胜利的时候，薛允鹏和李桂兰的小儿子又出生。真是喜上加喜，薛允鹏和李桂兰被省委调离望奎县，薛允鹏担任黑龙江省总工会主席兼省劳动局局长；李桂兰担任省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新任县委书记乌方林，亲自主持欢送会为他俩送行。在欢送会上，薛允鹏激动的说：“我在望奎县工作了八个年头，可以说又是一个八年抗战！我与同志们和望奎乡亲们结成了深厚情意，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大家！”李桂兰：“我这个从沂蒙山区参加革命的小丫头，在望奎县这块土地上成长为领导干部，望奎的同志们和乡亲们对我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欢送会上表现最热烈的是刘键；表达心意最多的是苏文；最舍不得的是张贵喜。这些学生、农民出身的干部，都是在老同志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对老同志他们十分敬重。按照惯例县委会、县政府的同志们集体合影，拍照来作纪念。

薛允鹏家搬到省会齐齐哈尔市，在办公楼后边一栋平房住下来。这里曾是东北军“吴大鼻子”和马占山的司令部。是栋红砖三层楼房，四周砖墙大院，东面有一个地下防空洞，这个地下室“日满”时期曾关押过抗日志士。薛允鹏忙于组建工会行业分会，今天是工业系统、明天是林业系统、后天又是粮食、煤炭系统。李桂兰跑省妇联，共同研究如何保障女工的利益。两个人谁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就找了个保姆照看孩子好专心工作。夏天的一个傍晚，薛允鹏和李桂兰仍在办公楼里加班，吃完晚饭克明就带着克东、克建到办公楼里去玩。家里只剩下保姆一个人，照看睡在床上一岁小儿子克宝，天热保姆打开后窗户通风纳凉。窗台很矮只有一米多点，窗外是荒草地，不远处就是四处有洞的院墙，墙外边是郊外一片小树林。齐齐哈尔市北郊荒凉经常狼乱窜，狼伤人和叼走孩子的事时有发生。保姆认为大院里有红砖高墙，狼是不敢进来，就坐在屋里休息喝口水。忽然窗台窜上来一只大灰狼，它两只前爪扒在窗台上，狼头伸进来张望。保姆一看是狼吓的跑出去，扔下床上熟睡的孩子到办公楼里喊人。她一进大楼就大叫：“家里来狼了！孩子还在屋里！”收发室的人拿起木棍赶过去，冲进屋里时狼还在窗户外边转悠，见有人来才掉头逃跑。李桂兰赶回来抱起孩子，慌乱的心才平静下来。薛允鹏冲进屋就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枪，跳出窗外去追狼，在院墙外转了一大圈才回来。薛允鹏回来时，李桂兰正埋怨保姆不该扔下孩就跑。李桂兰：“幸亏狼没敢跳进来，不然孩子就被狼叼去了。”她没想明白又问：“屋里没人狼为什么没敢跳进来呢？” 薛允鹏看了一下手里的手枪：“狼是个狡猾的东西，它能闻出孩子边上手枪的味道，害怕才没敢跳进来。是这把‘脖郎宁’手枪救了咱们的孩子。”李桂兰：“这枪真是咱家的宝贝，你总爱枕着手枪睡觉我还说过你，没想到你这个习惯，竟救了咱们的小儿子。”薛允鹏把三个孩子叫过来说：“千万不能跑到院外去玩，小心碰上狼！” 第二天就找人把院墙的洞全部堵上。不久市政府号召市民用义务劳动，把这片荒凉地建成“龙沙公园”，这之后大院周围就再没有狼的出没。

在省里工作不到一年，就赶上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成立今天的黑龙江省。薛允鹏又被任命为新的省总工会第一副主席，李桂兰也成为女工部的副部长。全家又搬到省会哈尔滨市。

