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南博山据点、青杨杭据点、上下瓦泉据点建撤时间考证（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南博山据点、青杨杭据点、上下瓦泉据点建撤时间考证

秦克铸

    南博山、青杨杭、上下瓦泉，地处博山、沂源、莱芜三县交界处，是抗日战争时期“泰山区”根据地通往“沂蒙区”根据地最重要的通道。区内，博莱公路南线（博山-蛟龙-北博山-南博山-莱芜）东西横贯，博沂公路（博山-蛟龙-北博山-南博山-瓦泉-沂源）西线贯穿全境。当时，沿胶济铁路东去、西来的鬼子机械化部队，经张店、博山到鲁中泰山区、沂蒙区“扫荡”，来回都要经过这里。同时，由于这里位置偏远，除了几次大的“扫荡”，平时日伪顽各方势力多难企及，故而这里便成为原博山县四区最晚被“伪化”的地方，成为我党我军最巩固的根据地。据研究，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这短短的八个月（这段时间，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在五区池上李家一带活动），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均在这一带活动。从目前掌握的史志资料看，这一带真正被鬼子汉奸控制的时间，大概只有1943年春到1944年春大约一年的时间。南博山据点、青杨杭据点、上下瓦泉据点的建撤也集中在这一年内。

南博山据点

根据现有各种资料分析，1941年10月25日博山县委“杨峪突围”、李振之叛变时，南博山据点似乎还不在突围防范之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第28页李东鲁“博山十年战斗生涯”回忆，“1941年11月底（应为1941年10月25日——秦克铸注），我们县的机关、部队都住杨峪村。……西北方向传来一阵枪声……西南方向去瓦泉村路上发现敌人……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东南方向刚投降日寇的‘和平军’（吴化文部公开投降日军是1943年1月18日，此时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但经常与日本人暗地里勾勾搭搭——秦克铸注）和东北方向驻北博山村的日伪据点的情况。如果这两方面同时发难，我们就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但是，这两方面我们都派有长期坐探和临时侦察员。他们没有送来情报，说明这两方面还没有动静。”由此判断，此时日寇应该还没有在南博山建立据点。

多种史志资料记载，1942年时，南博山据点似乎已经有了。如，山东省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11）第82页张元彪写的“党领导下的早期工商联合体——益民合作社”记载，“（1942年前后）当时南博山驻着伪军,北博山驻着日军,夏庄驻着伪四师吴化文的杂牌军。青杨杭是八路军五营防地(营长孙黎,后来因叛变投敢被击毙)。”——看起来，1942年前后“南博山（已经）驻着伪军”了。这段话的问题在于：“夏庄驻着伪四师吴化文的杂牌军”的时间应该在1943年5月18日以后，而不是1942年前后。再如，冯梦令主编《淄博文史资料（第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1）魏怀隆、魏兴隆、魏坤隆“写村史发现的史料.对42年初冬反扫荡的回忆”：“地委书记刘来福（刘莱夫——秦克铸注）、组织部长姜方羽（蒋方宇——秦克铸注）、宣传部长高启云、公安局长吕建光（吕剑光——秦克铸注）及马厅同志由刘来福同志的警卫员李存德作向导，由南博山敌据点以东经刘老安摸黑爬山过岭来到离盆泉三里多的一条东北山峪里。”结合上下文看，这部分内容写的是廖荣标智破“梳篦”战，关于这段历史发生的时间，本文后面会加以分析。按照这段记载，1942年初冬南博山据点已经建立了。又如，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8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专刊,1991.06）第68页吕应杰“抗日模范村——北古德范”记载，“在党的领导下，该村的变工组织担负着生产、战斗双重任务，即除了搞好生产外，还开展对敌斗争，实行‘劳武结合’……当时,因村周围响水湾（1942年冬建立）、苗山、见马、和庄、南博山、三山等都设有敌人的据点，敌人随时都可能来犯；又因这个地方是革命老根据地，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破坏它，因此，常备不懈地保卫生产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成了首要任务。”——这段回忆应该是真的，只是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关于莱芜县开展“劳武结合”活动，山东省莱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莱芜市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2）第1040页李力修的“莱芜县抗日战争时期工作情况总结”中说，“一九四三年春荒饿死许多人，群众生活极端困苦，我们实行劳武结合，积极发展生产。”还举了几个例子。这样说来，莱芜“劳武结合”活动（运动）的时间应该是1943年春以后，而不是1942年。还有，《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43页国钜城的回忆录“我对刘家台村儿童团少先队的忆”这样记载，“一九四二年，与我村相距不远的青杨杭村和南博山村，也先后被伪军建立了碉堡。在这个时期，虽然敌人近在咫尺，环境十分险恶，但是，我们少先队与其他群众组织一样，既没有向敌人屈服，更没有被困难吓倒。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少先队有的披红戴花参了军，有的投考了我地、县设立的抗日高小、泰山中学，有的跟随村里民兵、自卫团坚持了抗日活动。”——这段话很明确地说，“一九四二年，与我村相距不远的青杨杭村和南博山村，也先后被伪军建立了碉堡。”问题在于：青杨杭据点的建立时间是1943年10月，而不是1942年，而且与张元彪“党领导下的早期工商联合体——益民合作社”中（1942年）“青杨杭是八路军五营防地(营长孙黎,后来因叛变投敢被击毙)”的说法也互相矛盾。

