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许开三

我叫许开三，山东费县人。要说俱乐部就得先说孙恂大姐，最初是在《三月风》上看到孙恂的消息，我主动用书信和大姐取得联系，那是一九八五年三月。从她那里对俱乐部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加入进来，再后来孙大姐鼓励我创办分部，接下来在大姐的指导帮助下创办了“沂蒙残疾朋友俱乐部”，我任主任，孙恂应我之邀任名誉主任，我们兴办了经济实体“费县福利贸易批发部”。

在这里我着重回忆俱乐部成立十周年我进京参加活动的情况，虽然过去二十五年了可是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是一九九二年七月一号从兖州乘座常州到包头的156次直快列车到北京丰台站下的车，七月二号再座公交车、无轨电车到白塔寺下车，按照孙大姐给的地址很容易就找到羊肉胡同她家，第一次见面我感觉和大姐是一见如故，是我心目中亲切和蔼的形象。一会张烈到了，大姐给我们做了介绍，并由张带我去云山旅社登记住宿，找到房间认识了先我一天到京的武汉朋友曾庆杰，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又返回大姐家，卢立已经来为会议做准备工作了，我们帮她分装大会材料，中午在大姐家吃饭。下午王加琦来孙大姐家我们亲切握手交谈，他是孙大姐安排与我直接联系的俱乐部会员，我们常通信这是第一次见面有一种手足之情的感觉，看到加琦瘦小的身躯让哮喘折磨的有些驼背我打心里难过。为表达地主之宜加琦搞到三张票邀请我和曾庆杰晚上去观看“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东欧六国访问汇报演出”，结果因42路车下班未能如愿，加琦回家，我和曾庆杰座103路电车到王府井逛街，约晚九点半回到孙大姐家，正遇邹积钊和大姐谈论十周年庆祝事宜，我打过招呼就回旅社休息了。

七月三号早饭后我和曾庆杰又来到大姐家，我动手给大姐做面条吃，快近中午时孙大姐原邻居何大姐及侄子从天津来看望大姐，我出去买了包子大家一起吃中午饭。饭后史光柱妻子（好像叫徐晓军）来大姐家通知曾庆杰下午二点来车接他去小汤山开笔会（是孙推荐的）。下午二点接曾的车来到大姐家，同车的还有徐白伦，王淑娟、蔡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大姐安排蔡平和我谈话相约明天对我进行采访录音，我下楼送他们上车后返回，又来了孙大姐的二位同学女的是宁老师男的是戴老师，他们是有备而来饭菜自带并亲自下厨做好晚饭，我们正吃着接二连三的又来了安徽蚌埠的陈秋萍，河北青县的姜增，及山西大同的四位残疾朋友，我和加琦带他们去松园旅社住宿。

七月四号早我和陈秋萍、姜增还有吉林的王腊梅来到大姐家，不一会蔡平来给我录音，在书房里录的，由于我紧张录的效果不理想。中午我们几位到外面一清真饭店吃饭，下午四点到大姐家认识几位北京的残疾朋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张骥良，他视力不好说话声音很大，吃饭我和他挨着座红肠和西红柿分辨不清，席间又来石家庄参会人员。饭后我们几个又去阜内旅社与大同朋友聊天。

七月五号，早饭后来京参加“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成立十周年大会”的人员早早来到丰盛社区活动中心，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期待大会的召开，约九点大会开幕。由邢红、刘士杰主持，首先孙恂发言，吴润玲作十年总结，接下来由中残联理事华夏出版社党委书记李三友向优秀会员和五好家庭发奖，最后是丰富多彩的演出印象较深的节目有曷小冲手风琴伴奏夫人独唱，还有一位盲人男高音独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孙大姐也情不自禁的座在轮椅上翩翩起舞，演出在欢快的集体舞后结束。期间还见到通过信的张兰敏，她是下肢残疾在医院做财务工作，听说吕争鸣也来了但没看到，中午在活动中心吃火腿面包。下午孙大姐拖着疲惫的身体主持研讨会，大家围在一起就兴办经济实体开展讨论，最后形成两种观点（我当时没记录），我的发言未介入会议主题，只就基层残疾人民间团体的发展提些建议。下午五点讨论会结束，在活动中心门口与双手拄拐的曹丽简短谈了几句联合经商之事。六点与陈秋萍、姜增、王杰夫（大连）、李月中（唐山）、王腊梅一起在路边吃涮羊肉，我因白天在活动中心不适应空调有点头痛就回旅社睡觉，其他朋友去阜内旅社聊天，第二天听他们说吕争鸣带阮路明也去了并且聊到很晚，我错过了和争鸣认识的机会。

