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博莱地区有两个叛徒都叫“孙黎”

秦克铸

    抗战时期，博莱地区有两个叛徒，都叫“孙黎”。一个是原博山县委委员、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孙黎（以下称“博山孙黎”），他于1942年7月在盆泉南庙叛变投敌，他的叛变导致整个博山县南部山区彻底沦陷，被迫合并到新成立的博莱县；另一个是原中共泰山特委直属武装四支队第一大队（相当于后来的泰山军分区）一中队中队长孙黎（以下称“莱芜孙黎”），他于1939年9月在莱芜中石庙子叛变投敌，他的叛变导致中共泰山地委军事部长、四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开国中将吴瑞林在莱南中石庙子的指挥所遭敌偷袭，吴瑞林在此次敌人偷袭中受重伤。

这两个“孙黎”，叛变时间虽然不同，但却是一个德行。据原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同志回忆，“博山孙黎”的叛变不是偶然的，事先是有苗头的，一开始他就对他的工作安排不满，以后又吸大烟、搞女人，生活腐化堕落。原泰山地委军事部长吴瑞林同志回忆，“莱芜孙黎”原是青年学生,曾在陕西云阳青年训练班学习,但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染上了花花公子的坏习气,生活作风不正,群众已揭发他常和一地主家寡妇通奸,还把白面儿(鸦片)放在卷烟里吸毒。由此可见，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必然会发展到政治上的背叛，这是铁打的规律。

                  原博山县县委委员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博山孙黎”

骇人听闻的“博山孙黎”叛变事件，危害极大，影响很坏，是抗日战争时期鲁中之大案，是山东七大案件之一。

“博山孙黎”（1914—1944），又名孙炳琏，原博山县南博山北邢村（现博山区博山镇北邢村）人。1936年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回到博山后，先后担任中共博山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后改称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等职。1942年7月在盆泉南庙叛变投敌，1944年5月被博莱县公安局处决于博山西沟街住处。

“博山孙黎”叛变的外因是1941年抗日战争局势日趋紧张，日军侵略军大搞“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另一方面大搞特务活动，对抗日人员进行策反、诱降、强迫自首，内因是其本身革命意志衰退、逐渐演变到政治上的堕落。鲁中军区政治部对“博山孙黎”叛变投敌的报告提纲指出：“不看党内文件、不看党报、不学习、不过政治生活，就容易犯错误，走上歧路。”

       现在知道，“博山孙黎”叛变投敌，是经过他的堂叔、日伪博山县武装特务队特务孙志书牵线的。孙志书刺探到“博山孙黎”生活上腐化堕落、对上级的批评不满的情报，便立即向特务队长谭继武汇报。谭派特务队副队长汪维太核实后，便让孙志书策动“博山孙黎”叛变。“博山孙黎”的姑夫、朱家庄的伪村长丁龙池给他们来回传递书信。经月余，1942年农历六月初四，“博山孙黎”以到敌占区破袭为名，带领六个班由上瓦泉移驻到朱家庄的三皇庙，被前来接应的伪军包围后，一连指导员阎发苍率部突围，“博山孙黎”投敌未能得逞；尔后，他又精心策划，借组织便衣活动为由，将领导骨干和部队分散开，派郇振民副营长带二连到三府山一带打游击，派营特派员王玉林带两个班守罗崮寨，派一连指导员阎发苍带一个班驻祭母山。同年7月20日下午，“博山孙黎”又借“打埋伏”之名，将半个连从夏庄，经青杨杭、刘家台，带到盆泉的南庙。“博山孙黎”住在小东屋里，其他人住在两间大东屋里，故意不设岗哨。深夜，该营情报站站长杜在运匆匆跑来报告北博山伪军增兵的情况。21日拂晓，战士苏成吉出庙送病号，发现日伪军正在包围南庙，马上回庙向“博山孙黎”报告。“博山孙黎”均未采取措施。副连长丁席昌和副指导员冯延福向“博山孙黎”建议赶快设岗哨，准备战斗，也遭到“博山孙黎”的拒绝。

不久，敌人放了两炮，“博山孙黎”朝敌方上空打了两枪，接上了投敌暗号。“博山孙黎”立即命令部队集合到大东屋里去。不长时间，敌人送来了一封信，“博山孙黎”看后，让连长、排长到小东屋去开会。“博山孙黎”把手枪放在桌上，板着面孔，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敌人来信叫我们投降，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大家一言不发。“博山孙黎”口气缓和地说：“这样吧，暂时之计，我们投降吧，以后看情况再说。”大家仍不发言。