史志资料上有廖荣标智破“梳篦”战的记载，从中似乎可以得出1942年初冬南博山据点就已经建立了的结论。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委、共青团泰安市委、泰安市文联合编《烽火当年：泰安抗日斗争故事集》“常胜将军——廖容标” 第168页“智破‘梳篦’战”记载，“（1942年）11月7日夜，敌人推进到了博莱蒙一线。登高一望，只见蒙阴的鲁村，西到津浦铁路每隔几十米敌人就燃起一堆大火……这里往东即是伪军吴化文的地盘，北面七里远即是日军据点南博山。”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廖容标司令员率领分区机关在瓦泉与杨峪之间的山上,反敌“梳篦式扫荡”取得胜利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而且双方说的似乎都有道理：

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泰安党史资料》（1989年第1期总第16期,1989.06）第80页欧阳平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在日军‘梳篦式扫荡’下安全脱险的”这样记载：“1943年11月,日军开始对我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当时,我泰山军分区机关在莱(芜)东活动,正好落在了敌人的‘拉网’与‘梳篦式’的清剿圈内。在敌人的重兵包圉中,我们未经战斗,毫无损伤,巧妙地出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脱险。”“我们隐蔽的地点位于瓦泉村与杨峪之间的山上……”“廖容标同志在刘国柱和我的协助下，决策、部署正确。首先我们利用这块山地的有利条件，即处于莱芜、博山和吴伪三处敌人防区的结合部，也是敌人防守的薄弱点，加上山上有许多物体便于隐蔽。尤其是距离南博山敌据点较近，一且敌人发现我们，突围时可采取敌进我进之战术，出敌不意地突入南博山敌占区，以得到暂时的安全。”作者欧阳平还特别指出，“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澄清一种混淆。我近来看到一些回忆文章，把廖容标司令员率领分区机关在瓦泉与杨峪之间的山上，反敌‘梳篦式扫荡’取得胜利的时间，说成是1942年冬季;还有的说是吉山战斗后，廖司令从淄河区赶回莱北处理吉山战斗善后事宜，途经博莱县，遇到敌人大‘扫荡’而发生的。……我以为,应当给予纠正,再不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下去。那次反‘扫荡’,我不仅是当事人之一，而且是协助廖司令进行指挥的人之一。所以我有责任写出这篇回忆文章,予以澄清。”——看，当事者都出来澄清了，廖荣标智破“梳篦”战的时间是1943年11月，而不是1942年11月。

