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广饶藏本早期持有人张葆臣身份质疑
作者 薄文军
2020年8月,是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100周年。介绍该书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藏本的推介文章、宣传活动盛况空前,让人倍感振奋。然而,细读一些文章,感觉个别细节表述不够严谨,值得商榷。本文单就该书早期持有人张葆臣身份问题谈点个人观点,并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一、关于张葆臣人生轨迹的初探
笔者发现,近期许多作者的文章里,都在有意无意地想把《宣言》的光环引向一个人,并试图通过理想化的想象和虚构,来放大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广饶县藏本的早期持有者,或者说是在这本珍贵文献扉页上盖有其名章的那位“张葆臣”。而据笔者前几年考证。这位“张葆臣”恰恰就是1927年7月,为国民党反动派指认上海工运领袖,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副总指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并导致赵世炎被杀害的两个叛徒之一。
早在2013年底,笔者撰写的《黄河口旅游文化》书稿已经完成,正准备交付排版的时候,无意间在网上浏览到一段关于张葆臣的文字资料。这是一段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宣言》故事讲述者从没有接触过的材料,尽管其并不影响宣言故事本身,但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反复查阅资料印证,确认两个“张葆臣”系同一个人之后,我根据那段材料,重新梳理了《黄河口旅游文化》书稿涉及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相关内容,并增加按语,形成了以下文字:
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保存者为张葆臣,在书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他的一方朱红印章,印文为“葆臣”二字。张葆臣(?~1962),江苏无锡人,在山东济南道生银行当学徒时,结识王尽美等中共党员。1922年1月1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按:张葆臣于1927年6月在上海被捕,狱中参与指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致赵世炎被杀害。1962年经查实后,张被判处死刑。)当时,张葆臣在济南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这使他有机会得到了这本最早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后来,这本书被在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带到了她的家乡广饶县刘集村,由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
这应该是直言“广饶县藏本”早期持有人张葆臣为“叛徒”的最早文字材料了。遗憾的是,最近我再上网检索那段材料,已经无迹可寻了。而江苏方面的官方网站也检索不到“张葆臣”的资料。但我转引下来的资料应该是准确的。我深深知道,陡然间指证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宣言》早期持有者是叛徒,许多人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感情,因为习惯,因为面子而歪曲历史。如果我们错误地把一个曾经变节投敌的懦夫当成光芒四射的明星,那我们的万千英烈又如何能安眠于地下。
再者,新中国成立前,尤其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别说是银行职员出身的张葆臣,就连当年身为山东地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王用章、尹秀峰、卢福坦、曹克明、徐宝铎、武平等人,不也是因为意志不坚定,公开叛变投敌,并把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吗!革命事业,洪流滚滚,大浪淘沙,与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志士相比,些许叛徒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埃。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或许正是他们的有始无终,走向耻辱,恰恰映衬出无数革命先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难能可贵。只有放下包袱,打消顾虑,我们才能继续讲述好我们的《宣言》故事。
二、山东文献资料有关张葆臣的记载
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广饶县藏本之所以提及张葆臣,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扉页上那枚印文为“葆臣”两个字的印章。近年也有人重新考据那枚印章的印文是“葆茝”两个字。鉴于该书现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般情况下我们难以拿出来核对实物。但印文的这一差异,最终仍无法改变张葆臣变节投敌的事实。关于“张葆臣”名字的写法,笔者查阅资料发现起码有张葆臣、张葆茝、张葆茞、张保茞、张宝臣等五六种,此外他还有一个同时并用的名字“张筱田”(下文再提及其名字时,一律按照原刊文献资料的写法,不再另作解释)。而许多图书资料也没有意识到到“张筱田”就是“张葆臣”,在相邻的名单里以两种面目出现而不作说明。我想这应该也是张葆臣变节问题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张葆臣在《宣言》传递、保存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很难说,但我们不能仅凭一枚印章就浮想联翩。笔者仔细查阅《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山东省志·共产党志》《山东通史》《中共济南地方史》《东营市志》《(山东)文史资料》《(东营)文史资料》等资料。基本认定张葆臣的名字在山东主要出现在1922年至1923年中共山东省委的几次会议和党团领导机构的几个名单当中,此外并没有太多具体事迹材料。大致理一个脉络:
01.1922年1月1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案:此时全国性的团组织尚未组建,山东尚无团组织,其入团地点、介绍人等待考);
02.1922年上半年,由江苏无锡或上海来到山东济南道生银行做学徒,或者直接做店员;
03.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23日闭幕。王尽美出席了大会。这时,中共济南独立组已有党员9人。(据查,这9名党员包括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王用章、贾乃甫、王象午、张葆苣,另一名待考)