这时，敌人已经将南庙团团围住，并喊话诱降。特务郑志乙叫门，“博山孙黎”叫他的传令兵王化月去开门，日本宪兵、汉奸特务便蜂拥进入庙内。“博山孙黎”立即下令交枪（共60支），在庙外集合。

日本宪兵队指导官佐竹和伪博山特务队长谭继武向被迫投敌的79人讲了话，后押往北博山，当日下午又用汽车押运到博山南关基督教堂，由伪特务队一个班看守。晚上，日军派驻伪博山县政府顾问盐柄盛义和伪县长曲化如开了所谓的欢迎会，发给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还分吃了一小车西瓜。

据伪特务队长谭继武的口供，本来打算把投敌人员安插到伪博山特务队里，因日本上级机关不同意，只留下了“博山孙黎”、王化月和卫生员于某某，其余人员押送进所谓的“感化院”，进行了一番奴化教育后，便强迫押往东北煤井去干苦工了。这些被押往东北煤井做苦工的被迫投敌人员，大多结局悲惨，很多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博山孙黎”叛变后，倍受敌人重用，曾被派往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鲁仁公馆”接受特务训练，后被委任为“鲁仁公馆调查室博山分室”主任。他还先后在伪军中任特务营长、剿共大队长等职，向日寇泄露了我党的一些机密，博山南部山区的青杨杭、南博山、刘家台、邢家庄、盆泉、五福峪，以及东部山区的池上、小峰等地的党组织均遭破坏，特别是对敌占区的党组织，如北博山、洪山口等村破坏更为严重，先后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共产党员和群众20余名，我方一名村长被日寇打死。

由于“博山孙黎”叛变给革命造成极大危害，鲁中军区决定坚决铲除这个败类。地委书记罗舜初说：打死“博山孙黎”就等于消灭敌人一个师。军区政委亲自到博山布置此项任务，指定由第一军分区敌工部长张炳玉协助博莱县公安局局长夏新生执行处决“博山孙黎”的重要任务。

起初派十一团的特派员田大王，利用他和“博山孙黎”的同学关系，接近“博山孙黎”，伺机将其处决。结果未能完成任务。后来又作了周密布置，首先组成了一支精干的执法小队，上级选定由李子平（原博莱县敌工部敌工站站长，在争取驻北博山伪军队长唐云芳反正时，受唐云芳胁迫自首，后经博莱县委主要领导毛梓材及其母做工作，答应协助剪除叛徒“博山孙黎”）和我方特工人员赵子明、尹玉发、曹方斋、任玉兰、史庆山六人组成，并做通了此时担任伪保安队中队长唐云芳（因“博山孙黎”叛变而失宠）的护兵齐延文的工作，让其配合行动。接着开始选择时机。当时“博山孙黎”住在博山城里西沟街的一座院落里，同院还住着四个特务，这是日军为保护并监视“博山孙黎”而特意安排的。尹玉发给“博山孙黎”拿药、熬药时，探知“博山孙黎”的脚被日本洋狗咬伤，在家养伤，孙的护兵王化月又回家探亲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1944年农历三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执法小队成员和齐延文在伪县警备大队中队长唐云芳公馆后院的西屋里开了会，研究了具体行动方案，分了工。李子平向唐云芳的护兵齐延文借了两支短枪。

第二天（1944年4月23日）晚上8点钟，执法小队开始行动。天下着蒙蒙小雨，小队人员悄悄地运动到孙家门口。按照事前的计划，李子平负责指挥，带着齐延文在西沟街放游动哨，观察情况，以防意外变化。任玉兰、史庆山监视着与孙同院的另外几个特务。赵子明、尹玉发、曹方斋去处决“博山孙黎”。当时孙正坐在床上写东西，尹玉发推门进去，便朝孙开了一枪，正中孙的左肩。“博山孙黎”企图从枕下摸枪顽抗，这时赵子明、曹方斋跳进屋内，用双枪点住了孙的脑袋。孙举起双手，哀求说：“你们给我留个囫囵尸吧！”在门外的史庆山对尹玉发说：“二哥，风紧，抓紧时间！”赵子明、曹方斋同时朝孙的胸部开了枪，尹玉发又从上向下朝孙打了几枪，孙便毙命了。前后不过十分钟，胜利完成任务，并缴获了手枪一支、匣枪一支、怀表一只、望远镜一架。事后，由赵子明到杨峪庄向博莱县公安局长夏新生汇报了全部情况。

                原八路军四支队第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莱芜孙黎”