然而，就在欧阳平的文章刊出后不久，马洪新就给《泰安党史资料》编辑部去信，对“我们是怎样在日军‘梳篦式扫荡’下安全脱险的”一文做了三点说明（详见1990年06月出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7期）》第173页），“（一）我记得时间是1942年11月，不是1943年11月。1942年环境比较恶化，敌人扫荡频繁。1943年7月我军即开始对吴化文第一次讨伐战役，形势大有好转。1943年末日寇对北沂蒙有一次扫荡，不太严重，不是梳篦式大规模的。（二)1942年博莱县独立营一个排，由营长郇振民同志带领，占据池上乡鹿疃村北无儿顶山，其任务是对抗占据池上镇的吴化文反动部队。1942年11月25―27日，扫荡北沂蒙的日寇千人，由南而北以梳篦式战术逐步向博山城移动。郇振民同志得到情报后，认为敌强我弱，无儿顶山不可能占得住，随之除留极少数人看守山寨外，大部分部队离寨向西转移到夏庄，随之向住在下瓦泉的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报告。当时，我在泰山地委工作，与郇振民同志多日住在一起研究对吴斗争问题。得到敌人扫荡情报，日寇已至上庄，距夏庄仅3里。研究后，撤到夏庄西山双孤堆隐蔽。但到山上，已被敌发现包围，与敌展开激战，毙敌二、三十人，郇振民同志也壮烈牺牲。夏庄西山距军分区廖容标司令率部队隐蔽的山头松子崖仅10余里。此地枪响后，敌人认为是我主力部队，四周敌人部队均向夏庄西山集结包围。军分区安然无事，一是隐蔽巧妙，判断正确。二是夏庄西山战斗吸引了敌人，也是重要原因。夏庄西山激战郇振民同志牺牲，是1942年11月，因之，军分区脱险也是1942年。(三)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率部队脱险，事后曾听博山区议长王寿清(1938年堂天道团长)讲，廖司令曾征求他的意见，隐蔽在何处为宜。王建议隐蔽在瓦泉村以东、杨峪村以西、尹家峪以南松子崖最好。廖司令同意后，即将部队藏在松子崖。当时王寿清住在尹家峪……”。

笔者以为，从1942-1943年的抗战形势与廖荣标智破“梳篦战”、郇振民血洒桃花岭之间的逻辑关系上说，马洪新的“说明”应该更有说服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南博山据点早在1942年11月就已经有了。

按照刘惠之的回忆，南博山据点的建立时间应该是1943年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08）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第60页记载，“1943年2月，博莱县委决定调我到下庄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我初到下庄区任职几天后，适逢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志到常庄区的高家庄与下庄区只有一河之隔检查指导工作，通知我和赵的之同志(区委副书记)去汇报情况。……晚饭后,莱夫同志和我俩一道到该村北封山头的山角处，在这里可以眺望到东北方向的南博山村的西封山项。我们隐约地看到刚刚‘蚕食’到该村的博山伪军，正在逼迫民工为其在山顶上修炮楼……”。刘惠之的回忆还说，1944.5年“火烧辰巳山炮楼”以后，“恢复了1943年以前的状态”。什么状态？刘惠之没有说，笔者理解，就是王家庄以南（除下庄外）没有敌伪据点。按这样的理解，南博山据点的建立一定是1943年以后的事。

那么，南博山据点会不会与下庄据点一样，也是几次建立、又几次撤离呢？应该说还是有可能的。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马鞍山保卫战》第139页就这样记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在日伪军对沂蒙区中心根据地进行的一月的反复‘扫荡’中，博山四、五、七区几乎全被敌人占领。博山是敌人必经之路，‘扫荡’后敌人又设了若干据点，使我根据地只剩下几个能公开活动的村庄，形势更加恶化。根据‘隐蔽精干、敌退我进’的原则，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组织武工队、县大队、区中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特务，保卫群众利益。”既然“博山四、五、七区几乎全被敌人占领”“根据地只剩下几个能公开活动的村庄”，南博山在1943年以前就有敌伪据点也是很有可能的，也许就是鬼子“扫荡”时建立的临时据点。

南博山敌伪据点建立过几次，查不到任何资料记载。但无论如何，南博山据点确定是有的。

南博山据点的兵力配置情况一直是个谜。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查到南博山敌伪据点到底驻扎有多少鬼子、多少伪军，武器配备情况如何。现在推测，南博山据点应该是北博山据点的延伸或附属，这与刘惠之的回忆（“日寇一个小队住在北博山,对周围其他据点进行控制。该村还有伪警察所、伪区公所、伪警备队等,是博山日伪军住在该区的中心巢穴。”）是吻合的。这样的话，南博山据点很可能只驻扎少量伪军，而没有鬼子常驻。