04.1922年8月16日,在陈为人的指导下,王尽美、王复元、王用章组成了中共济南基本小组,王尽美为组长。中共济南基本小组办理了中共山东部其他成员王翔千、王象午、贾乃甫等人的入党登记手续,建立了中共济南支部。中共济南支部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乃甫、郝永泰、张筱田等9人,王尽美为支部书记。
05.1922年9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成立大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李公祠举行。在济团员王翔千、王复元、王象作、王用章、贾乃甫、郝水泰、张筱田、马克先等10人参加大会。会议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为人主持下,选举王复元为支部书记,张筱田为经济部主任(王翔千代理),贾乃甫为宣传部主任。
06.为了加强青年团的工作,1923年10月30日,在团中央巡视员王振翼主持下,召开济南地方团全体团员大会。大会改组了济南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济南地委)。大会选举贾乃甫、张葆茝(张筱田)、周克俊为委员,宋辅圣、郝永泰、方鸿俊为候补委员。
张葆臣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团领导机构连任两届,时间和职务是1922.9-1923.8经济部主任,1923.8-1924.12负责教育兼发行。其在济南的活跃期则集中在1922年和1923年,此后不再见到文献对他的记录。
《山东通史(现代卷)·典志·党团》:“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民革命运动日益走上高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地方组织,亦在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中得到发展。济南地方团于1924年1月因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被捕,被迫停止活动。”
根据这一材料,可以判断几乎整个1924年,张葆臣未必在济南。有关资料标注的“1923.8-1924.12负责教育兼发行”,只是个任职起止时间,因为此间尚未换届,也无人事任免情况。至于书籍的转赠传递方式有许多,不一定是面对面进行的。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完全可以先后拥有同一本书。
三、广饶藏本发现初期对张葆臣的介绍
笔者注意到,较早刊发的《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考察报告》东营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12,联合考察组,余世诚执笔)对张葆臣的介绍是比较简约的:
07.在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首页右下角盖有一方“葆臣”朱红印痕,这说明此书曾为“葆臣”所使用、所保存。而这位“葆臣”是谁呢?经初步调查,他是济南的早期团员和党员张葆臣。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3年12月15日《济南地区团员调查表》表明,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1922年1月1日入团,后到济南工作,从事青年运动。中央档案馆还有材料说明他是济南团的负责人之一,主管“教育兼发行”工作。据1922年曾任济南党的代理书记的马克先回忆,张葆臣是当时在济南的7名党员之一。据王辩、刘子久等济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回忆,张葆臣当时在“道生”银行做职员,在党内管党、团刊物的发行工作。“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是该行济南分行的职员,常来往于上海、济南,又在党内负责党团刊物、马列书籍的发行工作,因此,他能收存这个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盖有“葆臣”印痕的马恩原著,曾在济南共产主义者中流传,是可以肯定的。
时隔十几年,余世诚、刘明义两先生在其撰写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8.1)中,专门设置了《人物简介》。其中就张葆臣是这样介绍的:
08.张筱田 又名张葆茞,1903年生,江苏无锡人。1922年上半年转来济南道生银行任职员。他在外地时已加入党团。山东建党初期在济南工作积极活跃。后情况不详。
四、上海团中央机关出现了张葆臣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李耘生、孙秀峰分别代表济南、青岛地方团组织出席。
此间未见张葆臣在山东的活动,但在上海团中央总部出现了这个名字。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第七部分《任弼时寓所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09.民国14年(1925)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团中央书记张太雷赴广州,任弼时又代理团中央书记职务。当时任弼时就寓居在这里楼上亭子间里。前楼是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团中央执行委员恽代英、贺昌等经常来这里开会,在前楼工作和住宿的有团中央秘书张葆臣和交通洪扬生,同年4月,陈养山接替洪扬生的工作,并兼负责发行《中国青年》。
一篇题为《有关共青团旅欧支部问题的访问记录》(王丽纯、朱兰斋,中国共青团网2008-12-16 18:40:00 )的文章提到:
10.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访问了具体协助赵世兰同志(赵世炎烈士的姐姐)搜集资料的同志。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情况,给了一些资料……曾任团中央技术书记的张葆臣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他见过从旅欧支部寄到团中央的材料……
这篇文章提到的张葆臣,已经是在江苏无锡羁押的犯人,提到的身份则是其1925-1927年在团中央的任职,是否完全准确,咱们暂且不去管它,关键是在济南消失很久的张葆臣又在上海出现了。从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济南和青年团(共青团)的张葆臣暂时属于“正面形象”,而1927年6月底开始的上海总工会的张葆臣则属于反面形象。按照书刊和网络文章的介绍,张葆臣在上海的职务起码有四种表述:上海总工会会计、团中央秘书、团中央技术书记、上海总工会书记(后边这个显然不准确,因为赵世炎当时的职务就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这段文字的更为关键处,是它基本打通了“团中央干部张葆臣”与“叛徒张葆臣”之间的关联,让我们更加坚信这是同一个人。
五、江苏方面尚未查到关于张葆臣的记载
笔者查阅《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无锡人民革命史》(1919-1949)、《中共无锡地方史》(1949-1978),序言、引言、正文、大事记、注释等当中均未查到张葆臣(包括各种写法及张筱田)的名字。江苏及无锡的相关网站上,也无张葆臣的信息。这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作为江苏“早期党团员”的张葆臣并不值得载入史册。