坐落在哈尔滨市花园街的省委大院，在东南角有座俄式三层小洋楼，还有一个小花园，这里是省总工会主席和秘书长宿舍。李桂兰刚下汽车，就被漂亮的俄式小洋楼吸引住。外墙装饰化丽，楼角顶上还有个“大洋葱头”，淡黄色的粉饰显得更加漂亮。这不是刚到哈尔滨时想要进去，而没能进去过的小洋楼吗！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家啦？简直不敢想象。走进小楼三层的新家，房间和客厅都已经摆好沙发和家具，门窗又高又亮，有暖气还有壁炉。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花了自己的眼睛，难到共产主义真的实现了吗？一阵忙乱才把孩子们安顿好，薛允鹏和李桂兰才安心坐下来休息。薛允鹏说：“咱们到省里工作又进了大城市，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咱们得想办法适应一下。我原来坐的是美国吉普车，现在换成美国别克轿车，坐在轿车里边我真还有些不习惯。哈尔滨这个城市很洋气，城里人天凉后都穿风衣和大衣，我们也得买中山装、风衣、呢子大衣还有皮大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是还穿着过去的衣服，人家会说我们是‘土包子’，这些钱非得花不可。”李桂兰：“这几年攒些钱，不够的下次发工资再说。换衣服穿不习惯可以慢慢来，我现在是处级干部了，可这个文化水平是不能慢慢来呀！我想申请在职去读初中速成班，补上初中文化水平。”薛允鹏：“我与其他主席说一声，我支持你去读书。我是没有机会再读书了，上级已经明确我这级干部，只能上党校去学习。另外上级要求地方干部交出自己的手枪，我们的那把‘脖郎宁’枪尽管没有在编，按组织要求咱们也上缴。”李桂兰：“舍不得也没办法，不上缴要受处分的。克明要上学、小儿子太小，我们找个保姆看孩子做饭。克东和克建送到省委幼儿院住长托，我俩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工作和学习。”薛允鹏：“就按你说的办，时克和吴勇也到了哈尔滨，过几天我俩去看他们。”

李桂兰又走进哈尔滨市，而且还是要长期住下来，她总回想第一次来哈尔滨的情景，尤其是转门那段经历。礼拜天休息，她给吴勇打电话说：“今天礼拜天休息，咱俩一起再从火车站往上走，到喇嘛台一带转转，重走那段路仔细回味、回忆一把。”吴勇：“好啊！我也想再转转，咱俩十点火车站前纪念碑下见面。”

李桂兰在火车站前见到吴勇，两个都人互相看了对方一阵，好像互相都不认识了。各自转了一圈看着对方，两个人都穿了一样的呢子大衣，脚下穿着一样的黑皮鞋，只有头上的围巾颜色不一样。这付着装就和统一制服一样，这在当时是哈尔滨最典型妇女干部的打扮。两个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李桂兰说：“咱俩这么个打扮，不就是两个‘马达姆’吗？”(俄语：妇女) 吴勇：“不少进城的女干部都穿成这样子，咱俩这也是进城入俗了。”李桂兰：“我俩还差去烫个发，才是城里的女干部。我俩这么个穿法，怎么看上去和‘秋林公司’橱窗里的假人穿的一个样吗？我还是喜欢穿军装梳短发，那才叫精神！”吴勇：“八年前我俩穿着民主联军服装，就是顺着这段路往上走的。今天咱俩穿着洋装再走这段路，真是天地变了、人也变了呀！”李桂兰做个手式指着上坡说：“开路！开路的走！”

俩人先进火车站里面转了一圈，然后顺着当年霍瓦特大街，今日的红军街向上走去。李桂兰走到每座漂亮楼房前，都会仔细的观看，总想找回八年前的记忆。走到当年的“华俄胜道银行”楼前，李桂兰对吴勇说：“这楼不就是当年想进去看看，没能进去的小洋楼吗？现在是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办公楼，当年我发誓等革命胜利了，一定要进去看看。现在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去看看。”吴勇：“今天是礼拜天没有人上班，咱们改天再来。”李桂兰：“我带着省委的工作证，咱不办事进去看一眼还不行吗？走！”李桂兰拉着吴勇就走进楼里。她跟收发室的同志说：“我是省总工会的，我们的林业工会办公楼就在你们傍边，咱们算是邻居，我就是想进来看看楼里是什么样子。”收发室同志说：“今天休息不上班楼上没人，你们就在楼下大厅里转转吧！”李桂兰和吴勇在厅里走一圈就出来。李桂兰高兴的和吴勇说：“进去就了我一个心愿，证明咱们的革命胜了！”