南博山据点的撤离时间，按照刘惠之的回忆以及《中共博山地方史》的记载，是1944年3月4日。中共博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博山地方党史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05）第131页记载，“（1944年2月25日，下庄据点梁锡九率部逃窜）盘距在南博山的敌人闻讯后,于3月4日夜间撤走,从而使下庄区基本恢复了1943年以前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青杨杭据点

青杨杭据点的建立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建立于1942年九月初九，另一种说法是建立于1943年10月6日。

刘惠之在“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一文回忆，“这一年（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公开投降）的10月6日，伪三方面军另一个独立营以叛徒孙黎为营长，带着两个连90多人住进了青杨杭，也安了据点。至此，在我下庄区的31个行政村中，就有西石、中石、淄井、朱家庄、洪山口、北博山、辰巳山、南博山、下庄、上庄、青杨杭等十几个村成为敌人的据点。日寇一个小队住在北博山，对周围其他据点进行控制。该村还有伪警察所、伪区公所、伪警备队等，是博山日伪军住在该区的中心巢穴。这样，敌人就把从博山至沂水的南北公路线全部打通，可以左右逢源，互相策应，横行霸道了。”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77页李东鲁“敌穴锄奸记”记载，“内海是个刁诈的家伙，就想把他作为一只钉子，楔到我根据地的前沿地带，利用孙黎这条死狗在独立营打游击的经验和熟知我们情况的特点，来为他们封锁我根据地服务。在内海的支持下，孙黎搜罗了叛徒、特务、变节分子，拉起了一支有三四十人的队伍。为了虚张声势，他们择定了黄道吉日，在日寇宪兵队和北博山几个据点的敌伪军兵力配合下，于一九四二年阴历九月初九（1942年10月18日）,杀气腾腾开进了我根据地前沿青杨杭村。他强拉民工，修碉堡、筑围墙，同时又把青杨杭村和张家庄两个村，组织成一个所谓联合办事处，妄图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保住他这块反革命的小地盘。怕死鬼孙黎，虽然挂着一个少校营长的头衔，但自己看看不仅兵力少得可怜，而且对这些兵他自己心中也有数，和自己也差不多，都是些怕死鬼，他更怕的是我们根据地民兵的厉害，所以他从未敢在青杨杭他的堡垒里住上一宿。他每次从城里到他的据点里走一趟，就像脚下有钉子扎着一样，提心吊胆而来，慌慌张张而归，唯恐呜呼哀哉了。” 一九四二年阴历九月初九，按阳历是1942年10月18日。结合李东鲁其它回忆多有时间差错（如，“杨峪突围”时间，“孙黎叛变”时间等），笔者推测李东鲁的回忆，日期是对的，但年份有问题，比起担任下庄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刘惠之的回忆，可信度略差。所以，青杨杭据点的建立时间，我们可以确定为1943年10月18日。

关于青杨杭据点建立于1942年的旁证，还有《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43页国钜城的回忆录“我对刘家台村儿童团少先队的忆”，但这段回忆与山东省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11）第82页张元彪写的“党领导下的早期工商联合体——益民合作社”记载是矛盾的。这里不在重复。