    1939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中共泰山区特委，负泰安（东)、莱芜、新泰、曲泗宁、章丘、历城(这时章、历二县尚无党组织)等县党的工作。夏辅仁任特委书记，刘莱夫任组织部长，董琰任宣传部长，吴瑞林任军事部长，周蓝田任统战部长，彭子芳任青年工作部长，刘军任妇女工作部长。泰山特委的建立，统一了泰安东部地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更加有利于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泰山特委成立后，第一位的工作是建设地方武装。2月，特委根据分局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部暑各县增设了军事部。各县委都相继组织建立了一些地方武装。特委决定将各县武装整编为特委直属武装，称四支队第一大队(相当于后来的军分区)，军事部长吴瑞林兼任大队长，特委书记夏辅仁兼任政委。李枚青任政治部主任,李乃夫（后在“肃托”错案中被杀）任参谋长。莱芜独立一营（组建于雪野,营长魏春舫,政委边逢甲,政治处主任吕剑光)、二营(组建于苗山,营长刘秀轩,政治处主任刘向一)合编为第一中队,孙黎（后叛变投敌被我处决）任中队长,边逢甲任指导员;新泰独立营(原蒙阴独立营)两个连编为第二中队,中队长张种玉,指导员曹星布;泰安王心存等在徂徕山一带新发展的独立营编为第三中队,王心存任中队长,刘海岩任指导员;莱芜原十区青年中队与特委青年部发展的武装一部合编为第四中队,中队长亓象岑,指导员秦云川;泰泗宁自治委员会武装编为第五中队,中队长钟兰坡;泰安徂徕山后一带范立中在原“无极道”武装的基础上发展的“四支队第二先遣大队”、山口一带张琛发展的武装一部分别编为第六、第八中队;泰莱边角峪一带李兆荣发展的独立营被编为第七中队,中队长李兆荣,指导员裴振华。另外,莱芜独立第三营(营长张耀辉,政治处主任秦云川)编为大队部特务连等。至5月,一大队已建有8个中队。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对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发挥了支柱作用。

根据吴瑞林同志的回忆，“莱芜孙黎”叛变的过程是这样的：

1939年9月,吴瑞林带着八路军四支队第一大队驻进莱南的石庙子地区,在这一带保卫群众秋收,保卫群众欢度中秋节。为此,吴瑞林对兵力作了部署:一中队由中队长“莱芜孙黎”率领驻东石庙子,警戒莱芜、颜庄的敌人;二中队由中队长环振民（应是郇振民）率领驻南石庙子,控制南面的两个山头,警戒新泰方面的敌人;吴瑞林带警卫连两个排,设指挥所于中石庙子。各部都安排有哨兵日夜巡逻。

这一年，庙子地区风调雨顺,群众满怀喜悦过中秋、庆丰收。中秋节之日(9月27日),群众家家户户吃饺子。吴瑞林的房东特别热情,这天晚上一定要请同志们吃羊肉佼子。吃了饺子，吴瑞林检查了巡逻的情况,至晚10点钟以后才睡觉。是夜，下着瓢泼大雨。突然间,听到哨兵鸣枪报警,吴瑞林的指挥所旋即遭到敌人掷弹筒的攻击,原来敌人已偷袭进来了。眼看指挥所的小楼成了敌人集中攻击的目标,吴瑞林迅即转移到楼下一个地窖里指挥反击,警卫连长赵肃清以及警卫员赵魁阳、小亓、李小石等同志各占据楼下的有利位置狙击来敌。对着准备翻墙进袭的敌人,吴瑞林专用匣子枪打,来一个打一个,一枪一个,弹无虚发,连续打死了20多个日本兵。赵肃清同志在这次反偷袭的夜战近战中，冲进敌群里展开肉搏战,接连刺死数名敌人。赵魁阳同志年仅18岁,个子很大,见敌人冲上来了,端着枪,上上刺刀就勇猛地向前冲刺。吴瑞林喊道:“赵魁阳,先上顶门火!”“知道了!”只见他冲上去,先用顶门火击毙了第一个敌人,接着刺倒第二个。他扔掉上衣,光着膀子,同头戴钢盔、脚穿皮靴的全副武装的敌人拚搏,敌人在他面前倒下了,退缩了。警卫员小亓和小李也都冲在前面,英勇杀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这样,警卫连的钢铁战士们打退了七八名日军的突然袭击,毙伤敌60多名;我方牺牲战士5名,伤7名,取得了反偷袭作战的胜利。吴瑞林看到战士们奋不顾身,打红了眼,想乘胜消灭剩下的10余敌人,并夺取敌人的机关枪。这高昂的歼敌情绪一时是难以制止的。这场反敌偷袭的殊死战,从中秋节午夜后2时一直打到天亮后。