她俩又顺着街道对面向上走，从俄罗斯商场现在的博物馆过马路，来到当年休息啃馒头的地方。吴勇指着一段花瓣院墙和邮筒边说：“我们就是坐在这个‘鬼地方’休息的，那天可真冷啊！”李桂兰又拉着她边走边说：“我就是顺着这儿到‘喇嘛台’去打水的。”到了东正教堂“喇嘛台”门前，因为是礼拜天，苏联侨民去教堂祈祷的人很多，教堂门前不再是1945年冬天的死气沉沉。李桂兰抬头又去看教堂顶上那几个“洋葱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像几个“洋娃娃”，再也不像大小魔头令人讨厌。吴勇指着院门上的按钮说：“按门铃才会有人给你开门，你使劲敲门里边是听不到的。”李桂兰不好意思的看看门铃说：“俺那时刚从沂蒙山走出来什么都不懂，谁知道是按门铃开门哪？我以为敲出动静来就能有人开门。今天是倒是开门了，咱们都是无神论者，就不进去看他们的‘洋佛主’了。走咱们去看那个该死的转门去！”

在哈尔滨国际旅行社酒店门前，李桂兰指着中间的转门说：“就这个该死的转门，差点累断了我的腿，唉！没有文化太可怕了！我现在已经是处级干部，可是还没有小学的文化水平，我正在干部初中速成班学习，没有初中文化这处级干部也混不下去了。”吴勇：“你抓紧学习吧！我因为上过师范学校，上级就派我去医院当书记。在医院里整天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没有文化就没法和知识分子共事。你现在知道这转门怎么进去了吧？走！咱们进去吃顿饭去。”李桂兰很熟练的从转门进出，这个转门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存在了八年多，她早就琢磨出其中的门道。她记得一直朝前走过了大厅就是餐厅，她俩坐下才发现这是一家西餐厅，装饰豪华洋味十足，可是要使用刀叉来吃饭。李桂兰站起说：“走吧！这西餐咱们吃不惯又不会使刀叉，我们还是去中国饭馆吃。”吴勇：“学会使用刀叉吃西餐也是学习，将来和苏联人打交道有用处。”李桂兰：“吃西餐我就不学了！”说完就拉着吴勇就往外走。她俩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坐下来。吴勇边吃一边说：“桂兰，我们都当了中层干部，今后要学习和注意的事会很多。彭成同志已经是省委农工部的副部长，别见到他就开玩笑，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说他娶个‘红领巾’。” 李桂兰笑着说：“老彭新娶的老婆比他小十几岁，他到结婚年龄时老婆还是个小学生。他结婚时也不叫我们这些老战友去，也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媳妇。那天省委干部去工人文化宫看演出，我看他带老婆来了，就说了句还不把你家的‘小红领巾’给我们介绍下。这老彭转身就跑，以后见到我就躲不像老战友。” 吴勇：“当了干部就不能乱开玩笑，要是有人乱开老薛的玩笑，你也会不高兴的。反正有人开老时的玩笑，我是会不高兴的。” 李桂兰唉了一声：“我知道了，以后处处小心加倍注意！” 李桂兰又补上一句：“这进了大城市事就是多。” 吃完饭，俩人才满意的各自回家。