青杨杭据点的撤离时间，李东鲁回忆是1944年三月初三（阳历1943年3月26日）， 刘惠之回忆是1944年2月21日午夜。

据刘惠之“忆博莱县下庄区的对敌斗争”记载，“1944年春节前后的一个夜晚，西邢家村的部分民兵从刘家台村北绕到青杨杭河北的土崖头上，冲着孙黎的据点，大声喊道:‘孙七子 (孙黎的小名)！你摸着肚皮想一想，你带着咱们英勇抗日的八九十个好战士，八九十条好枪叛变投降了日本鬼子，把枪交给敌人又用来打中国人。你把几十个好同志送给敌人，至今生死不明。这些同志的家里都有父母，有老婆孩子，他们对你这个王八蛋多么痛恨。你孙七子今天又返回头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安据点，要吃要喝迫害自己的父老乡亲。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还有一点人味吗?’这些一五一十、实实在在的喊话，确实是击中要害的。这些喊话促使孙黎本人亲尝了众叛亲离之苦，也对他的下属起了分化瓦解作用。”“为了分化敌人，我们从各方面开展工作。孙黎当时的部下只有两个连，其中一个连的连长叫李子平。原是我金山区区长，后任我敌工站站长，归县敌工部直接领导。一次，敌工部长毛梓材同志派他到伪中队长唐云芳那里去了解情况做唐的争取工作。结果被唐扣起来，并威胁李子平说，如果你不投降，宪兵队立即就到你家里去抓你母亲作人质。李子平本人确有愚孝之心，怕他母亲受害，只好被迫投敌。他投敌自首后回家向他母亲作了回报，他母亲极为气恼，训斥他说:‘我两个闰女女婿一个儿子都在外头抗战，虽然汉奸天天来欺侮我，但是他们走了后我在邻家百舍面前觉得理直气壮很光荣。没想到你这个不争气的孬种竟投降了敌人，叫我今后出门怎么见人说话呀!’他母亲这番话刺透了李子平的心，使他追悔莫及。当时，李母痛斥逆子的事在我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称颂她是活着的‘徐庶之母’。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确定要先做李子平的工作。一次，我们让南博山的伪镇长尹象周(我方人员)同志把李子平叫到刘家台村刘珍庭的家里，我和毛梓村同志与李子平亲自谈话做他的工作。记得毛梓村同志明确地这样讲，你身为我党的敌工站站长却经不住敌人的欺骗威逼，向敌人屈服自首了，又在敌人内部当了什么连长，应该感到羞耻!但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你们这个独立营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孙黎。因为他出卖了咱们那么多同志，是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早晚要受到人民的处决。只要你能想方设法打死孙黎，其他人都可以立功赎过，既往不咎。当时李子平表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后来他也真那么做了。向敌伪多次进行政治攻势和分化瓦解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孙黎与驻南博山的伪军有矛盾，我们也有意识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做到让南博山之敌在我打击孙黎之时持中立态度，最好见死不救。1944年2月20日，县独立营教导员于松山同志带队来到我区。朱涛、马标等同志向他回报了我们开展斗争的情况。当晚，由马标同志当向导，于松山、于波、朱涛等同志亲自到青杨杭村里了解情况，观察了地形，次日在邢家庄召开了会议，分析了以下情况:伪军每天早6点在大门外广场上出操，若在马汝美家北屋东头厨房的屋顶上放一挺机关枪，对准北庙大门，只要机枪一响，就能全部封锁敌人的退路。再在广场周围都设上埋伏，只要机枪一响全线出击，定可大获全胜。这个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付诸实施。第二天一早我部队、民兵都按照部署各就各位后，早六点敌人倒准时出操了，遗憾的是我们的机枪却出了故障，没有打响，反而被敌人发觉，一窝蜂似地窜回院内，关了大门，开枪抵抗，我们不得不全部撤下来。这一仗虽然没有打好，却叫本来就战斗力极差的伪军慌乱了阵脚。21日午夜，敌人乘我未再包围之际，悄悄爬出据点，偷偷溜走了。第二天我军民发觉敌人被吓跑了后，无不欢欣鼓舞。经过清理敌据点，虽未缴获什么枪弹，但缴获了伪军装一宗，为后来攻克敌下庄据点创造了条件。”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06）第177页李东鲁“敌穴锄奸记”记载，“一九四三年阴历三月三（阳历1943年3月26日），讨吴战役发起了，我们借这股东风，对青杨杭据点进行了三面包围，把孙黎挖空心思经营的这个据点一锅端了。我们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把争取过来的一些人放回去，让他们混在敌人营垒之中戴罪立功，为我们做工作。”

考虑到青杨杭据点远比南博山据点偏远，也没有南博山据点大而重要，既然南博山据点早在1944年3月4日就撤离了，青杨杭据点没有条件和理由坚持到1944年3月26日。还有，刘惠之说的（2月21日）“从青杨杭据点缴获的伪军装为后来攻克敌下庄据点（2月26日）创造了条件”，前后有逻辑关系。既然下庄据点早在2月26日就攻克了，青杨杭据点也不会拖到3月26日才撤走。再考虑到李东鲁其它回忆多有时间差错，与《中共博山地方史》记载也有出路。笔者感觉，李东鲁的回忆远不如担任下庄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刘惠之的回忆可信度高，故青杨杭据点的撤离时间应该以刘惠之的回忆和《中共博山地方史》的记载为准，即1944年2月21日夜“偷偷溜走”。