上午10时战斗行将结束之际,敌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泰、莱芜的敌人出动增援。原从颜庄出动偷袭的残敌向吴瑞林的指挥所施放催泪弹和毒气弹,霎时烟雾弥漫,吴瑞林被熏昏过去了,并被炮弹和枪弹重伤多处,特别是下腹部和右腿及脚背伤得厉害。赵魁阳同志见吴瑞林同志负伤,掩护警卫员小亓和小李将吴瑞林背下阵地, 向北转移至莲花山东头的獐家屋,卫生员为吴瑞林包扎好伤口,临时搭了个床铺让吴瑞林躺下。由于流血过多,吴瑞林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这时,环振民同志率领的二中队在南石庙子已打退了新泰出动的增援之敌;一中队的第一分队队长鹿洪九同志发现中队长“莱芜孙黎”带队北去,感到“莱芜孙黎”行动可疑,又听到中庙子激战的枪声,估计一定是指挥所遭敌袭击,便主动率队在东石庙子加强警戒,也打退了从莱芜出动的增援之敌;七中队在韩勤生同志的率领下,亦赶来石庙子增援。正是在他们的掩护下,警卫连才胜利撒出阵地,并将吴瑞林转移至安全地带。

这次中石庙子所以遭敌偷袭,主要原因就是“莱芜孙黎”的叛变。“莱芜孙黎”把吴瑞林指挥所的位置、兵力和夜间使用的口令都出卖给了颜庄的日军,战斗一开始就撤离警戒带队北逃,给敌人让路,敌人才得以毫无阻碍地奔袭我指挥所。“莱芜孙黎”原就劣迹斑斑，中共泰山特委对此有所察党,李枚青、李耐夫同志还提出了撤换他队长的意见,吴瑞林和夏辅仁同志也认为调换一下职务好,但由于原特委个别同志坚持认为这些问题均属内部问题,应加强教育,而不宜撤换职务,这样才没有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让这个腐化叛变分子一直掌握着一个中队的武装,终于酿成了这次遭敌偷袭事件。所幸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才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庙子战斗的胜利,打出了泰山军分区部队的声威,受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交口称誉,因而也大大增强了莱新蒙边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团结。从此,这块抗日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始终保持了泰山区和沂蒙区之间的战略通道,保证了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间通过这条要道的联系。当然,这都是经过反复、艰苦的斗争才取得的。罗荣桓同志曾当面对吴瑞林明确指出:“开辟和保卫这条战略要道的任务,你们领导干部要亲自抓,要下大力抓。此地是敌我必争之地,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较量,甚至要付出代价,我们才能巩固地占领并保持之。”四支队第一大队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莱芜孙黎”最终也没有逃脱被枪决的命运，这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06月出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著的《中共泰安历史大事记（第1卷）》（1925.8-1949.9）中有明确记载，只是时间、地点、执行人等具体细节没有记述。

“博山孙黎”与“莱芜孙黎”，名字一字不差，都是抗战时期的叛徒，而且德行、活动地区及其相似，故很多史志研究人员甚至史志研究部门正式出版的史志资料也常常把这两个叛徒混为一谈。如，山东省出版总社泰安分社1989年10月出版、中共莱芜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莱芜党史大事记（1926年夏至1949年9月）》第71页这样记载：“（1939年）2月，泰山特委组建直属武装，泰山特委组建直属武装——4支队1大队。由吳瑞林兼大队长,夏辅仁兼政委,李枚青任政治部圭任。大队下设中队,莱芜独立1营与2营合编为第1中队,孙黎(1942年7月叛变,1944年5月被我击毙)任中队长,边逢栖任指导员;原莱芜四区青年中队与莱芜第3独立营合编为第4中队,亓象岑任中队长,秦化龙任指导员。至5月,发展到8个中队,其中1、2、4、7中队随特委活动。”显然，这是把“博山孙黎”的帽子戴到“莱芜孙黎”头上了。

防止张冠李戴正是笔者不厌其烦搜集材料整理这篇文献资料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孙黎叛变始末[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c31f82cf0102z9yc.html

[2]耿仲琳.吴瑞林史料（上册）[M]2008.

[3]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著.中共泰安历史大事记第1卷 1925.8-1949.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4]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泰安地方党史 1926-1949[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