1958年9月，薛新民和郭长儒借调昆明工作之机，带着两个女儿到哈尔滨看望哥哥和嫂子。这下小楼的三层可就热闹起来，几个孩子“藏猫猫”从这屋跑到那屋，小仓库和卫生间里，总是吵叫声不断。薛允鹏、李桂兰和薛新民、郭长儒，自从1945年10月一别，十三年没有见过，见面后各自都有说不完的话。薛允鹏和李桂兰讲北上、剿匪、土改的经历；薛新民和郭长儒讲他们南下的经历，讲在思茅地区建立政权和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故事。郭长儒说：“我们刚到恩茅地区时，国民党残余军队逃到了缅甸，他们经常过来捣乱，我们有不少山东的同志被害牺牲。思茅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搞土改时，对部落的头人是采用赎买的政策，党的民族政策和你们搞土改的政策，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把头人搬到城里养起来，发动群众分田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就容易多了。”薛允鹏：“我和桂兰北上建立东北根据地时，你们正在老家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组织民工支援淮海战役。东北一打下来，我们就支援四野出关解放全中国，你们又随军队南下去接管政权。我们家里的人，一个是大东北，一个是大西南，我们的经历就是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薛新民：“北上东北和南下西南，我们女同志吃的苦最多。北上渡海时，桂兰嫂掉海里差点没淹死；南下去云南的路上，我的大女儿就出生在南下的火车上，取的第一个名子就叫‘小火车’。我们北上和南下的苦没白吃，解放和建立一个新中国。”李桂兰：“我离家已经十多年，可真想沂蒙山老家的山哪！水呀！”薛新民想起她俩在沂蒙山时的情景，便轻轻地唱起当年学会的歌曲：“人人那个都说唉咳唉！沂蒙山好噢……。” 李桂兰、薛允鹏和郭长儒也跟着唱起来。孩子们听到歌声都跑过来，听着大人的歌声孩子们觉得很好玩，却看不出大人们想念家乡的心情。沂蒙山这个歌曲随着大人的歌声，开始植入到孩子们的心灵。郭长儒说：“这歌的曲调很好听，头一段歌词段还可以，可第二段就是反黄沙会的事了，再唱反黄沙会也不好听了。我们只能唱第一段歌词，将来能把后边歌词改一下，这首歌一定会流传下去。”薛允鹏：“你们俩人是从基层往省里调，我俩却要从省里往基层调。我春天去了一趟苏联的远东地区，回来省委就派我去筹建苏联援助的牡丹江钢铁公司，我马上就快上任了。李桂兰也要到哈尔滨益光纸箱厂担任书记，我们都是要到工厂去锻炼、学习。”郭长儒：“这是党让我们学会更多的本领，将来知道怎么去建设新中国。我们从一个农民，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有本领是无法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再没有本领是混不下去了。”薛允鹏：“战争年代，我们是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我们在发动群众中，学会了如何建立政权；搞工业化建设我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在实践中学会建设新中国的本领。今后如果还是个‘土包子’，只想着当官会被淘汰的。” 一家人南、北大聚会，这几天总是热热闹闹。

正当薛允鹏兄妹两家人在哈尔滨欢聚时，又传来王介福星期天要来的好消息。李桂兰不敢相信的问：“王书记真的到哈尔滨要来咱家吗？”薛允鹏：“今天总工会党组几个人给我开欢送会，王书记的秘书打电话过来说：王介福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办事，星期天下午要来咱家看我们，星期一他就要返回北京 。明天就要来了我们得准备一下，我已经让食堂的车师傅过来帮忙。”郭长儒抽了口烟说：“千万要准备煎饼和大葱，他就好这一口。”薛新民补上一句：“再弄一盘香椿芽炒鸡蛋。”李桂兰：“家里还有两瓶茅台酒，把时克和吴大姐也叫来，再去买两瓶茅台酒。”薛允鹏：“我给他俩打过电话一准赶来，于杰他去嫩江地委当书记，刘干如又去合江地区当专员，他俩也下基层都不在哈尔滨。咱们边联县能有五个人相聚就很不容易了。”四个人坐在一起，又谈论起和王书记一起斗争的往事，期盼着相见能早点到来。

星期天一早，时克夫妇带着克平和另外一个女儿赶来，他俩要把克平送回来。这一下八个小孩在一起就更加热闹，三楼几房间里放不下了，李桂兰叫保姆带他们到院子里去玩。结果跑的前室内楼梯里，室外的铁转盘后楼梯上，到处都是乱跑的小孩。午饭刚吃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汽车，就把王介福和秘书送过来。薛允鹏夫妇、郭长儒夫妇、时克夫妇，早就在楼下的院门口等待。王介福下车就被大家围上，他与每个人都热烈握手拥抱，大家一边交谈一边向楼上走去。