至于青杨杭据点的兵力配置情况，同样应该取信于刘惠之的回忆，即两个连90多人，而不是李东鲁说的三四十人。

上下瓦泉据点

上下瓦泉是博山县四区最后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就曾经常活动于上中下瓦泉、杨峪一带，博莱县建立以后的县委县政府也活动在这一带。

《中共博山地方史》上并没有敌伪在上下瓦泉建立据点的记载。“【颜山孝水】博山传统村落记忆.下瓦泉村”中有这样一段介绍，“1943年日伪军先后三次将下瓦泉的住房全部烧光后，妄图以凤凰山庙宇为据点，长期霸占。”“1944年春由抗日支队领导人边首之带领百姓忍痛将凤凰山庙宇拆除，并将1926年所建的防匪围墙也一同拆除。”这段介绍中，第一句话“1943年日伪军先后三次将下瓦泉的住房全部烧光后，妄图以凤凰山庙宇为据点，长期霸占。”说明只是“妄想”并未变成现实，第二句话“1944年春由抗日支队领导人边首之带领百姓忍痛将凤凰山庙宇拆除，并将1926年所建的防匪围墙也一同拆除。”肯定有问题，因为边首之早在1942年1月就因病去世了。

关于上下瓦泉据点，真正有价值的记载是吴瑞林著《鏖战齐鲁.抗日战争回忆录》（金城出版社,1995.08）“回师沂蒙”中的回忆，“1941年11月至12月,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胜利跳出敌之合围圈，转至外线指挥作战。敌以重兵合围我主力扑空后，便在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区内分区‘清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并在一些重要村镇建立了据点，还修筑了公路网，妄图分割、控制我根据地。这时，山东纵队和一旅旅部命令我团返回沂蒙山区，夺回被敌占据的村镇，使被敌分割的根据地重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我和李伯秋等同志率全团主力回师南下。部队满载荣誉，高扬军威，由博山直趋莱东，沿途连拔博山上、下瓦泉两个敌据点，到达莱东响水湾稍事休整，即穿过蒙山，回到根据地中心边缘地带沂蒙边，连夜进至蒙阴城北35公里处的野店镇……”。

从吴瑞林的这段回忆看，上下瓦泉的确有过敌伪据点，但存在时间很短。估计大概就是1941年11-12月大“扫荡”时建立，不久吴瑞林团长带兵挥师南下即被拔除。

山东省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淄博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淄博抗日英烈,淄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06）张庆丰蒋衍刚“正气凛然的郇振民烈士”记载，“（1942年）11月10日，部队刚到达下庄庙子岭不久，就连续收到了3次情报:西边，张家台的鬼子扑过来了!爬上山顶一望，果见鬼子黄压压一片正朝这里蠕动。北边，也有鬼子向我活动。南边，鬼子也从下瓦泉村出发了。独立营被三面来的敌人包围了。”这段记载说明，当时下瓦泉已经被鬼子占据，但记载没有说是从下瓦泉据点出发，或许那时鬼子正在下瓦泉一带“扫荡”而已。

总之，上下瓦泉曾有敌伪据点确定无疑，但存在时间很短即被拔除也是真的。或许正是因为存在时间很短，史志资料上才没有记载。

那么，在吴瑞林拔除上下瓦泉据点前后，上下瓦泉有没有敌伪据点？最近，读到张国卿（原名张允澄，中共地下党员，吴化文部下级军官）在“我所参加的沂蒙山区第一次反扫荡”一文，该文回忆，（1939年）“六月底，我们在莱芜东部地区活动时，鲁村、南博山之敌数百前来扫荡，我们则逆敌而上，悄然东潜，偷袭了鲁村以北的九会和博山以南的上瓦泉两处日军临时据点，西来之敌乃仓惶回扑，而我们则又掉头西去，潜入莱芜、泰安交界处隐蔽。”由此看来，敌伪每次大“扫荡”都会建一些“临时据点”。上下瓦泉在敌伪大“扫荡”中肯定不止一次地建过“临时据点”。这种“临时据点”，敌人过来时建立，走了也就自动撤离，存在时间几天不等。敌伪大“扫荡”中这种“临时据点”很多。因为是“临时”的，不在我们的研究之列。