关于“412反革命政变”后江苏的斗争形势和赵世炎等人的被捕牺牲,《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第一编第七章第二部分《江苏省委的成立和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是这样记载的:
1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复存在,国民党反动派通过“分共”、“清党”,残酷迫害共产党人和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被屠杀。全省共产党员从7000多人锐减到1000多人。革命营垒迅速分化,有一些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退出革命队伍,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了。中间派中的许多人也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坚定的革命战士,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顶着腥风血雨与敌人开展殊死的斗争。……1927年6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恒丰里90号)成立。省委委员有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张维桢、康生等人,陈延年任书记,并逐步设立了工作机构。……26日下午,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坏,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黄竞西四人不幸被捕。陈、郭、黄坚贞不屈,于7月2日英勇牺牲。韩步先则成为可耻的叛徒。代理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炎即由于韩的出卖而在7月2日被捕,19日亦壮烈牺牲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此后,省委机关曾多次遭敌人破坏,主要负责人重要干部屡遭逮捕、杀害。
这段文字当中仅仅提到了叛徒韩步先,没有提及张葆臣。但目前多数关于赵世炎被捕牺牲的著作文章,普遍提到当年指认赵世炎的叛徒是两个:韩步先、张葆臣。
六、赵世炎烈士传记当中提到的张葆臣
《啼血的杜鹃——赵世炎传》(沈国凡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第十章《浩气长存》提到两个叛徒的名字,并作出注释:
12.为了彻底弄清赵世炎的真实身份,汪啸岩再次将韩步先带到审讯室,以杀头相威胁。韩步先便找到被捕的原上海总工会会计张葆臣(此处脚注“张葆臣,1926年至1927年间曾任上海总工会会计,叛徒。新中国成立后被囚于无锡监狱。”),说他天天都与赵世炎见面,可让这个叛徒一起帮助作证。
经过这两个叛徒的指认,赵世炎深知自己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再掩盖也无用了,看来生命的时间已经不多。眼下唯一可行的行动,就是利用有限的生命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反动派背叛革命的阴谋,用自己的鲜血唤起民众的觉醒。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刊载《赵世炎烈士生平史料》(1978年8月整理完成):
13.敌人捉到世炎同志之后,经叛徒韩步先指证(起初只是遥立指证),便认定他就是施英,于是使用了残酷的刑法,把他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昏过去又用冷水喷醒过来再打。但世炎同志一直未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始终说自己叫“夏仁章”,是湖北人,因为家乡闹土匪而携巨款到上海避难做生意的,态度一直是坦然镇静,说得条理清楚,听来合情合理。(当时确有湖南、湖北等地的地主豪绅纷纷携巨款逃往城市。)因此世炎同志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财主子弟,这和他当时的打扮、家室、特别是那几万块钱都是相吻合的。经过几次刑讯之后,主审这个案子的汪啸崖(伪松沪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长)也有些怀疑是不是真的捉错了,于是再次审问韩步先。而韩步先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仍是一口咬定,并且找到先于世炎同志被捕的张葆臣(上海总工会会计,经常和世炎同志见面)帮助作证,于是张便指证了世炎同志。据这个叛徒自己说:“施英同志、我、韩步先关在一个号子里,韩总是蜷曲地蹲在角落里,施英来后,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被提出去,二、三分钟后提韩步先,又二、三分钟提我。走出囚室经过花园时,提我的人问:你认识施英吗?我含糊未答。走到审讯室窗外,透过玻璃窗我看到王柏龄(法官)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施英坐在他的对面,并且在做着手势同王争辩。提我的人又问:那是不是施英?我回答说:是。门开,听到施英和王柏龄在大声争辩,我被推入室内,便当面指证了施英;随后韩步先也被提进来,他又指证了施英。这时施英站起来,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这是怎么说起?’‘这是怎么说起呢?’王柏龄说:‘上海的富人没有一个会在家里存三万多块钱的。’施英又作辩驳,但这时王柏龄已不理会他,随手从桌上拿出一个卷宗,用手指点着对我和韩步先说:‘看!你们本来是判处死刑,现在你们指证了施英,他是主犯,你们是从犯,可以减刑啦。’然后把我和韩步先带到另一个房间,要我和韩在一张口供纸上按了手印,回到囚室。施英一直到中午吃饭时才回来。”
两个早期党团员,都叫张葆臣,都出现在上海,都跟赵世炎认识,都跟江苏无锡有关联……事情不会如此巧合,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两个张葆臣是同一个人。
《宣言》光华岂容无耻懦夫们“一体均沾”;烈士丰碑怎容叛党变节者随意践踏。历史只有一种写法,事实只有一个真相。笔者期待有关方面深入调查,对相关问题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作者简介】
薄文军,男,汉族,1969年3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山东省《东营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主任编辑。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黄河文化经济促进会理事、东营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入选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之星”、东营市“东营文化英才”。
著有地域文化书《黄河口抗日战争史》《垦区——山东战略区的稳固后方》《穿越黄河口》《黄河口旅游文化》《东营进士全传》,新闻写作理论书《解构地域新闻》,时评文集《与专家对白》(教育卷),长篇报告文学《印象科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