在客厅大家刚坐下，王介福就站起身把室内看了一遍。看室内房门高四米多，门上的铜把手金色发光；大厅门墙上还有个带角鹿头标本的装饰；壁炉四周配着一套沙发，苏联人的味道很浓。他转过头来问：“丫头！你刚参加革命时会想到有今天的生活吗？”李桂兰：“参加革命时就想着打鬼子没想别的，现在的生活我做梦也没想过，这些都是公家安排的不是个人的。”王介福坐下来：“你们走走后的情况信上都说过，今天就说说现在的情况。”郭长儒：“我俩是远道来的先说，我刚从思茅地区调到昆明市，不是去省水利局就是轻工局当局长，行政十一级还没有上任；薛新民调到云南省医药公司任书记，行政十四级。家也搬进省政府宿舍楼，可没有这里这么洋气。”时克：“我不是‘边联’县的应该第二个说，我刚调到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任厅长行政十级；吴勇是省商业职工医院书记，行政也是十四级。我家住在哈尔滨市有名的大鹰楼，也是座欧式建筑，在哈尔滨的老干部都是住这样的房子。”王介福：“我来到哈尔滨之前听说这里很‘洋气’，到这就更觉得洋味十足了。你们住的可比我在北京的房子气派多了，不是你们搞特殊化，是有这个条件吗。”薛允鹏：“我和李桂兰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我从望奎县出来就在省总工会工作，合省后任省总工会第一副主席，行政十级；李桂兰是省总工会女工部长行政十四级，现在我俩都要离开工会到企业去工作。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工人阶级真正的成了企业的主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鼓干劲的工作，都是企业党委和企业工会在干。省总工会就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只是到行业分会去看看，传达一下上级文件。有个顺口流说：工会、工会吃了就睡，早上八点喝茶看报，晚上就是观看演出和舞会。 我刚被调去筹建牡丹江钢铁公司，这是苏联援建的大型钢铁企业，是冶金部的项目，我就要和钢铁工人摸爬滚打在一起。李桂兰也从省总工会调出，到哈尔滨市公私合营的益光纸箱厂当书记，那里女工多也要和工人阶级在一起。我俩土改时与农民在一起，今后又要和工人在一起，够革命化的吧？”时克：“纸箱厂是我们轻工系统的企业，我们厅党组已经决定，李桂兰同志锻炼一年后，到厅人事处当处长。”王介福：“你这个小丫头进步挺快呀！你的师傅王寅在青岛也才是个处长，只不过行政是十三级属于高干。你们这三个女同志和她只相差一步，再进一步也就都是高干啦！”郭长儒：“北上的干部进步的都快，他们经历的风险也很大是应该的。”王介福接着说：“咱们‘边联县委’从1940年到1945年，只有短短的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之中可走出来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娄家庭，是上海法院第一副院长；李冠智，在四十军当上了师长；英宜之，现在是温州地委书记；李廷恩在上海市委组织部；李守姿，是上海的区长。还有不少人都干什么，我还没有弄清楚。县大队里早期出去的队员，很多老战士现在都是团长了。我想和大家说一个我的想法，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为党和人民干点实事。”大家齐声回应道：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王介福：“你们北上时，我在沂蒙二地委当书记，淮海战役时我是支前副总指挥，南下又随大军去了大西北。到北京后，又去‘匈亚利’任副大使、商务参赞。前年‘匈亚利事件’后回国待分配。我不想再去国外使舘工作，整天都是务虚真没有意思，我和你们一样想干点实事。我就去找淮海战役支前总指挥宋任穷政委，他现在是二机部部长，我就去了二机部工作。二机部派我去大西北筹建一个机械加工厂，这次我来哈尔滨市，就是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去要人。”薛允鹏听是去哈军事工程学院要人。就问：“你们筹建的机械加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先进武器？”王介福刚想说话，他的秘书马上拦住。抢着说：“王副部长是去大西北筹建的工厂，是生产制造武器用的先进机器，有这种机器可以制造出，各种先进武器来。”二机部是核工业部搞原子弹、导弹，有保密纪律王介福是不能乱说。他去筹建的工厂，是生产制造原子弹用的浓缩铀。中国要制造原子弹，这可是国家最高机密，秘书是怕他说漏嘴才抢先替他回答。王介福：“将来你炼钢铁，我生产机器，再用你炼出的钢钢铁造出武器去打敌人。”薛允鹏一看秘书抢话，就知道这里有机密是不能说的。就改了话题说：“匈亚利事件暴发时，你正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那里开枪、开炮的我们都为你捏了把汗。直到事件平息后，收到你寄来的照片，我和桂兰俩才放下心来。”李桂兰：“要不是你在照片后边写，这是事件后在布达佩斯照的，才相信你是安全的。” 王介福：“事件刚平息下来，我就和秘书到山上照相，把照片寄给你们好让战友放心。”时克问：“匈牙利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暴发这种事件？民众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你在那里工作过给我们讲讲。”郭长儒：“是呀！我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些什么教训？”王介福：“我经历过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匈牙利的共产党力量本来就弱，不像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的政权。他们是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劳动人民党，通过议会斗争才掌握政权。与社会民主党共同组建一个党，这在理念、目标上就很难达成统一。他们没有一大批像我们这样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没有党领导下的一只人民的军队，这样的党执政就不会有牢固的社会基础。他们党的领导人不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死搬硬套的按照苏联摸式，来搞匈牙利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却又主张民主、独立和亲西方非苏联模式的‘新方针’。这就造成匈牙利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乱，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下降。在西方势力的鼓动下，一些知识分、学生成立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反对政府。他们组织学生、民众游行反对苏联、反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出现了问题，人民劳动党就更换领导人，新上来的人说参加游行的人都是反革命，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更大动乱。匈牙利党中央看效果不好，又走马灯的更换领导人。党的新领导人格罗上来就请求苏联出兵平乱，而重新上台的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却是支持游行的调子，思想、路线不统一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苏联出兵后群众和士兵都聚集在广场上，忽然有人在政府大楼上，向广场上的苏联军人和人群开枪，造成了一场流血事件。西方借机宣传煽动出更大的骚乱，共产党员纷纷退党，匈牙利共产党员由八十多万人降到三万多人，匈牙利共产党马上就面临垮台的危险。在混乱中纳吉重新成立新的政府，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政党和‘裴多菲党’ 为多数的政府。新政府对外宣布中立，退出苏联在欧洲组建的‘华沙条约’组织，请求联合国和西方大国保卫匈牙利，全面投向了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苏联军队再次出兵平乱，新的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这才平息了匈牙利事件。这个事件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执政，这个事件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给我们的党敲响了警钟。”时克：“匈牙利这股歪风也刮到了中国，有人对共产党领导不满意，对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意，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满意。去年我们党整‘三风’，毛主席请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去掉‘官僚主义、综派主义、主观主义’。没想到有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发动进攻，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好像只有他们说的才是正确的。”郭长儒：“中国人自古就爱讲‘武战死、文死谏’。有些人认为只有他们的看法才对，其实他们的意见和人民的利益，差有‘十万八千里’，你们凭什么指责共产党？就是说的有几分是对的，也敢叫党和人民得听他们的，还‘咬着屎撅子不撤嘴’。其实他们还是抱着1945年‘双十协议’后，多党合作共同建国那的一套，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时克：“老郭你说的对，这些人说我们执政是‘党天下’，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要‘轮流作桩’；说社会主义是‘疑团、无逻辑、愚呆主义’，反对我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说我们是外行领导不了内行。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在反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以为讲民主，就可以什么都能干、什么话都能讲吗？”王介福：“这些言论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说法很相像，都是按照西方立宪那一套，来和我们党争夺领导权。我们党及时进行反击，开展反右派运动非常及时。幸亏我们党内没有出现‘纳吉’式的人物，全党能统一思想的进行反右派运动。”薛允鹏：“毛主席在1949年元旦献词中说：‘革命阵营中不允许组织反对派，也不允许走中间路线’。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民主党派还想回到旧政协时，那种多党合作联合执政，是绝对不可能的。真正的右派人数并不多，毛主席说只有五千人，他们是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我们省总工会党组，审定过三名右派。两省工会合并时有两个副主席，一个降为副秘书长；另一个降为行业工会主席，他俩发牢骚对组织安排不满，其实并不反党。中央制定右派标准后，因他俩说的一些话和右派言论相同，结果就够了标准，本来是闹宗派却被定为右派。中国的江山，是我们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打下的，有我们这些坚定的共产党员在，那么几个右派翻不了天，中国不是匈牙利！”