七月六号，上午和孙大姐谈话探讨俱乐部发展方向，我的意见还是先得经济上独立才有发言权。中午骑王加琦自行车去阜成门邮局打几个长途电话给单位和家里报平安，还去了照相馆冲洗胶卷，然后回旅社。晚上王加琦来旅社叫我去大姐家吃饭，张骥良已先我到了，席间我向他请教了文学创作的事，感觉我们谈话投机，约晚九点考虑大姐休息只好意犹未尽散席离开，不知这位盲诗人还记得我吧（后来我给张通过电话）。

七月七号，几位外地残疾朋友打算分头行动，我是第一次来北京当然得去天安门看看。先座公交车到故宫后门进，一路逛着歇着就上了天安门城楼，下午又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及毛主席纪念堂。晚上回到孙大姐家，大姐告诉我已经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陈亚伟联系好明天去看病历，（替我一重残朋友李德法会诊），陈秋萍也想同去，因她座手摇三轮车不方便乘座公交车所以只好打算骑自行车去，王加琦又带我去离孙大姐家不远的阮路明家借自行车，阮很热情听说我是山东人还介绍说她老公是山东德州人老乡。

七月八号，早饭后加琦给我们带路向丰台永定门外角门北路前进，记得路过陶然亭公园，还记得南厢工程施工我们只好绕道，来到康复中心已经十点了。加琦找到陈亚伟，他好象腿也有点不方便，但还是热情的带我们找大夫并参观有关科室，最后我们在大厅合影后分手。回去的路显得比来时要长，可能是骑车累了吧，加琦因用力过猛时不时的就要下车向嗓子喷一种气雾剂的药以缓解哮喘，陈秋萍似乎也摇不动车了，我一手扶车把一手帮她推，累了在路边买个西瓜吃歇歇，好不容易来到民族文化宫附近找一家朝鲜饭馆我请客吃的烤牛肉。到此我考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已完成，准备明天返回，这样加琦又带我去北京火车站买火车票，碰巧一山东人转让去济南的车票是今晚零时的，返回大姐家告诉她我今晚要回山东，大姐恋恋不舍的问我钱还够吧，我实话实说差不多，还是大姐想的周到怕我路上作难坚持借给我一百元钱（到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汇款给大姐并报平安）。晚饭后九点和大姐告别由王加琦送我去火车站，加琦还去商店给我买了礼品，我们兄弟俩就此分手。人有旦夕祸福，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分别竟然是永别，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当孙大姐来信告诉我加琦病故的消息时，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好多同事的面泪如泉涌，当机回家给大姐打电话泣不成声，加琦的去世真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在。

我发表在《朋友之间》上的短文。

怀念加琦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早晨我上班来到办公室见桌上放着一封北京孙恂大姐的来信，急忙拆开，万万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是这么几个字：“许开三：加琦于五日夜突发心肌炎去世，痛矣、痛矣。”我先被惊呆了，等反复念了几遍后才回过神来，如同当头一棒，泪如泉涌，同事见我悲痛欲绝的样子劝我回家休息。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到家我立即拨通孙大姐电话从大姐泣不成声的话语中我证实加琦确已故去，这沉重的打击来的太实然，以至我接连几天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思绪万千----

我与王加琦的认识始于一九八六年，是通过孙恂的介绍。十年来我们只见过一面，大都是通过书信联系，加琦长我两岁，我称他兄，他呼我弟。

他去世后我翻看了十年来的大部分来信，凭添了几分我对加琦的怀念之情。我对加琦的感觉是成熟、稳重，办任何事情都实实在在，对待朋友坦诚相见。文如其人，今天当我又阅读加琦以往的来信就仿佛是与他面谈。他每逢元旦前夕都给我邮本挂历，意思很含蓄，信中他写到：“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增送你，以后就每年给你寄本挂历，让它每天伴随你”。

加琦你虽然走了，可你对我的情谊却永存心中，我将把你给我的最后一本挂历永存、永存。

以上就是我二十五年前去北京参加俱乐部十周年庆的经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通过俱乐部认识了北京的残疾朋友真是我一生的幸事。二零零六年夏天我自驾车带夫人女儿进京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孙大姐，因无处停车只在大姐家待了一会就匆匆忙忙告别，这也是和孙大姐的永别，以后直到她去世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加琦去世是孙大姐告诉我的，孙大姐走了我却不知道，这是最大的遗憾，我去年进京又特意去了大姐的家问遍了大院见到的人都说不知道孙恂，单元门玲也无应答，我好失望啊，斯人已去惟有怀念。那次进京第一次见到了吕争鸣大哥并得到他的照顾款待，争鸣给我的印象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去年我进京给妹妹查病争鸣大哥又是忙前忙后无微不至，还把他的“残摩”给我骑，最庆幸的是通过争鸣又认识了张玉良、汪凯燕两位老兄和曹雁老大姐，你们都是我崇敬的残疾朋友，特别是玉良老兄帮我修改文章，还把我介绍到“阳光故事坊”里，又结识王起立老兄把我带到这群里与昔日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交流，认识你们我太有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