王介福：“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匈牙利事件，坚决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同时毛主席也看到事件产生的原因和教训。毛主席说：‘不能说苏联的东西不都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 。要求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来建设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很重要。’”薛允鹏：“今年5月份，我们省工会代表团，去苏联远东阿穆州等地走了一趟。1858年‘爱辉条约’俄国人抢走那片国土，他们庆祝开发这片土地一百周年，还叫我们去参加庆祝活动，这是什么事呢？外交部叫黑龙江省派工会代表团去，副省长任团长我是副团长，到远东访问应付一下。这一趟我们几个老党员心里都非常不舒服，北上刚到东北时，苏联人就不帮我们总赶我们走。在苏联我们有想法又不敢乱说，所以一路上挑了不少‘老大哥’的毛病。走了几个城市，发现他们的工厂企业和政府都是一长制，厂长在企业中一个人说一不二，工人们一点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样子。不像我们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工厂企业党委会有很多工人委员，参予生产管理；还有工会组织工人们，对企业经营进行监督，工人和厂长都是企业的主人。在政府部门里，他们也是长官一个人说了算，官大一级就能压死人，根本没有人民众说话的份。苏联这样下去会形成一群特权阶层，会严重的脱离人民群众。匈牙利共产党就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只好依靠苏联出兵来维持政权。我这次到工厂企业去，一定要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要求和意见。”王介福：“右派说共产党干部是一群‘土包子’，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来反对党的领导。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些党的干部，不能尽快的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理手’，将来是不能当领导干部的。党叫我们下基层去学本领，我们一定要下功夫才行。”薛允鹏：“我刚到部队时，于杰同志叫我向会打仗的同志学习，否则当不了团长。现在他这个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省长，也到嫩江地区当地委书记，到粮食产区去抓农业生产。农民说‘种庄稼、肥当家’，于杰就亲自下糞坑带头积肥，农民都管他叫‘于大糞坑’。我要向他学习，到企业后向工人、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学习，尽快成为冶金专家。”时克：“我们是轻工又是化工，门类和枝术太多，我要尽快熟悉业务，保障人民群众的需要。”郭长儒：“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水利局长就得明白怎么修水利工程。”王介福看了秘书一眼：“我们一起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的内行，干出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叫这些人看看我们是不是‘土包子’！”薛允鹏刚想说学习和自我改造很难，李桂兰走过来说：“饭做好了、酒也摆上了，咱们边喝边聊。”

王介福走到餐桌前，俄式大拉桌上摆着十二道菜，东北名菜和西餐都是工会大厨的手艺。王介福的眼睛停留在一盘煎饼大葱和鸡蛋炒香椿上。他问李桂兰：“这两道菜是你做的，不知道有没有你娘的手艺？”李桂兰：“我们知道你最喜欢煎饼卷大葱，我就跑到‘沙漫屯’买山东煎饼，又亲手给你炒鸡蛋香椿，还不知道味道正宗不？”王介福：“这些年我把八大名菜都吃了个遍，在匈牙利又吃了不少西餐，可都没有你娘做的煎饼卷大葱有味道。”薛允鹏看李桂兰眼圈发酸又要伤心，就赶快说：“赶快给大家倒酒！”

大家一端起酒杯话匣子就关不上了，说起当年在李桂兰家的小院里，“边联”县委同志们的喜、怒、哀、乐，最不爱说话的郭长儒也说个没完。薛允鹏讲起打了就跑的招法说；“我打了就跑，鬼子和汉奸的子弹都没追上过我，从没受过一点伤，可王书记却教鬼子飞机追上炸伤了腿。”王介福讲在李桂兰家养伤，他深有感触说：“八路军和沂蒙山区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是我们胜利之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如此。”时克讲他和“魏八路”在费县打鬼子的经历。酒是越喝越多，话也越说越多，战友的情意、往事的回忆都融入到杯中浓浓酒水里。王介福的秘书本来有任务不敢喝酒，他看这些老同志都知道保守密秘，也跟着频频举杯加入进来。准备的两瓶茅台很快就喝没了，时克带来的两瓶也喝的只剩下大半瓶。王介福站起来说：“抗日战争我们在沂蒙山与鬼子浴血奋战；解放战争我们北上、南下推翻三座大山；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更重！我诗赋一首：‘回首人生坎坷多，纵观征途总崎岖；神州山河岿然在，啼来笑去未迷途。’咱们新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粮食还总不够吃，发展工业没钱、没钢铁，帝国主义还想侵略我们。我们这些坚定的共产党员、国家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冲锋在建设祖国的最前面，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干杯！”薛允鹏：“国家缺钢铁，我就尽快的建立起钢铁公司，让我们‘激情燃烧钢花飞’”；郭长儒：“我要多修水利工程，为国家多打粮食。我这里是‘命脉汁润万物生’”；时克：“我要大力发展轻化工业，保障人民群众的需求，我这里是‘人民需要高于天’”；王介福知道他要干的事业，是震惊世界壮腰杆子的大事。有保密纪律，他不能说自己是干什么的。他对大家说：我来补上诗的最后一句：‘革命征途响惊雷 ！’现在我们一起再唱跟着共产党走这首老歌，来表达我们跟党走，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大家站起来，王介福和李桂兰、薛新民站在前面，其他人站在后边，秘书当起指挥，孩子们就是最忠实的观众。大家站直双手背在身后，挺起胸膛用当年的姿式高声的唱了起来：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一群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共产党员，高唱着忠诚的红歌，又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战场发起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